口述 刘云兰
整理 邹滢颖
2006年的6月19日，我在望湖宾馆过了80岁的生日，我穿最正的红色衬衣，戴黑色太阳镜，从家里出门，我的亲戚朋友看到我这身装扮都喝了好，和我在台上演戏时听到的“好”一样大声来劲。我有一米六七的个头，身板硬朗，几乎所有看到我的人都不会相信我有这把年纪了。
这个生日是我的儿女们为我操办的，也就通知了几位老朋友，想不到那天竟来了150多个人！有儿时在上海和我一起练功、一起登台的小伙伴，也七老八十喽；有点拨我的恩师，有京剧界的名角，有和我一起蹲牛棚的老搭档，还有我的学生和戏迷……他们都想来看看我这个老太太！和我年纪相当的演京剧的很多都走啦，包括孩子他爸爸、我先生鲍毓春，他长得可美了，我和他风风雨雨半个世纪，可他走在我前头了。他和我曾经是杭州京剧团的双头牌呢。
生日宴会上，很多人都提起我和先生的往事，盖叫天的孙女也说了一件事，说我曾经在“文革”时，给他们家帮助过。唉，我那是报恩啊。没有盖老的提点，我和他同台不了，我就和他演过一回戏。那是1959年，国庆10周年，我们在杭州人民大会堂演盖老自编、自导的大型历史京剧《垓下之战》，盖老演霸王，我演虞姬。我那时30出头，盖老已是70开外了。
这场戏场面非常气派，你知道虞姬我出场的时候有20多个宫女簇拥着亮相哪，都是从浙江各处调来的小花旦；盖叫天出场呢，有32个小武生跟着，都长得好极了。
第一出
活猴出山
我演京剧，我的父亲、爷爷也演京剧，我们这一脉有着一百多年的京剧传奇。
我爷爷郑长泰，是当年名闻大江南北的“赛活猴”，他是郑派猴戏的奠基人。而我的父亲刘汉臣，至今还有人说他是“秋海棠”！他年纪轻轻就唱红了天津、上海大码头，红得发紫，可他却在最红的时候被军阀害死了，才活了24岁。
他死后，有一个叫秦瘦鸥的作家写了一本小说叫《秋海棠》，这本小说在上个世纪40年代影响非常大，就像现在琼瑶写的东西，青年男女看他在上海《申报》上写连载小说，都跟牢看，哭得死去活来的。
秦瘦鸥在小说的前言里说，秋海棠的原型并不只是一个人，他是结合了好几位名角的身世写的，但是我父亲刘汉臣的故事在上世纪30年代的《申报》上就登过，有名的冤案啊，他的秋海棠有我父亲的影子。四十年代拍电影《秋海棠》的时候，剧组还来过我家，看过我。秋海棠的女儿叫梅宝，我的小名叫金宝，就差一个字。
我爷爷姓郑，我父亲却姓刘，这是为什么呢？
我爷爷是河北保定农民，是孤儿。当时有个草台戏班子走江湖，常到我爷爷的那个村子演戏。天黑下来时，戏班子都要在一个高竿子上挂油灯，我爷爷很机灵，喜欢去帮戏班子挂这盏油灯。戏班的人见他嗖嗖几下就爬上了高竿，不一会儿，一团黄色的火焰就在高处了，都十分喜欢他。其中有一位姓刘的师傅，自己没有儿女，看我爷爷孤苦无依，就收留了他，请人教他演武生戏。我爷爷基础好，肯吃苦，几年之间，竟成名了。爷爷对师傅说，您传了我这艺术，我就姓了您的姓，给您当儿子。我爷爷留了两个儿子姓郑，其他四个全姓刘。
我爷爷是郑派猴王，他扮的孙悟空不是那种画得美美的美猴王，他是大马猴，我爷爷演得比猴子还灵巧。他功夫好，夜里会“劈叉”睡觉，有时拿着大顶（倒立）就睡着了。他还会改戏，一改就成了他自己的绝活儿。他唱《反西凉》时扮马超，当听到马岱来报“……将父帅刺死”之后，按一般演法是站起，吃惊、昏厥坐在椅子上，而他却是站起、吃惊、“哎呀”一声连人带椅从高台（桌子）上翻下后，仍坐在椅子上，再昏厥。这种功夫，观众都要拍案叫好的。此外，他只要演从高空翻下的动作时，总是要“三张半”（即三桌一椅摞在一起），而且从上翻下，干净轻松。
我爷爷怎么在上海出的名？说来很好笑，那我也是听说，你当不了真。听说我爷爷的戏班子曾经被招到皇宫里去演过戏，一旦替皇家演了戏，按规定就不能随便给老百姓唱戏。这宫廷里不需要你的时候，整个戏班子竟会断了生计。爷爷没办法，干脆把全班的人改成了插旗保镖，替人走镖赚钱。他有时也会去朋友的戏班帮后台的忙。有些演员看到他那么大的个头，在后台忙活道具，心里很奇怪，却不知道眼前的人就是赛活猴。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爷爷带着三个徒弟到了上海，在一家戏园子里搭伙。戏园老板有一次听说我爷爷不是只会管道具的，他还会唱戏，就叫他演一场试试。爷爷说那就演《金刀阵》吧。老板将信将疑，海报是贴出去了，但戏码排在了最后的最后，就是送客戏的位置上。
