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民党内纷争的白热化,以及各地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人跨党的声浪日益激烈,本来在国共两党之间组织人事纠纷中采取调和立场的孙中山逐步感觉到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从而摆脱那些或明或暗的反对他实行新政策的老国民党员的干扰。
这时鲍罗廷建议孙中山不妨仿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立一个“政治委员会”(鲍罗廷后来在给瞿秋白的信中直接称其为“政治局”),作为国民党内政治指导机关,其职能是辅助孙中山筹划大政方针和重要人事之任免。
根据鲍罗廷的建议,1924年7月11日,孙中山正式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以他自己为主席,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谭平山、邵元冲、伍朝枢为委员,鲍罗廷被任命为顾问。
紧接其后通过的组织条例,规定了该委员会在国民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和享有特殊权利。
谭平山提出因工作忙、时间紧不参加该委员会,于是鲍罗廷向孙中山推荐瞿秋白参加。7月1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谭平山辞去政治委员职务,任命瞿秋白递补。
鲍罗廷在广州给上海的瞿秋白写信说:
广州的情况简述如下:成立了由所谓“左派”组成的政治局(指7月11日成立的国民党中夹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谭平山拒绝参加,借口是他没有时间。
上海中央是否认为采取这样的步骤是正确的?是不是他还是参加为好?
而不是做对那里的什么事情都沉默不语的见证人,以便对每个问题都发表意见和提出自己的决议策。如果您认为谭平山不便参加政治局,那么或许应该指派另一个。在广州,看来没有另一个人可选,我们打算让您去参加,哪怕是在暑假期间,学期开始前您可返回上海,留下某个人当副手”。
当时,瞿秋白作为国民党一大当选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根据党中央和鲍罗廷的安排,一方面参与上海《民国日报》的改版和改组工作,另一方面在国共合作创办的干部培训学校——上海大学执教,担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现在,由于鲍罗廷的推荐,他又“顶替”谭平山成为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在孙中山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之前的7月3日,谢持、张继鉴于与鲍罗廷交涉(6月25日)没有什么结果之后,他们又将“弹劾共产党案”提交给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11人,他们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邵元冲、林森、张继、林祖涵、邹鲁、柏文蔚、谭平山和张知本。
鲍罗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会上却因为他而爆发了谭平山与张继的激烈争论。
起因是孙中山的一个提议。会上讨论孙中山关于邀请鲍罗廷担任正在拟定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时,张继起而反对。
他首先向与会人员谈了他和谢持6月25日与鲍罗廷的谈话情况。他“坚持认为,鲍罗廷无论如何不能当我们党的顾问,因为他说国民党已经死亡”。
张继作了长篇发言,谭平山表示反对。
张继:“鲍罗廷的行为并不高尚”。
谭平山:“张继所说的高尚是庸人的高尚,而不是革命者的高尚。鲍罗廷是革命者,他的行为符合革命党关于高尚的概念。
需要选择一种方法把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恢复自由,使所有的民族都独立,解放中华民族。所有能使革命达到此目的的方法,就是革命者的高尚。鲍罗廷实际上在帮助中国,帮助革命。我们怎么能够说鲍罗廷不对呢?”
就这样,两人围绕着鲍罗廷的顾问身份及言行、东方革命的理论依据、中苏建交的意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否对国民党有利等问题进行了长约两个小时的激烈争论。
会上,汪精卫、廖仲恺都明显地站在谭平山一边。
自从国民党右派抛出“弹劾共产党案”后,国民党内围绕共产党的问题议论纷纷。
对此,当时留有一份情况通报,指出:
右派出版了反对共产党员的专刊,举行了一些会议。他们视共产党员为敌人,要求将共产党员开除出国民党。甚至还出现了右派与共产党员进行“理论”论战的文章,就以下问题进行了辩论:是搞阶级斗争还是在工人运动中搞改良主义?作为革命方法,是搞军事运动还是搞大规模的宣传?
