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中法建交对国际局势和中国外交都有重要意义。
就国际局势而言，它代表了中法两国联手挑战美苏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是全球冷战格局中的一次重大突破。
从中国外交史角度看，它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的案例，因为在处理同法国建交的问题时，中国领导人破了一个例：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意在一个国家没有事先和台湾断交的情况下，与那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为什么法国在1949年就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法建交拖到1964年才实现？
早在1949年初，法国政府就在考虑：
一旦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法国准备承认中国的新政府。就像英国承认新中国的一个主要动机是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殖民地位一样，法国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盘算也是为了巩固其在印支的殖民统治，法国官员希望通过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来阻止北京支持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抗法民族解放斗争。
为了抵消胡志明的政治影响和赢得更多的国际（特别是美国)的支持，法国于1949年3月在法属印支实行改革，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成立所谓“独立国家”，向他们移交大部分内政主权和部分外交权，允许他们在法兰西联邦内自主独立。
在越南，法国挑选前安南皇帝保大为新政权的领导人。法国在越南推出保大作为新领导人后，立即向很多国家发函，要求他们承认保大政府。法国外交部没有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出要求承认保大政权的函电，因为法国官员已经对在中国内战中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不抱希望，准备面对现实，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法国政府开始酝酿是否承认新中国。12月21日，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讨论由法国共产党提出的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委员会最后以22票对14票否决了法共的提案，而通过了一个“适时采取步骤，准备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
法国政府采取等着看的态度，看新中国是否支持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1950年2月7日，法国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国民党政府代表地位问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大西南地区的占领，法国官员密切关注中共会不会派兵越过中越边界去支持越南共产党武装。
法国希望以“承认”为筹码，在越南问题上和中共讨价还价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中共在援助越南革命的问题上，态度坚定，毫不犹豫。
中共领导人在建立全国政权前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盟，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
在亚洲，中共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
对于东南亚，中国不但迅速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而且派出大批政治和军事顾问，协助胡志明的抗法斗争。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眼里，与越南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友谊要比与资本主义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更重要。
对于法国而言，由于北京在印支战争中毫不犹豫地站在胡志明一边，中法建交的构想也就无疾而终，法国和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法国追随美国谴责中国“侵略”朝鲜。
1954年5月，关于恢复印支和平的国际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在会议上，中法代表团就结束印支战争和发展中法关系问题做过接触。
5月18日，法国代表团军事顾问纪业马上校宴请中国代表团的王炳南，表示法国希望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起大国的调停作用。
在谈及中法建交问题时，纪业马指出，当中国新政府成立后，法国原计划承认中国，后因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未能实现。这次在日内瓦会议上，如果印支和平得以恢复，即证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法国将再无理由不考虑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及贸易关系。
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法国在印支殖民统治的终结。
1956年2月，法国社会党领袖居尔·摩勒担任总理。
摩勒内阁在促进中法关系方面比前几届内阁更积极。1956年3月，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比诺在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时对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说：
法国社会党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法国现政府在目前情况下还不打算这么做。尽管如此，法国准备同中国互换贸易代表团，因为贸易和外交承认是两个范畴内的事。
此外，法方就两国互派非正式代表和建交问题，分别向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和驻瑞士使馆进行探询。
1957年2月，摩勒表示他赞成承认中国和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两个月以后，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首次访华，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谈，明确表示反对“两个中国”的做法。
他在回到法国后著书，主张法国对中国采取新的政策并与中国建交。
尽管在1950年代后期法国方面不断有人呼吁承认中国，但中法建交的路途上横亘着两个主要障碍：一个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另一个是台湾问题。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反对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坚决抵制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做法。
1958年5月，法国成立第五共和国，戴高乐重新执政。
他在军事和防务政策上强调法国的独立性，主张发展法国的独立核力量，不愿在外交政策方面对美国言听计从，亦步亦趋。
他重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要地位，希望推动对华关系。法国官员多次暗示准备承认中国。
毛泽东十分关注戴高乐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动向。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和参加会议的耿飚、黄镇、王幼平等驻外大使谈话。
195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在考虑和什么样的法国政治团体与个人发展关系时，往往先征询法共的意见，以免中国的举动会损害法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特别是在1958年的选举中，戴高乐处心积虑地打击法共，收效显著，法共获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选票，只有10名法共成员被选进法国国民议会。这是法共在历次选举中表现最差的一次，而在1956年的选举中，有150名法共成员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
鉴于法共在国民议会中影响力的下降，法共领导人不得不调整议会斗争策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组织街头行动和工厂罢工上。
实际上，在1950年代后期，对于戴高乐政府而言，打承认中国的牌，不仅是为了在国内政治中削弱法共的影响力，还是为了减轻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受到的压力。
1959年7月，法国政府向中国试探：如果法国放弃台湾，中国是否可以在援助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做些让步，以打开中法关系。
1959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时，法国投了弃权票，采取了和美英两国不同的立场。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法国的态度与美英也不相同，并未公开攻击中国。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和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再次对戴高乐作出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既赞扬他抵制美国的做法，又批评他不放弃阿尔及利亚战争。
1960 年 9-10 月间，正在努力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菲尔哈特·阿巴斯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和鼓励。
9 月 30日，阿巴斯在和毛泽东谈话时曾担心地问：“我们读你的军事书，利用你的战法，如果法国人也读你的军事书，利用你的战法怎么办？”
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我根据中国经验写的书，只适用于人民战争，不适用于反人民的战争，强大的侵略军队不可能因为看了我的书而能够挽救他们的失败。”