这送客戏一般角儿是不演的，是给刚出道的人混碗饭吃的。那晚上，谢幕以后，观众正穿上大衣准备散去，只听后台一声高喊“开山哪——”，不禁都停住了脚步，一看一大个儿的猴王抱着一碗口粗的金箍棒出来了，再定睛看，那猴王把金箍棒往台上一戳，就嗖嗖顺杆往上爬，爬到顶上还横倒了，成了一个T形。这还了得，穿上的大衣又脱下来，观众全回座位上叫好呢！这出《金刀阵》一下子在上海炸了窝，戏园子天天客满，“赛活猴”的名气打响了。
第二出
海棠喋血
我爷爷在北方有一房奶奶，到南方后又娶了一房，是苏州人。这苏州的奶奶生了四个儿子，我的父亲刘汉臣排名第三。
从小和家人一起在上海学戏，我父亲基本功练得特别扎实，再加上天资聪明，人又长得俊俏，爷爷一心想把父亲培养成一个角儿，父亲的艺术进步很快，文武全才。他还拉得一手好胡琴，不像我不会乐器。他十六七岁开始就出头了，到二十几岁时，演《卧薪尝胆》里的勾践最有新意，最被观众看好。父亲在上海滩成了名，和现在的歌星一样，刘老板走到哪儿都有人追。这时天津新明大戏院的经理赵广顺，因为与我爷爷有师徒之谊，所以请了我父亲去天津演戏。
这新明大戏院是清末民初时天津最红火的戏园子，原来叫下天仙茶园，京剧名家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许许多多名角都在这个戏院当过台柱子。天津的老百姓都知道“要看好戏去下天仙”。我父亲一被请去，就有新戏带去，他每次去，戏园子就会摆满了观众们送来的花篮，连周边地区的农民也赶着马车、带着干粮来看戏。你看我这儿存的一张剧照，是1925年，他和欧阳予倩同台演出《打渔杀家》的，他和当时的进步人士走得比较近，欧阳予倩、田汉都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小时在上海，他们还来我家看过我，我有这个记忆。
1926年中秋过后，赵广顺把我父亲和奶奶一起接到了天津。我父亲推出了新戏《济公传》，又一炮走红。这一年他还娶了我母亲，恩爱非常。
事情就出在一个姨太太身上。这位姨太太是奉系军阀褚玉璞刚纳的小妾，才16岁。这褚玉璞生性非常残暴。当时任直隶军务督办兼直隶省长，在天津呼风唤雨，谁也不敢惹。偏生这小妾耐不住寂寞，竟在褚玉璞出差的当儿，迷上了看戏。也是鬼使神差，她竟也迷上了刚红火起来的《济公传》，迷上了我父亲。
我父亲哪儿知道这些情由，他刚刚还接到了我母亲怀上我的喜讯，正喜滋滋地想当爸爸呢。这姨太太因为有褚玉璞的身份护驾，常常跑到后台来东摸西看，戏班里的人都拿她没办法。何况年纪挺小，胸无城府的样子，我奶奶便也接待了她。这下子是再也说不清了，这姨太太很容易地就拿到了我父亲的戏妆照，而这时我父亲还被蒙在鼓里。
1927年开春，我父亲一行去北京第一舞台演出，这姨太太竟会跑到老龙头火车站去为他们送行。现在的歌迷去飞机场接明星很正常，可那时，不得了，被小报记者抓住，立马添油加醋变成了一个桃色新闻。
等褚玉璞办完公差回来，刚进天津城就听到了新姨太的传闻，这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他直奔回家，拉开了新姨太的化妆台，我父亲的剧照出现了。这时任凭新姨太怎么解释，暴戾成性的褚玉璞都不相信。这姨太太呢脾气也挺倔，死活不认和我父亲有关系，褚玉璞恼羞成怒，竟开枪把她杀了。
等他静下来以后，所有的怒气都冲向了我父亲，他派人直接去北京抓人。我父亲在北京第一舞台的后台，还没来得及卸下髯口，就被一群持枪军警带走了，罪名是借演戏之名，宣传赤化。是赤化党，这罪名就是个死字。我父亲被押回了天津。我父亲直到临死前还在问看守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
唉，这其中，为了救我的父亲，除了拼命使银子打通关节外，赵广顺和我奶奶还找过梅兰芳。梅兰芳对这件事也非常关心，他陪我奶奶又找了杨小楼和余叔岩，这三人联名去给褚玉璞的老乡、同僚张宗昌发了请求保释我父亲的电报。但是没有用。褚玉璞反而更加恼火。他命令手下即刻把我父亲正法。尸体就放在新明大戏院的门口，谁也不许收。
