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成立过程中，无数战士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他们中不仅有在沙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也有无数默默奉献的红色特工。
这些英雄的红色特工们潜伏在强敌内部，在刀刃上生存，提心吊胆地度过每一天。
他们冒着巨大危险，将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党组织，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谍报战绩，助推甚至改变了革命的进程。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只有胜利后幸存下来的同志，才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在世人面前。
其中有一位历经坎坷的传奇特工，他文可著书育人，武可冲锋陷阵；他具有多重身份，打入敌人内部，还曾担任过毛人凤的领导；
他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为我党传递了许多关键的绝密情报；他多次被敌人逮捕入狱，又奇迹般越狱，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他就是在我国情报史上秘密战斗一生的红色特工范纪曼。
范纪曼籍贯为四川省梁山县，自小家道殷实，生活无忧。
在家乡十年的寒窗苦读生活中，范纪曼逐渐认识到了国家的积贫积弱，于是便萌生出了前往外地求学，探寻救国道路的想法。
1925年，范纪曼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开始了新的求学之路。
在学校的学习期间，范纪曼发现学校学风开放，同学们更是追求独立和进步，经常会组织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来抗议不公正的行为。
范纪曼深受触动，积极参加到同学们组织的活动中，并且逐渐了解到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们都来自一个相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对于范纪曼来说，这个是十分陌生的组织。他十分疑惑，他不明白这个组织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吸纳这么多的青年才俊。
于是范纪曼开始阅读马克思的书籍，书中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令范纪曼憧憬不已，他深觉自己已经找到了救国的道路。
于是在一位资深共产党人的介绍下，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并于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范纪曼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接受军事化训练学习。
但随着时局的剧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而党组织也鉴于时势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范纪曼随之在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前往四川开展组织工作。
1927年7月，范纪曼回到了阔别两年的故乡梁山县，并且立即投身到了家乡党组织的筹建活动中。
于是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在梁山县其他几名党员的支持下，范纪曼成立了中共梁山县委员会，担任书记。
范纪曼广泛宣传共产党的革命思想，积极发展壮大党组织，先后吸收了十余名新党员，并且领导当地的农民同土豪劣绅斗争，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但是范纪曼的活动却遭到了当地官僚的不容忍，他们下令逮捕范纪曼。
在当时的情况下，家乡已经呆不下去了，组织便派范纪曼前往重庆开展工作。
1928年，范纪曼被派到合川担任川北军事委员会书记，准备组织武装起义，但是由于当地军阀的阻挠，范纪曼的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明白时机尚未成熟的范纪曼不得已再次回到重庆，党组织派他前往西南，在当地的高校里面继续宣传革命思想，广泛开展学生运动。
也正是在这里，范纪曼结识了彭雅萝，两个有着相同救国理想抱负的有志青年走到了一起。
1929年，范纪曼被派到上海开展工作，不忍与男友分离的彭雅萝，选择与范纪曼一同前往上海。
当时的上海多种政治势力交织其中，局势十分复杂，范纪曼的处境可谓是如履薄冰。
次年，由于组织内一位成员的背叛，秘密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范纪曼被敌人逮捕。
这是范纪曼第一次被捕，但他英勇不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在亲友的多方营救下，三个月后被保释出狱。
由于敌人的疯狂打击，党组织在上海的工作受挫，被迫转移，出狱后的范纪曼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成为了一只孤雁。
范纪曼与彭雅萝决定前往北平寻找党组织，于是两人双双考入北平大学。
在繁重的学业外，范纪曼刻苦钻研外语。在已经熟练掌握英语的情况下，他自学了俄语、德语和日语等多种语言，为后来情报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范纪曼终于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要求解决自己的党组织问题。
但是由于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之前在上海活动的组织成员也全部撤往外地。
无法取得联系，这就意味着无法审查范纪曼在上海的组织活动，也就没有办法给范纪曼恢复组织关系。
即使没有办法恢复自己的组织身份，范纪曼仍然以“党外成员”的身份为党组织开展工作，一如既往地为党组织的事业发光发热，贡献力量。
1932年的一天，曹策的妻子突然找到范纪曼，恳求范纪曼设法救出被敌人逮捕的曹策。
曹策与范纪曼都来自梁山县，两人是老乡，并且担任过天津市委书记，是我党早期的重要干部，范纪曼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曹策。
为了救出曹策，范纪曼通过各种关系，联系上了黄埔军校的校友，时任军统北平站站长的陈恭澍。
陈恭澍
范纪曼对陈恭澍谎称曹策是自己的亲戚，和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恳请陈恭澍设法营救曹策。
陈恭澍虽然答应帮忙，但是却迟迟没有行动。过了很长时间，曹策都未被释放出来。范纪曼只得多次去找陈恭澍说好话，希望他能尽快帮忙。
陈恭澍见状，便向范纪曼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要求范纪曼为自己翻译外文资料。
翻译工作对于精通多国语言的范纪曼来说，简直小菜一碟，于是他欣然答应了陈恭澍的要求。
范纪曼看到材料后，才知道原来陈恭澍给他的这些材料，是关于蒋介石和日本交易的重要军事情报。
范纪曼一边给陈恭澍翻译材料，一边又抄录一份，秘密交给党组织。
