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7月，董必武的长女董良翚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弟弟董良翮的事情，尤其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弟弟两次被捕入狱的事。
因为这事儿，不管是当时，还是在后来，有很长一段的时间，家人也好，外面的人也罢，都不清楚董良翮入狱的原因是什么，也从来没有人给过口头说明，或出示过书面文件。只知道他无故入狱，又莫名出狱。
董良翚在被问到此事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后缓缓道出了一个在大家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原因。
当年董老病重时，有一次和女儿聊起往事，当谈到董良翮这个次子，在那个时期两次入狱的原因时，一滴浑浊的泪水，悄悄划过布满皱纹的眼尾：他是为我坐的牢啊！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开国元勋董必武董老爷子一生有三个子女——长子董良羽、长女董良翚、幼子董良翮。
董必武对长子长女都非常严格，弄得俩孩子都有点怕他，唯独对董良翮这个幼子有所不同。
董良翮出生于1945年，那时的董必武已近60岁的高龄，对这个“老来子”特别偏爱。
董必武早年是个秀才，爱读书，后来参加革命后，又一直担任比较重要、保密性高的工作，所以“书房”一直是董家“闲人勿进”的重地。尤其是学龄前、破坏力超强的孩子，董爸董妈耳提面命，不许孩子进入书房，比如董良翮的哥哥和姐姐。
但这个规定，到董良翮这儿就被破了例。他被赋予了能自由进出父亲书房的“通行证”，他可以在父亲的书房随意翻腾，把父亲的印章、镇纸、眼镜盒之类的，拿来当玩具玩，哪怕玩坏了，只要董良翮一个无辜的小眼神，濒临发火生气的父亲立马泄火消气。
有时玩累了，还能直接睡在书房里，因为工作晚归的父亲，会把他轻轻地抱回房间。
而且，只要父亲在家不工作的时候，已经会走路的董良翮，就好像又回到了学走路之前，整天被父亲抱来抱去。
这些，相对于他的哥哥姐姐来说，简直就是“来自父亲的宠溺”啊。为此小小的董良翮，没少收到来自哥哥姐姐们羡慕的小眼神。
后来哥哥姐姐都相继离开了家，只有董良翮基本是一直待在父亲身边长大的，直到开始“上山下乡”。
上学后的董良翮，因为顽皮贪玩，成绩一直不是很好。父亲再生气也不会当面喝斥、训话，只是让其姐姐代为管教，这无形之中，又是给小儿子开了一道后门。
对于董老爷子专宠小儿子的事儿，革命队伍里很多人都知道，曾是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也不例外。
1966年5月开始，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进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动乱年代。这期间，林彪等人走上了与共产党相反的道路，违背了革命的初衷。同时，还把矛头指向了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身上。
董必武是新中国开国元勋之一，是当年“红船会议”13个人中，除了毛主席之外唯一坚持到底的老革命家。
曾经在知命之年，靠着一根拐杖，徒步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还曾因为一块烧饼，就为新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全国统一的银行，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更为新中国建立的司法制度。
对于这位一位功臣，想要抓到他的小辫子，主动上门找茬，只能是事半功半，还可能得不偿失。要想达到目的，只能让他自乱阵脚，主动跳出来 。
那时候，林彪也好，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团体也罢，整人的龌龊手段是层出不穷，而且还能做到因人而异，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搞倒对方。
有用武力殴打的，有在吃食上做文章的，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言语侮辱的。而他们想到的，能对付董必武的办法，就是精神折磨，从他身边至亲的人下手，让他不堪折磨，自动跳出来。而这个人选，就是董秘武从小疼爱到大的次子：董良翮。
1966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央举办了一个活动，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进行革命文化交流，当时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次机会，把北京城的秩序搞得是一团乱。
他们派人去各地煽风点火，尤其是那些高举“破四旧”的学生们，唯恐天下不乱，北京火车站被这帮人搞得是乌烟瘴气，危险事件是一触即发。
为了维护秩序，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一个“西城纠察队”，里面的成员主要以当时北京四中的学生为主。四中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高干子弟学校，董必武的小儿子董良翮就是四中的学生，他在“西纠”里担任“二把手”的职务。
这原本是一个用来维持秩序的队伍，但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当成了“反革命”的存在，千万百计地找茬，要找出这个队伍的幕后指使者。
1967年1月初的一个凌晨，位于中南海的一处小院，在伸手不见五指、寒风呼啸的黑夜里沉睡着。
“嘀铃铃……嘀铃铃……”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董良翮。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还没来得及问对方是谁，电话那边就已经表明了身份，称自己是公安局的。
在确认接电话的人就是董良翮后，让他带上牙刷、毛巾之类的生活日用品到公安局投案。
至于投的是什么案，刚从梦中惊醒的董良翮在电话里也不敢问，对于公安局的传唤，更是不敢有所怠慢，连夜收拾好衣物用品就赶到公安局。
电话里不敢问原因，当面就更不敢问了。就这样，21岁的董良翮稀里糊涂地开启了他的第一次狱中生活。
当时一起被关的有不少人，大多都是参加过“西城纠察队”的，男男女女加起来大概有两三百人的样子，十来个人一起地被关在号子里。