在这些辩论文章中,右派不止一次地提出这样的看法:
似乎国民党主义就是妥协和“劳资调和”;国民党先用武力消灭“北方的篡权者”,然后,只从事“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准备工作。至于国民党现在进行的反帝斗争,这是出自于共产党的“计谋”,他们想以此来破坏国民党与这些强国的“友谊”,等等。
中派则采取了这样的政策,他们说,我们与共产党员完全一致,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员还要保守自己的“秘密”,如果这些秘密确实有利于国民党,不妨把它们公布于公,这样右派就没有任何理由攻击共产党员了。他们甚至认为共产党员与第三国际联系是企图“垄断中国革命”,为此,才需要“保密”。在这一点上,中派与右派是一致的。
面对这种情况,7月13日,陈独秀在上海给维经斯基写信说,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是,只看到极右的右派分子,而一定数量的左派则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个人是中派。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
因此,陈独秀请求维经斯基:
您需要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的报告。我们期待你们将根据他的报告制订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
但是,与此同时,广东的共产党组织则采取了与上海中共中央完全不同的态度。7月15日,中共广东支部召开全体会议。
鲍罗廷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
根据鲍罗廷的报告,中共广东支部作出了不同于中央的决议:
听取了鲍罗廷的报告后支部认为,鲍罗廷对中国南方政治局势的估计和他拟定的路线是正确的。
会议还确认鲍罗廷同志就我们中国党在国民党队伍中的工作问题作出的实际结论是正确的。会议认为,迄今为止国民党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还没有完全放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现在还可以利用合法的方式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进行工作,以便深化国民革命运动,加强工农潮流,因此共产党人不应该退出国民党。
会议认为,在准备可能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上,我党实际上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现时条件下应起的作用。
会议认为,坚持把广州作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基地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由此可见,鲍罗廷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内左右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而还要面临来自中共中央退出国民党以及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的舆论和意见。
但是鲍罗廷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使命。
对于鲍罗廷来说,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固然使他身心俱疲、心中纠结,然而就在7、8月份他的战友巴甫洛夫将军意外殉职,更使他的心境如雪上加霜,伤痛不已。
鲍罗廷到广州后,一方面在政治上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功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另一方面,他与加拉罕一起说服苏俄政府对孙提供军事援助,帮助孙中山创办军事学校。
于是,在离广州25公里处的珠江要塞——黄埔岛上,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于1924年5月被创立并开学。
它就是著名的黄埔军校,又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开学典礼,那天,鲍罗廷与孙中山、汪精卫和胡汉民等党政要人们一起,从广州亲临黄埔岛参加典礼并发表演讲。
根据鲍罗廷的建议,黄埔军校的军事和政治训练突出一个主题——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党军,依靠党军统一中国。
新创办的黄埔军校是鲍罗廷在广州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鲍罗廷的成功密不可分,它寄托着以鲍罗廷和孙中山为代表的俄国人与中国人在广州的希望,其毕业生将成为巩固国民党权力的基础,使北伐成为可能,它是中国走向大革命的重要里程碑。
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不久,鲍罗廷在广州的顾问团队中,迎来了一位仪表堂堂、身材高挺、引人注目的军事总顾问,他就是孙中山政府的首任军事总顾问、时年32岁的巴维尔·安德烈耶维奇·巴甫洛夫将军。
巴甫洛夫将军1892年出生于沙皇俄国一个中将家庭,曾是沙俄旧军队的一名近卫军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之一,在捍卫苏维埃新政权的国内战争中屡建战功,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因此,作为鲍罗廷率领的顾问团中第一任军事总顾问,巴甫洛夫将军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是完全胜任的。
