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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 (50)完:胡乔木对人的赞美,任何时候都不会公开直说

168 同田家英到胡乔木的窑洞里编语文课本

我继续留在中宣部。干什么呢,谁也想不到,胡乔木要搞一套初高中结合起来的语文课本,田家英和我二人就参加这个课本的编写。当时看不出日本什么时候投降,以为我们还要丧失很多地方,基本力量还要转移到山沟里,可能还要在山里待十年二十年。延安当时没有正规的学校,办的学校跟训练班差不多。胡乔木自己要主编一部五年制的初高中语文课本。

他这个人很奇怪。一方面忙于最高层的政治评估、活动,另一方面个人的兴趣,他也要顾及。他就找我跟田家英编。在战争那么忙碌的时候,他忙那么多事,新华社的稿件呀,《解放日报》的社论呀,中央的文件呀,他还要忙这个课本。这是他个人业余爱好,个人兴趣。

胡乔木对中学的语文教科书,有他一套完全独立的见解。首先他就认为这是初高中最重要的一套课本。他这套见解,老实说,现在恐怕没有人能完成。他当时要我们编的语文课本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语文,选从古到今的;第二部分是文法;第三部分他要求把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作风教育以及科学观点教育等糅进去写成文章。最后这一大部分,他认为没有现成的文章可选,全要自己写。这个设想不错,但要求太高,确实很难办。

我跟田家英的分工是,田负责选课文与写文法讲义,注释,选从《左传》《史记》到“五四”时的文章。胡乔木对闻一多、俞平伯、朱自清,总之对“五四”运动后产生的大的文学家,有成就的,他都很佩服。他曾做过朱自清的学生,更佩服朱自清。

田选文章不困难。不要看田只念到初一,到延安后他更看了许多书。田极聪明,看书过目不忘。旧体诗、词,一般看一遍就能背了。这一点,跟毛主席有相似之处。毛主席问他哪个诗人说了什么,要田查,一查大体全对,最多差一两个字。毛主席的记忆力之好,恐怕是历史上难找的。不仅是唐人的诗,宋人的词,甚至清人的,毛主席看一遍也能记下来。他这样的人,大概真是几千年出一个吧。田家英也有这个本事,当然基础没有毛好。毛有老师,田家英无老师。

但编文法,即中国语法,就把田难住了。当时只有一本《马氏文通》。所以实际上要田家英创造出一套语法来,怎么可能呢?我的天老爷,我们都是中学生呀。胡乔木让他多看参考书。

我处于次要地位,负责把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科学普及知识等糅在一起,写成一篇篇文章。为什么全要自己写呢,因为抗战前的通俗文字,在胡的眼里统统不行。像高士其写的,文字长得不得了,不可能进教科书。

有个开明青年丛书,我也看过,有些还是看不懂,比如《趣味的数学》,既然说趣味,还是难懂。这些东西,胡乔木都知道。他说不能像贾祖璋的《碧血丹心》那样,内容少,文字也比较粗糙。他拿出一本《乌拉波拉故事集》,抗战时贵阳出版的,我们还不知道。胡乔木这个人是多读,他连这本译书也看过。他说,你们看看,这书写得很好,但却不能用作语文课本,因为太长,一篇好几千字。我拿来仔细看了,确实写得很好,就是每篇都太长,废话还是不少。

为了编这个教材,他把田和我两个人调到枣园他的窑洞里。他的两个窑洞都不大,是挨着的,一个他们夫妇,加上两个孩子住,另外一个办公,他把办公窑洞让我们住,他在自己住的窑洞的一张小桌上办公。两个窑洞都是老的,人工建的,不是挖的,很一般。

我们去过他那里两次。一九四四年“九一八”那天,容易记,我跟田背着行李到他的办公室。这次住了一个多月。一九四五年四月初,第二次叫我们去,一直到五月罗斯福死后,形势大变,我们才要求回到杨家岭。为什么要我们去呢,便于耳提面命。

