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川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毋庸置疑，法国大革命是社会转型研究的经典。它像是一个历史的万花筒，从不同角度可以看到丰富的色彩，历史、政治、社会、经济、哲学、文学，都在反射她的光芒。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以往更多是从理论角度寻找原因，比如卢梭的激进革命思想、错误的“平等”意识、百科全书派的唯理主义和激进的反宗教思想的危害，等等。
当然，古今不少学者也从社会历史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以期对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条件有更清晰的认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推动平稳转型的社会基础形成，避免社会冲突的加剧。
我特别强调的是，纵观世界历史，凡是比较成熟的工业社会和民主宪政国家（除了人为移植和设计的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以外），都经历了封建社会阶段。特别是欧洲各国，尽管经历过不同形式的革命甚至动乱，但都比较顺利地进入现代社会。即使是东方国家日本，由于历史上有着封建制度，也较早地进入现代国家行列。这说明，封建社会中孕育着现代社会成长的基因。比如产权制度、契约关系、联邦的结构、议会的雏形、贵族精神，等等。当然，还有与基督教相关的政教分离的社会结构、天主教会的民主传统、基督教精神与宗教改革等等。
但是，同样的封建制度，也有各自的特点，尤其在中世纪后期，越发显出不同。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以暴动的形式发生？为什么革命会一浪高过一浪，总是激进派占了上风？为什么一开始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后来形成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浪潮？为什么旧的暴力所犯下的罪行，却偏偏用新的暴力去惩罚？
除了启蒙运动中理论上的缺陷应当负责以外，最主要的可归为如下几个原因，一是王权对土地过度垄断，权力过于集中，造成封建制度过早解体，导致社会失序；二是小农经济比重过大，形成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三是工商业和城市化未能独立发展，使社会转型成了社会矛盾激化的导火索。这三个方面，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相互关联的，归根结底，与君主专制主义有关。
法国的封建制度在整个欧洲来说，其实是最早建立的。公元五世纪日耳曼人南侵，其中的法兰克人建立了查理曼帝国。公元840年帝国解体后，西部逐渐形成了法兰西，并且也与整个欧洲一样，建立了封建制度。但是在中世纪中后期，法国的封建制度却过早地解体。
所谓“过早”的含义是什么？
一般来说，十六世纪以后，从封建割据走向中央集权从而形成民族国家，是欧洲各国的普遍道路。但比较稳妥的路径是，新社会的元素在旧制度中逐渐成熟，并且旧制度中各阶级都可以在新制度中得到好处，甚至新旧阶级有比较平稳的转化和衔接。如果这些没有准备好，或者说走向反面，就可能由于转型引发社会动荡。
我们知道，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庄园基础上的封土封臣，贵族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不仅是土地的所有者，而且也是领地上的行政管理者，除了遵守契约向上一级主人提供军役、劳役外，还担负着领地内的公共事务，比如保护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经济管理、赈灾、教育、征税、司法仲裁等等。
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顺应了习惯法，加强了社会自治，形成了权力制衡。在中世纪后期，当走向工商业和城市化的时代，它比较有利于城市和工商业的独立发展，以及各阶级利益的均衡。尽管社会革命总免不了冲突，但却可以避免残酷的代价和过于长久的社会动荡。
但是，法国的封建制度从15-16世纪之交开始专制主义萌芽，经过16世纪的反复较量，在17世纪迅速向君主专制发展，到路易十四达到顶峰。
法国在走向专制主义的过程中，王室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在有机会收回领地之后，不再授封于他人。14世纪以后，王室的领地几乎占据整个王国的半壁江山。
同时，逐渐剥夺了封地上的管理权，本来属于领地内的公共事务被国王任命的官僚们取代了，形成了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集团。为了与贵族领主们交换权利，国王又赋予贵族各种特权（比如农产品买卖，征税，矿产开发）。这些特权可以随意侵犯个人权利，比如矿产开采权，可以在别人的土地上任意开采。这不仅使贵族失去了保护人的职责，反而与农民和新兴资产阶级产生对立。
另一方面，法国领主们又总是把土地分散化地租给农民耕种，以收取租金为生，也使其管理职能消弱，并且离开土地。
总之，法国君主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封建贵族的政治职责，相反，却使他们转去为君主制度服务。
中央集权的过程中，领主的管理责任和保护义务逐渐消失，领地内的人身依附关系，契约关系，甚至产权的确定性，都受到了威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代之以新的社会元素，以致社会的稳定性被打破了。