就这样，曹策不仅被放了出来，范纪曼的情报也使得党组织对于日军和国民党的军事外交情况了如指掌，为我党开展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半年后，组织内一位成员背叛共产党，供出了范纪曼，范纪曼受到牵连，第二次被捕入狱。
在狱中，范纪曼声称自己只是经济有困难，将这些情报换了些钱财，坚称自己和共产党无关。
由于没有证据证明范纪曼是共产党员，最后在范纪曼妻子的努力下，范纪曼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的范纪曼在机缘巧合下结识了刘逸樵。
刘逸樵见范纪曼见识不俗，精通外语，于是告知范纪曼，称自己手上有一批日文资料，想请范纪曼帮忙翻译一二。
范纪曼当仁不让地应了下来。
因为此前范纪曼在为陈恭澍翻译情报时，已经熟练掌握了资料汇编的技巧经验。眼下翻译这些文件自然是得心应手，而经他翻译的文字，也确实令刘逸樵刮目相看。
在这一阶段，范纪曼做的是最有价值的一项工作，便是收集到了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和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之间秘密勾结的情报。
使我党知道了双方商谈的内容，并且直接促进了《八一宣言》的发表。
1935年，刘逸樵因工作调动离开了北平，而此时的北平也因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充满了危机，范纪曼也离开了北平，前往上海开展地下工作。
在上海，范纪曼与女朋友彭雅萝正式结为了夫妻。婚后不久，因为工作调动，刘逸樵作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领导来到了上海，并且直接领导范纪曼。
1941年9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刘逸樵十分焦急地找到范纪曼，要求范纪曼设法把我党放在法租界的秘密电台抢救出来。
这台电台是当时上海与党中央联系的唯一途径，日本人也对这台电台虎视眈眈，正在全力搜查这台电台，当时的情势极其危急。
范纪曼急中生智，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决定冒险一试。
他换上西装革履，戴上借来的名牌手表，租来了一辆豪华轿车，以买电器为名，开着车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五金店，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将电台运了出来。
同时他又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将这台电台放到了自己家里，恢复了与延安的联系。
1943年，时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正在招募精通外语的情报人员，在听说了范纪曼的近况下，便重金邀请范纪曼加入军统，为自己翻译情报。
于是范纪曼在组织的同意下，假意留在了军统，像之前一样，在给陈恭澍翻译资料的同时也将情报抄录一份，秘密交给党组织，继续为组织传递信息。
好景不长，因为上海一位组织成员被抓捕，范纪曼受到牵连，再次被敌人逮捕，这是他第三次入狱。
范纪曼的妻子找到了陈恭澍，声称丈夫是为了给陈恭澍翻译材料才被逮捕的，要求陈恭澍设法将范纪曼救出来。
陈恭澍对此深信不疑，便利用自己的关系，在多方打点后，范纪曼被放了出来。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残留盘旋于上海的部分日本人仍在负隅顽抗。鉴于此，上级下达了秘密任务，要求范纪曼组织对两位重要干部——杨树田和李一鸣的营救工作。
为了完成党组织的任务，范纪曼穿上国民党将军的衣服，直接闯进了监狱，声称自己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要求监狱立即放人。
剧照
这是个非常冒险的尝试，一步棋走错便会满盘皆输，失去生命。
好在监狱里的人并没有怀疑范纪曼，老实地交代了李一鸣被日本人带走了，监狱里只有杨树田一人，于是范纪曼就这样救出了杨树田。
在戒备森严的上海，在敌人眼皮下给党组织传递情报，转移党组织成员，这是一项随时可能将生命交给死神的事业，但范纪曼怀着对祖国和党组织赤诚的爱，日复一日的坚持着。
抗日战争以中国胜利结束了，但是范纪曼的任务还在继续。
此时的刘逸樵对范纪曼布置了新的任务：“日本侵略者已被打倒，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正准备发动内战，今后我们的敌人就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组织需要你利用陈恭澍和黄埔军校的关系，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
于是在已经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张子羽的帮助下，范纪曼成功地打入了敌人内部，从事国际情报工作。
就这样，范纪曼利用自己的身份便利，一边假意为国民党工作，一边向党组织秘密提供军事情报，甚至在张子羽身份暴露时，冒死救出了张子羽。
但是百密一疏，范纪曼的举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49年范纪曼再次被逮捕入狱，这是他第四次入狱。
入狱后的范纪曼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敌人想从范纪曼的口中得到有关共产党的情报，但是范纪曼咬紧牙关，没有告诉敌人一个字。
范纪曼对敌人破口大骂：“老子可是当过毛人凤上司的人，戴老板和毛人凤都对我十分相信，你们这些狗东西却来欺侮老子……”
这些话暂时唬住了监狱中的敌人，但是范纪曼内心清楚，自己这次凶多吉少了。果然，这次入狱的范纪曼没有了前三次的好运，他被判处了死刑。
在执行死刑前一天，范纪曼决定越狱逃跑。
范纪曼假装肚子疼，要求上厕所，避开岗哨，扛起一块平时犯人们放洗脸盆的木板，搭在篱笆墙上往上爬，想方设法逃了出去，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上海解放后，范纪曼的工作终于走到了地上，但是他多年的组织关系仍然没有落实，因为年代久远，具体情况无法确认，领导建议范纪曼重新入党，但范纪曼坚决不肯。
范纪曼认为自己从始至终都是抱着一颗共产党员的心在奋斗，他不想将自己的过往抹杀掉，得到党组织的承认，也是对自己多年工作生涯的告慰。
经过漫长的审查，终于在1984年，中国中央组织部恢复了范纪曼的党籍，党龄从1926年算起，范纪曼重新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晚年的范纪曼在家人的支持下，将自己多年来收藏的珍贵的书籍、唱片全部捐赠给了上海戏剧学院。
1990年，范纪曼在上海逝世，享年八十五岁。
一代又一代的英雄，为党和国家的命运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
范纪曼在长期没有组织关系的情况下，仍然无怨无悔地为组织工作，多次身陷囹圄，险些丧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一生历经坎坷，跌宕起伏，是我国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战士，堪称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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