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邵力子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参加报业活动，宣传反清思想。他的进步倾向引起租界当局的仇视，接连两次将他控告到法庭，企图将他逐出租界，结果没有得逞。
邵力子
指控出售《向导》，代理校长被保释
1924年12月9日上午，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132号上海大学突然闯进一伙巡捕。他们径直跑到办公楼上，不顾教职员的阻拦，翻箱倒柜，搜出几十份《向导》周报和一批进步书籍。巡捕头目气势汹汹地问学校职员：“你们印书报的机器藏在哪里？”职员机警地回答：“本校没有印书报机器，讲义系用誊写板油印。”巡捕指着一摞《向导》杂志，问它是从哪里来的。职员沉着地说：“那是广州丁卜书报社寄来的，每期30份。”巡捕头目见问不出什么，只好让手下捆好搜来的书报杂志，打道回府。
过了几天，几名巡捕再次闯进上海大学，将一纸传票掷在代理校长邵力子的案头。为首的洋探长祁文司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是校长邵力子吗？有人控告贵校出售含有仇洋词句的书籍、杂志，会审公廨将于19日开庭审理此案，到时务必到堂候讯。”邵力子见来者不善，冷静地回答：“校长于右任先生在北京公干，暂时无法回来。我是代理校长，目前校内事务皆由我负责。”祁文司说既然如此，“找你没有错”。邵力子不亢不卑道：“巡捕房控告学校出售违禁书报，为什么要传唤我？我根本没有错、没有罪。”巡捕根本不听他的解释，只强调届时必须到堂接受审讯，说完扬长而去。
12月19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开庭审理上海大学控案，主审官为陆仲良襄谳，陪审员为英国驻沪副领事马尔定。上海大学学生得知邵校长被控告于法庭，纷纷前去参加旁听，以示声援。
庭审开始，法官按例问明被告姓名、年籍、住址等情况，然后让原告发言。巡捕房代表律师梅脱兰随即站起来宣读控诉书，大致说上海大学出售《向导》周报，内含仇洋词句，又不将主笔姓名刊明报上，分别违反刑律和报律，请求公堂依律惩办学校负责人邵力子。
梅脱兰话音刚落，被告代表律师克威马上起来反驳，说捕房引用的刑律第一百二十七条与本案情节不合，又援引英国法律说明这类行为等于谋叛国家，与本案根本不适用，请法官将案件注销。于是，双方围绕这些法律条文，争辩良久。法官认为被告陈述有理，当即宣布刑律第一百二十七条不适用本案。接着，克威律师继续发言，称《向导》周报刊印、发行与被告并无关系，原告既然控诉上海大学，说明所控主体并非邵力子，所以邵违反报律的罪名同样不成立。
对此，梅脱兰律师坚决反对。他命翻译把从上海大学搜查来的书报资料呈案审察，然后说此案证据确凿，邵力子身为代理校长，难辞其咎，何况巡捕还搜查出大批有害中华民国的书籍，请公堂依法讯断。英副领事马尔定点点头，对梅脱兰的陈述表示赞同。克威律师见此，急忙提议案情尚待详细研究，请求公堂延期审理。这时已近中午，法官同意退庭，待三星期后再审。
第二次开庭，主审法官改为正谳员关炯之，陪审官仍为英国人马尔定。那天，克威律师首先发言，他说：“捕房控告上海大学违反报纸条例第八条和第十条，查这项条例已于民国五年（1916）明令取消，该项指控显然不能成立。上次开庭时，原告所控被告违反刑律第一百二十七条，公堂已同意取消。因此，捕房指控邵力子的罪名均不成立，请公堂依法注销这起案件。”
原告代理律师梅脱兰反驳道：“查1919年5月，有人犯有同样的案件，结果公堂判决将当事人关押六个月，期满逐出租界。为公平起见，公堂也应判本案被告有罪。”克威律师马上起立反驳：“此一时，彼一时，案情不同，不能简单援引攀比，否则有失公平。”梅脱兰又说，虽然报纸条例已经取消，但也可用民国成立前的法律来办理。双方据理力争，互不相让。关谳员与马副领事商量一番后，宣布“查报纸条例早已废止，应将本案注销”，至于宣扬过激主义问题，尚须补充证据，公堂将择日再审。
1925年2月13日，会审公廨再次开庭审理上海大学控案。法官宣布辩论开始后，双方律师唇枪舌剑，争执不休。法官谕告邵力子：“本公堂一向不赞成共产主义，上海大学以后不得再出售此类书刊，你可以交洋保出。”然后，又谕令捕房代表，公堂念被告居住租界20余年，应免除逐出租界的处罚。最后，关谳员高声宣读判决书，判被告邵力子交保洋一千元，抄获的书刊全部销毁，上海大学不得再宣传共产主义学说和出售此类违禁书籍。
再控《泣告同胞书》，报馆主笔判罚洋
