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师秋朗
前往莫斯科
当时的库伦，经济和文化都相当落后，吃饭、住宿、交通都很不便，想洗个澡也很困难。本来就很少的商店、饭馆、澡塘、戏院等，
老板和工人全是汉人。蒙古族的丧葬习俗是天葬，即将尸体丢在 一个旷野，让野兽、老鹰吃掉，认为这样可以进入天堂。我们的汽 车从库伦北方这样的一块野地经过，那里的白骨累累，臭气冲天，令人作呕。
到了蒙古边城恰克图，到处是俄罗斯人和汉人，华工将他们劳 动所得的卢布同商人私下兑换成银元寄回家中。苏联在此设有领使馆使馆办理入境签证；设有国家银行，可以兑换卢布。但私下兑换 略有便宜，所以华工们多私下兑换。过了色楞格河，就进入苏联领土了。
过色楞格河的渡船很小，但也分一、二、三等舱，我们大多数人 上了三等舱，也有任增禄这样的上了一等舱，因为他自己带了不少 银元。清晨船抵上乌金斯克(今乌兰乌德)。上了岸，风雪交加，我们几乎要被冻僵了，赶紧找到一个小旅馆住下，慢慢暖和过来。
进入苏联， 一切都新奇!首先碰到的是，旅馆里的服务员全是 女的，她们态度大方而热情，和我们任意交谈，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
这里设有中国领事馆，有一位自称副领事的勾志克来旅馆看 望我们，并表示歉意。他衣着考究，说他没有接到政府的通知，所 以来晚了。我们问他所说的政府是哪个政府?他觉得话不投机， 便不辞而别了。我们知道他说的是北洋政府，而我们反对北洋政府。
在大街的显眼处有一间不大不小的餐馆，清洁整齐，十分讲 究，中西餐都能做，但价格昂贵，顾客稀少。餐馆老板有个年轻美 貌的夫人，十分活跃。一些华工、华侨请我们同他们一起吃了一次中餐。两年后，听说这个餐馆被当做间谍据点处理掉了。
有一个退伍的海军战士，老是醉醺醺的，天天来旅馆胡闹。还有一个蒙古族女子，穿着华丽，也天天来旅馆，说她有一个中国女同学，从苏联远东回哈尔滨以后，被张作霖逮捕了。她是向中国人打听她这个女同学的下落的。
还有一位俄罗斯姑娘，叫玛露霞，初中刚毕业，找不到工作，在该旅馆刷盘子，人很温柔，很勤快，但所得无几。她好像有满腹的话要倾诉，可惜语言不通。她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长长的一段话，可是等到我能阅读时，日记本早已丢失了。这是踏上苏联土地第一次接触到的社会。
在上乌金斯克住了四五天，才买到去伊尔库茨克的火车票。 在车站餐厅里吃饭时，我们本来想喝汽水，由于语言不通，服务员 拿来的是啤酒，那时还不会喝啤酒，当做汽水喝到嘴里，马上吐了出来。只好留在那里，几个俄国人拿去痛饮。
火车上全是硬座，无法睡觉。大家正在打盹儿，不知谁喊了一 声：“快看，山崖上刻着'苏武牧羊处’”。大家立刻振作起来，往窗 外看，问在哪里?其实并没有这几个字，因为正在经过贝加尔湖。 苏武被匈奴囚禁后，确曾在这一带牧羊，我们在开封时，天天唱《苏 武牧羊歌》,对苏武的民族气节十分敬仰，如今经过他牧羊的地方，岂能不追念他!所以并不觉得受了骗，而是一种肃穆之情。
到了伊尔库茨克，仍然住在一家私人旅馆，虽较昂贵，但条件较好。这里有不少中国人开的中餐馆，房子也是中国式的。
当地有一所军事学校，听说我们是留学学军事的，他们极感兴 趣，由校领导出而邀请我们到学校参观，和我们座谈，介绍了学校 的情况，同我们合影，留了通讯地址，说以后多多联系，交流经验， 不过以后并没有联系。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可以听出：他们很希 望有一个和睦、友善的邻邦；并对中国的革命寄予很大希望。校方还帮助我们买到去莫斯科的火车票。
我们乘坐的是邮政车，每站必停，虽然恨不得一下子飞到莫斯 科，但有什么法子?只好随它!一般到站我们也不下车，只打点开水，买些西瓜、而包充饥，这里的西瓜特别甜!