胡乔木给我出了一些题目:尽善尽美,百折不挠,生物的生殖,等等。这就是说,科学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东西,要当成文学性的散文来写。为写出这些东西,一文不超二千字,我改了又写,写了又改,反反复复,在文字方面受胡乔木的“夹磨”(训练)。两次住了三个来月。

胡为什么要我们反复写呢?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先搞出个“样板”,再参考这个写。胡要求我写的那几篇,我写了三篇。我记得《生物的生殖》这篇,我自己比较满意。我当时二十四五岁,既未结婚,也未恋爱。写这类文章,要打破神秘性就难办了。我写了一千多字。胡乔木要求一千五百字左右,用散文写。开头的部分我现在还能大致记得大意,文字可能还要漂亮些:

春天来了,到田间去看白蝴蝶在菜花中飞舞采食,这个时候,就是在进行两种生物的生殖活动。一个是植物花粉间结合的“无性生殖”,另一个是白蝴蝶间交配的“有性生殖”。

这个开头比较轻松,人人都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它得到了胡的赞美。胡对人的赞美,任何时候都不会公开直说。他只会这样说:我看这样可以了。或者说:这样写比较好。最多是这样。当然,我上面这个例子,在科学上是否站得住脚,很难说,可能是胡说,当时只是草稿,尚未作科学核实。

我们两次去,加起来将近三个月。他对田选的课文样本(古代的),比较满意。我的任务,肯定完不成,住在那里,就写了这么几篇东西,就是反复磨。

我这个人的头脑有点特别,对重大的国内国际事件比较关心,对这些事一记下来,就是一生。

一九四五年,大概在四月二十日左右,延安《参考消息》登载了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到美国在华盛顿的谈话,说美国今后将只以蒋介石元帅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为合法的唯一交涉对象。过去当然也是如此,现在特别提出来,强调一下,无非说明今后美国要疏远共产党了。

这时候,美军的观察组还在延安。美军观察组一九四四年就来了,可以单独跟共产党直接交涉。美国从情报需要,十分想知道一点解放区的情况。我们也十分需要他,来看看吧:从山东半岛到陕北,是不是敌伪的占领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军将来可能在华北登陆,吃的粮食、喝的水要靠我们。

美国人估计要在华北登陆才能打败日本。赫尔利谈话后,我估计形势要大变,美国已经决定不与共产党合作了。国内的形势也要变,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要紧张起来。国民党要加紧反共,包括清剿解放区。

五月间,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日本要投降。胡乔木也没有跟我们谈过。罗斯福去世后的一两天,我们也感觉形势要变了。当时我们这些小青年长期在延安,政治还是敏感的,总在观察点什么。胡乔木也忙得要命。我们说回去吧,他根本没有时间管我们了。他说,好好,回去吧,现在情况变化很大。他并没有多说。大概就是在罗斯福死后的两三天,我们就背着行李回中宣部了。回中宣部还是没有事情做。

这是我一生第二次在文字上受到胡乔木的“夹磨”,第二次在文字上得到了很多教育。胡乔木非常严格,也非常仔细。他讲的道理确实对,但自己做起文章来,好像又不那么生动。

写《胡乔木传》的程中原同志曾告诉我,他费了很大的劲,找到延安时期中学中文教科书。他给我看了编者说明。我说,这个说明不仅是照胡乔木的意思写的,也完全是他的文字。这个书,可能是别人接着编,遵照了他的方针,只是他没有时间管了。他编语文的方针可能是转到陕甘宁教育厅了。最后有没有结果,我根本也不知道。那题目中确实有些极妙的,如“当太阳请假的时候”等,这可不是我能写出的了。

169 审查我编的十本小册子

一九四八年五月前后,我从山东奉命调回东柏坡,从延安失守后,中央这时已经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安定下来了,大概除战争外,一些工作要恢复了。延安撤退后,中央各个机构大体都散了,都到其他地方去了,尤其是东北。我知道西柏坡就住几个人,毛、周、刘、朱、董老,还有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他们住在那里,其他人都只能住在附近的村庄。

