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家季羡林老先生，作为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委员和北京大学副校长，一直担当着我国语言学、历史学、教育学先驱者的角色。
谁又能想到，在季羡林老先生中学读书之初，仅仅是一个毫无大志，懦弱自卑的普通学生。比起优异的考试成绩和“班级状元”的名号，他对钓虾、捉蛤蟆更加感兴趣。
自己这一辈子究竟想做些什么，那个年纪的季羡林老先生根本没有考虑过，只想着一辈子能混上个普通职员，吃得饱饭、有衣服穿也就算了。
而真正影响并改变他一生的，是在他在山东就读北园高中的时候，一名老先生点燃了他内心的激情和热血。
那便是山东大学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校长。山东的最后一位状元——王寿彭先生。
季羡林老先生每每提到王寿彭先生，总是会感慨万分。在很多人眼中，王寿彭是一个因循守旧、不识变通的老顽固。
但是在季羡林老先生眼里，王寿彭先生只是腿脚不利索了，跟不上时代了。可他作为清末倒数第二或是第三位状元郎的风雅与品德依然存在。
在季羡林老先生就读北园高中时，王寿彭先生的面向学生的表彰活动，影响了季羡林老先生之后对教育学和世界观的认知。
当时学生受表彰的标准是每一班的甲等第一名，并且各科考试平均分达到或者超过95分者，都可以受到表彰。
表彰的内容便是由王寿彭亲手书写的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王寿彭的书法早已名声在外，再加上状元公的名号，令许多学生都趋之若鹜，季羡林老先生也被当时的氛围所感染了。
不由得稍微用功读书起来，当时共有6个班，只有季羡林老先生一个人达到平均分97分，因此成为了唯一一个受到表彰的人。
王寿彭兑现承诺，亲手为当时只有16岁的季羡林老先生提笔对联：“能将忙事成闲事，不薄今人爱古人”，并印有“王寿彭印”和“癸卯状元”的印章。
还在扇面写上了清代诗人厉鹗的诗，并在扇面末端题写：“丁卯夏五，羡林老弟正，王寿彭”。
这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对季羡林老先生的影响万分巨大。
也正是在这一刻，季羡林老先生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有“虚荣心”的，也正是因为这份“虚荣心”，他才会有后面的成就。
在山东大学，王寿彭先生不仅为山东创造新人才，也为山东招揽人才，如朱正均先生、王公旭先生、周颂声先生。为山东大学打下了扎实的教育资源基础。
同时作为教育厅厅长的王寿彭先生，将当时山东大学的5个学院13个系和附属中学，管理的秩序井然。在学校设立评议会、学院设教务会、系设教授会，还开设了选修课，学生毕业后会授予学士学位。
至少在这些方面上，王寿彭先生是开明的，是有自己进步的思想的，有与旧制度分离的决心的。可这些决心也好，开明也罢，比起他所受到的教育和经历的人生相比，实在是过于微不足道。
王寿彭先生是进步的，但也是受到时代的局限的。在教育思想上面，王寿彭依然沉浸在自己“之乎者也”的旧时代教育当中。
他十分反对“五四文学革命”，对新文化运动恨之入骨，完全不肯接受来自国外的新知识、新制度。
王寿彭在任职山东教育厅长和山东大学校长时，非常强调复兴儒教。他要求山东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小学三年级到高中各年级，全部增添四书五经的读目，其阅读、背诵的方式都和旧塾无异。
在农村大力提倡恢复私塾，并大量印刷和推销《诗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传。
宣讲、统学儒学，倒也无可厚非，虽有顽固守旧之态，但也并非十恶不赦之徒。但多年官宦生涯的王寿彭，不由自主地将自己代回了那个年代，无论什么事都要迎合上级，圆滑处世。
他的直属上司，也就是请他回来山东出任教育厅长的军阀张宗昌。
王寿彭为了迎合张宗昌，将办学思路与军阀政治混为一谈，山东大学聘任的学董，大多数为北方军阀，例如：吴佩孚、孙传芳等。学校也是由张宗昌直属领导，是独属于张宗昌的政治宣传机器。
