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1999年与朋友在坝上草原 供图/科钦夫
4月19日北京时间15点47分,《三联生活周刊》原主笔王星在法属留尼汪岛因病去世,享年49岁。
微信朋友圈读到音乐人科钦夫的惊痛,是20日下午2点。起初只想约1500字发到专栏版上,前“三联”主笔苗炜晚上8点就交稿了。半小时后科钦夫又转来前“三联”主编朱伟的博文。读完就去跟领导请示做“逝者”版。
“不用一整版吧,又不是她爷爷?!”连她前同事都错愕了下。但领导没迟疑就通过了。
王星的爷爷是翻译家王佐良,姥爷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她1974年生于北京,1997年加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曾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主笔,《新知》主编、《爱乐》编辑,著有小说集《荆非昔笔》、散文集《七部名著读伦敦》等,曾选编《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2020年随外交官丈夫远赴法属留尼汪岛。
找愿意为王星写点什么的人,并不难。巫昂900字用了不到一个半小时。李孟苏是孟静帮忙问来的。苗师傅又转来了丘濂。
诗人说“四月,是残忍的季节”。伊人远走,“三联”人经历失去,不掩伤恸,才情炫然。
悲伤四月天
◎朱伟(前《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悲伤四月天。今年四月,只感到春寒。院里的紫藤都只开出稀疏几串,往年都是垂满花束的啊。四月五日,刚去成都送别“老爹”;昨天,王星又走也匆匆了。在遥远的留尼汪,隔着重洋,想去也去不了。
王星是净土胡同的老人了,外语学院毕业,先到《爱乐》。我说,《爱乐》的活儿不够你做,到周刊帮忙吧。她就缩着脖来了。那时,她还是个长发飘飘的小姑娘呢。从净土胡同到安贞大厦到霞光里,她是周刊这集体里我引以为傲的才女之一。
我曾称她“活词典”。她通七八种外语吧?我曾与她讨论可否开专栏,语种关系就饶有趣味。她就眯眼笑,笑是憨憨的,不通一点世故。在周刊,我自认兴趣广泛,知识面尚可,却远难及她。但凡犄角旮旯事,一问她,全知道,且还都真懂,她是我小老师啊。我一直说,我有两个小老师,一个是她,另一个是鲁伊。
4月2日,我还在微信上请教她,问及巴克斯用英国16世纪政治家、探险家Walter Raleigh的一首诗。那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她刚起,说还迷糊,讨论Raleigh范儿,说“文责不负”。是,岁月无情,晃眼间,她也近五十了,但还是万想不到,周刊最早送别的,竟是她呀。
王星是每天都背着一个又大又沉的书包,肩是压斜了的。包里装满各种各样的书,这是她阅历之源。她是周刊几大主笔之一,对周刊作过重大贡献。她一直说,我是将她作重苦力用的。
我给她派过各种各样的重活儿:英范儿、法范儿、德范儿,摩天大楼史、法国情人史……她有能力将复杂的欧洲王室关系、民族变迁都认真梳理出来,一写就是五六万字。她曾得意说,她是既继承了爷爷(翻译家王佐良)的外语天赋,又继承了姥爷(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好奇心。
她确实是个才女,内心桀骜不驯的才女。才女往往孤傲,往往散漫,往往难以自控,王星就是个理性自控特别弱的女子。她有太多爱好——写侦探小说,钻研古外语,翻译,迷莫扎特。她在留尼汪告诉我,同时在翻六七本书。我说,不能一本本来吗?她答:叉着好玩。
