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上海，曾经有这样一个女人，她漂亮姿丽，气质动人，灯红酒绿的沙龙客厅里，她是一朵盛放的玫瑰。
容颜姣婉照华姿，这样一朵美丽的花，自然是早早便被青年俊秀撷去——她年少便嫁给了一个国民党部队军官，一个前途大好的青年人——后来在国共两党之争中向共产党投诚，之后成了建国后的正部级人物。
他们也曾燕尔新婚，也曾伉俪情深，也曾夫妻与共，但终究还是年少情深打不过流年落寞，还是走到了离婚的境地。
但更让人咋舌的是，在主动提出离婚后没多久，这个曼丽妇人便转身嫁给了上海富商。这在当时实在是可以算的上是一朵奇葩。
不消多想，她的这任丈夫显然比那位正部级前夫有钱得多。
既如此，人们便不免要猜想她离婚又火速再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不必着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这朵沙龙红玫瑰啊，名唤陈碧莲。
那么她是谁呢？曾经的国民党中将、建国后的全国政协常委郑洞国将军的第二任妻子。
而这位郑洞国将军，就是陈碧莲的正部级前夫。
书说正题，这郑洞国和陈碧莲啊，故事的开头也是像那些流传的爱情小说一般动人——
他们相识于一九三三年。那一年郑洞国三十岁，正是意气风发、英武有为，而陈碧莲年方十七，娇媚柔婉、姿容迤逦，倒也登对。
陈碧莲是江西上饶人，出身名门，家境殷实。
陈碧莲的父亲陈鸿藻，在当时的教育界、法律界都非常有声望，年轻时曾赴洋留学，在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学，在日期间便加入了孙中山在檀香山艰难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民主党革命人。
这样书香熏陶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陈碧莲，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家学深厚。这也使得她在容貌、气质俱佳之上，还能颇富学识，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也写得一手娟秀清雅的小楷。
而郑洞国，虽然是农家出身，但天资聪颖，又敢于闯荡，能打能拼，二十一岁便成功考入了广州刚刚成立不久的黄埔军校，成为后来名将辈出的“黄埔一期”的一名学员，自此开启了漫长的军旅生涯。
时值抗日战争早期，彼时郑洞国刚刚从“长城抗战”那场著名的战争中结束了战斗，退出战场离至后方休整。撤退途中，顺路经过南京，郑洞国便来至同乡友人的家中拜访，这个友人便是同样来自湖南常德石门的肖忠贞——陈碧莲堂姐的丈夫。
郑洞国来到肖家门第，刚巧肖宅有个姑娘来做客——这便是陈碧莲了。
如此一来，郑洞国同陈碧莲便相互认识了起来。郑、陈二人也算得上是一见钟情——
虽然出身阅历完全不同，但初次见面郑洞国便与陈碧莲相谈甚欢，很快便互生好感。
没多久，情投意合的二人便确认关系走到了一起，交往了一段时间后，感情愈发浓烈，郑、陈很快便走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但在遇到陈碧莲之前，郑洞国其实有过一段婚姻——
那是一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
郑洞国十四岁时，父母为还在中学读书的他相中了一个大他八岁的女子覃腊娥——一个典型的旧式妇女，目不识丁，但品性贤淑又通晓事理，郑洞国同她也算相敬如宾，育有两子一女，恩爱和睦。
郑洞国常年在外带兵打仗，覃腊娥便在家看护一家老小。
郑洞国二十七岁时，“中原大战”军阀混战期间，覃腊娥罹患重病而身亡。
家人为了不影响郑洞国，一直到这场战争结束才告诉他这个噩耗-——郑洞国一度昏厥，并为此悲泣不止——虽然这是父母安排的包办婚姻，他却对这位发妻感念至深。
正是这样的情深意重，彻底打动了陈碧莲，于是她放心奔赴向了郑洞国，成为了他的妻子。
婚后，陈碧莲明朗外向的性格也不断地照亮着郑洞国，不仅在生活上提供帮助，也在事业上提供许多助力……
她尽职尽责地当着郑洞国的贤内助，虽然不是覃腊娥一般的传统女人，却也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无论是生活上还是人际关系往来，她都是郑洞国背后的好女人。
1939年，郑洞国率部同日军在关系作战。血场拼杀，艰苦奋斗，战斗结束后国家发放了一笔阵亡将士抚恤金，对于照拂牺牲将士家眷来说却是杯水车薪，军中本欲向连以上军官募捐来做补充。
