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5日，正当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进展到最关键的阶段，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
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戴季陶）、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
名单一经公布，败相尽露的国民党阵营，顿时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
这次公布战犯名单，是一次极其高明的心理战。相关权威人士声明，这一次宣布的只是第一批头等战争罪犯名单，言下之意，当然还有第二批甚至第三批次等战争罪犯即将公布。
如此一来，未入选第一批43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的国民党军政头目，集体陷入了终日惴惴的痛苦境地，大有“躲得了年三十，躲不过大年初一”的末日之感。
头顶悬着这一份43人的名单，许多等而次之的国民党军政头目，一方面纷纷把目光放在中共所暗示的第二批次等战犯名单的披露方面，更有不少人主动放低反共的调子，以免一不小心引起中共方面特别注意，被列入第二批战争罪犯名单；另一方面，这帮人纷纷对已经公布的第一批战犯名单加以研究，以揣摩中共方面列入战争罪犯的尺度，他们怀揣“吃果果，排座座”的不安心态，私下对号入座，期望自己永不入选。
如此一来，在南京政府的大小军政官员中，一下子就冒出了一大批自学成才与无师自通的“国民党战争罪犯研究专家”，尤其对“头等”内涵的研究，他们的“真知灼见”即便拿到今日来看，也是很有一些看头的。
这帮“专家”认为——
第一、这43人名单，重在政府首脑。
总统蒋介石，不但是所谓的民国国家元首，也是内战的万恶之首，当然要被列为第一号战犯。副总统李宗仁，从法统上来说，是总统的主要帮凶，自然脱不了干系，被推上战犯名单的第二把交椅，也在意料之中。
接下来就是行政院。
行政院是五院之首，不但现任院长孙科、副院长吴铁城被视为南京政府的首恶分子，即已经卸任的前任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也被一个个挖了出来，次第排出座位，而且还要摆在孙吴的前头。
再朝下就是南京政府的五大支柱。
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等五大部长张厉生、王世杰、何应钦、王云五、朱家骅，也必须榜上有名。
第二，这43人名单，重在军事头目。
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是前后两任参谋总长及国防部长，当然也都是内战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所以他们在43人名单，被列为第三到第六号战犯，仅次于总统、副总统的四大战犯，这个是逃不掉的。
接下来就是四大“剿总”。
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
再朝下就该轮到国民党四大绥靖公署了。
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剩下一个衢州绥靖公署汤恩伯。
当然，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也是跑不了的。
余汉谋是陆军总司令，桂永清是海军总司令，周至柔是空军总司令。
另外，那几位名义上的副手，实际上的主将，也得格外关照。
他们是谁呢？
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
第三、重在反共主脑。
CC系的两位老板，陈果夫、陈立夫，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等，都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反共主脑，被列入战犯名单，毫无争议。
陶希圣，一度出任蒋介石私人秘书，国民党笔杆子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党党魁曾琦、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因其甘为国民党充当反动尾巴，为国民党发动内战推波助澜，亦成为43人战犯名单的垫底人物。
第四、重在亲信谋臣。
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参军长薛岳、政学系首脑熊式辉，这三位都是蒋介石身边的重要谋士，其幕后作用不容小觑。
另外，顾维钧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吴国桢以上海特别市长的身份，被分别列为第22号、23号及24号战犯，也是有相当道理的。
顾维钧是外交界的代表，吴国桢是地方官僚的代表，都是不可多得的人物；至于宋美龄，是为43人名单中唯一的女性，缺了她就少了一层意思。

当然，这43人名单，也有让“专家”感到困惑的地方。
比如，以职务而言，西北军长长官公署张治中，负责西北甘、青、宁、新四省军政指挥责任，其职贵为西北四省总督，比较于各地“剿总”司令及绥署主任，地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这样一个大人物，却没有列入战犯名单。
相反，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两位副长官马鸿逵、马步芳，却被捉进43人名单抵数。
于是，有人说，对西北方面的战争头目，中共的政策是“以一张换二马”，这里的名堂值得体会。
再比如，那几位已在暗中与中共洽谈和平起义事宜的将领，也在名单中，这是给予压力，还是另一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