当时宣传部在东柏坡算是跟西柏坡最近的,但业务工作没有开展,只有秘书长丁华在那里维持局面,有几家人要照顾。这时,王惠德、于光远先后调到宣传部来了。于光远是跟我一起从山东回来的。陆定一、陈伯达,仍然不怎么管宣传部的事。这个时候似乎有气氛,好像要进北京了。因为陆定一已经准备进城用的书了,于光远、王惠德就在编写这些,如政治经济学常识读本、社会发展史等。陆定一大概知道我不学无术,没有叫我写,他叫我编。

他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他拿出百分之几的时间来管管宣传部的事。他知道宣传部还没有组织起来,知道业务人员只有几个(进北京后的中宣部实际全是新组织的)。他叫我编进城后广泛用的宣传品,也就是党的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根据什么来编?手里边空的。好在各个根据地都印各种小册子,党中央的文件,各方面的政策,如工商业政策、土改政策、文艺政策等等,都有小册子,找了几十本。

编是陆定一叫我编的,他说审查交乔木,他比我熟悉这些文件。胡乔木当时没有大名义,是新华社的社长。这也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社长也好,不是社长也好,反正归他领导,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人名辞典上查他,进城前,说是毛的秘书,新华社社长,并没有其他名义。

这里就要提到编关于铁托的书了。

苏联在一九四八年整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主权方面稍微有一点维护的意思,苏联立刻就说铁托是杀人犯、匪帮、德国的间谍,天下的恶话都骂到顶了。中国从上到下都没有人相信,因为我们是把南斯拉夫作为模范的。“解放区”“解放军”这名词是从哪里来的?是学南斯拉夫的。抗战时,我们自己的地方叫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占领的地方,我们叫敌占区,国民党叫沦陷区,沦陷区的老百姓对共产党的区域似没有名字的,就叫“那边”,叫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叫“自由区”,这种情况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七月。

七月最热的时候,重庆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到延安,这对国民党是个极大的压力。外国的记者,特别是美国人想了解“共区”。叶剑英在延安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身份作了一个报告,叫《中国解放区概况》,向他们介绍解放区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才第一次看见这个名字,觉得“解放区”这个名字太好了。但是军队,习惯还叫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统治时候就这两个,其他小的叫抗日游击队等。南斯拉夫比我们艰苦,牺牲比例比我们大,死了七分之一的人口。当时朱总司令在一个报告中讲,南斯拉夫是“铁托”,厉害得很,我们要成为“钢托”。“解放区”“解放军”,全是从南斯拉夫学过来的名词。

定一同志告诉我,要编一本关于南斯拉夫的书,说他们(指苏联)注意得很。不然,我怎么会想到呢?这一下,我得到了暗示:斯大林,你要得罪他,他就可以骂你。不过中国太大了,他不一定敢那么闹。对南斯拉夫,他可以骂一个民族英雄是外国间谍。

当时还有个复杂情况,八九月间,西柏坡突然唱起一首歌,叫《民主青年进行曲》,曲是贺绿汀写的,词是萧三写的,歌写得好,几天周围都传开了。歌中有这几句:“毛泽东—斯大林,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红旗在空中飘,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这个歌是说全世界革命要取得胜利了,美国等就要全完了。

问题是毛、斯并列,第一句把毛放在斯前边。不几天,秘书长丁华悄悄通知我们,不要唱了。我们知道这个歌闯祸了。苏联老在国际上放出消息说,中国是比铁托大得多的铁托。就是说中国不服从他们的领导,不服从他们的命令,迟早要威胁他们。为了避免麻烦,我们不唱了。

接着我奉命编这本书,这本书里尽是苏联骂铁托是匪徒的东西,你不把这个东西编进去,苏联就要整你。我编了它,由上级来决定。我到西柏坡去交给胡乔木审查。

关于铁托这本书,我起了三个名字:《南斯拉夫问题文件集》,这个一般得很;第二个,《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第三个,《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而斗争》。我的汇报很简单,第一个太一般,苏联不满意,南斯拉夫也不满意。南斯拉夫会说,我有什么“问题”,我比你们还苦呢。第二个呢,苏联可能还是不满意。第三个比较空,但是客观上对苏联来讲,他们可以勉强接受,也没有正面骂南斯拉夫。

