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公务员考核的内幕　
　　　　

秦国选拔官吏的方式，有耕战仕进、学校培养和乡里推择三种。对于刘邦来说，第三种最有晋升可能。乡里推择，顾名思义由父老推荐，政府选择，推择的首要标准先是品行，然后看文化水平和才能高低。当初韩信就是过不了品行这一关，没考入公务员。乡里推荐方面，中阳里的父老是卢绾老爸，他趁政权交替的机会，把刘邦推荐上去，又借与沛县其他里社父老多年的交情，说服他们附议自己的提案，不是什么难事。　　　　
　　　　

政府的选择方面，其间必有老朋友萧何的保举作用。
　　　　

萧何、曹参这些吏一级的旧政权人员，只要不参加抵抗运动，多可量才留用。我们不妨想一想萧何日后追随刘邦进入关中，抢先保管簿籍档案的行为，即可推测他在秦军接管沛县过程中的合作态度，并因此受到新长官的赏识与信用。凭这种身份，他被吸收参与沛县乡里基层政权系统的重组工作，并且在接受父老推荐、选择录用刘邦的程序中发挥了作用。　　　　
　　　　

社会关系上，刘邦和王陵这样的豪桀称兄道弟，与雍齿这样的人对抗，又有樊哙、纪信、周勃一班敢打敢冲的少年听他命令。秦朝的吏，有文武之分，亭长是佩戴武器、执掌捕盗、维持一方治安的武吏，刚猛有力，震慑奸人草窃，是基本的素质要求。就社会背景和人际关系而言，刘邦完全符合要求。否则，以沛县环境风气，一般人哪能胜任。秦简《法律答问》总结过，秦政府基层官吏系由豪帅担任，一般贫民无进身之望。所以韩信没能通过公务员考试，也有其家道中落的因素。
　　　　

原本是王陵、雍齿、樊哙、周勃等“豪桀”“少年”中的一分子，刘邦要出任亭长需得到他们的配合，等正式上任后，又必然以姑息、庇护这些人的一些日常行为作为报答。秦朝的公务员考核成了关系人脉的较量舞台，凭借豪桀襄赞、少年拥戴的社会势力支持，刘邦顺利上位。在机关单位上岗后，刘邦在沛县吏胥中广结私交、打成一片，在衙门里和一帮小吏说说黄色笑话，开个黑色幽默，个性随和的刘老四很快融入官场。他摇身一变成为管理治安的亭长后，利用这个身份，求得与江湖势力的进一步合作，这就是刘老四出任泗水亭长的左右合力。
　　　　

这种模式在两汉时期不断地复制，地方豪强把持基层政府职位逐渐成为社会上的通行做法。历史进入魏晋年代，豪强的势力逐渐演变成阀阅士族，隋唐帝国的开创者本身也是来自世家大族；关陇集团一统江山，结束南北朝，豪门政治达到顶峰，史书称：“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当时荣盛，莫与为比。”　　　　
　　　　

深入一个层次分析，刘邦能够出仕来自当局内部的促进作用，还是萧何、曹参这些人。《史记·萧相国世家》有萧何动员家族成员参军，萧家父子兄弟十多人因功封侯的记录，可知萧家在当地宗亲不少。一言以蔽之，经过这次基层政权系统的调整，这些人隐然成为地方豪强在政权中的代表，刘邦成了最佳中介人。正是司马迁对刘邦及其开国功臣进行如此细致的描写，使后人从侧面了解到一个秦朝地方政府的结构，本地豪强势力渗入官场的真实情况。帝乡沛县可以视作秦朝基层政权的标本。
　　　　

萧何、曹参为身家利益考虑，通过刘邦与王陵、雍齿等地头蛇调整关系，趁着秦国派官接管沛县创建亭长的机会，把钩挂三方来闯荡的刘邦拉进来以加固人脉威望，萧曹对推择刘邦为吏的主动与热情，丝毫不亚于刘邦本人。　　　　
　　　　

最悲剧的是那几位从咸阳派来的官员，他们被当地人蒙在鼓里，稀里糊涂地把未来大秦帝国的掘墓人吸纳到体制内。但是退一步讲，即便新任县令在择用刘邦之前，在沛县贴出公示，派人调查刘邦的底细；下有卢父这类乡里老人操纵舆论，上有萧何这班主事吏胥控制信息，最终写进考察报告的刘邦，恐怕依旧是德才兼备的完美形象。
　　　　

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有人想要隐瞒信息太容易了。因此，秦始皇全面实行郡县制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度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豪强的崛起这不单是秦朝的问题，也是后代王朝所要面临的。　　
　　　　

汉武帝也是一位力行打击地方势力，伸扬中央权威的帝王。《汉书·酷吏传》记载了一位叫王温舒的官员，他出任河内太守（治所在怀县，今河南陟县西南）时，首先准备了五十匹马，安置在怀县到长安的路途。王温舒上任后开始审理案件，将郡中的不法豪族和其他有牵连的嫌疑人定为重罪。死刑或灭族这样的重罪必须报朝廷批准，那些豪强却依然优哉游哉，若无其事。
　　　　

因为汉朝对邮驿传书速度有具体的规定：“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怀县到京师长安的路程约为一千零七十里，加上中途的延时，常规的往返时间需要约十一个昼夜。地方豪强有足够的时间在京城动用关系，通过靠山摆平此事。
　　　　

谁知王温舒立即使用那五十匹马接力传送，两天后就从长安取回批文执行死刑，杀得那些人措手不及，也使当地人大吃一惊。到年底，王温舒把关押的千余户人家全斩了个一干二净。　　　　
　　　　

像王温舒这样深知信息和效率的重要性并想出这一绝妙办法的人，在当时是非常少有的，因而被史官作为特殊的例子记录下来。但王温舒能这样做，毕竟还有其有利条件：河内郡离关中并不算远，而且这条线路又是当时一条主要的交通干道，道路良好。
　　　　

如果让王温舒到朝鲜半岛的乐浪郡、甘肃陇西的敦煌郡或云贵高原的益州郡去做太守的话，他要准备的马就不是五十匹，而是五百匹或更多，甚至还要包括渡船。而且道路出行不便的地方有好马也跑不快，遇到天气不好，就会断绝通行。
　　 　　

驿站的普遍设立使王温舒这一办法普及化了，但这仅仅是加快了传递的速度，却并没有缩短实际距离。且不说维持全国的驿站系统本身就是国家一笔数目不小的花销（在偏远落后地区这是不得人心的弊政，许多皇帝为节省财政开支而废弃驿站，最著名的一位是明朝崇祯），就是在驿站完整、效率正常的情况下，边远地区与首都的公文往也需数十天之久。
　　　　

社会生产力发展到15世纪时，交通传达仍然非常落后。朱元璋规定，明朝每十年一修的黄册（户籍册）都要以省为单位上报到南京后湖，据《南京户部志》记载，官方规定的“黄册到湖期限”如下：浙江二十日，江西二十二日，河南三十日，山东四十日，北直隶五十八日，福建六十五日，辽东八十五日，广西九十日，湖广九十日，山西九十日，陕西一百五日，四川一百五十日，贵州二百五十日，云南一百八十日。距离最近的浙江需要二十天，最远的云南则要半年后才能送到。在没有机动交通工具的条件下，中国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实体，对于大一统的帝王来说显得过于庞大，难以驾驭。（十字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