她在留尼汪告诉我,她爷爷的事与姥爷的事,“现在都在我这儿了。”过些天又跟我说,她与苏旻捷已经决定一起翻《埃达史诗》了。我真觉得,她缺少一个能爱护、又能管束她的人。她这样的女子,没有缰绳,便如白驹过隙,二十多年就很快燃尽了自己,真是“生若夏花之绚烂”,不必衰老,就拂袖而去了。
其实,我退休前相当长时间,就注意她支气管有问题。她一直咳嗽,但她说,就是支气管炎。啤酒是她每天的支柱,这我们谁也管不了。周刊每年年会,她脚下都是先存好了十多瓶,喝到最后,都是拉着我叨叨不休;每次小聚,只要她参加,到最后都是,眯眼,举一根手指,半醉半醒地求:“就一瓶,最——后一瓶。”一瓶完了再一瓶,拉不走,以致大家都不怎么敢找她。
我退休后,有一次拉去武汉,晚上葡萄酒聚会,她大醉。中午的飞机,上午空隙,阳光下、草地上走走。她拎一件“六罐”,只递我一罐,不动声色就全空了。那天我们聊李白、杜甫。她感慨,李白不是中原种,才有那些能飞的诗;我们聊希腊音乐与日本能剧的关联,真正海阔天空。
她是喝得太多,早逝也一定与好酒有关。但人生一遭,想喝就喝,喝多了,飘飘然乘风而去,不也潇洒?人身不过躯壳,空留他人难过罢了。
她在留尼汪,我们过几天就通微信的。她喜欢小动物,起床要喂兔子,也有猫,她说满院都是陆龟,她还养蜗牛。不过她起床是没点儿的。某天,她津津乐道描述说,她观察蜗牛欢好,全过程两三小时,还录了视频发来。兴趣盎然余,亦觉她的寂寞。我是一直为散漫分散了她的才华而感可惜的。但换过来想,散漫而不受拘束,乘兴而来,尽兴而去,不是真浪漫吗?
不必说天堂相会,来世重聚。脱身而去了的,就如飒然之云,绽然之花,飞来之鸟。就如今日写此文前,站窗前无语,一白头翁飞来,就站树梢。我想,这就是王星吗?从留尼汪来?拿手机要拍,它就飞走了,不会再停留的。
人这辈子,能让很多人伤心、惋惜,就没白来这尘世一场。
然而没有来世
◎苗炜(前《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二十来岁,在《爱乐》杂志工作,闲着没事要给《三联生活周刊》做点儿兼职。介绍人说,她英语好。为了佐证英语好,又加了一句,她是王佐良的孙女。等她到胡同里的杂志社上班,我们一帮人经常在宝钞胡同的小酒馆里喝酒。有一次她喝高兴了,对我们说:“我要是到三十岁还像你们这样,还不如……”她没说完,就被我们的一阵嘲笑打断:“哈哈,你要干什么大事啊?”
工作没什么好说的,她给我们写过狄更斯和简·奥斯汀,写过一些关于语言问题的稿子。她喜欢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炫技,半天不往前推进。看完一大段,心说这该往前走了吧,她说,列位留步,我再给你们表演一个吞剑。
有一阵她跑去写各省市的博物馆。我问她哪儿来的资源,她说,嘿嘿,你不知道我姥爷苏秉琦的厉害,可惜早死了。不过,语言和博物馆这两个方向都不是她的最爱,后来杂志每年做葡萄酒的专题,这是她的最爱。
她很快过了三十,并不比我们更有出息,也不比我们更没出息。谈恋爱,结婚,然后跟着丈夫去了巴黎。她丈夫是外交官,她是外交官的家眷。驻外几年,返回国内,很快就过了四十岁,接着给杂志写稿子。
然后又要派驻到留尼汪岛。临走之前,安排了一顿又一顿的告别酒。我们约定,抽时间去留尼汪岛上玩。不过我这么说的时候,知道自己多半去不成。身外有看得见的羁绊,心里有看不见的羁绊,岁数越大,肉身越沉。只是我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
虎年的时候,我还笑嘻嘻地祝她“本命年快乐”呢,这个心高气傲的小姑娘也会变成个小老太太。然而,她死在那里,我恐怕不会再去看留尼汪岛的火山和潮汐。
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我脑子里闪现某一年在南法,忘了是哪个城市,她给我当导游。我们住在一家旅社,早上她到我房间门口,从门缝儿里塞进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我在街对面咖啡馆”,她怕我宿醉未醒。我其实已经醒了,拿过纸条,从窗户上望出去,正看见她穿过街道,进了那咖啡馆。那旅社的房间中没有隔断,该隔开的地方就挂着一块扎染的蓝布。窗帘应该也是蓝布,在早上的风中飘扬。屋里的蓝布都飘扬着。这个场景之所以在我脑子里闪现,原因也很简单,到了四五十岁,那些先走一步的人就是去了某个地方等着我们。