我母亲，17岁身怀六甲的母亲，当时就受了刺激。去新明大戏院的和平路上放满了戏迷们送来的花圈，我母亲一直记得，记得这条路都是白色的，她后来几乎足不出户，真要出门也要绕开那条路走才行。
第三出
鸾凤还巢
我和母亲相认是解放后的事了，她来杭州，我去城站火车站接她。她下车后走得很慢，像从雾里走出来的。30年没见，她一看到我，就说像，像我的父亲，她都不要看什么证明，就认了我。但是我问她父亲这一段事，她都不肯多说。
这么说来，我是遗腹女。我母亲生下我后，为了避开军阀的再度迫害，我奶奶和北边儿的大爷抱着我，船头放了父亲的骨灰，坐船离开了天津，投奔上海的大伯刘坤荣。我那北边儿的大爷因为一向喜爱我父亲，这异母兄弟，爱屋及乌，对我非常疼爱，我是他从小带大的，我小时都睡在他的臂弯里。他一生没有娶老婆。
我到上海后就成了刘坤荣的女儿，刘汉臣这个名字再也没人提了。我大伯原也是汉字辈的，因为我父亲的原因，也改了名。我这大伯厉害得很，人也聪明，特别会捣鼓一些道具、机关。他后来当了上海大舞台的经理，一当就是十年，当时的上海滩，他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
我9岁开始练功学戏。大伯请来了刘玉琴、芙蓉草、金碧玉等几位京剧名家到家里来给我开蒙。我的开蒙戏以武旦为基础，后来也学唱。旧社会学戏都非常苦，老师打你是家常便饭，你看我右手的无名指都被打折过，现在都竖不直。我大伯一心想把我培养成文武双全的名旦角儿，到11岁时，我的基本功都练得差不多了，也会几出小戏，什么《拾玉镯》呀，《小放牛》呀，我就开始被黄包车拉着在上海的弄堂里转，唱堂会时他们把我也放台上讨个彩头。我开始能挣钱了。
到了16岁，我身体都长开了，师傅们都夸我扮相俊美，又因为我有武戏的底子，什么“出手”、“蹻功”都很拿手，演刀马旦就十分受观众的欢迎。《穆柯寨》里的穆桂英，《白蛇传·金山寺》里的白娘娘，《花木兰》里的花木兰都是我的看家戏，我在上海大舞台成了挂牌的角儿。我大概是越来越能挣钱了，这竟让我发现了自己的生身父亲不是刘坤荣，而是刘汉臣。
事情是四伯家和大伯家发生家庭纠纷而闹开的，四伯认为我挣的戏银子应该也有他家的一份，说恼了便冲口而出，说我也不是大伯亲生的，怎么能独霸？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了避免灾祸，他们瞒了我，也瞒了我母亲。我母亲只道我在南下的时候死在船上了。我听到自己不是大伯的女儿，心里只觉得害怕，我是无父无母的孩子呢。我后来去龙华公墓看过我父亲的坟，一座孤坟，墓碑上面除了刘汉臣三个字，啥也没有。
我这个人没有上进心，没有想成大名的念头，我从小是害怕惯了。但是更让我害怕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大伯只想把我许给上海滩的大亨、资本家做姨太太。我被好几次带到这些人的家中，在黑洞洞的大房间里看到上了年纪的男人躺在榻上抽着鸦片问我话。
我太害怕了，我不能答应，我坚决不答应。正好这个时候，我随戏班子去温州演戏。
温州给我带来了福气。我遇见了我未来的先生，他叫鲍毓春。他长得很美，高鼻梁深眼睛，人称“美国武生”，我们俩是一见钟情。我们在温州同台唱戏，深深相爱。然而我们的结合遭到了我家庭的强烈反对。
我大伯仗着他在上海滩的势力，把鲍毓春的师傅鲍小林班主找来了。一屋子黑压压全是人，当时的气氛太紧张了。我只听见鲍班主在赔不是，请我大伯开口。我大伯二话不说就在桌子上插了两把菜刀，我一看就吓傻了，腿也软了，嗵的一声跪在了地上。我求大伯饶了我和毓春。最后大伯开了价，让我在上海大舞台再给他唱三年，帮一年，就是这四年里的戏银都归他。我想也是该的，毕竟是他教会了我演戏。
第四出
看水流舟
