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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大一统”?弄清这个问题对理解中国文化至关重要

最近学术界出现一种新动向,一股新潮流,用“大一统”来解读中国文化,将其看成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

说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大一统”没问题,但一定要清楚,也正因为“大一统”非常核心,也导致其非常古老,历经了很多时代。也正因为其历经了很多时代,导致在不同的时代被混入了不同解释。因此,现在我们在说“大一统”时,就应该能够区分时代的影响和干扰,排除附加于其上的错误解读,而把握其不会随时代而变化的永恒真义。

不排除误解,或者压根没有意识到附加于其上的误解,而直接将中国文化归为“大一统”,将制造新的混乱。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大一统”的误解、曲解更是雪上加霜。

现代人对“大一统”的最大误解,将其理解为政权、政府意义上的,因此,“大一统”也必然是以武力、专制为基础的。当然,现代人可以给武力和专制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好人对坏人的专制、人民对人民敌人的专制。

事实上,从根本上,“大一统”与政权、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也是绝对地反武力、反专制的。

从时间上来说,“大一统”的出现,远比政府、政权的出现为早,在文明之初的伏羲时代就有了,而政府仅到黄帝之后才开始萌发,直至尧舜时期在开始成熟,真正成型则在夏朝。

但是,现代人则想当然地认为,“大一统”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才真正实现。秦朝的建立也就当然被认为是“大一统”之真正起点。

既然真正的“大一统”的基础不是武力和专制,那么是什么?是共识性的意见,而且共识的形成则是来自双方或多方的协商,这种协商完全是自愿的、独立自由的。

“大一统”的“一”指的共识的形成过程,是自愿协商的求同存异过程,也是意见的曲同、统一过程。具体制度形式上来说,这种统一是契约式的,是契约式的统一。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其中的结绳和书契,都是契约,中国的上古时代,就是一个契约时代,整个社会依赖契约,而非政府来实现治理和秩序。这种契约秩序就是“大一统”。

“大一统”中的“大”,并非是大小之大,而是大人之大,是大人。大人的基本职责是充当契约中介,为契约双方提供评理服务,帮助其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形成一致性的意见,即实现统一、“一”。

因此,“大”的作用就是帮助实现“一”,或者直接说,就是“一”。

到了黄帝尧舜时期,当政府开始在中国出现时,大一统的契约文化已经在中国存在至少5000多年,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大一统”就成为约束政府的基本宪法,是政府得以在中国存在的合法性基石。这样“大一统”也成为政府的基本理念。

也就是说,不是政府创造了“大一统”,而是“大一统”创造了政府。这也意味着,中国历史的政府从一开始就是“大一统”的。而支撑,或者强迫政府不得不去“大一统”的,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根深蒂固的“大一统”的理念和思维。

现在,我们要追溯和考察“大一统”的历史和内涵,所依据的资料已经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文献,一种是现代社会之后所出现的新资料,包括中国之外文明历史的自由、人类学资料、考古资料。而在考古资料中又包括至为重要的甲骨文资料。

甲骨文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甲骨文语句中所记录的信息,而在于其字形结构中所记录的信息。

从根本上来说,甲骨文是契约文字,其基本字形结构直接继承了契约时代的契约符号,包括结绳符号、书契符号和大人符号。当甲骨文造字者在使用这些契约符号去设计字形时,实际就是在构思一篇文章,当时的理念就是被注入到字形之中,其中就包括至关重要的“大一统”理念。

然而,甲骨文的这方面的价值至今依然未被世人发现,甚至压根没有认识到。

从传统文献上看,关于“大一统”的最重要讨论有三处。一处就是首次直接说出“大一统”这三个字的《公羊春秋》,另一处在出自《孟子》,第三处则是《周易》的“同人”卦。

《春秋》经文的开篇便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将“王正月”解读为“大一统”。

“元年春”和“王正月”实则是两套日期系统,“元年春”是鲁国的,“元年”指的当时鲁国国君的元年,即即位的第一年,此国君便是鲁隐公,也是《春秋》中的第一位鲁国国君。“王正月”则周的日期系统。

《春秋》本为鲁国史,但日期系统却记录了两套,在鲁国自身的之外,又加上了周朝的,显然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和服从。这同时也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并无真正完全统一的日期系统,每国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日期系统。其记年是独立的,只是在记日和记月上接受和遵循周国。

但是,无论如何,在日期系统上,已经实现了相对的统一,周国的日期在记月和记日系统被整个中国当成标准。而《公羊传》将这一点解读为“大一统”。也就是说,这个“大一统”,是基于日期系统的。日历系统是技术上,而非政权上的,这里实际上包含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当明白契约时代契约式的日期系统就会明白这一点。

遗憾的是,《公羊传》本身并未对“大一统”的具体含义做进一步解释。而后人的解释,则是基于政权的,将集权和暴力专制当成“大一统”的必然元素。

也可以说,对“大一统”的误解和曲解,恰恰就是从《春秋公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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