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师秋朗
在军校入党
我们在校除了以上所述军事课和文化课以外，还学习马克思 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时事政治等，后来加上《联共(布)党 史》。在国内时读不到这些书，有的小册子加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也看不懂。在军校经过两年的学习，基本上树立了共产主 义的理想和革命人生观；有了阶级觉悟，学会从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阶级利益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
在我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是参加到国民党里起作 用的，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界限不清，甚至只见国民党，不见共产党。
到校后不久的一天，李特和赵秀蜂以国民党支部的名义贴出一张布告，内容是说他们是国民党员，拟成立支部，凡属国民党员者都应登记，以便成立支部，过组织生活。
我看了这个布告，迷惑 不解：第一，每个人的政治身份在莫斯科就已申明登记过，何苦又以布告形式征询?第二，为什么只有国民党要成立支部?其他党派呢?过不过组织生活?尤其是共产党的组织，在苏联这样的环境下，为什么还要隐蔽起来?第三，我这个共青团员怎么办?
我是在西安加入的青年团，因幼稚无知，到河南时没有转组织 关系。即使知道应该转组织关系，我在几乎是逃跑的情况下，不可 能办理，在河南安定下来不久就出国了，那时的通讯速度，即使转 也来不及。
到了莫斯科，我曾同曾涌泉谈过我的情况，我说我在河南时，陕西的团组织曾有人见到我，给我留下两块钱，却没有提到组织关系问题。
曾说：“没有组织介绍信，又没人证明，不能算数，以后再加入吧”。以后我就想加入共产党了。可是看了他们的布告，我到哪里去找共产党?于是我在他们的布告旁贴了一份《问难》短文，除了提出以上疑问外，还问道：“我不愿意加入国民党，我要加入共产党怎么办?'
李特急忙找我谈话，说有中国共产党组织，他们会考虑我的申请。但是对外必须是国民党的名义，以便回国后容易开展工作。
1926年10月，我被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旅苏支部，随之 又被选为军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因对外是国民党，所以对外我是国 民党支部书记，全支部共七八人，只有二、三人是真正的国民党员， 其余都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中有个马宗显—— 山东潍坊人，在国民一军当过司号员、排长、连长，在军校学的骑科。1928年中共 “六大”之后，周恩来要挑选一名智勇双全的人跟他回国，就选中了他，他回国后，先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中共山东省委由于叛徒的出卖，连遭破坏，周恩来便派他到山东去惩治叛徒，他完成了任务， 被誉为“伍豪之剑”,即他是周恩来手里的一把利剑!后来牺牲在山东。
卢义才，外号“老太爷”,原是国民一军军官，湖南人，回国后在中央苏区牺牲。
王公亮，回国后叛变投靠了国民党，当了国民党军的团长。
再就是从东方大学来的李特、赵秀峰和我。
（编者查注：另篇文章介绍马宗显、卢义才、王公亮、李特，敬请关注阅读）
国民党员有冯升云、雷放、童安远。冯升云后来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管空军),其他下落不详。
1926年末，国民一军又派来10余名留学生，全部是共产党员 和共青团员，我们为增添了新生力量而高兴。可惜这些人缺乏正 确的思想基础，后来在复杂的斗争中，除了张成功以外，其他人都脱离了革命队伍。
也在这时，李特拟利用寒假之机去莫斯科汇报工作，这才着急 了，又是整顿党组织，又是写工作总结，还临时印制了党员登记表， 让所有党员把入党时间都填上“1926年在基辅军校入党”,包括早 已在黄埔入了党的王公亮，而介绍人一律是“李特、赵秀峰或王公 亮'。这时党员已有20余人。
李特邀我和其他少数几个人在寒假 赴莫斯科，李特亲自携带所有材料，由我陪他，送到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团，并在苏共中央海外部备了案。于是这些材料便成了李特和高金(苏联人，主管中国留学生)的资本。1927年秋，为了奖 励他们，由中共代表团和苏联军事委员会共同推荐他二人进入列 宁格勒军政大学深造。后来在莫斯科我见到李特批评他弄虚作假。
一时一事绝不能正确反映一个人的本质!这个高金到了列宁 格勒不久，因喜新厌旧，致使他的结发妻子自杀身亡，他也因此而 被开除党籍。至于李特，听说三十年代初回国后，当了四方面军的参谋长，参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
在军校的两年时间，正是我们国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之时。它必然在留学生中得到反映。
我们的政治课的确使我们获益匪浅，但根本不涉及中国的事，面我们关心的是国内的形势。便由雷放、林某(广东人，共产党员)、李某主动搜集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微妙关 系的材料，随时向大家作介绍。