看到这场面，就算董良翮再懵懂无知，也能大概猜到他为什么会被半夜三更地提来这儿了。“西纠”只不过是个导火索，那些人真正想要的，是他们这些学生背后的人。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有了预兆了。
那时候，他父母在广州休养，有一天接到了中央发给他们的文件，文件里说他们的小儿子董良翮犯了事，最好到公安局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把两老急得，连夜打电话给女儿董良翚，让她务必陪着弟弟一起去，看看酉生（董良翮的小名）到底犯了什么事。
第二天一早，姐姐就带着弟弟匆匆赶到公安局“投案”。至于投什么案，当事人是一头雾水，毫无头绪。
按照要求，董良翮把自己从这个特殊时期开始到目前为止，所有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事无巨细地汇报了一遍，就差把每天的吃喝拉撒交待出来了。
完了之后，正等着宣判呢，却得到了“回家”的指示。本以为是误会一场，但目前看来，就是那些人使得一场心理战术。
在被关了近4个月后，在列宁纪念日那天的晚上，董良翮等人被放了出来。回到家后董良翮见到年迈的老父亲，哽咽地叫了一声“父亲”。
但此时的董老，因为幼子被无故关押一事，备受煎熬，也知道这事与自己脱不了干系。在双重的精神压力下，他的听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原本高大的身影，也佝偻了很多。
经此一事后，原本以为林彪他们能明白“以儿子威胁父亲”这一招是不管用的，以后会有所收敛，谁知他们却变本加厉，仅过了一年的时间，又故技重施。
在1968年的初春季节，22岁的董良翮准备当兵入伍。谁知在一切准备就绪之际，公安局又来一个电话，把董良翮再次关入狱中。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被关入了单人间。除了能听到外面的鸟叫声，和晴天时从那高高的监狱窗口泄下的一点阳光之外，就只有他一个人。
没人说话，更没人和他聊天，就好像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心里的那种绝望、恐惧一点点漫过心脏，直冲大脑，只能通过自残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还活着，才能发泄那濒临崩溃的情绪。
面对儿子的再次入狱，年迈的父亲想阻止，想把儿子从泥沼里拉出来，但只要一想到身后还有许许多多的老一辈革命家，那伸出去的手，只能无可奈何地收回。
到这年的年底，董良翮才被释放回家。这时父亲的听力障碍更为严重，如果不用助听器，已经几乎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而这次董良翮的入狱原因，也从来没有过定论，更无人出面给过解释或说明。
1969年，董良翮从学校毕业。那时候正是提倡“上山下乡”的时候，对于这些应届毕业生，国家极少会安排他们就地工作，大多都被直接“下放”。
那时候父亲已经84岁高龄了，长子和长女都不在身边，作为小儿子的董良翮，按照规定，是可以留在北京工作，方便照顾老爷子的。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表示正因为董良翮是国家干部的子女，是革命的后代，更不能搞特殊。
在父亲的坚持下，董良翮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一起来到河北晋县贺家寨生产大队插队落户，这一干就是近10年的时间。
刚开始的时候，对农活不熟悉，经常闹笑话，筛苗的时候，把强壮的筛掉，留下羸弱的，那是时常发生的事情。为此，董良翮也受了许多的冷言冷语，说他是城里来的大佛，农村这样的小庙容不下他，也有人说像他这样的城里人，到农村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
但董良翮从不放弃，他总是记着临行前，父亲交待他的话，让他在农村好好干，多听老农和队长的话，当一名合格的农民。
不会，那就学到会。他时常向老农请教关于田亩上的一应事情，什么时候耕种，什么时候锄草，什么时候施肥，一点一滴地写在本子上，记在心里。
时间一长，董良翮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农事通”，春耕夏播、犁地耙地是样样精通，而且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比如连老农民对不愿意干的“沤肥”，要先把猪圈里的猪粪铲起来，堆在一起，让其自然发酵成有机肥，然后再用到庄稼上去。
那味道，简直不可用任何言语来形容，路上遇到过“运猪车”的人都懂。
他还利用自己学过的知识，帮助村民提高生产技术。那些刚开始看不上他的大哥大姐们，个个都对他竖起了大姆指。
一年多的时间，就入了党，后来还当上了民兵连的指导员，1972年的时候，又被选举为贺家寨的党支部书记。
董良翮在“下乡”时，从不提自己是谁谁谁的儿子，当地百姓只知道他是“城里来的”。后来因为董良翮的表现出色，《人民日报》为他做了一篇专访，文章上也只称他为“革命的后代”。
在北京的父亲听到儿子这么能干，既骄傲又欣慰，非常高兴，整日笑得合不拢嘴，但仍写信告诫儿子，不要因为有了一点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一定要戒骄戒躁，凡事不能浅尝辄止，否则终将一事无成。
1975年父亲病重，多年未回北京的董良翮回京照顾，父子两只在医院里见了一面，董良翮就被父亲“赶”回工作岗位去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能擅自离岗。工作上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人请假，其他人就要受累，还是回去安心工作为好。”董良翮听了父亲的训诫，只能含泪回到晋县。
父亲的以身作则，和谆谆教诲，成了董良翮一生的座右铭。后来他也是凭着这样的信念和意志，建立了“天信担保有限公司”，帮助很多作为地方经济的中小型企业渡过难关。
在2015年左右，70岁高龄的董良翮被查出患了白血病，虽然一直有积极配合治疗，但病情是时好时坏。在2017年4月11日，72岁的董良翮最终还是走到生命的终点，他带着父亲的希望，走完了那个年代的人所特有的一生。
董良翮兄、姐、弟三人的名字里都带个“羽”，那是他们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带领国家蓬勃发展。
虽然伟人们都一个个远去，但他们那种刻在骨子里的革命信念，定会世代传承下去，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国家定会越来越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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