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了。因为中顾委的成员多为重量级的党内元老，在当时的地位很高，社会认可度高，人人都尊敬。
中顾委共持续了10年之久，总计成员将近300人，其中一位就是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张劲夫。
张劲夫在任期间，对中科院的发展影响很大，他本人也非常长寿，活了101岁，是中顾委当年的常委中最后一位离世的。
他的离世，意味着这一组织永远地隐没到了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其曾经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淡去，而张劲夫本人为我国革命、科技发展事业做出的卓越功绩，也是不容抹去的。
张劲夫是1914年6月出生，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经历过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重大的历史事件，过惯了风雨飘摇、激情燃烧的日子，所以他这辈子做人、做事总是遇强则强，激情满怀的。
张劲夫是安徽合肥肥东人，距离江苏的省会城市南京市比较近，所以16岁的时候，就在一位私立国文补习学校校长的提议下，去到了被毛主席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学校读书。
晓庄学校不收学费，吃住也都可以在当地的农户家里解决，不花费什么钱，很适合家境并不富裕的张劲夫。
当时，正是民族危亡，全民抗日救亡的年代。
张劲夫到了南京之后，也投身到了革命的浪潮当中，参与编辑《生活教育》杂志，积极宣传，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一过程中，陶行知对张劲夫的观念和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
陶行知和张劲夫是同乡。抗战爆发之后，张劲夫就是追随着陶行知的步伐，在上海的宝山大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一开始是做陶行知的副手，后来就自己成为了团长。
后来，他还推动建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等，身体力行地继承了陶行知先生的思想。
张劲夫跟着陶行知4年，正是在他身上学到了做人做事的诸多道理。
那时候，“山海工学团”以宝山的山，上海的海作名，有山呼海啸的意思，意义深远。
山海工学团有3个手工工场，分别以做木工、藤工，还有袜工为主。
张劲夫做老师，也做组织者，上午安排团员们学习科学、文化、政治方面的知识，下午还要参加工农业生产活动，一边读书，一边劳动，每个月可以拿到八九块钱，作为生活学习补助，生活忙碌而充实。
抗日战争中，“山海工学团”在对农民、妇女儿童的教育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做宣传活动，总是用老百姓听得懂的简单歌谣，结合他们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再教育，让老百姓也可以尽可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参与到抗日救亡当中。
看到大场地区有很多菜农，而当地的菜价又因为战争原因不断贬值，他们便编写了歌谣，专门来说这个情况，让老百姓意识到，只有战争胜利了，才能够重新过上好日子。
那时的歌谣有很多，比如“从前洋钿三块半，现在勿满一块。一家老小，养勿活快哉！”听上去朗朗上口，也发挥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张劲夫对儿童在抗战，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有很独到的认识。
他说，儿童并不是没有力量的，也不是所谓的“成人的预备”，不是只能在以后才能派上用场的，现在只能坐在教室里面安安静静地读书。
在他看来，儿童也是有力量的，也应该参与到宣传抗日的队伍中，他们是小先生，也可以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到救亡图存的斗争当中。
张劲夫对儿童的这一认识，是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有着同等地位的，这也反映了他作为大教育家的思想风格。
除了陶行知，祖母对张劲夫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他出生在肥东的农村，父亲远在外地做生意，祖父又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他便只能和祖母相依为命。
祖母对张劲夫的学业是很重视的，和他的父亲有过约定，要供他读书，让他出人头地。
那时节，张劲夫还小，父亲每每过年回家，都要亲自教他读书写字。
后来，他长到8岁，进了村里新办的小学学习，因为有家里给他打下的良好基础，他学习起来也是比同龄人要更加顺手的。
就拿国文来说，张劲夫是有些天赋在的。他用一年的时间就学完了人家要学4年的内容，后来就转去读了私塾。
私塾先生对学生的功课要求比较高，让他们背诵课文内容，背不出来还要打板子，张劲夫表现很出色，从来没有因此受过罚。
祖母看着张劲夫在学校学得这么好，也是很开心的，觉得并没有辜负她多年来的栽培和期待。
生活中，祖母对这个小孙子也是十分关心的。
张劲夫是家里的大儿子，父母难免会对他有更多的期望，也觉得他这个做大哥的，应该多照顾一点弟弟妹妹，所以并没有把他带在身边，而是让他在祖母身边野蛮生长。
祖母对这个孩子，更多的是隔辈亲的情感，见不得他受委屈。
她是老人，身边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所以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紧着他，对他很好。
张劲夫属老虎，她就常管他叫“虎仔”。这个“虎仔”听祖母这么叫唤他，心里也是开心的，在家里总是活蹦乱跳，祖孙二人关系很好。
张劲夫是拿这位祖母当做母亲看待的，后来他在外剿匪打战，思乡情切，也每每会想到祖母。
他给祖母写过诗，也写过书，字里行间都寄寓着他对祖母恩情的无尽感激。
1947年7月，他33岁，在打仗胜利后回到营地，听到了新华社放送的广播《红军的母亲》，便第一次提笔给祖母写了一首诗。