如上所说，贵族变成了官僚，或者依附于官僚，热衷于城市的奢侈生活，却并没有去投身新的方向。我们看一看，社会转型的新元素——商业化和城市化如何呢？
法国的商业落后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后期，那时整个欧洲商业衰败，但地中海沿岸的古代城市还继续从事着海上贸易，而在内陆，贸易几乎消失。
法国虽然有绵长的海岸线，但缺少良港，实际上是一个内陆国家，缺乏海上贸易传统，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商业更加萎缩。墨洛温王朝就是一个具有地方农业经济的社会，几乎没有什么贸易和货币流通，公路上也没有几个商人来往。巴黎和里昂这样的大城市都在内陆，这在欧洲是少见的。
比较来看，在向工商业和城市化转型中，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日益与王权抗衡，独立发展，而法国则相反，这个转型是由王权促成的，因此，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却更加依赖王权。用现在的话说，叫“权钱交易”。法国王室出卖官职是臭名昭著的，并使之合法化，主要针对的就是资产阶级买主，所谓“穿袍贵族”。为了不想召开三级会议协商收税，卖官甚至已经成为国王摆脱贵族制约和国会控制的根本手段，成了专制主义的支柱。这样，贵族的独立性大大消弱，反而更加依赖专制权力，同时也使得在社会转型中的各阶级（教士、地主贵族、资产阶级、农民）之间的矛盾加深。
资产阶级缺乏对政治独立性的追求，这一点将严重阻碍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由于领地管理权力的减少，宫廷权力的增加，宫廷官职就成了竞相追逐的对象，对国王的崇拜也成了趋势。担任宫廷官职（哪怕是一名养马夫）也成了一种“荣耀”。
这样，不仅法国贵族丧失了领地上的保护人和管理者的职责，并且，新兴资产阶级也没有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在农村迈向工业现代化中起到先锋带头作用，相反，他们高度依赖皇室的恩惠，受皇室的管制，只为皇室宫廷的提供武器和生活服务。
美国学者罗德尼·斯达克说，法国商人热衷把资金投资于“提高身份的项目”，大革命前夕，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富被投资于土地、建筑、捐官，而不是工商业。
历史一再证明，王权越专制，商人越不独立，官场越腐败，商场就越软弱。
比较一下英国的情况，更容易看出问题在哪里。
与法国相反，英国的封建制度来得较晚，来自于1066年“诺曼征服”的“输入”，但它特别适应原有的风俗，即使在诺曼征服前，原有社会结构也保持特有的韧性，国王和贵族身边的武装侍从在众多依附者中自很早起就有突出的地位。盎格鲁-萨克逊社会有古老的保护人制度传统，尽管还不太确定和规范。
诺曼征服之后，保护制度、采邑制度在英国实行的最彻底和规范，把原有许多享有自由的小农都归于封建领主之下，长子继承制也最早。
所以英国的封建化来得特别彻底和规范。特点是国王是最高（但不是最大）的领主，也就是说，领地是由国王一层层授封下来的，而且比较全面和规范，基本上所有土地都封建化了，自由农就比较少。各级封臣除了直接的契约关系，同时也要宣誓效忠国王。威廉王还继承和改革了征服前英国传统的郡政制度，由国王向各郡派出官员，并逐步将郡守的职权与贵族领主分开。这样，既有封建关系，又有中央权威，领主之间的冲突也较少。
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着“有效政府”的传统，国王的地产分布全英格兰，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封建化后的割据状态比法国少得多。
这样的特点是，国王有着较高的权威，但是贵族通过契约关系也可以制约国王，与国王讨价还价。欧洲普遍存在的御前会议的传统在英国很快就变成了议会。这种政治协商机制当然可以很好地化解社会矛盾。
特别在向工商业转型上，英国在16世纪都铎王朝就推行了农村商业化的政策，而贵族、城市资产阶级的独立性则是它的社会基础。
特别突出的特点是，英国很多贵族工商化了，自己已经适应了商业世界，甚至已经发展成为引领大家走向新世纪的领头人。领地商业化，农产品市场化（走向城市），土地贵族的社会转型似乎是自我的“华丽转身”，一身而二任，这就缓冲了商业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的矛盾。
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独立形成了自治的城市，而羊毛贸易、圈地运动等将城市工商业与农村经营结合起来，使新旧利益产生了交替机制，而贵族领主仍然存在的保护人传统职责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贫苦农民的压力。
在英国农村商业化的过程中，一些矛盾被消解了，圈地运动与工商业的兴起极大地增强了大地主阶层的势力，摧毁了农民阶级的根基，使后者无法再参与英国的政治生活。
美国学者摩尔认为，一个基本的历史逻辑是，在现代化转型中，所谓“钢铁”与“黑麦”的矛盾，即先进的工商业发展与落后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矛盾，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与英国相比较，法国的商业城市很少，如巴黎只是王公贵族奢侈生活的堡垒，当然也就此形成了上流社会的灿烂文化。中世纪后期，法国的农业发展几乎停滞，而土地贵族们却是越来越腐化，而且相当自傲（我们在巴尔扎克小说中常看到“巴黎人”看不起“外省”的例子），迷恋于依附宫廷的奢侈生活。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国贵族以致整个社会各阶层推动农业商品化的动力不足。国王的政策也不鼓励贵族通过商业手段获得财富，贵族的财富也只局限来源于谷物，如果贵族参与了“有失身份的职业”将会失去其贵族身份，成功的商业化反而会使他们离开上流社会。
