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锋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是困扰政治乃至经济学界永恒的“天问”。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一书中，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将其归咎于失败国家采取的经济、政治制度：榨取型制度(即经济利益、政治权力仅由少数特权精英操控，特权阶层为保有自身利益，会利用政权阻挠竞争，导致牺牲多数人的利益、创新停滞、社会退步)即便可带来短期经济增长，却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说从长远来看，必然导致国家走向衰败。
无独有偶，《资本与共谋：全球经济发展的政治逻辑》一书中，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和发展政策研究专家希尔顿·L.鲁特将“国家失败”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社会和政治领域上存在着的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这导致这些国家公共治理不善、政治窳败盛行、社会不平等加剧，经济改革和创新成效堪忧。
对此，鲁特认为风险可计算，而不确定性无法定价计算，所以开出的药方是建立机构与制度将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通过风险管理体系，最终缩小国与国之间日益扩大的财富鸿沟。为增强说服力，鲁特对比了不同国家和地区(譬如拉美国家、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的发展现状，力图揭示这些国家曾经或正在出现的政治孱弱、经济落后、社会治理滞后的根源及解决方案。
从本质上说，鲁特并没能跳出“制度决定论”的窠臼，尽管这一套方案在解释书中印度这个标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时有点力不从心。
从制度层面来看，印度的民主体制，辅以现代会计准则、通用的英语环境、低廉的工资水平、可观的人口红利、后起之秀的软件外包业务这些比较优势，不失为一手好牌；但其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上不仅滞后于在“二战”废墟上起步的后进国家日本(君主立宪体制)、新加坡(威权体制)，也远远落后于邻国中国。
原因何在？在笔者看来，制度仅为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换句话说，制度落后无法推导出国家的繁荣富庶，但仅有制度进步也不能推导出国家的繁荣富庶，浅层次的民主很可能被绑架成为实质的权贵政治(比较典型的是印度)，还需辅助市场机制、民族融合、社会流动性等要素才能带来国家层面的成功，这正是鲁特在论证上力有不逮之处。
即以印度而言，尽管其沿用英国殖民地时期的官僚体系，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保护私有产权，设有与资方博弈的工会、农会，但长期形成的历史积习导致即便有好制度也无法推行或推行不力。
举例来说，印度的种姓制度导致阶层流动性不足、人力资源优势无法发挥，乃至出现“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的恶性循环。类似的历史积习还有很多，譬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女性歧视等，都造成内耗严重、民主空转、效率低下、人力资本放空的深层次问题。
与此同时，囿于文化隔膜，鲁特在“地区与国家复杂性”章节对于中国的论述中也存在严重误读。譬如，鲁特认为“城市的公共经济，如军队和官僚机构，是政府的关键支柱，因此减少城市失业成为政治目的，政府期望国有企业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进而得出“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合理的亏损是可以接受的”的结论。
事实上，按照去年国家税务总局的官方说法，民营企业创造了我国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就业。国有企业在“减少城市失业”上收效甚微，真正解决城市就业的多为民营企业。此外，对国有企业不加区分，认为其一概承担社会职能而导致亏损也有待商榷。
有鉴于此，具体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希尔顿·L.鲁特还远未破题。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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