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中有一章专门写穆旦和巫宁坤，在《我的抗战》书中又见到穆旦和他的诗，就来聊聊穆旦的故事吧。

穆旦原名查良铮，和金庸（查良镛）为同族叔伯兄弟，都是良字辈，名字都带金字旁，穆旦拆查字作笔名，金庸拆镛字作笔名。

1935年穆旦由天津南开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进校不久开始诗歌创作 ，在北方诗坛渐渐有了一些名气，成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的探索者。

1937年抗战爆发，穆旦随清华师生长途跋涉到长沙，不久又向昆明迁徙，穆旦跟随闻一多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徒步三千里到达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文学院暂设蒙自期间，穆旦成为南湖诗社的骨干和主要撰稿人，受一大批著名教授、诗人的影响，穆旦开始大量阅读外国诗人的作品，系统地接触英国现代诗歌和诗歌理论，创作质量产生飞跃式提升。

1940年穆旦由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2年2月他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参军入伍的号召，以助教身份报名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作为中校翻译官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与日军作战。

这年4月日军攻占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远征军的大后方，远征军走上惨败境地。从5月到9月，穆旦亲历了远征军第五军与日军血战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走进野人山。

野人山的惨烈如下面书中截图，无数远征军人埋骨于野人山，十万远征军中约有5万人死在了撤退中的野人山与胡康河谷。

侥幸走出胡康河谷的穆旦，于1945年9月创作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揭示了战争、战争中人的命运以及对生命的深层思考。

随远征军撤退回国后穆旦做过青年军中校英文秘书、新报总编辑、联合国粮农组织英文译员等工作，1949年8月赴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攻读英国文学。

1949年12月穆旦与周与良结婚，夫妇在芝加哥大学和巫宁坤合租一套公寓，与巫宁坤结下了终身友谊，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相互慰藉，共同度过了一段苦难惨烈的悲情岁月。

当时同在芝加哥大学就读的校友还有杨振宁与李政道等人，留学生们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探听研究，对是否回国，杨振宁李政道等人举棋不定，而穆旦与巫宁坤则倾向于尽快回国，迎接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

1952年穆旦夫妇回到北京，并于1953年5月双双进入南开大学，穆旦出任外文系副教授，周与良为生物系副教授，此时巫宁坤也在南开任教，穆旦夫妇分配的宿舍与巫宁坤相邻，经常串门聊天。

之后一个个的政治运动，穆旦参加过远征军的历史被重新翻出，成为肃反对象，随着审查不断深入，穆旦由远征军的伪军官和蒋匪帮的英文翻译，变成历史和现行双重反革命分子，而他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的经历，又使他晋升为美国特务。

1957年穆旦因在人民日报发表《九十九家争鸣记》，再一次被隔离审查，当年参加远征军的历史，也成为他反革命的铁证，被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三年劳动改造，穆旦被逐出课堂，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澡堂接受监督劳动。

1962年穆旦终于熬到被解除管制，但校方仍不让他上课，继续留在图书馆打扫厕所与澡堂，此时的穆旦蛰伏在心中的文学之火再度迸发，他开始了一生中最大的一项工作计划，翻译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并在1965年年底完成这部鸿篇巨作的译制初稿。

文革风暴突起，穆旦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拉出来批斗，关牛棚，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抄家的红卫兵一批接一批，把一些书籍和手稿或搬走，或撕烂，或干脆一把火烧掉，万幸的是唐璜译稿只被弄乱而未被付之一炬。

1969年穆旦夫妇与南开大学一批牛鬼蛇神被下放到河北省完县劳动改造，周与良下放到王各庄，穆旦被隔离在相距几十里的另一个公社，彼此不通消息。

1971年周与良返回天津，穆旦则由完县农村遣送到南开大学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1972年随着政治气候好转，穆旦结束了劳改生活，回到南开大学图书馆，除了整理书籍，仍兼有打扫厕所的任务。

自1973年起，穆旦又恢复了夜间翻译的习惯，夜深人静之时，伏案修订已搁置七年的唐璜译稿，随后开始翻译雪莱、济慈、艾略特等诗人的作品。

1975年文革结束前夕，随着政治风暴的式微，停止写作多年的穆旦，心中郁积已久的诗情再次爆发，一口气创作了智慧之歌、停电之后、冬等近30首作品。

1976年年初的一天晚上，穆旦骑自行车去打听知青招工的信息，想为孩子寻找出路，回来时不幸掉入一个深坑，右大腿骨折，从此病卧床榻。

延至1977年2月24日，穆旦将《欧根·奥涅金》修改稿的抄写工作全部做完之后，住进天津总医院，此时的他已油尽灯枯，感到死亡正在逼近。

自1954年以来呕心沥血翻译的十几部译稿，仍看不到出版的曙光，入院的第二天他又返家，再度对文稿做了整理，午后心脏病突发，急送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抢救，无奈回天乏术，于2月26日去世，时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