让邵力子始料未及的是，上海大学控案结束不久，他又惹上了新的官司。
1925年2月9日，上海日资纱厂4万余人为抗议厂方无故开除40余名工人，拘捕4名工人代表，举行震惊远东的大罢工。中外报纸连续发布消息和评论，支持工人的正义行动，谴责日本资本家的野蛮行径。20日，《民国日报》刊登了日商各纱厂工人《泣告同胞书》，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与日本人抗争到底。公共租界工部局惟恐激起华人的排外情绪，便一纸诉状，再次将报馆主笔邵力子控告到会审公廨，请求依法判处其“扰乱治安”罪。
过了三天，会审公廨开庭审理此案。先由西探长萨拉夫陈述案情，并将《泣告同胞书》呈堂审阅。邵力子仍聘请克威为代表律师，上堂辩护。克威说：“《泣告同胞书》是工人代表送到民国日报馆的，别的报纸也作了登载。报纸同时发表被告的评论文章，作者主张由中日两国商会出面，协商解决工潮。证明被告并无鼓动罢工之意，何来‘扰乱治安’？公堂研讯此案，应主持公道。”
法官询问有几家报纸登载《泣告同胞书》，萨拉夫回答尚有《商报》和《中华新报》。法官谕令把这两家报馆也加入被告之列，并分别传唤主笔到堂，一并审理。萨拉夫又说，因事关日本人的企业，建议延至日籍领事轮值陪审期再开庭。主审法官点头同意，当即宣布退庭。
不久，会审公廨再次开庭审理此案。这次除邵力子外，又增加《商报》主笔陈布雷、《中华新报》主笔孙癯蝮为被告，合称三报馆案。主审法官由陆仲良襄谳担任，陪审官为日本驻沪副领事田岛。
庭审开始，克威律师首先发言，说自己代表上述三家报馆，只是《中华新报》主笔为张竞吾，近期该报总主笔张季鸾因事赴京，报馆所有事务均委托弟弟张竞吾负责。孙癯蝮并非主笔，应由张竞吾替为被告。法官当即询问张竞吾和孙癯蝮，两人都证明克威律师所言非虚，于是同意被告律师的请求。
接着，工部局代表梅脱兰律师起立发言，说工部局警务处控告三家报馆刊登论说文章和《泣告同胞书》，言词激烈，鼓动工人罢工，扰乱治安，并违反出版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而且三被告均未将姓名、住址登在报上，违反出版法第三条的规定。法官谕令把三家报馆刊登的文章呈堂审阅，原告翻译当即照办。梅脱兰继续说：“今天应先审邵力子案。邵系《民国日报》主笔，上次公堂曾判决他交一千元保，并不准宣传过激主义，可他并未归正。这次除违反出版法外，还继续宣传过激主义，请公堂将其逐出租界。因租界系外人聚居地，邵力子在租界发表评论，扰乱治安，因此不应让其居住，也不应予以保护。2月20日三家报馆登载《泣告同胞书》，内列数项要求，恐非工人所主张，实为过激党人鼓动工人之举，内有‘东洋资本家对工人如牛马’、‘中国将要亡’、‘同胞速奋起自救’等语，显然是煽动对抗之言，请公堂明察。”
克威律师马上起立反驳，说警务处所控三报馆案性质相同，可是原告律师却对邵力子格外注意，上次公堂已撤销将其逐出租界的控告，现在如果再提相同的控诉，须在传票内写明，既然传票上没有写明，就不能再提起。梅脱兰又表示反对，坚称必须将邵力子驱逐出租界。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
过了一会，日本副领事田岛说，虽然不能证明邵力子的评论文章与工人罢工有直接关系，但文辞颇有仇视外人的意思，应该给予惩罚。田岛还询问《泣告同胞书》的作者、住址、职业等情况，被告一一作了回答。时针已过六点钟，法官宣布退庭，延期再审。
以后，会审公廨又两次开庭审理三报馆案。法庭上，双方代理律师继续围绕泣告同胞书的作者、内容、是否违反出版法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第二次辩论结束，法官宣判《商报》、《中华新报》违反出版法有关规定，两家报馆的主笔陈布雷、张竞吾分别罚洋九十元。因控方坚持将邵力子驱逐出租界，又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法官和陪审员经过商量，并未当场作出判决。
案件一拖再拖，直到4月18日，法庭才正式宣判《民国日报》案，认定该报违反出版法第三条和第十一条，即发表过激言论和未将主笔姓名登载报上，判主笔邵力子共罚洋三百三十元。对原告起诉其“宣传过激主义，扰乱治安”的罪名，法庭认为“讯无充分证据，应予注销”。
至此，三报馆案终于画上了句号。（来源|《读者报》 作者|郦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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