继而回想起来的都是一些享乐的事。我们一起去过枫丹白露和巴比松,去过阿维尼翁。在古竞技场外面的一个小饭馆里吃了一顿午饭,然后找了一家德国餐厅吃大肘子和啤酒。酒足饭饱之后,找到一家电影院看《耶稣受难记》。售票员一再说,这个电影是拉丁语对白,字幕是法语。她喝了酒,郑重地点头。喝了酒之后点头会更用力,更郑重。电影倒没什么看不懂的,就是梅尔·吉布森扮演的耶稣不断挨打。我要查一下这个电影的全球公映日期,才能确定我们那次南法之旅是2004年的事。
后来我们还一起去了智利,采访若干个酒庄。穿越安第斯山脉,到达门多萨,喝着马尔贝克,吃着阿根廷牛肉,满大街都是流浪狗。又穿安第斯山脉回到圣地亚哥,在一个酒吧过了圣诞节。酒吧里的女招待都穿着围裙,围裙上印着聂鲁达的诗句。每一件是不一样的诗句,我们就对着那些围裙翻聂鲁达的诗。她随身带着西班牙语词典,她教我的几个西班牙语单词我现在还记得,水、气泡水、厕所、谢谢。怎么没有酒呢?酒我忘了。
忘了说了,她叫王星。有一阵儿她做自我介绍时,喜欢说自己的名字是“天上星星的星”。她的藏书扉页上喜欢画一个星星,写上她的名字“斯黛拉”,西班牙语中的星星。
她做翻译、写侦探小说,但送给我的书是《王佐良文集》和王佐良著《英国文学史》。有一次我读到《一个中国诗人》,问她有没有英文原稿,她拍了一张照片发过来,那是她爷爷写的英文。她爷爷翻译的彭斯诗流传甚广,我们都会唱,头一句是“老朋友哪能忘记,哪儿不放在心上”,前奏一响就能跟着唱。其中有两句是“我们曾赤脚蹚过河流,水声笑语里将时间忘。如今大海的怒涛将我们隔开,逝去了往昔的时光”。这两句诗可以做今日的道别。
我想起来的都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黑夜低吟也须纵酒的往昔时光,我知道它不会再来。如果我年轻几岁,也许会假装豪迈地说我们来世再聚。
然而没有来世。
作为一个红楼人物的王星
◎巫昂(前《三联生活周刊》记者)
从主编朱伟和三联诸同事那儿获知了王星去世的消息,在异国他乡一个叫留尼汪的地方。并不知道它在哪里,有人告诉我,马航就是在那一带失踪的,以及它是法属殖民地,一个火山岛。
对王星,有两件印象深刻的事儿。 一是我的笔名和她的真名远了看其实有点像,有时候翻开杂志自己吓一跳——我怎么写得来这么厉害的文章!她是国际部的,见到人总是腼腆羞怯又略微有些顽皮地笑一笑。二是有一次整个编辑部去哪里团建,包了一辆中巴。她跟她新婚的丈夫坐在车子中间部位,一人拿着一本书静静地读着。车子还在等人,我看了这俩好一会儿——一对璧人,这是无疑的。
说是两件其实还有一件。每次同事小聚,我都会逮着随便一个人问:“王星当年那只猫到底是几斤?”有说七斤的,有说八斤的,也有说九斤的。猫的名字是按照斤数起的。她要去法国之前,为了那只猫托运出国费尽周折,预计也花了不少钱。也因此普及了一只猫是可以运出祖国大陆的知识。
王星是一个活得非常天然自得的人,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我觉得她喜欢喝酒大概是智者的一种爱好吧。平日看她还是一个挺内向的人,但是喝酒之后状态就不一样了。所有人都记得她爱喝酒,我们也是在年会上举杯、碰杯,无所不用其极地大醉过,酒瓶子总是堆满了她的近侧。唯有饮者留其名,所以,她给了我们一个饮者和智者的印象。
她喝酒的能耐显然跟写文章或者懂的外语一样超人。还有一个名号,应该是隐者。比起许多盛名在外的人,王星不怎么高调,她甚至总是深深地隐藏在自己的文章之外。印象中,也极少见她或者听说她在某些场合公开讲什么。一个非常好的媒体主笔,一个非常好的译者,如此而已。