国王不希望看到贵族建立独立的经济基础，甚至明令禁止贵族耕地面积不能超过4犁。
这里有一个论点十分重要：以往我们常常以为（教科书也是这么说的），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社会矛盾加剧，引起阶级斗争，形成社会革命和转型。但是，实际恰恰相反，比较英法两国的社会转型，正是工商业的不发达，城乡之间的割裂，才是法国暴力革命的根源。
有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就是专制王权对整个社会关系的影响，托克维尔对此十分重视。他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是专制王权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隔阂，加深了社会矛盾，使人冷漠和孤立。可以说，专制主义造成社会撕裂。
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
“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
早期弱势的法国国王，却在中世纪后期迅速走向强大，失去制衡，走向专制。相比较英国，国王一开始就强势，但王室权力的增长一直受到反对势力的阻挠。这是因为，英国的封建体制维持的比较长久，贵族与王权一直处于相互制衡的状态。
可以说，英国的王室有较高的权威，却没有垄断过多的权力和资源，而法国的王室正相反，垄断了过多的权力和资源，却把自己放到风口浪尖上。
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选择了君主立宪，即使经过克伦威尔的共和和独裁，最终仍然恢复了君主立宪体制，而法国则最终彻底废除了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
当然，法国的专制王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法国专制王权的强势除了缺少制衡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有广泛的底层社会基础。
我们知道，像中国最典型，孤立、分散、单一的小农经济从来都是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而法国有着较多的“东方色彩”。
法国存在较多的小农（拥有自主地的农民）以及后来出现的城市贫民，形成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正是专制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从历史上看，法国虽然封建化较早（而且还向英国“输出”了封建制度），但并不彻底，相当大的地区在封建关系之外，整个中世纪存在着大量的自主地农民。比如法国阿基坦南部地区比较独特，只受到法兰克制度的轻微影响，封建式的保护关系在这里遇到许多障碍，自主地以及小农佃领地直到最后仍为数众多。虽然采邑制度在重重阻力下引入了这一地区，但其轮廓很快就变得模糊不清。
特别是，农奴早在十二世纪就开始人身解放，租佃者有相当程度的人身自由，绝大多数为世袭，并对租种土地有广泛的支配权，甚至可以不经领主事先同意就出让份地。这些，在欧洲有明显的独特性。
法国农村甚至还出现了像中国那样“土地析分”的方式，也即在诸子中均分土地遗产。至少在大革命之前几十年，法国大约有一半土地被小农瓜分。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国王与农民之间已经没有中介人。
法国土地贵族没有像英国贵族那样在圈地运动中走向商业化，而是停留在对农民的盘剥。法国贵族的习惯是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农民，用封建手段榨取更多产品，然后到市场上去出售。国王给与的特权又只允许贵族而限制农民向城市出售农产品，从而农民就被禁锢在土地上。农民为了躲避这个政策就私下交易，而政府就采取征购办法，将口粮和种子之外的粮食全部征用。
官吏、包税人、高利贷者等等的盘剥不断加剧，没有稳定的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却承担着一系列的责任和义务，他们被各种花样翻新的明目所压榨，直接激化了与社会各阶级的矛盾。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专制君主和教会的仇恨，但其实也是对新社会元素资本主义的不满，尤其是激进派农民和城市“无套裤汉”。他们是激进主义、平等主义、爱国主义的主要群体。
城市“无套裤汉”的情绪也是由于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出现了割裂，农产品对城市的供应出现了问题，物价飞涨，物资短缺，使得城市贫民急剧恶化。
大革命前后多次人民起义领头者是“无套裤汉”，而他们的同盟军则是广大的下层农民。可以说，革命能否发起在于“无套裤汉”，而能否持久和成功在于农民。
分散孤立的小农，贫苦而没有任何权利的城市贫民，加上失去独立职能的贵族、依附宫廷特权的资产阶级，使整个社会单一化了，这样的社会基础，才会产生不受限制的绝对王权。他们除了期盼皇权的雨露阳光，就是把“平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一旦被发动起来，又会掀起不可遏制的革命洪水。
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专政和激进主义就是深刻的教训，那个响亮而持久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曾激起革命者对新社会的向往，但是没有想到，人们对“平等”的理解是那么地不同。