正巧陈碧莲同其他眷属在前线劳军，听闻此事，主动向郑洞国提议这笔钱由他们夫妻二人承担，郑洞国虽然惊讶，但也深以为然，便支持了她的想法“就按你说的办”。
这一举动，为郑洞国陈碧莲夫妇在军中赢得了美誉，一时便传成了佳话。提起“郑夫人”，军队里尽是褒奖之词。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洞国调任为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兼京沪卫戍副司令，夫妇二人结束了四处征战、长期分居的生活，定居上海。
那时的上海滩，名流汇聚，纸醉金迷。
身居军中要职，自然家中宾客也就多了起来，时不时二人也会盛装出席各种宴会沙龙，陈碧莲大方得体，美丽迷人，在名流间如鱼得水，颇为闻名。
舒适风光的日子并没有过了多久，便被11月爆发的国共内战打破了。
次年三月，郑洞国飞赴辽宁，陈碧莲留守上海，二人再度天各一方。
郑洞国一去数年，很久都没能回到上海。
郑洞国驻守东北期间，陈碧莲时时忧心着丈夫的安危。
思念挠人，锦书以托。陈碧莲写了信给郑洞国，信里有思念，也有对郑洞国愚忠党国的埋怨。
但邮路阻断，书信只能随补给物资投送。奈何空投出错，信件被解放军截获，一度成为了针对国军反战宣传的有力材料。
后期困守长春许久，终难挽国军败退颓势，1948年的辽沈战役中，郑洞国在下属挟持下无奈投诚。
投诚之后，由于情绪和思想尚难扭转等原因，郑洞国不想成为国共两方博弈的工具，他提出了“不上广播和新闻，不参加公开活动”的要求。
共产党尊重他的选择，将他秘密安排至哈尔滨，这期间，陈碧莲及其他上海家人一直没有得到郑洞国的消息。
不久后国民党却在报纸上刊登郑洞国“壮烈成仁”，陈碧莲看了后痛不欲生。但不久便有人将郑洞国还活着的消息传给了她，重新给了她希望。直至上海解放，夫妻二人才恢复了联系。
1950年，郑洞国才得以返回上海团聚，之后在家赋闲两年。
两年后，郑洞国接受了共和国给他安排的水利部工作，准备举家入京。
但是二人的夫妻感情却在此时出现了裂痕——陈碧莲以不适应北方生活为由拒绝随郑洞国入京。
战火年代里岁月磨搓，深情怕是早已被经年累月的忧虑消磨殆尽了罢。
于是郑洞国带着孩子北上，陈碧莲留在上海回到娘家居住，二人又正式进入了为期一年的分居生活。
而郑洞国赋闲两年家中已有亏空，水利部的工作虽然看起来待遇不错但是其实每月的收入却已不能支撑陈碧莲的花销了。
分居的这一年里，陈碧莲多次因为工作的原因同母亲发生争吵，次数多了她便将争吵的原因归罪到了郑洞国身上。于是她主动去信郑洞国，提出了离婚。
信中具体写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见，她的信里写了严重刺激郑洞国神经的话——尽管心凉，郑洞国还是决定放手，“一别两宽，各自安好”。
离婚不久，陈碧莲便火速再婚，嫁给了一个上海钟姓资本家。
而郑洞国也在两年后，经人介绍和顾贤娟女士再婚。
世事难料，陈碧莲嫁给富商后并没有过上想象中富足的生活。
建国初期，受大环境影响，钟家产业接受了公私合营。起初二人靠着定息生活，日子也还算宽裕舒畅。可叹后来俩人不事生产，坐吃山空。
后来钟家突然发生了重大变故，钟某入狱，夫妻失去绝大部分家产。
钟某出狱后，他们在上海已然生活不下去了，只得迁至苏州乡下，没有工作，便只能靠着变卖财物度日。
特殊的年代里，贫病交加，钟某最终撒手人寰，独留陈碧莲一人孤苦伶仃。
举目无亲，也没有固定生活来源，仅有的资产也所剩无几，走投无路之下她几近崩溃，跑到苏州公安局大闹一场，总算被安置回上海。
此后她一直住在贫民区的一栋旧楼里，靠着弟弟帮衬过活。
1972年，得知郑洞国第三任妻子病逝，她专程前往北京看望郑洞国，其实大家都知道，她此行，是抱着复婚的目的的。
但是郑洞国见到她后对复婚之事一字不提，他的态度不言而喻，陈碧莲见状，只能失落返回上海，再未提起复婚一事。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已经75岁高龄的陈碧莲专程从上海奔赴至北京。
追悼会上，陈碧莲身着一袭优雅黑衣，精心搭配一条黑丝巾，一如往昔般气质端庄，给这个她曾深爱过、遗憾过的男人送上最后一程。
2006年，在狭小的房间里，陈碧莲缠绵病榻多日后去世，终年90岁。
回看这一生，终归是，爱恨难分，情也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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