话题转向中法关系，毛泽东提出中法建交的两个前提条件：
“一个是要它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对你们的援助，如果把干涉我们对你们的援助当作建交条件，我们决不干。”
尽管阿尔及利亚问题使中法关系难有重大突破，但中国方面在国际场合仍密切关注美法矛盾的发展，对美国和法国区别对待。
1960年代初，一连串的国际形势发展使中法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日趋成熟。
1961年5月，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在会议上，中国采取分化英、法、加拿大同美国关系的方针，孤立美国，克服主要来自美国的阻力，使会议达成有关老挝中立的协议。陈毅外长和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商谈了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德姆维尔表示：目前建交还有困难，希望先加强贸易和文化方面的交往。
此后，法国开始逐渐疏远与台湾的关系，冷淡台湾派往巴黎的官员。戴高乐政府采取措施发展对华经济和文化关系，为建交创造条件。
1962 年 2月，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得中法关系发展道路上一个主要路障被扫除。
1963年7月，美国、英国和苏联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力图阻止中国和法国通过一般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中法在反对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问题上又增加了一个共同点。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对印支事务的干涉越来越深，再次与法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相矛盾。
196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一方面，中苏论战的加剧使共产主义阵营出现严重分裂；另一方面，戴高乐和美国的裂痕日益扩大，矛盾日趋激化。两大阵营的分化，再加上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对二战以后产生的两极格局带来巨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中国在外交方面却处于一种困难境地：
美国继续敌视和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中苏关系日益下滑；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由于边界纠纷而急剧恶化。中国面临四面受敌的窘境。
1963年8月19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给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打电话，称法国前总理富尔希望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
李清泉当即答复同意。
20日上午，富尔来到中国大使馆，说明造访的目的是要求再度访华，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就目前世界形势和法中关系交换意见。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富尔传递的信息，周恩来亲自批示同意致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复电，同意富尔于10月下旬访华，拟定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出面邀请。
1963 年 10月 21日至 11 月 4日，富尔访问中国，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外长举行了多次会谈。
在建交的具体步骤上，富尔表示，法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主动同国民党政府断交。
“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且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在战时他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突然切断关系”。
对此，周恩来回答说，关于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
一是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那会导致“两个中国”；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复杂问题，蒋介石集团和法国互设有使领馆，为了结束这一关系，需要采取一些手续，这不是个大问题。富尔表示法国的问题属于后者。
考虑到中法建交有助于利用美法矛盾来破坏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有助于抵制美苏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的倾向、有助于推动中国同欧洲和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削弱国民党政权的国际地位，中国领导人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对中法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了有别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灵活措施。
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达成默契的情况下，接受法国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台湾与法国断交的方案。
富尔访华之后，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在伯尔尼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双方最后在1964年1月27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中法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发表后，中国外交部加紧筹备先遣队去巴黎建立使馆。
西欧司副司长宋之光被任命为临时代办，先遣队成员包括张锡昌。
由于中法联合公报发表后，台湾当局对法国只抗议不“断交”，法台关系的下一步走向就成为外交部非常关心的问题。
赴法建馆先遣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同法国政府交涉，尽快“驱蒋”，逼走国民党驻法“大使馆”，为实现中法如期交换大使创造条件。
以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主席弗朗索瓦·贝纳尔为团长的法国议员代表团的来访，给中国领导人一个再次向法方强调中国反对“两个中国”政策、希望法国尽快与国民党政府了断的机会。
1月 29日，邓小平会见该代表团。
他在谈话中指出：
“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也是不可能改变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改变不了的。”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的主要谈话内容及该团成员多次表示要求见毛泽东一事，提议：“我意如可能，请主席见他们一次。”
毛泽东接受邓小平的建议，于次日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
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英国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它对台湾的地位不肯定。……英国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这点上表明它是美国的代理人。我们同英国已有十五年的外交关系，它也像你们那样，要我们派大使去，它派个大使来。
我们说不行，再搞十五年，甚至几十年也可以，我们不派大使去。联合国进不了，那也不要紧。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在联合国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
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
事先讲个清楚，我见富尔先生时，也同他讲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外交部发表过声明，也在瑞士和你们打过招呼，取得了协议。……你们要同英国区别开来，要痛痛快快地把话讲个清楚。我是个军人，打过二十二年仗，戴高乐将军也是个军人，讲话不要弯弯曲曲，不要搞外交手腕。
很显然，中国领导人希望迅速派代办去巴黎，以迫使法国政府赶快在台湾问题上明确立场。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做了退一步的准备：
如果法国继续和台湾保持官方关系，中国就将像对待英国那样，把中法外交关系定格在代办级水平。
实际上，在法国方面，戴高乐也很着急，担心如果台湾不作出断交决定，导致中方变卦，将使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陷于被动局面。
因此，法国政府要求中国代办先去巴黎，以利于促使台湾方面主动撤除其“外交机构”。
2月6日，戴高乐在给蓬皮杜总理和德姆维尔外长的指令中说：
“从国际法的观点看，只有一个中国，而且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都这样认为。既然我们与北京政府协议建立正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我们就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政府。对我们来说，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并为此进行相应的物质准备。”
根据戴高乐的指示精神，2月10日，法国政府通知台湾当局：
一旦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在法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同一天，台湾当局不得不采取行动，宣布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
4月10日，中国政府将任命黄镇为首任驻法大使的决定通知法国政府，并对法国政府任命吕西安·佩耶为首任驻华大使表示欢迎。至此，中法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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