托克维尔描述了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当时很多理论家都赞美当时的法国——没有阶级，不再有等级，没有固定地位，彼此几乎相同，没有私人权利，只有社会公益，从而变的平等，社会已经单一化，人民只服从一个代理人就是专制君主——哪里有与这个理想相符的东西？这个榜样，只有在亚洲、在中国才能找到，因而他们对中国大加赞扬。
激进势力反对的，表面看是教会和君主专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小农和贫民反对城市化和圈地运动对他们的直接占用公地的直接侵害。封建庄园经济中都有一些“公地”、荒地、森林和轮休地，可供农民无偿放牧、割草、捡拾柴禾或麦穗什么的。
但在资本主义成长中，要求确定私有财产权，建立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关的大土地所有权。在农民看来，所谓现代化就是指那些富农、资产阶级阻止穷人分割土地（雅各宾专政就将土地划成小块分给农民），推行现代形式的私有财产运动，其中包括限制他们在公地上“拾穗和放牧的权利”，从而使农民不得不忍饥挨饿。
在农民和无套裤汉们看来，私有化就是剥夺他们使用“公地”的权利，资本主义就是高利贷和加税，就是抢他们的饭碗。
农业的商品化，以及短暂的圈地运动，没有向英国那样化解社会矛盾，却加剧了法国自耕农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的出现未能带动乡村发展，反而成了剥夺农民，站在了农民的对立面
因此，穷苦农民对庄园主、富农和新兴资产阶级都产生了仇恨，普遍信奉暴力的激进主义。大革命中不仅充斥着暴力和屠杀，而且将公地、流亡者的土地和没收来的土地分给穷人和无地者，这无异于“平权法”，简直就是意味着财产的共产主义。当然，对于贫苦农民来说，财产平等可能是其中最有吸引力的概念。
雅各宾派牧师皮埃尔·多利威尔打出了“人民”的旗号：“只有国民才是其土地的主人，国家有义务做到让大多数不那么幸运的公民都免于饥饿，这一义务在个人权利和财产利益之上。”请注意，这个冠冕堂皇的口号已经把平等置于权利之上了。
罗伯斯庇尔挺身为这个牧师辩护，他对“贪婪的资产阶级”进行整体攻击，认为资产阶级只是把大革命看作自己取代贵族和神职人员的手段而已，他们对自己财产的捍卫与贵族对自己特权的捍卫如出一辙。
另有一个牧师公开鼓动：“资产将变成公有，人们将进入唯一的谷仓里各取所需”，并且劝人们开设公共商店，各自按需取用物品，并废除货币，甚至还有人设计并发表了一种极为详尽的将生活必需品国有化的制度。
在社会动荡中和通货膨胀的乱象中，雅克·鲁等人提出了倒退的主张：1）限制商业自由，因为他只有利于投机者，却给穷人带来痛苦；2）采取武力消灭投机现象。在他看来，当年由“父权主义”的国家监管穷人的生活，使他们可以廉价获得生活必需品，那是已经逝去的最美好的生活。
民众的私产也在革命的名义下被限制和剥夺。在法国大革命中，“无套裤汉们”（即法国大革命中劳动阶层、小手工业者、小商店主等）要求实行粮食和工资的最高限价： “……第2条：对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必须根据旧历年(1789-1790年底)的价格和它们的不同质量，一成不变地加以规定。第3条：对各种原料也应定价，以使受法律限制的工业利润、工资和商业赢利不仅能够让那些工匠、庄稼人和商贩得以谋生，而且可以使他们获得享乐的条件。”
他们还特别要求严格限制财产权：“第8条：必须规定财富的最高限额；第9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最高限额的财富；第10条，任何人不得承祖过一定数量的犁铧所能耕种的土地，第11条：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一个作坊或一月店铺。”
“无套裤汉们”的诉求被雅各宾革命政府付诸实行。在1793年夏起，革命政府加强经济管制。 为了对抗反法同盟，革命政府向民众征用物资，征用工作以全部物质资源为对象。1973年5月起对粮食和面粉买卖实行管制，各市场上都张贴了“谷物的最高限价”，对违反规定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分子都处以死刑。农民交出了粮食、草料、羊毛、大麻，手工业者交出了自己的劳动产品。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百姓们还得拿出武器、鞋子、被褥和被单。
请看，一场由于专制主义造成的社会撕裂，最后演变成了对人性、个人权利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打击，以及对福利平权、对杀富济贫的追求，到头来，是对专制王权的进一步推崇。
在这里我不想贬低法国的文化和历史，也不会全盘否定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作用。封建社会解体并向资本主义过渡是历史的进步趋势，只是转型的是否平稳顺利，与历史的主客观条件有关（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民族是另一回事）。
当然，法国毕竟聚集着人类文明成果之大成，所以经过数十年的反复，最终走向人类历史的普世方向。今天看来，它所付出的代价当然是应该反思和避免的，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谁又能否定它的发生和最终成果呢？
（原稿是2015年的一次网络讲座，今日略作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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