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是从战乱中走来的老一代革命家。
他有着对党和国家的至高忠诚，也心怀民众，做到了为人民谋求利益。
只是，因为一些原因，有9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工作。
后来想留在北京，却被组织部告知，只能在青海、云南中选择一个地方去任职。
这是怎么一回事？
梁茂淦在陈丕显身边当过秘书。
回忆起这位老领导，他总是强调“为自己的家乡闽西出了这么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感到自豪”。
梁茂淦表示，很早以前，他就听说过这位13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在他们共同的家乡一直流传着。
梁茂淦很钦佩他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帮助闽西老区人民减轻饥荒之苦，挽救他们于危难之中。
后来，他参加工作，总会细心地留意报刊或电视里有没有关于陈丕显的报道，他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对他总有特别的关注。
梁茂淦说道：“天地太大，距离太远，我其实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能有机会认识他。”
但这一天的确到来了。
那是1989年底，梁茂淦正在福建省委上班，突然，他收到消息，他将要为一位从中央过来的领导同志撰写讲话稿，以便其在一场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
梁茂淦按照通知，来到福州温泉宾馆5号楼面见这位中央领导同志。
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人就是他一直“心心念念”的陈丕显。
后者对待他很是友善，但谈起工作，却是很讲究效率，只给了他10天的时间来完成这篇讲话稿。
梁茂淦后来在纪念陈丕显的文章中写道：“说实在的，当时我心里很是紧张。”
他怕写不好，又对陈丕显很是崇敬，很怕耽搁了他的工作，干脆咬牙想着让出这个宝贵的机会，向陈丕显推荐了一个经验更加丰富的同志。
但陈丕显没有同意他的建议。
他对梁茂淦说道：“我相信省委领导不会随便推荐”，言下之意就是他信任梁茂淦能够写好这篇讲话稿，对他有信心。
梁茂淦感觉受到了鼓舞。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能够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位偶像，还能从他口中听到这么一个评价。
他索性开始了“闭关”，疯狂调动从事新闻和秘书20多年所积累的写作经验，花费了一天又一夜的时间写完了初稿。
他想着不能耽搁领导的时间，最好是写完初稿后让领导看一看，有什么要改的再来改。
但听到他写完了初稿，陈丕显却看也不看，反而斥责他是在敷衍、应付自己。
在陈丕显看来，梁茂淦昨天还在推辞说这篇讲话稿难度大，自己没经验怕写不好，他给了他10天，现在刚过去1天，就写完了，这不是在糊弄还能是什么？
于是，本来就公务繁忙的陈丕显忍不住批评了梁茂淦。
但梁茂淦却感觉很是委屈。
他据理力争，表示自己绝没有敷衍和应付了事，是怕写不好耽误了领导的工作，干脆一天一夜没闭眼，先把初稿写稿，让领导审阅，看看思路行不行，他再来根据领导的意见做修改，这样才不会耽误了事。
他强调，“您看都不看就说我不负责任，我受不了！”
显然，被偶像这么批评了，哪怕平时再胆小，这个时候梁茂淦也很难不感到伤心和愤怒。
换作其他领导，被下属这么一通顶撞，也许会恼火，觉得自己受到了挑衅。
但陈丕显却不是如此。
梁茂淦庆幸地发现，在自己喊着“我受不了”之后，陈丕显先是一愣，然后神情和语气上就带上了一股歉意。
陈丕显恢复了以往的温和，他邀请梁茂淦一起散步，让梁茂淦给自己讲讲他是怎么写的。
两人就绕着陈丕显下榻的宾馆慢悠悠地走了一圈。
听完梁茂淦的汇报，陈丕显又讨要了那篇讲话稿，把自己一个人关进房间里，花了两个小时仔仔细细地文稿审阅和修改了一边。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梁茂淦已经不那么紧张了，但他没有想到陈丕显在夸赞了自己，说完了要修改的地方之后，还会特地地向他做了一次郑重的道歉，而且丝毫不避讳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
梁茂淦感觉自己又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个美德。
他为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领导会向自己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道歉而“感到感动和不好意思”。
陈丕显定调，这次的冲突叫“不打不相识”。
梁茂淦也因此没有被省委的领导找去谈话，反而得以继续和陈丕显近距离接触，深深感到陈丕显同志“爱憎分明、热情开朗、快人快语、又心细如发、善解人意”。
值得提到的是，次年，梁茂淦被调到北京，开始在陈丕显身边担任秘书。
在陈丕显身边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不改对陈丕显的好评，反而因为对陈丕显越发了解，而对他越是敬佩。
只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也经历过不少的曲折和坎坷。
比如，陈丕显就曾“赋闲”9年，一直没有过工作。这成了他人生的一段难忘的记忆。
陈丕显是1916年生人，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曾用名是陈家煜，化名是“阿丕”。
后者是1933年，在瑞金沙洲坝遇见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用来喊他的称谓。
后来这个名字就传了开来。
陈丕显8岁读书，一边读书，一边放牛、干活，硬是学会了不少字。
后来到南阳龙田书院旁听，受进步老师的引导，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
也是在13岁这年，受进步思想影响，陈丕显决定开始追求革命真理的行动。
他加入了中国主义青年团，正式开始了革命，由于表现出色，2年后，他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丕显曾在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敌人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和项英、陈毅一起领导了游击战争长达3年。