然后她所有驳杂的爱好成就了她作为一个有趣味的人,一个不以权威和苦心经营为要务的人。隐者、饮者与智者,还不能够构成一切吗?在我的认知里,这已经完成作为一个生命体的至高成就了。
三联的另外一位同事,小甄甄芳洁两三年前离世。我想她是最像邢岫烟的一个人。王星也像是《红楼梦》里的人,但是她基本上住在国外的大观园。我在想她像是谁呢?想不起来,这样一个有趣、无拘无束、一味天真烂漫的人,像她自己就行了。
无限唏嘘,在春天的尾声。她是永远的青春的模样,我们也将永久地记得她吧。
女人和缪斯一样顽强
◎李孟苏(前《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记不清是北京时间4月19日深夜还是20日凌晨,突然迷迷糊糊想起王星,她跟我聊云朵。
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康斯特布尔的云,文中引用了王佐良先生翻译的华兹华斯的诗歌。她看到后给我发微信,感谢我记得她爷爷。又说她在小岛看到的印度洋上空的云,“跟野猫打滚一样千变万化,够康斯特布尔画几辈子”。我知道她爱喝酒,逗她:“肯定还是喝醉了的野猫。”她回复:“必须的。灌了朗姆酒的。”那天,我在宋庄外的树林里,她在印度洋中的留尼汪小岛上。
20日醒来,突然就得知王星在岛上猝然去世的消息。悲伤涌上心头,泪水不能自已。我想到她的时间正是她弥留之际。这是心灵感应吗?她就这样留在了岛上,化成了云。
王星和我,还有几个老同事,这十几二十年的相处,本来就聊得来,情趣相投,又甘当火热网络生活中的废柴,于是组了一个“回字有四种写法”小群,隔段时间凑一起喝酒吃肉。不谈经世致用的玩意儿,也不愤怒焦虑。王星往往会早到,坐下自己先叫几瓶酒,自斟自酌。我们人陆续到了,她的酒一瓶接一瓶上桌。
她喝酒不喝酒,都是满脸的迷离。最早认识她,是1997年我入职《三联生活周刊》。走在净土胡同里,一个瘦高的姑娘迎面走来,穿着亮闪闪的银色衬衫,系一条细窄的领带,衬衫放在长裤外,脚蹬一双松糕鞋,似乎是露露·德拉法蕾斯、简·诗琳普顿从1960年代的伦敦卡纳比街头走到了北京的胡同。姑娘的小脸藏在中分的长发下,半低着头,我只能看见她的眼睛,狐狸般冲我一眯一笑。
她端着酒杯,慢悠悠地说:“我关注了'养猪网’公号,每天看生猪价格的起落、猪瘟的控制、养猪经验的分享,可好看了。”我看了,果然好看。作为答谢,我也分享给她我关注的“小扁豆小宗豆”公号,介绍各种豆子的知识和食谱。可惜这个公号前年底停更了。
她写过侦探小说,我们怂恿她接着写。她喝口酒,直摇头:“试过就不想再写了。”她写的小品文也好看,有英国女作家E.M.德拉菲尔德的幽默笔锋。写小品文她用笔名“劳乐”,我问她是什么用意,她眯眼一乐:“老乐的意思。”她有语言天赋,翻译过书,但又无心成为翻译大家或者语言学者,这方面的文章都懒得写。她说她倒是更感兴趣古埃及文字,要好好研究一番。她总是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淘气玩意儿。
偶尔,她会聊起她爷爷王佐良先生,但不聊王老先生的学术和翻译,只谈爷爷的兴趣爱好。“老头儿在牛津上硕士,写的论文是约翰·韦伯斯特的悲剧,太酷了。我正在整理爷爷的这篇硕士论文。他怎么会想到写韦伯斯特?那么暗黑嗜血的剧作家,尽写些藐视道德的角色,太酷了。”
这些年,她更多地花精力整理爷爷王佐良先生、外公苏秉琦先生(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著作,自己写的译的东西很少发表出版,她也不在意。有一次聊到这些,她轻轻地飘出:“我从小见多了出入我爷爷、外公家的各路名人、大拿,名利算什么呀。”朱伟老主编说她太散漫、难以自控,浪费了自己的才华。我倒觉得,她是参透了身外之物。所谓“才女”之称、“名门世家”,她都视为生命中最无足轻重的粉饰,稀罕它们?至于才华、博学,用于自娱自乐足矣,不多我一个传播出去教诲天下,浪费就浪费了。这世上浪费的东西还少吗?