胡一看,指着第三个书名说,这个好,这个好。胡这个人,批评人怎么样,语气也不重,但是称赞人更稳重。一般说“这样可以了”“我看就这样”,就是很高的赞誉了。因为总的说来,他是保持文雅状态。

苏联不是一天到晚骂铁托是匪徒吗,但我们能把这放在书名上吗?所以想出“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而斗争”的书名。书里边,把苏联的一些文献放进去,把我们的一些文件放进去,这样,也算批评铁托了,但没有在书名上说你是匪徒,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当年苏联反铁托,中国的处境不响应不行。所以,这个书名,得到胡的赞许。

审查完这十本书,胡问我,你现在有什么事?我说没有什么特别事,全宣传部现在没有什么特别事,丁华秘书长你认识的,就管日常生活,于光远、王惠德刚调来,好像在编写什么,我不知道。他说,你呢?我说,我就是在编这些东西,即陆定一安排的进城需要的小册子。他说,这样好不好,你到新华社来帮帮忙吧。当时这个单位调到那个单位,不像现在这个手续那个手续,转档案什么的,当时背着自己的行李到那个地方去,就是调工作。我说,我没有意见,反正现在宣传部也没有什么事,一切上级决定。他说,还是到新华社这里来帮帮。他说,这样吧,我同你一起到定一同志那里跟他说说。

那天下午四五点钟左右,我跟他走出门不远,就遇到毛主席跟江青散步,后边跟着警卫员。毛主席问胡乔木,这是不是于光远?胡乔木说,不是于光远,他叫什么什么。

毛这个人,一些事情无比精明,对另一些事情并不精明。他在认人这点上,跟周总理完全不能比。于光远毛见过多少次,延安哲学研究会,毛也去参加,于光远也去参加,讨论、吃饭在一起。不仅仅这样,于光远在延安还到过他的窑洞,因为要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于光远同一个比较老的同志屈伯传,到他的窑洞里去谈过。毛几次见过于光远,他还认错人。于同我一起土改一年多,这些琐碎事是谈过的。毛的思想用在全局上,对小青年,见过多次还不认识。但记得名字,就了不起了。

胡乔木跟毛主席说了几句,分手了。我跟着他继续走,走了几丈远,他突然说,算了吧,我给定一同志打个电话就行了。然后他说,我也想走一走。我往东柏坡回去,他一边走,一边跟我偶然谈起另外的事情,跟苏联有关系,是关于斯大林奖的,他说苏联要把这个奖给中国什么人,而他对这著作是看不中的。

170 “不必回宣传部了,就跟新华社到北京吧”

我是十一月底去小新华社的,三月底动身到北京,共待了四个多月。过了一两个多月,大概在一九四八年的一二月,我发现范长江、石西民不见了,谁也不问,估计是调走了。我们在西柏坡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毛、刘、周、朱都在,我们自觉不乱走。

可是一天,我竟然在西柏坡看见了范长江、石西民二人。我很吃惊,只一般地问,你们还在这里?他们说,我们要调出去。这下我才知道,他们要调工作了。

我在小新华社并没有什么工作,看得出来,胡调这些人去新华社,也没有什么工作。而且当时所谓的评论组主要的两个人已经走了,我在那里干什么?不大好意思。大约在这一年的二月间,一天下午,我向胡乔木提过一次我的工作调动,三两分钟,他很忙。那时,我的关节痛得厉害,走路相当困难。在小新华社搞了几个月,每天后半夜才睡,当时都是临时建的木材房子,没有炕,冷死人。我的关节炎大大加重了,已经到了拄棍子也较难走的程度。我向他提出要求,我说,我这个情况,恐怕很难适合在北方这个天寒的地方工作,我请求随军南下。就回四川吧,我家乡南部、东部热死人。

我是试探性提出的,但胡以一种商量口气说,现在要进北京了,离解放西南、华南还有一段时间,看战争情况,你先到北京再说。最后他说,你不必回宣传部了,跟新华社到北京。

我当然服从。我听他的口气,我能不能南下,是战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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