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宣言发生了甚大的影响,也是促成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内容是废除帝俄时代对华特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这宣言约在一九二〇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他们认为只要苏俄能有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不必问苏俄的处境如何,也不必问这个对华宣言的动机如何。
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其他民众团体都已被封闭,学生的活动虽仍在暗中进行,比之五四时规模显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学们觉得过去的群众运动方式有些不够了,正在那里摸索新的途径。当时山东问题已成悬案,一时不易解决。直皖战争酝酿已久,日近爆发,人们都在期待段祺瑞亲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将是曹锟和其盟友张作霖,与段相较,都是一丘之貉。吴佩孚究竟只是曹锟的一员部将,虽表示反日爱国,又能做出些甚么来？这一切都显得中国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中闪耀的光芒。
当时从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研究系主办的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建设月刊、星期评论及无数青年们主办的报刊都或多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扬社会主义,并热心地介绍俄国革命的实况。已经踏进社会主义圈子与尚在边缘的人物,不仅撰文宣扬,有些已开始有所行动,虽然那些行动并没有甚么了不起,但确已走向酝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途径。
当时和我亲近的同学们,思想上多有了显著的改变,其中有些较李大钊先生尤为急进。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罗章龙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据他研究所得,俄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抓住这一点前进。其他有这种类似急进表示的青年所在多有,（伟人）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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