大家的思想非常活跃，而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也就越来越明朗化了。在1926年底，中国留学生中已经出现了裂痕和磨擦，郝鹏举(关于此人的行径和结局以后有交代)、王正基、易子奇等人的诡谲言行已露端倪。
我对李特、赵秀峰谈了我的观点：国共合作，当然很好，但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有诚意、有团结愿望的基础上。然而国共两党在一切方面都有原则的差别，有距离，这个距离，现在不可能缩短；对于差别，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和稀泥、混淆是非。
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立场、方针必然不同，产生矛盾、磨擦和冲突，在所难免，何况更有人抱有成见，包藏祸心，惟恐天下不乱，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妥善处理。
到了1927年四五月间，国内“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 来时，我们正在野营训练，在革命成败的严重关头，我们根本无法 集中精力训练。国共双方党员的争论、冲突无法回避。
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尽管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展开讨论，力图弥合，然而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首先是郝鹏举、王正基、易子奇这些人带头挑衅，雷放也站在他们一边向共产党进攻，不过雷放同他们之间还有矛盾，不完全相同。冯升云本来同我们关系不错，这时也迅速向右转。广东的林某也提出退出共产党的要求。其他共产党员都是比较坚定的，甚至在此时还发展了新党员。
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张索性左右分开，划清界限，另立组织(即 公开中共支部),巩固队伍。但李特仍对郝鹏举、叶茂奇、蒙复员等 抱有幻想，下大力气做他们的工作，结果一个也没有争取过来。
是 年秋天，不得不将这些顽固不化的国民党员遣送回国，其中有：郝鹏举、雷放、叶茂奇、薛志超、任增禄、吴宝贤、王正基、易子奇等10余名。
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杀害了苏联驻广州领事伊万诺夫，苏联政府也相应逮捕了一些中国留学生中高级官员的子弟，不久即释放， 一批一批遣返国内。
军校的环境
我们军校所在的佩切尔斯基区，曾有一个很大的兵工厂和一 座铁路附属工厂，就在军校附近，但是战争已把它们破坏无遗。
我们到达时，正在清理废墟，拟在原址建设一座生产机枪、大炮的兵 工厂， 一个打靶场， 一所军医院。到1927年我们离开时，这些正在建设中。军校近旁，还有一所无线电通讯学校。
该区有教堂五六处之多，最大的要数佩切尔斯基 ·拉夫尔修道 院，驰名苏联和全欧洲，它建在第聂伯河左岸的高崖上，占地面积 达数十公顷，规模宏大。曾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整个 东欧的宗教活动中心，也是同波兰、罗马、奥地利联络、贸易的交汇 点。宗教、贸易昌盛的同时，走私和犯罪也应运而生，十分猖獗。
修道院所在高崖下有一口井，被人称为“圣井”,井上有一凉亭，供行人憩息。凡到达此地的善男信女们，无不往井中投放硬币、金银首饰及其他贵重物品，以求得去病免灾。
实际上，井下有一网盘接着，夜深人静时，修道院即有人提走。即使有人发觉其罪恶勾当，也不敢声张。井水十分肮脏，仍常有人汲取了为亲人治病。
院内有他们自己的制版厂和印刷厂，铜板制作十分精美细致，都是印制宗教活动用品。走私者混在商人中间，携带大量金银财宝、贵重物 资，白天在第聂伯河右岸歇息，夜间偷渡到左岸，将走私品从悬崖吊上教堂区。
进而修道院建成一条长达数公里的地下通道，赃物 源源运入运出，修道院就成了赃物的销纳场。这还不够，又在地下 建设了神坛、贡桌、小礼拜堂、休息室、卧室、旅馆等等，应有尽有。 十月革命之后，才打开这座地狱之门，从地下室解救出数十名妇女，她们都是为父母、亲人求“神医”来祈祷时，被骗入地下受辱的。
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身染重病。从贮藏室和仓库中起获大量硬 通货和财宝，把部分金银币撒在修道院中、通道等各处，任人拣拾，有的人用麻袋装，好几天才拣完。
事实教育了人民，提高了人民的觉悟。那座宏伟的修道院成了罪恶的见证，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
所有教堂都已人走室空，惟有不远处一座较新的教堂仍有宗 教活动，只有1个神甫，1个女牧师，祈祷者寥寥。与众不同的是有一圈中国式的护墙。
基辅最繁华的地方是克列夏特加。这是一个小广场，一边临 近第聂伯河，一边临近商业中心和市立大图书馆，一边是普希金公 园，另一边是新建的市立公园和沙皇时期的跑马场。
宽阔的马路， 四通八达；升降电车沿山坡上上下下，是年轻人最喜爱的去处。普希金公园有一座圆形的回转画廊，描绘着罗马时代基辅与各部族交往、贸易的情景，栩栩如生。后来毁于德国法西斯的战火。1955 年我陪朱德出访经过这里，特意去寻觅旧迹，几次提起这个画廊，竟鲜为人知。
基辅市的图书馆、展览馆、画廊、公园等文化设施鳞次栉比，以舍甫琴科命名的大戏院旁边，有大诗人舍甫琴科的塑像。
我和同学参观了一座东方博物馆，展品很多，井井有条，清洁 卫生。陈列了许多中国的字画、陶瓷制品等。忽然，一个奇景吸引 了我们；在一个玻璃橱窗里摆着一个大瓷盘，瓷盘上竟放了一把夜 壶。这是怎么回事?
