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九十寿辰的时候，准备设家宴招待亲朋好友，梁漱溟也在被邀请之列。当冯友兰之女宗璞（即冯钟璞）打电话给梁漱溟时，梁漱溟在电话那头一再重复“我不去”，且带愠怒之意。宗璞虽好话说尽，但梁漱溟却无动于衷，最后仍是厉声拒绝，还重重地挂了话筒。
    第二天，梁漱溟便给冯友兰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拒绝赴宴的理由。大意是北大旧人只存你我二人，本应当与会，只因冯友兰曾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没有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梁漱溟是“不欲有所称谓也”。也就是说梁漱溟不愿意再称冯友兰为“老朋友”，耻与为友了。冯友兰虽然觉得甚为羞辱，但仍对梁漱溟的耿直深感敬佩，于是复函指出梁漱溟“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感叹“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希望“有一欢若生平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冯友兰还托女儿随信寄去了自己的《三松堂自序》一书。
    在这本书中，冯友兰对自己当年的言行作了深刻的反思，满心忏悔地写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梁漱溟花了三四天工夫，终于将书认真读完，见冯友兰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一直耿耿于怀的梁漱溟，态度明显改变。他很快复信冯友兰，表示“甚愿把握面谈”，这一回他又称冯友兰为“芝生老同学”了。不久，在宗璞的安排下，梁漱溟和冯友兰在木樨地有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