他被战友们称为:
天才的军事首长,一位勇敢的战士,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他懂5种语言),是党和列宁事业的一位忠诚战士。
巴甫洛夫到广州后,致力于广州军事工作的开展。
首先,对黄埔军校的工作进行指导。
6月24日,他与鲍罗廷一起到黄埔军校作演讲。
他在鲍罗廷演讲之后,以《俄国革命及红军经过的情形》为题,向全体军校官兵们作了一场生动的报告。这些演讲实际上是对军校官兵进行的政治理想和革命精神的教育。
经过了解,巴甫洛夫对创办不久的黄埔军校的总体情况是感到满意的。但同时,他也指出了军校在教学中存在着课堂作业与野外作业配合不紧、苏俄教官应着军服、军校军纪应严肃等问题。
当然,巴甫洛夫在广州的工作重点并不仅仅是黄埔军校的工作,他还面临着对归服于广州政权的各路军队的改造和改组任务。
因此,他将一直在军校工作的捷列沙托夫和波里亚克调到自己身边,而将黄埔军校的顾问工作主要交给切列潘诺夫全面负责。
他与鲍罗廷多次商谈和沟通,两人都感到依附于孙中山的各路“联军”是一个潜在的严重危险因素,实际上已经开始威胁到孙中山的广州政权。
为了加强对各路军队的控制,鲍罗廷与巴甫洛夫将军向孙中山建议,在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同时,成立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1924年7月11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及第一次会议上,议决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由胡汉民(参谋长)、廖仲恺(军需总监、军校党代表)、杨希闽(联军总司令)、许崇智(粤军司令)、谭延闿(湘军司令)、刘震寰(桂军司令)、蒋介石(黄埔军校校长),加上樊钟秀、汪精卫共9人组成,巴甫洛夫被任命为顾问。
在组建军事委员会时,他得到了鲍罗廷全力以赴地支持和帮助。
不仅如此,巴甫洛夫在对广州政府所辖各军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与鲍罗廷及各位军事顾问商量后,还迅速制订出了把各路“联军”改组成一支统一的革命军队的计划。
7月15日,巴甫洛夫在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军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提出了6项建议:
一、在“联军”中设立政治机关,在军、师一级单位中派驻党的负责代表,在黄埔军校附设培养军政工作人员的短训班。
在军队中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阐明军事行动的目的。特别要注意明确地提出与陈炯明作斗争的问题。委托一位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国民党中央执委负责领导全军的全部政治工作。
二、对“联军”的指挥人员实施统一训练。
为此要对各军校组织一次检查,并创办军官进修学校,每期三个月。军官进修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进行政治教育和统一战术方法以适应内战的条件。有计划地扩大现有军校的体制。
从“联军”各军中选择一些作战单位,对他们加以重,点的培养训练。
三、仿照我国国内战争时期的样子在广州建立设防区。查明并动员广州现有的一切物力,用于防御。
四、建立装甲兵。
五、在敌后组织广泛的农民运动。
六、设立军事检查机关。
上述建议和计划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突出“以党治军”的原则,体现了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提高军事素质的军队建设理念。
它反映了鲍罗廷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的思想和愿望,显然是与鲍罗廷商讨后拟定的。
为了实施上述计划和解决广州的军事防卫问题,巴甫洛夫亲自到前线考察与陈炯明部对垒的军事形势。
7月18日早晨,巴甫洛夫等人乘坐广九专车到石龙察看军情,谁知天妒英才,当晚在乘船返回的途中发生了意外,使巴甫洛夫有去无回,这一天竞成了他人生的终点。当时,因夜深月黑,他为船缆所绊,不幸失足落水被溺而亡。20日,他的遗体由广九专车运回广州。
孙中山和鲍罗廷得知消息后感到万分悲痛和遗憾。鲍公馆和广州一样充满了悲哀的气氛。
23日,广州政府在鲍公馆后面的东较场为巴甫洛夫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东较场中临时搭盖的祭亭内的灵台上,放置着巴甫洛夫将军的灵柩,灵柩由红绫缠裹,上盖红绿绫布;灵柩前是巴甫洛夫的遗像和他生前佩带的一把宝剑;灵柩四周插满了飘浮着轻烟的焚香。
祭亭外悬挂着各界人士赠送的挽联和国民党党旗、国旗。孙中山和鲍罗廷等广州的军政要人都出席了追悼大会。
上午11时,孙中山亲自主持公祭。
随后,孙中山和鲍罗廷等人送殡至天字码头,脱帽致哀。下午1时,由秘书3人登上江固舰护送巴甫洛夫将军遗体到南码头火化。沿途军警举枪,奏乐致哀,极尽悲伤。
8月4日,黄埔军校特意为巴甫洛夫将军举行追悼大会。鲍罗廷与孙中山、廖仲恺等人一起冒着烈日酷暑前往参加公祭。
亲临追悼会场,鲍罗廷悲痛万分,一个多月前,他与巴甫洛夫还共同站在这里发表演讲,如今这儿却变成了追棹亡灵的会场。
鲍罗廷用低沉的声调叙述了巴甫洛夫将军的生平事迹,并对他的英年早逝表示了由衷的悲惜。
巴甫洛夫将军意外殉职后,鲍公馆又迎来了他的继任者一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化名加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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