且听讲解员的介绍：“中国的文化很高，文明先进，在几世纪以前就用这样精致的陶器盛牛奶、盛咖啡了。”原来他们把夜壶当成咖啡壶了，令人忍俊不禁。如果他们知道这白底蓝花、非常精美的陶瓷制品，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盛小便的夜壶，又将作何评价?可见民族文化差异之大。
第聂伯河右岸有大片森林，东到河岸，西北到达尔尼察火车站，南临公路，是我们军校的野营地。每逢节日，基辅城内及附近村镇的青年纷纷跑来看热闹，常常加入我们之中联欢，纵情歌唱，竟至通宵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
离基辅约20公里的第聂伯河岸边，有一个小小的居民点，却 建了一个大型国营农场。兼营农产品的加工，同时是改造犯人的 场所，神甫、牧师在田间，由农民指导，笨拙地学着劳动。在山坡上 正在建设一座大厦，宽敞明亮，酷似一座疗养院，但那是奶牛棚。 还有很大的果园，种植苹果、梨、李子等。此地名“中国”,问及名称 的由来，却无人知晓，但他们对我们这些中国人特别热情，我们也真有回到家的感觉。
有一次，我同常秉义到市体育场看足球比赛，遇到一位十四五 岁的女中学生，名叫米拉，交谈中得知我们的数学教师正是教他们 的数学教师，这位教师常在他们面前夸中国学生学习如何努力、如 何守纪律、进步快、成绩优良等。于是她对我们像久违的朋友一 样，恨不能一口气讲完对中国留学生的好感。后来她和她的父母 多次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做客，而我们是军人，又是外国人，不能太随便，便婉言谢绝。
对中国人的友好亲切，不只是一般群众，那些参加革命较早， 为革命立过功，已经是上层的领导入，也是如此。如当时基辅的领 导人普 ·谢勒盖耶夫、柯西奥尔、卡马尔尼克等，都是乌克兰人。可 惜这些人后来都被斯大林借赫鲁晓夫之手整倒或杀害了。这是赫 鲁晓夫在同死魂灵作斗争时不打自招的，不过他把责任一股脑推给了斯大林，这是后话。
1925年和1926年的十月革命节，我们中国留学生都受到特别 的优待，被安排在政府领导人观礼台对面的人行道上观礼。
1926 年十月革命节，也是乌克兰首府从哈尔科夫迁到基辅的日子，气氛 特别热烈!而在十月革命节前几天，苏联领导人之一、契卡的创始人捷尔任斯基逝世，全国各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按地区划分，我们军校师生和兵工厂在一起开追悼会，会场十分庄严肃穆。
苏联人很讲究疗养，每年都有一定的时间疗养，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疗养地在克里米亚半岛。
克里米亚是俄罗斯民族的发祥地，他们的祖先由此北上，沿顿 河、伏尔加河、第聂伯河一直到基辅、伏尔加格勒(即斯大林格勒)、下新城、莫斯科等地，在广阔的领域发展起来。
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的瑰宝，特别是沿海，景色如画，气候 宜人，完全可以同法国、意大利的沿海游览胜地相媲美。但在沙皇 时代，这里只供贵族、官僚、商人、资本家享受，劳动人民无权进入。 十月革命后，为劳动者建造了无数个疗养所，规模宏大，设备齐全，宽敞舒适，环境优美。每年从春天到秋天，游览疗养者络绎不绝。
乌克兰给我总的印象是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号称苏联的粮 仓。人民素质较高，淳朴忠厚，勤劳勇敢，热情奔放。在同学中，我们和乌克兰、高加索、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等民族的同学交往较
1927年8月，基辅军校工程科毕业班合影
多，因为在文化、性格、心理、习惯及情操等方面，同我们有许多相 近或相通之处，他们也自称是东方民族。特别是格鲁吉亚人的语 言中有几个字同汉语字发音相近，如“五”、“七”、“八”的发音。我 们一起打扑克玩多米诺时，中国人用汉语暗示出牌，常被他们猜 中。
有一次我到阿布哈季亚的加格雷疗养所，遇到一位地方干部，是格鲁吉亚人，我们一见如故，他邀我到他家做客，把我介绍给他的父母妻女，他们全家都一样的高兴。
格鲁吉亚人常讲这样的话： 从地理上讲，格鲁吉亚同土耳其一样，应该属于亚洲。但欧洲统治者不顾民族情感，硬是将欧亚大陆的分界线从鸟拉山起，一直向南延伸，这样，就把高加索、格鲁吉亚等划在了欧洲境内。
而基辅人则是这样表达的：北京和基辅虽然相隔万里，但几乎在同一个纬度上。总之同他们相处很融洽，互相理解，互相信赖，心情非常舒畅!
1927年秋，基辅军官学校要改成军政学校，专门培养营、团级以上干部，我们将被转移到莫斯科相应的学校学习。临行之前，我 们每天接到许多电话，包括那位中学生米拉全家，不是邀请去做客，就是问行期，要来送行。更增加了我们的惆怅和依依惜别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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