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中国古代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为起源；而西方的经典意义与中国相近，只因文明源流不同，《荷马史诗》与雅典诸子因为在基督教之前，一般称为古典文本，罗马以后的名著成为了经典。而现在使用的“经典”一词意义相当宽泛，成为具有历史时代与文明精神代表性作品的通称。从《荷马史诗》到乔伊斯到卡尔维诺、从《诗经》到鲁迅，几乎统统都可以被称为经典。当然中西经典的所指仍然有一定差异。
有时，一部经典可以塑造和改变人的一生。
在我很小的时候，由于好奇心驱使，偷尝禁果读了我们的经典《红楼梦》，从此，不幸被文学绑架，改变了我的命运和人生。我变成了一个因内心有秘密而自闭敏感的孩子，当小伙伴们都在跳皮筋的时候，我却在想着林黛玉的“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想着那些古诗词的平仄格律。
我写过一篇小说《末日的阳光》，一个小女孩在“文革”年代，封闭在她的房子里看那些被当时批判的禁书，直到有一天窗玻璃碎了，太阳变成了红色的碎片，映照在她身上，她才感觉到这个屋子空了，爸爸妈妈不见了，那个小女孩当然就是我。由于当时小学停课我无事可做，竟然在外面高音喇叭的喧嚣中，读了最早翻译的那批小说，包括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在当时是完全的不谐和音，也是与同代人不同的经历。
曾经以为伟大经典会人人称道，实际绝非如此。譬如《红楼梦》，与很多朋友交流，他们竟颇不以为然，即便一些名作家亦如此。我读书的兴趣不断转换，大学期间我迷恋茨威格、梅里美、托马斯·曼、卡夫卡、普鲁斯特和三岛由纪夫，后来又迷上了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安吉拉·卡特……这样的一根链条，基本构成了我读书的历史，当然，其中包括了对其它学科的兴趣与不可遏制的热爱。有趣的是：这根链条正好构成了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
传统文学被它的现代性悄悄改写：譬如爱情。
当安娜·卡列尼娜重返家中，与儿子谢辽莎见面的时候，她命运中的悲剧元素达到了顶点；而在渥沦斯基这里，爱的价值却戴上了面纱，失去了具体内容的爱只剩下了没有结果的命名。托翁无意间安排了一种传统文学中的爱情模式——它也许适应一切男人和女人，那便是托翁所描述的：假如渥沦斯基的整个事业是一座金山，安娜不过是金山上的一粒金沙而已，而安娜，却是用整个生命在爱着他。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却潜移默化地改写了这一模式：特丽莎与托马斯的爱表面上是托马斯一次次地背叛了爱情，而实际上，却恰恰是特丽莎用自己的软弱把托马斯一步步地引向死亡。托翁的爱情模式在昆德拉这里，被改写成为了性与爱的背离，从来只能与女人做爱而不能睡觉的托马斯从一开始便惊奇地发现：他竟然拉着特丽莎的手睡着了——“特丽莎就像是从山上的溪流里远远漂来的一只小篮子”。
而在安吉拉·卡特这里，《紫姬的爱情》完全颠覆了由睡美人延续的浪漫爱情以及婚姻的传统意义。睡美人变成了吸血鬼，不但没有与年轻王子结合，也没有好莱坞式的浪漫结局。紫姬抽走木偶师的防寒披肩，点火把整个剧院烧了。小说采用了西方圣经与神话中的人物，弥漫着一种华丽而阴暗的跨文化感官效应。女主人公所处的与世隔绝的环境，造成心理上某种恐怖与梦幻的氛围，使小说形成了一个悬疑密布的格局。
说起文学的现代性，就不能不提到现代小说三祖神：普鲁斯特、乔伊斯与卡夫卡，特别是卡夫卡。卡夫卡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由于外界的严苛规定而使人的内在动力完全无济于事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是什么？譬如在《审判》中：卡夫卡跟踪的是K的思考：是去受审还是逃避？是服从神父的召唤还是反抗？K的全部内心生活都在这一境遇中消耗，他落入陷阱，看不到任何可以超越这一境况的可能性。在托尔斯泰的时代，世界的空间可以提供某种逃避的可能，但是到了卡夫卡所面临的20世纪，世界真的变成了陷阱。这是一个绝望的命题。从那时起，人类的可能性经常被无法逃避的境遇所决定。
难以置信的是，卡夫卡读过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文学著作并且很感兴趣，如《南华经》《论语》《道德经》等。据说卡夫卡偏爱研究道家，他说：“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对我依然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后我却发现，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游戏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实只发现了我的思想槽非常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这是令人沮丧的发现，于是我停止了玻璃球游戏。”但是我想，如果卡夫卡真的读懂了老子的“玻璃球”，或许他就不会如此绝望了吧？
在中国近代，五四运动给白话文创造了三大传统——“审美”的抒情，“审丑”的幽默，“审智”的思索。可惜近百年过去，这三大传统发展得并不理想。我们的文学缺乏一种更深厚的审美趣味。受众本身的口味是游移的，作家要做的是授予或者引导一种口味。至于“审智”，当代文学接受的其实还是到法国新小说为止的那个“传统”，也就是卡佛、耶茨他们描写的资本主义空虚的日常生活和破败不堪的情感心灵。问题在于，所谓传统也是如同“交叉小径的花园”，是多个显性的、隐性的传统并存的拼图。比如，法国新小说之后，由格诺、佩雷克、卡尔维诺和一些数学家、天文学家们一起发起的“乌力波”传统在国内就极少被关注。当时卡尔维诺等人打出了“一年等于一百年”的先锋大旗。他们的智性书写和对文字的极限挑战，以及跨界写作，都可以说是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标志性文本。说到底，我们选择哪一种传统，选择以怎样的态度面对现代性，决定了我们拥有的是怎样一种文学。
好在，世界上一些优秀的当代作家们，比较好地糅合了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
我的写作也与读书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我一直在追求纯粹的文学，追求一种混沌复杂多义的美，追求五四以来被忽略的审美与审智的传统。写作于我，有时就像海涅的诗所说：“销魂的酷刑，极乐的苦痛，痛苦和快乐都是难以形容！”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消费主义乃至拜金主义的市场话语急剧膨胀，大有格式化整个社会成员、冻结所有的精神探索与想象力之势。这种氛围之中，审美与审智的写作成了笑话，我觉得自己成为了失败者。面对急速变化的时代，我曾经深深地困惑，福楼拜在乔治·桑去世时说的一句话颇可形容：我的心变成了巨大的坟场。
我前些年的长篇《天鹅》成了这种纠结的产物。一方面，我写了拜金主义时代的纯真爱情；另一方面，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时代会真的有这种故事。但支撑我写下去的，是我身体最内部一个微弱的声音：“写作，不就是栖身于地狱却梦想着天堂的一种行当吗？”——难道不能在精神的炼狱中创造一个神界吗？不管它是否符合市场的需要，但它至少会符合人类精神的需要。
即使是在尤瓦尔·赫拉利所描述的未来世界中，在AI渐渐使人类在许多领域中沦陷的时刻，人类精神依然是存在的。人类的精神世界可以是喧哗与骚动，也可以是时断时续的沉默。
想起去年中欧文学节，我代表中方作的开幕辞中引用的赫塔·米勒的一句话：“沉默可能产生误解，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我必须沉默。”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句话很亲切。
或许，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的共同注脚吧。
（徐小斌，作家，现居北京。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女性文学奖，加拿大华语文学奖首奖，英国笔会文学奖等。）
（原标题：审美与审智的写作成了笑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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