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1987年9月，汪曾祺应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之邀，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汪曾祺将爱荷华生活的点点滴滴，写在给妻子施松卿的家信里。这种放松状态下写的文字，自然流露了汪曾祺当时的心境，可见汪曾祺这一段“旅美心史”。
1987年9月1日，汪曾祺刚到爱荷华，洗了一个脸，即赴聂华苓家的便宴：美国火锅。汪曾祺喝了两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宴后，主人给汪曾祺装了一瓶威士忌回来。
汪曾祺擅书画，特意带了画和对联送给聂华苓，安格尔一看画，就大叫：“Very delicate！”汪曾祺对聂华苓说：“我在你们家不感觉这是美国。”“这里充满生活的气味，人的气味。”
汪曾祺住在五月花公寓八楼30D，很干净，无噪声。他开始利用美国厨具，做中国菜，不仅自己做饭，还为朋友献厨艺。蒋勋住在汪曾祺对门。蒋送了汪好几本书，汪送了蒋几张宣纸、一瓶墨汁。蒋原籍西安，汪便给他写了一副字：“春风拂拂灞桥柳，落照依依淡水河。”
10月12日是安格尔79岁生日，晚上请大家去喝酒。安格尔家的门上钉了一块铜牌，刻字两行，上面一行是“Engle”，下面是中文“安寓”。汪曾祺给安格尔写了一首诗：
安寓堪安寓，秋来万树红。此间何人住？天地一诗翁。此翁真健者，鹤发面如童。才思犹俊逸，步态不龙钟。心闲如静水，无事亦匆匆；弯腰拾山果，投食食浣熊……
10月中，陈映真82岁的父亲特地带了全家，坐近六个小时汽车来看中国作家。晚上陈映真的妹夫在燕京饭店请客。汪曾祺抱了陈映真的父亲，忍不住流下眼泪。汪曾祺说：“我好像一个坚果，脱了外面的硬壳。”10月20日，他写信给妻子：
昨天董鼎山、曹又方还有《中报》的一个记者来吃饭……曹又方抱了我一下。聂华苓说：“老中青三代女人都喜欢你。”……王渝说她写信给巫宁坤，说：“汪曾祺比你精彩！”她说那天舞会，我的迪斯科跳得最好，大家公认。天！
在爱荷华，汪曾祺改写《聊斋》故事，这便是后来的《聊斋新义》。9月20日，汪曾祺在“创作生涯”会上发言：
我的小说，不大重视故事情节，我希望在小说里创造一种意境……如果有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是有画意的小说，那我是会很高兴的。可惜，这样的评论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
大概从宋朝起，中国画家就意识到了空白的重要性……马远的构图往往只画一角，被称为“马一角”……一个小说家，不应把自己知道的生活全部告诉读者，只能告诉读者一小部分，其余的让读者去想象，去思索，去补充，去完成……留出空白，是对读者的尊重。
10月18日“我为何写作”讨论会，汪曾祺说：
我为什么写作，因为我从小数学就不好。我读初中时，有一位老师希望我将来读建筑系，当建筑师—因为我会画一点画。当建筑师要数学好，尤其是几何。这位老师花很大力气培养我学几何，结果是喟然长叹，说“阁下之几何，乃桐城派几何”。
我曾经在一个小和尚庙里住过……我没有当过和尚。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打到了我们县旁边，我逃难到乡下，住在庙里。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之外，我只带了两本书，《沈从文选集》和《屠格涅夫选集》。我直到现在，还受这两个人的影响。
10月30日下午，汪曾祺给妻子的信记录了他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起首说：
我的女儿批评我，不看任何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除了我自己的。这说得有点夸张，但我看同代人的作品确是看得很少。对近几年五花八门、日新月异的文艺理论我看得更少。这些理论家拼命往前跑，好像后面有一只狗追着他们，要咬他们的脚后跟……
这一年秋天，汪曾祺旅行了半个月。在芝加哥，汪曾祺和蒋勋去看艺术博物馆。汪曾祺看了凡·高的原件，才真觉得他了不起。毕加索的原作，有一幅他的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画《母与子》，很大，好懂；汪曾祺说：“这个博物馆值得连续看一个月。可惜我们只能看两小时。”
汪曾祺在纽约住王浩家。王浩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同学。1987年2月23日，汪曾祺写《金岳霖先生》一文，谈到王浩是金岳霖最得意的弟子。汪曾祺在文中还说：“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没想到此文写后几个月，他们就在纽约重逢了。
在波士顿，汪曾祺去市博物馆参观，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在那里。汪曾祺万万没有想到颜色那么新，好像是昨天画出来的。他很想建议中国的文物局出一本“海外名迹图”。
11月22日，汪曾祺去參加“美国印象座谈会”。他讲了林肯的鼻子是可以摸的，并说谁的鼻子都可以摸，没有人的鼻子是神圣的。会后，好几位女士都来摸他的鼻子。
此时，汪曾祺已不想去西部旅行。他说：“我游兴不浓，因为匆匆忙忙，什么也看不到……我印象最深的是凡·高、毕加索、宋徽宗的画。”
文化之根
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的不只是华文作家。汪曾祺和外国作家也打成一片。有一晚，汪曾祺十一点回到五月花公寓，几个拉美作家强拉他去他们屋里喝了一杯威士忌。他们说，西班牙语的作家都很喜欢汪曾祺。
正当汪曾祺为回国作准备之际，有两位黑人学者请他去聊了一晚。一个叫Herbert，一个叫Antony。谈了五个小时后，汪曾祺明白了一些美国黑人的问题。汪曾祺从他们的谈话里感到一种深刻的悲哀。他这才感到“根”的重要，祖国、民族、文化传统是多么重要。Herbert说《根》那本书是虚构的，实际上作者没有找到根。这一晚的谈话，汪曾祺后来写成《悬空的人》一文。
聊天的当夜，还发生一件事：汪曾祺的房间失窃了。就在汪曾祺熟睡时，小偷搬走了屋里的电视机，偷了他六百美元现款。还把汪曾祺的毛笔、印泥、空白支票本以及桌上不值钱的小玩意都拿走了。后来汪曾祺发现，小偷把陈怡真送他的一个英国不锈钢酒壶也拿走了，壶里有聂华苓给他灌的威士忌。
事后，聂华苓给汪曾祺开了一张六百美元的支票。聂华苓听说陈怡真送他的酒壶丢了，高兴极了，说：“我正想送你什么好，这下好，我再买一个送你！”
1987年年底，汪曾祺回国。离开爱荷华那天，下了大雪。
（摘自《书城》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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