参透世事,也让她一直安心地留在体制内,不争不抢,本分地做好手头的事。为自己在精神世界里漫无边际地淘气,提供了基本保障。知道取舍,她有大智慧。
我很后悔没和王星就韦伯斯特的戏剧聊下去。我是看王佐良先生翻译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长大的,而韦伯斯特的神作《白魔》《玛尔菲公爵夫人》,人皆虐待狂,人皆被害者。这种反差巨大得令我惊愕。我很想知道,他们祖孙二人是如何聊韦伯斯特的。爷爷喜欢韦伯斯特,这流露出个性中的顽皮促狭,是不是遗传给了孙女?在现实中爷爷真正喜欢研究韦伯斯特而不能,又有没有遗憾?这“不可得”的虚无是不是影响了孙女的选择?
她要随外交官丈夫派驻留尼汪。走之前我们给她送行。她因为工作交接,出发日期一再推后。送行酒喝了一局又一局,没完没了,喝到“回字有四种写法”群的朋友们都烦了,你怎么还没走啊!后来也没人再张罗给她送行。突然有一天她微信大家“我到小岛上了”。突然这一天,微信里传来消息,王星走了。
韦伯斯特的《白魔》中,主人公维多利亚驾着黑船驶向死亡之际,她的哥哥弗拉米尼奥对她说:“女人有九条命,每个都和缪斯一样顽强、长寿!”
这句诗送别王星。
漫长的告别
◎丘濂(《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一整天都在错愕之中。
王星姐是周刊的前辈,我2010年入职的时候就是传奇一般的存在了。但直到2019年她快要去留尼汪之前,才有了一些交集。
那年夏天,我要写关于火锅的美食报道。一次同事的饭局上,和她提起来北京火锅除了涮羊肉之外,还有一种是全熟或者半熟食材的热锅,清宫档案里有记载,但是遍寻不到。她马上说,这在北京有人做啊。于是介绍我认识了聚德楼的甄师傅,全北京大概只有他在复原那道“菊花炉肉热锅”。我这才知道,美酒之外,美食也是她的一大爱好。而她的兴趣太广了,就像老主编所说的,犄角旮旯的事儿问她全知道。我和她聊猫聊小动物聊美食,只不过是她各种涉猎的冰山一角。
然后发现我们住得不远,后来还约过饭,是在刚刚开业很火的谭鸭血。那天我去延庆采访,和她说要很晚才能回来。她说不着急,早早就先去占座了,“我在图书馆也是看书”“我有一大本书要看呢”“万一赶上我不在座位上,找啤酒和印度(旅行书)”。有酒和书相伴,在哪里都无所谓,这很是她的风格。
翻看聊天记录,2019年9月16日我们在聚德楼一起吃过一次告别的饭。她9月18日一早飞往留尼汪,在迪拜中转的时候还报了声“平安”,意思是并没有因为酒喝大了误了飞机。
我知道她走之前和很多人吃了很多告别的饭。因为签证卡着,送行的大酒喝了三个多月。现在回忆起来,那整个夏天,也许是冥冥之中,上天安排的一场漫长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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