列车到达乌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时，我看车站很大，山坡下有餐馆，便主观判断在这里停车时间会长些。便和薛志超、赵光华下车去用餐，结果火车开走了，我们误了车。语言又不通，心 急如焚。幸而遇到一位华侨商人帮助我们向火车站交涉，站长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们搭乘另一班车，经奥林堡到达莫斯科。
到莫斯科，出了火车站，茫然不知所措。正在发愁之际，同车 的一位莫斯科的工程师早就注意到我们的难处，这时他上前热情 相助，将我们送到中国大使馆。我们本不愿去大使馆，现在也只好如此了。
到了大使馆，我们要求立即去找我们的同伴。大使陈家骜接 见了我们，陈是北洋系统的老官僚，看上去有六七十岁。他责怪政 府没有通知他们，现在只有通过苏联外交部才能去军校。他让我 们在来宾簿上签了名，安置我们吃午饭。我们到厨房吃饭，很简单，但看到了为他们准备的山珍海味、鸡鸭鹅鱼。
我们刚吃完饭，苏联一位少校就来到了，他歉意地说没有车 子，带我们上了电车，到了位于列佛多沃区的莫斯科初等工程兵学校，同先到的伙伴们相见，笑谈这次历险。
7月底从开封出发，8月底到达莫斯科，这里已是大雪纷飞，不过雪下到地上就化了。
列佛多沃原是沙皇的兵营区，集中着步校、炮校、工程兵学校 及高级步校等。工程兵学校的领导对我们很关心，请了东方大学 的几位同学接待我们，他们都是东方大学中共支部的负责人，有刘伯坚、原青云、曾涌泉、李特、赵秀峰等。还安排了一次关于共青团 的报告，是由该校团组织的负责人做的。
刘伯坚他们轮流天天陪 着我们，白天参观游览，晚上座谈、谈话或听报告。我们到了红场、 列宁墓、特韦尔斯卡娅大街(即今高尔基大街)、革命博物馆、大戏院、大百货商店、柳克斯楼下的大餐厅、中国茶叶店(业主是刘泽荣父子)等。那时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商品奇缺，实行配给，购物不用钱，尤其是服装，是凭国家发的证券领取。我们没有证券，既买不到，也领不到。
我认为最有益的报告，一个是刘伯坚的，另一个是原青云的。
刘伯坚讲过几次，一次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一次讲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经过；另一次是 讲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他的报告内容丰富，组织严谨，很吸引 人，使我们获益匪浅。刘伯坚后来回到江西苏区，红军长征，他留 在苏区坚持斗争，被俘后英勇牺牲，就义前留有《带镣长街行》的著名诗篇。
原青云是湖北人，有些口吃，他讲的是巴黎公社和当前国际工 人运动的形势，讲得生动流畅。大约是1927至1928年间回国后病逝。
在国内时，对革命很向往，对苏联很“羡慕”,对列宁很崇拜，但 究竟是怎么回事?什么叫革命?弄不清楚，这几个报告给我们刚刚起步的青年打下了正确的思想基础，引上了正确的轨道。
和我们同来的柳赤哉等3名朝鲜人被苏联方面另行安排，同 我们分开了。据说是因为日本在远东武装干涉过苏联，而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苏方为了防止日本间谍混入而采取的措施。
在军校学习
我们在莫斯科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仍由到大使馆 接我们的那位少校，再加上李特和赵秀峰，带领我们二十几人乘火 车奔基辅，进入军官联合学校学习。沿途战争破坏的痕迹，历历在目。
基辅是加盟苏联的乌克兰首府，学校位于佩切尔斯基区，这个区一边是第聂伯河的大渡口，一边是铁路干线，地域辽阔。
军官联合学校共有学员2000余名，苏联本国学员占多数，都 是国内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时战争中的营、连、排级军官，个别团级， 还有几个荣获苏维埃最高奖励—— 红旗勋章的。
各民族的人都 有，都是工农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也有来自德国、波兰、挪威、瑞 典、捷克等国的学员，人数不多，但组成很复杂。
我们中国学员除国民一、二军派来的以外，还有黄埔等处来的，共五六十人编一个班。 一军来的学员，我记得的有：郝鹏举、胡运泰、李汇泉、李海(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亲戚)、田德修(又名吉合或吉洪)、童安远、王智涛、马宗显、卢义才、叶茂奇、刘振泰、庞化儒、李秉钧等。黄埔军校来的有王公亮、易子奇等。
学校设步、骑、炮、工兵等科。中国学员集中学习几个月后，根据每人志愿分到各科学习，我被分配到工程兵科。
在集中上课时，有操场的操练，可以看出，对中国学员格外宽容，不要求我们做高难度动作，而且操练内容和教练方法同我们国内大相径庭。中国军训重操典，拔慢步、队列训练占很大比重，而这里根本就不搞这些，只做体操、各种运动，目的在于增强体质。无论是集中还是分科，都是和大学一样，按课表上课、做作业，或在阅览室、图书馆读书。受此熏陶，我们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中国学员在生活待遇上，和苏联同级学员是一样的，我的军衔 是少尉，每月有80卢布的津贴。但苏联学员大都有家庭负担，常 常感到拮据，我们这些单身汉，那是快乐的单身汉，我很快就胖起 来了，胸肌都隆起来了，我很为这一身肉骄做，照了个光膀子像寄 回家中。