山大成立初期，王寿彭就下令禁止学生打网球，理由是“打球荒废学业”。他办学的宗旨重点在于“尊德性”、“明人伦”、“拒邪说”。
其中“拒邪说”的核心是反对革命思想，抵制进步文化。他禁止学生阅读《向导》之类的进步书刊，禁止学生集会、结社及参加一切政党活动。
为了帮助张宗昌立一个好名声，王寿彭还在曲阜导演了一场祭孔大典，主祭人便是张宗昌，祭祀大典当日，张宗昌所宣读的讲稿名为“孝悌为仁之本”，这就是王寿彭为他写的。
王寿彭时常不忘自己前清状元的身份，思想极端保守陈旧，推崇尊孔读经的活动。在新组建的山东大学开学典礼上，王寿彭发表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
这时已经是1926年了，距离“五四文学革命”已经过去5年之久了，新文化运动的种子早已在每一个读书人的心中生根发芽，王寿彭的思想已经与当时的主流思潮相悖了。
每到孔子的诞辰，他便要求全校师生统一身着长袍马褂，由他亲自带领，向孔子神位跪拜叩首，当时许多进步杂志都对他发声批判过，其中就包括鲁迅先生所带领的，以幽默讽刺著名的语丝社的《语丝》杂志。
随着业界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王寿彭的办学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各路受先进思想教育的学者们对他发起了强烈的责难。
再加上北伐军队的逐渐推进，张宗昌土皇帝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训练有素的国民革命军面前，张宗昌的军阀势力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被打的溃不成兵。
作为张宗昌左膀右臂的王寿彭自然也受到了牵连，成为被围剿、通缉的对象之一。王寿彭便借此机会“愤而辞职”，与家人一同辗转多地，最终在天津落脚，而在抵达天津的第二年7月，因病去世，终年55岁。
尽管王寿彭的一生满是污名，但他的知识才干是毋庸置疑的。王寿彭本来就是书香门第世家出生的孩子，不算富裕的家庭环境给予了王寿彭极大的上进心。
他从小就是一个喜爱攀比的人，与他们家同一条巷子的曹家，就出过一名状元——曹鸿勋。这使得王寿彭从小就对考取状元憧憬无比，便将曹鸿勋当成自己的榜样，刻苦读书。
王寿彭在少年时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在多次县府考试中名列案首，在17岁时就考中的秀才，27岁时又在山东乡试考中了举人。
王寿彭考取举人的次年1901年，本应该是光绪30年甲辰会试，是皇帝三旬万寿正科举行之时。却因为爆发八国联军侵略战争，导致光绪和慈禧出逃西安。
直到1902年局势平稳后二人才回到北京，因此慈禧与光绪还在开封时，正值慈禧七旬万寿，改正科为恩科，定为1903年举办癸卯会试。
王寿彭正是在这场恩科中考取了状元公的名号。在王寿彭不远万里赶往开封赴考时，因为天气变化、气温紊乱再加上舟车劳顿，王寿彭一到河南就病倒在床，看过医师也吃过药，可病情始终不见好转，这也令他心急如焚但也无可奈何，甚至做好了弃考的打算。
亲友见他如此沮丧，就都好言相劝，就算考不上了也权当练练手，毕竟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王寿彭也觉得言之有理，便带病赴考。
也正是这次考试，成就了王寿彭的人生。张榜之日，王寿彭以第一甲第一名的排名高中状元，消息传到老家后潍县后，众乡亲们更是一片欢腾，小小的巷子里竟然连出两名状元公，此后这条巷子就被称为“状元胡同”。
但关于王寿彭中举，外界也有许多流言蜚语，例如此次恩科正是慈禧与光绪双寿，王寿彭名字吉利才被相中当选状元。
据说在进士名单上，王寿彭的名字引起了主考官的兴趣，“王”、“寿”、“彭”三字，字字吉祥，分明应了“王者寿如彭祖”之意。
“彭祖”则是传说中的寿星，姓笛名铿，颛顼玄孙，生于夏代，至殷末已约 800 岁。因曾被封于彭城，故有彭祖之称。
主考官为讨皇室欢喜，便以此长寿吉祥之意的名单上交给了慈禧，慈禧见此吉祥姓名无比欣喜，便点为状元。
事实上第二名榜眼左霈和第三名探花杨兆麟的名字也颇有深意，左霈意为恩霈天下，杨兆麟表示祥麟瑞兆。