我和鲍毓春结婚后，没两年全国解放了。我们进入了新社会。我和名角儿配戏的机会越来越多。我给梅兰芳跑过宫女，给张君秋的《四郎探母》演过四夫人，和言慧珠配过《姑嫂比剑》。我的戏迷啊在我生日那天给了我一张非常珍贵的旧报纸，是1950年3月的《解放日报》，广告栏上面是上海市戏曲界为皖北灾民义演的戏单子，地点在天蟾舞台。在《大泗洲城》的戏名上头排着四大水母的名字，周菊芳、班世超、刘云兰和阎少泉，当天盖叫天和周信芳也在那戏台上演《（全部）甘露寺》。我是四大水母中唯一一位女性，我的四根鞭耍得台下的观众一个劲叫好。不过比起那些名角儿，他们的名字做成霓虹灯是躺在戏院门楼上的，我的名字就只能做小了站在他们边上。
1953年，我和鲍毓春被组织安排到杭州京剧团，我先生当团长。当时杭州京剧团是一个民营剧团，条件很差，几副行头还不如我自己带的那一套好。我自己的行头，比如穆桂英穿的衣服，前襟有金丝滚边，那是我拿了小金条叫工匠捻成金丝绣上去的。条件差，人才跟不上，我们俩和杭州京剧团共渡难关，直到它转成国营，最后成为浙江京剧团。
我们当时的家在江山弄，和剧团挨得比较近，我们家天天都有人来，而且都是不同的人，我先生人缘是太好了，大家都愿意和他交往。我和先生当时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我和他都有300多元的工资，加起来600多元，当时一般的职工一个月就二三十元的工资吧。我先生心肠好，做人很讲义气，出手大方。我们没有买过私宅，都是吃光用光的。我先生最多爱买些古董，可惜这些宝贝“文革”时都被抄了。
1957年，我忽然接到了一封从天津写来的信，问我是不是刘汉臣的女儿。原来我的母亲在一次很偶然的聊天中，听人说了些我的事。她不敢相信，还请梅兰芳剧团的刘连荣老先生写信来浙江省文化局打听过我。我自己当然已经清楚了自己的身世，但我也不知道我的母亲竟还活着！我们母女相认时，我都30岁了！母亲后来嫁给过一位教俄语的老师，但没有孩子，收养了一个女儿。这位天津的妹妹与我仍有来往，我过几天又要去看她了。
到1966年，我们家的厄运开始了。鲍毓春是杭州文艺界最早被批的人。党校里贴满了他的大字报，他非常害怕，对我说，他不行了，要蹲大牢了。这么乐观的人竟想着要自杀，我不停地劝他。不过情况很快有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被拉出来，戴上帽子进行批斗，就连邻居家烧饭的老头也被打成了反革命。这一来反而心宽下来了。
也许我们平日里待人厚道，我们被关在三台山的牛棚里时，除了扫厕所扫地，倒也没有挨打，没有受太大的罪。他们对我说，只要我能和鲍毓春划清界限，我就能回家和六个儿女团聚。我不肯，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和他划清界限。我只是想孩子们。革委会的人说，谁能背出毛选中的文章，谁就能见家人一面。我就赶紧背出来，我先生却背不全。我看完孩子回来后，就往他手里塞了小纸条，告诉他家里的情况。
还有一次，管我的人偷偷给我安排了一次去平海池洗澡的机会。我在澡堂竟碰到了孩子们的阿姨，我对她说我想见小云，她是我的大女儿，她当时15岁，在管着我们的家。我这孩子一听到消息，就从庆春路一路跑到平海池浴室。我们在浴室的小格子间里见了面。我第一句问的是，有没有被造反派看见？我怕丫头啊受连累。很辛酸的。
说起来，戏迷是真好。我们戏曲界的八大头牌，宋宝罗、陈大濩、张二鹏、赵麟童、陈幼亭、李瑛和我们夫妻俩一起在东坡剧院被批斗时，批完了走下台，观众们都要轻声和我们讲，每一个他们都要讲到：不要怕、要挺住，作孽啊。
我从牛棚里出来后，就不想唱戏了，我去艺校当了老师。“文革”后，我们都平了反。晚年生活很幸福，什么病都没有，听听邓丽君，打打麻将牌。我还享受国务院对老文艺工作者的特别津贴，目前杭州京剧界就三人有这个光荣吧。我的孩子们有的在日本，有的在美国，都不吃唱戏的饭了。
我的孙子姓芮了，这是他们爷爷的本姓，什么事都会回到根里去的。我们家这一代代很传奇，在不同的世道里过着不同的生活，就像演戏，生生世世一出戏，悲剧喜剧都要演，锣鼓丝竹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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