后来奉命到瑞金、信丰等地寻找红军游击队，陈丕显还成功说服赣粤边游击队出山抗日，为保卫和壮大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和巩固抗日革命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哪怕是紧张的解放战争时期，担负繁重的支前任务，他也很好地扛下了重担，为粟裕直接指挥的苏中战斗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值得提到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在上海市委工作期间，他还协助陈毅开展了镇反、禁毒、禁娼、禁赌、净水、稳定物价、维护安定、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等大量工作。
只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一些原因，他离开了原有的职务，有长达9年的时间一直没有工作。一直到1975年才复出，重新回到建设国家的队列中来。
在他的身上，一直有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一直有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正因为如此，中央对他寄予厚望。
陈丕显恢复工作是在1975年。
当时，有关部门就他的安置问题向毛主席做了书面请示。
前者表示，虽然上海市委有意安排陈丕显继续留在上海任职，但考虑到陈丕显曾多次提出要到北京来治病，又还不到六十，“很年轻”，“也有能力”，建议可以把他先“调来北京”，之后再考虑把他“分配到哪个省去工作”。
毛主席同意了这个建议。
于是，1975年，陈丕显来到北京报到。
一年多后，也就是1977年，中央对陈丕显的工作有了新的安排。
照陈丕显本人的想法，他是更希望能够继续留在北京工作。
但中央当时其实更倾向于安排陈丕显到云南去担任省委书记，于是，陈丕显陷入了纠结之中。
就在他还迟疑不定的时候，曾经和他共事过，对他很有好感的叶剑英来找了他。
在叶剑英看来，陈丕显吃过苦，身体情况不是很好，有可能适应不了云南的高原气候。
他担心陈丕显到云南任职会面临这些健康上的难题，索性建议他“要不干脆回部队算了”。
在这一方面，陈丕显的老首长陈毅也有相同的建议。
他也觉得陈丕显最好回到部队，表示“现在好几个军区都缺干部”，或许可以争取到南京军区去当政委。
不过，陈丕显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比起重新回到部队，他更愿意像当初在上海一样，致力于改善老百姓的处境，提高他们的生活幸福感。
这个时候，组织部给了陈丕显第二个选择，告知他如果不想去云南，还可以考虑去青海。
70年代末，青海很多地方还尚未开发，和云南一样，它也属于高原气候。
但它有一个更麻烦的地方就是其内部有严重缺水的城市，空气也十分干燥。
换在陈丕显身体还好的时候，可能他会觉得义不容辞，但在他身体还没调养好的时候，这些恶劣的条件很可能让他病情加重，难以专心于工作。
因此，在云南和青海选其一的情况下，陈丕显倾向于选择云南。
这个时候，胡邦耀说的一句话，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个选择。
胡邦耀告诉他，现在国内的形势还一直在变化，你就算去了云南，组织也不会让你一直呆在那里不动弹。你之前也好久没工作了，现在好不容易给了机会，无论干什么还是先去。之后的事之后再说了。
陈丕显深以为然，很快就跟组织部反映自己要去云南工作。
于是，陈丕显成了云南的省委书记。
后来的发展果然如胡耀邦所料的一样。
中央没有让陈丕显一直呆在云南，甚至，短短几个月后，中央就下达了他的新任命。
1977年7月，陈丕显“收拾行李”，离开云南到了湖北任职。
这一次，他的新身份是湖北省委第二书记，且在那里，他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开创了湖北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得到了中央的很高的评价。
这也是1980年确定成立中央书记处之后，很多小组提议让陈丕显进入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的原因。
毕竟，在过去几十年里，陈丕显展现出了很强的党性原则，且其在上海、湖北主政期间都有优秀的表现，中央对他的能力也是认可。
不过，这一次，因为陈丕显在湖北的工作正开展到关键的时刻，且暂时没有合适的人来接替他，陈丕显主动表示先不调动职务，中央也同意了他的这一个决定。
但优秀的人总会被组织记住。1982年，中共十二大会议召开之前，中央就已经确定这一次一定要让陈丕显进入中央书记处任职。
不过，会议期间出现的一个意外，让中央改变了对陈丕显的任职安排。
要知道，在会议召开之前，中央就对接下来的人事安排做了初步的规划，想着要让陈丕显到书记处来当总政治部主任。
不过，原本要被安排到书记处分管政法工作的余秋里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托王震向中央提出了“和陈丕显同志调换工作”的想法。
余秋里表示，自己过去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却不熟悉政法工作，当中央政法委书记来主管全国公检法工作，很大概率不能够胜任，如果能和陈丕显调换工作，来当总政治部主任就好了。
中央经过王震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对余秋里的请求做了慎重的考虑。
在确定余秋里重回军队从事政治工作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之后，中央没有立刻下决定，而是通过胡耀邦征询了陈丕显的意见，想要确定他能否接受和余秋里调换工作的方案。
陈丕显心胸豁达，在自认能够胜任分管全国公检法工作的前提下，他表示愿意接受调换。
于是，余秋里成了总政部主任，陈丕显成了中央政法委书记。
两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做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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