后来，他年届八十，到了曾经祖母的年纪，而祖母早就已经离开人世了，他又写下了一本书，名叫《祖母的爱心》，来悼念亡人，表达天人两隔的祖孙情。
张劲夫离开家乡后，工作一直兢兢业业，这是祖母愿意看到的，但他也因此忽略了对祖母的陪伴，觉得没有常伴左右，报答她的养育之恩，心里很是亏欠。
他还说，自己虽然是个唯物主义者，但还是希望祖母能够感受到他迟到的心意，能够在九泉之下安息。
后来，张劲夫成为中科院的副院长，官至副国级。
但他从不摆官架子，而是一心一意把我国的科技事业搞好，这背后显然也得益于陶行知，以及他祖母，这双方面的教诲。
1956年，张劲夫开始担任中科院的副院长，成为郭沫若的助手。
此时，他还已经担任过浙江省委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务，积累了很多的专业和管理经验。
1950年代中期，正是我国、我党准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时候，而郭沫若又只是中科院名义上的院长，实际的情况不怎么接触，张劲夫便等于是一人担当了这方面的重任，付出很多，很是辛苦。
当时，全世界都处在科技飞速发展的阶段，不断有高新技术成果在各国涌现，特别是核武器成为了大国之间较量的一种重要的威慑性力量。
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着眼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也在努力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争取进入到世界前列，避免长期生活在他国核威慑的阴影中。
当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样的重要文件也应运而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劲夫肩膀上的担子可谓是很重的，但是他抗住了压力，尽显领导者的担当。
为了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好，增强我国的国防能力，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张劲夫想了很多的办法。
他主张，将中科院的研究工作和国防部结合起来，也因此助力了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等“两弹一星”研究项目的推进和实现。
他对科学人才也是十分保护，在中科院的体制机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给科研人员提供了十分宽松、高效的研究环境，确保他们可以心无挂碍地做研究，出成果。
他还努力帮助解决科研人员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让他们身处最困难的时期，最艰难的条件，也不会放弃。
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教授王渝生回忆他眼中的张劲夫，称他有着文人的细腻，也有着军人的果敢，总是弹尽竭虑地做工作，所以才能把工作完成地那么出色。
张劲夫的人生信条就是“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总是能飞快地传达中央的指示和决议，又很有创造性地完成它，也成为了党联系群众，发展群众工作的一条重要桥梁。
那时候，中科院是归国务院管理，所以张劲夫调到中科院的第一天，就去找周总理讨教工作了。
他问，自己没有什么科学管理经验，该怎么开展工作呢？
周总理听了，就说不懂不要紧，让他先定个远景规划，看看我们国家接下来怎么向科学进军。
他到了中科院，看见那里已经有很多的科学家，意见不一，争论很大。
他看在眼里，也有了工作的热情，因为有意见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很积极。
在他看来，科学家们就是国宝，是纵通专家，而他是杂家，起到的主要是联系、牵线方面的工作，应该帮助好他们。
他抓政治，抓科研，也抓后勤保障，正是这三个方面都达标了，才让科学家们不断产出成果，也让我国的科技事业越来越好了。
中科院工作期间，张劲夫和很多科学家都有过接触，比如钱学森。
钱学森是我国的导弹之父，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他早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在麻省理工学院也当过教授，回国后开始了更进一步的工作。
有一天晚上，他就找到了张劲夫，说自己想要加入共产党，张劲夫就告诉他需要他找两个介绍人。
当时，杜润生正在中科院当秘书长，钱学森就找到了他，另外一位是杨刚毅。钱学森请他们为自己介绍，便正式加入了共产党。
杨振宁在物理学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他曾建议过张劲夫写作关于“两弹一星”的回忆文章，对中科院在这方面的工作做专门的整理。
后来，这份回忆文章也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不仅要在《人民日报》发，新华社也要同步播出、发表。
张劲夫不仅和科学家交往，也和一线作业的工人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他们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相当重视的，论功行赏分毫不懈怠。
当时，苏联专家刚刚撤走，用于生产的浓缩铀机器险些运转不了，多亏了上海漕河泾一家小葡萄糖厂的厂长生产出了“氟油”，才有惊无险。
这位厂长本来是工人出生，没有什么名头，但张劲夫知道他做出的突出贡献后，就极力主张给他晋升，最后让他连升了3级，成了17级干部，甚至可以听到重要中央文件的传达。
张劲夫重视人才，把人才真正当作人看待，这是与陶行知、祖母早年间对他的教养观念分不开的。
陶行知说，“人民第一，人民至上，一切为人民”“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祖母则是，给他百般照护，无论如何，让他一定把书念好，告诉他有知识，才有出路。
所以，他后来为科技人才工作才会那么废寝忘食，弹尽竭虑，一心把人才、知识分子服务好，成了陈毅元帅口中的“劲夫有劲”。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