顿时关于王寿彭的流言人尽皆知，“偶然”之说越传越广，闹得沸沸扬扬。王寿彭心有冤屈，但也百口莫辩。
反倒是同乡的状元前辈曹鸿勋主动出来为其平反，批判“偶然”之说。王寿彭是通过正规科考程序，一步一步的从举人、进士最后到状元走过来的，靠的就是真才实学。
王寿彭在考取状元后，便被授任前往翰林院修撰。并于1905年，奉命与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前往日本考察，回国后撰写了《考察录》一书。
在这个时候，见识过外国体制变化的王寿彭也有着一定的进步思想，他提出要倡导改良教育，兴办实业。
在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王寿彭奔赴武昌，任职湖北提学使。这是他首次掌权一方，登上了可以大展拳脚的舞台，在见识过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后，决定以此为蓝本改革湖北教育，振兴湖北学业。
上任湖北后，王寿彭首先对湖北教育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考察，创办了两湖优级师范学堂，培养了不少具有改革意识的教师人才。
王寿彭为学堂制定的教学方针也大有革新的味道，他创立的预算制度和制订的学款独立章程，事办学经费专款专用，在培养大量新型教师资源的同时，也推进了两湖地区学堂教育的发展。
此向政策改革对两湖地区发展的大力推进，令清政府对王寿彭的表现十分满意，不过几年就将他提升为湖北署理布政使，兼湖北巡抚。
此时的王寿彭权倾湖北，也是他在官场仕途上最巅峰的时期。再往后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迂腐的满清政权随之崩塌。
王寿彭一时失去了方寸，不知所措。这时革命人士试图拉拢前清官员加入队伍，以此壮大革命队伍和声势，王寿彭也在动员对象之中。
可毕竟是在清政府的扶持下成长起来的状元，王寿彭并不赞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想背叛清政府，因此对革命家的邀请态度冷淡，躲躲闪闪、推三阻四。
革命队伍见劝说王寿彭无望，便也只好作罢，最终王寿彭得以回到山东。民国初年，王寿彭也曾担任过山东都督府和巡按使署秘书的职位。
在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也邀请王寿彭担当总统秘书的工作，在成为总统秘书多年后，随着黎元洪退出政坛，王寿彭也回到了济南寻找出路。
也是在这个时候，被张宗昌招募成为了山东教育厅长，合并山东六所专门学校，创立了山东大学。
王寿彭的一辈子，有功有过。功在于改革教育、培育人才，为山东大学打下了扎实的教育基础，无意间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培育了众多先进人才，例如季羡林老先生。
而其过也并不能一概称为过错，他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人，他的思想始终受到迂腐的封建教育束缚，即使头上的辫子剪掉了，心里的辫子始终无法割舍。
但他终究还是状元公，德行学养依然令人刮目相看，其中的书法更是造诣颇深，正如季羡林老先生之言。世人皆以得其片纸只字为荣。
王寿彭的字受到二王的影响很大，浓厚潇洒，俊美优雅，端庄大气，具有古风之美。
据说当时主考官先是看中了他“黑、大、圆、光”的字体，才将细品了他的名字，最终得以敬献给慈禧的。
在毛主席的遗物中，便有一个铜墨盒，其盖子上就刻有王寿彭书写的朱子治家格言。这个铜墨盒如今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福建资国寺内，也有王寿彭题写的对联。山东大学的校牌也是由他所执笔的。他还给世人留下了许多楹联、匾额等珍贵墨迹。
相较于许多前清旧臣，王寿彭从未有给人民带来什么苦难，反倒是为我国文化领域留下了众多瑰宝。
临终落得了一个通缉逃亡，客死他乡的结局，不禁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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