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军·
左起：黄源、萧军、萧红
1995年3月25日，巴金在上海带病主持了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巴金是医院“特批”出来的，当他吃力地嚅动嘴唇宣布开会时，不远处，有一位老人掩面饮泣起来。他便是小巴金一岁的黄源。他也是听说巴金要亲自主持会议，经医院“特批”，以90岁高龄从杭州赶来的。我能理解他的这种感情，在此不久前，他曾在病房对我说过： “当年给鲁迅先生抬棺材的，就剩……我和巴金了……”
真正开始理解他是参与操办老人的祝寿活动。在他90华诞前，李小林向我约稿，说巴金交代在《收获》的专栏，发黄源和一位作家的文章。
黄源家居葛岭已悠悠三十余年。可是，几年前的一场重病，让他成了医院的常客。如今，老人是为我的采访特意回来的。
黄源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出生在一个普通且清贫的教师之家，祖父当过小学校长，父亲终身为小学教员。而父辈对他的最大期望，无非是早日读完师范再回家当小学教员。但少年的他，自从迷上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就做起了文学梦，从爱读新小说到选择有文学名家为师的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院求学；从日本自学外语结识茅盾，到为他编《文学月刊》，到后来由茅盾推荐给鲁迅编《译文》。他有幸成了鲁迅晚年亲密相知的学生，一个能经常为鲁迅办事并上门聆听教诲的学生和事务助手。
他记得第一次见先生是1927年的劳动大学，学校安排他为鲁迅演讲做记录。而认识先生是1931年，鲁迅因喜欢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士敏土》，特地介绍给新生命书店再版。担任特约编辑的黄源，见先生很重视这部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译作，先是亲手翻译戈庚的代序，又安排复制木刻作插图，并关照由他自己校订书稿。黄源为此多次往返内山书店，从取送校样，到出版后送上十册样书及稿费，以一份勤勉之心，给先生留下最初的好感。而真正进入鲁迅的朋友圈，以及他的私人
空间，还是茅盾介绍他为鲁迅编《译文》杂志。
接手《译文》是他人生的转折。他终于像个学生，能经常面对先生的教诲，感受那种亲切的人间少有的深刻和幽默的语调，整个人一下子幸福得晕眩起来。
鲁迅对这份杂志看得很重，反复叮嘱黄源： “这杂志，译品要精，质量要高，印刷也要好。”见黄源因紧张有些惘然，又宽慰他说，前三期黄源做助手，由自己来编。黄源在回忆录中，记录了1934年8月5日，在茅盾寓所见先生编完创刊号的情景：
天气炎热，鲁迅脱去了长衫，挂在客堂门口角落的衣架上，便坐下来谈话……他把带来的包袱解开，里面是创刊号稿子和插图的画册本，稿子的次序已排定，每篇题目用几号字体，插图大小，都已一一注明，自前言到后记，几乎一切都已编排妥当。
8月14日，黄源收到鲁迅给他的第一封信，开始领略先生办刊的机警和诙谐： “我想将《果戈理私观》后面译人的名和《后记》里的署名，都改作邓当世。因为检查诸公，虽若'并无成见’，其实是靠不住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决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致挑剔，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一点的好。”
鲁迅曾对茅盾说起办《译文》的初衷，他想纠正人们轻视翻译的眼光，提一提翻译的身价。面对当时的检查制度，鲁迅建议自己和茅盾、黎烈文都不署名，杂志对外主编署名黄源，实际主编由他来做。
住在亭子间的黄源，从此一步一个脚印、兢兢业业地跟随鲁迅，几乎用全部精力集编务、校对、印刷、办事员于一身。编完三期后，鲁迅满意地对他说： “下期我不编了。你编吧，你已经毕业了。”
年轻时，黄源不但好文艺，好读书，好交游，还好宣泄。有时从先生家里出来，还总要去胡风、巴金、萧军和萧红处谈谈，有时还会泡个通宵。正像他描述的，在认识先生前，他只是个非常淳朴稚嫩的文学青年。如果没有鲁迅，如果让他单独面对20世纪30年代那个复杂无秩的文坛，他可能会有一种如履薄冰的胆怯和迷茫。可能会在一种突发的事件和误解下，露出带点神经质的呻吟和哭泣。正如后来发生的“倒黄事件”，面对生活书店的名流以请鲁迅吃饭名义要他辞职。鲁迅愤而离席，直斥这是“吃讲茶”的做派。而当徐懋庸给先生写信，污蔑胡风、黄源和巴金时，又是鲁迅在病床上挺身而起，写下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为三人申辩。他感叹地告诉我： “为了防后方，鲁迅当时只能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吃力。”
鲁迅的晚年常常孤军作战，一代文豪的文学生命和生活热情就这样被消耗殆尽。
对于一些越来越久远的故事，黄源变得越来越动情了。他不能讲太沉重的话题，尤其不能讲鲁迅的死，他一想起先生的遗容就会悲恸得热泪盈眶。他曾情不自禁地捏住我的手说： “两天前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就走了？他送我和萧军出来，还关照我去看看普希金的话剧呢……”
他怕讲这个沉重的话题，又忘不了这个刻骨铭心的场景，他说他赶到先生家握住先生手时还暖生生的。
（摘自《中国作家·纪实版》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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