我们的津贴是从苏联给国民军的援助款中拨出来的。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国民军叛离革命，苏联的援助终止，但我们的供给依然不变，由苏联提供。
苏联遭受战争破坏很严重，但解放了的劳动人民迸发出巨大 热情，恢复工作非常快，可说是日新月异!比我们早到二十几天的 一军学员领到的是旧军装、旧皮靴，而我们领到了新军装、新皮靴，每人还多领--只军用箱子。
我们的教官全部是沙皇时代的军官，他们不仅受过严格训练，有实践经验，而且不乏饱学之士。给我印象较深的几位教官如下：
工程兵科的总顾问西蒙诺夫上将，是沙皇时代的老将军。我 参加过一次他主持的工程兵科教务会议。他正襟危坐，神色威严， 不苟言笑。讲话言简意赅，一字千钧。他对教学计划、训练方法、 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以及下一步的教程进度、方针等提了几点意 见之后，就起身离席。在座的教官和教务的负责人无不恭恭敬敬，悉心聆听，然后注目相送。他的威严大概不减当年。
工程兵科主任教官加耶夫斯基中将，沙皇时代的将官、兼任工程兵科中国班的教育主任。同中国学员相处甚好，而对我格外 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做客。他的夫人受过高等教育，彬彬有礼，很 有教养。他们有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放学后在父亲的指导下搞建造、做木工，每次我去，他都有新的作品给我看。
加耶夫斯基担任筑城工程和爆破两门课，他讲课从不拿课本， 也不写讲义。他按自己的计划，到沙盘前、或到模型前给学员讲 解；也要求学员少说话，多动手，多做作业，他重视实践，讲的理论不多，浅显扼要，但经过实际操作，使我们理解加深，而且永记不忘。
教桥梁、道路的教官是德国人，名施拉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的战俘，留在基辅，已是苏联上校军官。他俄语讲得很好，为人处 世小心谨慎，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按部就班，准确无误，严肃 认真，不爱说笑。讲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他自己编写教材，简要而通俗。
教俄文的伊万诺夫，是基辅大学的教授，给我们兼课。他年近 60岁，温文尔雅、循循善诱，是一位忠厚、和蔼、可亲的长者。他自 编教材，让我们能够以最捷便的方法掌握俄语，他把重点放在理解 运用单词及基本方法方面，大量地做联句和会话，这种方法很科 学，仅用半年时间，我们就可以用俄语直接听课了。他的方法，我在回国后教授俄语时也尽量运用。
他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反情，我们在他面前，如同孩子一样淘气。有一次，在我的建议下，他请我、常秉义和雷放到他家用茶，认识了他的妻子，他那妻子只有30多岁，劳动妇女，文化不高，但性格开朗奔放，对人热情，我们尚未坐定，她就大声地滔滔不绝，对我们品头论足，哪个漂亮。老先生多次制止她，她却不理会。后来发现她常陪老先生到普希金公园散步，活像父女二人。
雷放的英文、俄文都比较好。有一次，他从《列宁文选》上抄了 一句话写在黑板上，然后问伊万诺夫教授：这句话是否合乎文法? 教授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前言后话，看了以后说：“文法不通，俄 文不能这样讲。”雷放便把《列宁文选》拿了出来，指给他看。教授 看了，面有难色，但他很机敏，他说：“这句话是不合文法，我们不可 以这样说。但是列宁可以这样说。”大家只好一笑置之。看来也是对付调皮学生有经验的教授。
以上是主科，副科还有战术、射击、步枪等，都讲得很好。
文化课有化学、物理等，都是我在陕西第一师范学过的，老师常常让我用汉语向同学讲解。
教官中也有个别人仇视苏维埃政权，在上课时发泄不满，或进行煽动、挑拨。如教化学和教战术的教官。
学习中我的体会，文化程度是学员最大的制约因素，而越是文 化水平低的，越不知文化的重要性。苏联学员一般文化水平较低， 而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尤低，常常说些半通不通的俄语，文化教员
批评他们不合语法，他们回答往往是：“我的话你能听懂不就完了么，要什么语法呢?”使教员哭笑不得。
我的文化水平在学员中恐怕是最高的一个，加上自己的刻苦 努力，俄语进步也快，对各门课程都理解较深、较快。往往在教官 反复讲解，中国学员仍弄不明白时，教官要我用汉语复述一遍，大 家才能明白。
在实际作业方面，也常常要我用汉语解释。例如测绘课，有些同学总是弄不明白，掌握不住要领和技巧，我就要遵命边做作业，边用汉语讲解，有时还要做出榜样。我的作业又快又干净利索，有一次，教官把我完成的步行测绘图向校长和教务处汇报，校长(名字忘了，拉托维亚人)命把那份作业装入镜框，在全校陈列展示。
渐渐校长注意到了我，有时找我聊天，我发现校长有些英雄主 义，他常用拿破仑、大彼德的话，并拿他们作比喻鼓励我。我问他： “这是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他回答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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