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1896—1970),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笔名西滢。他的表舅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正是在吴的资助下,陈西滢于1912年在英国读的中学,后在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求学,主攻政治经济学专业,1922年获博士学位。
回国后开始在北京大学外文系担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担任文艺部主编,随即开辟《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另外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等作家作品。1927年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
陈西滢和凌叔华
《京报副刊》(当时主编孙伏园)刊登出一篇文章,说《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的篇首图案剽窃了一位英国画家的作品,这让徐志摩感到非常难堪,立刻致信孙伏园,说是疏忽,还写了一篇说明,解释缘由。
本来这样一桩笔墨官司牵涉不到陈西滢,但巧的是,这期副刊刊登了陈太太凌叔华的小说《中晚秋》,本来也不要紧,但编辑未经证实就在“编者按”里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一并致谢”,正是这句话成了论战的导火线。
这事在当时成为一件丑闻,给徐志摩和凌叔华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虽然后来也登报做了更正,但还是给凌叔华心里蒙上一层阴影。这不,陈西滢后来与鲁迅开战,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的剽窃”,内容来自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对于陈西滢的胡言乱语,鲁迅才意识到,“陈源(陈西滢)教授大概亦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
鲁迅自然要对无端泼脏水的陈西滢进行多轮次反击,直至陈西滢难以招架。后来陈西滢主编《闲话》专栏,发表数量不少的杂文,反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论战由鲁迅和陈西滢两人之间,上升到新文学阵营的两派纷争,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上的交锋。
徐志摩、林徽因等和泰戈尔
1925年前后算是当时文坛的多事之秋,发生了北京女师大风潮,鲁迅等人坚定站在学生一边,而陈西滢等人则唱反调,针锋相对。再后来,鲁迅先生连珠炮一般的杂文,像“匕首”一样发出来,横扫文坛火力十足,陈西滢岂是对手,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可怜的陈西滢,直到离世,估计也是没想明白,自己的立场和小器断送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位子。
陈西滢著作有《西滢闲话》、《西滢后话》、《多数与少数》。译著《父与子》、《少年维特之创造》等。虽然著作不多,但如果说他的文字一文不值,甚至一点都没有可看的地方,那也是不客观的。
相反,有人觉得,作为留英博士,陈西滢深得英国散文之三昧,甚至不说别的,但就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家前20之列。梁实秋就非常赞赏陈西滢的文风,说他的笔下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
在傅光明看来,陈的行文独特,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让其写来,居然能显得荒诞不经;一个非一日之寒的社会顽疾,在他的笔下,笔锋轻点就揭示真谛。说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
当然,陈西滢因为中学时代开始就在英国上学,在文学主张上肯定倾向于英国化,到国内从教从业,也无法深入当时国内的社会生活,自然也就显得格格不入。
比如鲁迅先生写《孔乙己》,揭示国民劣根性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同时骨子里还是怀有“医治之心的”,陈西滢却除了用英国式的眼光批评外,没有温度,话里话外只有否定。这也是他的文字没有温度少有人问津的最大原因吧。
就连毛笔字也是如此,实际上他的书法水平相当高。12岁以后去国外生活,可见笔耕不辍,也与他大多用的是毛笔写作有关(此只是笔者推测,并无实据)。甚至于,书法水平超过同样在国外生活多年的辜鸿铭。
陈西滢一家
陈西滢可怜的地方,不仅在于因为一次鲁莽的误打误撞,结果成为鲁迅的手下败将,还是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与凌叔华的婚姻,最后逃脱不了一辈子的可怜虫下场。
鲁迅对凌叔华的写作水平还是比较肯定的,说她是“高门巨族的精魂”,这个评价甚至已经很高了。凌叔华出身显赫之家,父亲凌福鹏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官至顺天府尹(北京市长),无论教育还是财富,都底子雄厚。凌叔华才情堪比张爱玲、林徽因,容貌和陆小曼在伯仲之间,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大家闺秀,才情相貌兼而得之。连印度诗人泰戈尔也十分欣赏,称赞她“比起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凌叔华开始与风流才子徐志摩交往,正等着徐志摩开口求婚呢,但不料在别人那里听到徐志摩只把她当做普通朋友。后来果然徐志摩把陆小曼追到了手。一怒之下,凌叔华任性地决定要在徐志摩结婚前把自己嫁掉,后来就找到了陈西滢。陈西滢以为天上掉下个“凌妹妹”,自然好生喜欢,欢天喜地娶进家门。
朱利安·贝尔
但是,这样一桩问题婚姻,一开始就是凌叔华任性为之,本身就带着不确定性。果不其然,某一年,凌叔华见到她英文写作老师伍尔夫的侄子,名叫朱利安·贝尔,比凌叔华小8岁,是一位诗人、画家。在贝尔的猛烈爱情攻势下,两人迅速坠入爱河,直接给陈西滢带了一顶“西式”绿帽子。
当然,陈西滢最为“可怜”的地方,是他选择了拥蒋反共的政治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学主张,这也是他个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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