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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门政治的兴衰与科举制度

豪门政治的兴衰与科举制度
泪痕春雨
  
  从东汉开始,豪门大族做为一个新兴的、强大的利益群体开始渐渐浮出水面。一个家族主要成员,接连几代都是中央、地方的主要实权人物;一个家族的主要成员,遍布帝国中央、地方的重要权力机构之中。这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事实。这种现象在东汉之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曹魏开始,更变得越来越普遍了;至于到了两晋、南北朝那已成为见怪不怪的事了,相反如果不是这样才令人感到奇怪。
  
  随着这种家族的势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帝国渐渐开始出现了代表这种豪门家族利益的上层建筑。总而言之,豪门大族的子弟生来就高人一等,他们生来就拥有种种政治、经济上的特权。
  
  皇帝最重要的一项权力就是人事权力。但这种代表豪门大族利益的上层建筑兴起,使皇帝这项最重要的权力渐渐被一点点的侵蚀殆尽了。豪门大族子弟拥有高人一等的政治、经济地位,绝不是源于皇帝的赐予、任命,一切仅仅是源于他们高贵的出生。
  
  从晋帝国开始;政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几大家族竞争利益的历史。因为在豪门政治兴起之后;皇帝很难限制一个实权人物的势力扩张。这个实权人物奋斗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会通过继承的方式几乎完整的保存下来;这个实权人物的子弟、亲朋、故旧会很迅速的遍布中央、地方主要权力岗位之上。
  
  在这种背景下,皇帝面对不是一些普通官僚,他面对的是众多豪门大族为纽带的势力集团。在这种背景下,某个豪门大族势力一旦拥有了压倒性的优势,那皇帝就难以控制这个豪门大族了。
  
  在贵族势力兴起之后;皇帝控制帝国的方式显然只有两种。一种就是保持自己家族的绝对压倒性的优势;只有如此才能有效的驾驭帝国。另一种方式就是使几大家族之间的实力保持某种平衡,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一个豪门大族拥有了压倒性的优势,那皇帝就无法有效驾驭帝国了。
  
  我们翻开两晋南北朝历史。从司马炎开始,普遍的帝国首脑都是这两种方法交替并用。当然了,两种方法都存在先天无可避免的缺陷;如果加强自己家族的实力,通常引发的后果就是骨肉相残;如果极力保持几大家族的实力平衡,那这种平衡常常很容易被打破。但当时的帝国首脑,除此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他们只有陷在这种被历史证明随时会失败的方法中不能自拔。司马炎从这里失败的,刘渊、刘聪继续从之里失败;石勒、石虎从这里失败;符健、符坚也只有从这里继续失败。当然了刘裕、萧道成父子、萧鸾、萧衍、陈霸先也只有从这里继续失败;当然了,高欢、宇文泰也只有从这里继续失败。大约只有北魏表现得比较好些,但这也只是在这种危险的平衡中苦苦挣扎。
  
  皇帝想限制皇族的权力,不想让自己的子侄、兄弟都拥有巨大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源。那他在做这种行为之前,最必要的前提是他有能力限制其它豪门大族让自己子侄、亲朋、故旧不断拥有越来越多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源。否则,皇帝限制自己家族子弟扩张权力,最后的结果只是让许多豪门大族的势力渐渐比皇族还要强大的,当这个势力越来越庞大的豪门大族想挑战皇权之时,皇帝就再也没有力量抗拒了。
  
  做为一个强势皇帝;他打击哪个人都能做到。但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拥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就会变得相当无力了。
  
  豪门大族是一个新兴的群体;他主要的利益是他们主要成员能继承家族奋斗来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权力;他们的主要成员,可以轻易的担当重要的权力。
  
  这种利益群体的存在,使皇权就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因为皇帝所面对的不是官僚,而贵族;皇帝面对的不是官僚集团,而是有着豪门背景的势力集团。
  
  在两晋、南北朝之时;这种利益群体是哪个皇帝也无力消除的。所以皇帝除了饮鸩止渴的加强皇族力量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选择了。  

  始皇帝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始皇帝的这种狂言,只是一种梦想。但历史有哪个开国皇帝曾放弃过这种梦想呢?显然一个也没有。晋武帝司马炎在取代曹魏帝国之后,当然也是心怀着这个梦想,开始思考着如何让这个梦想变成现实。
  
  在魏晋南北朝之时,威胁皇权的力量主要来自豪门家族。在那个年代里,一人成为高官,其兄弟、子侄都会身居高位的;甚至帝国一再变迁也改变不这种事实。在这种背景下,终身制、世袭制已不是皇帝的专利了,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拥有与此类似的权力。在这种背景下,一个高级官员通常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官僚,他更是一个兄弟、子侄都身居高位的家族首脑。
  
  这种强大的豪门家族势力,永远是皇帝心中的梦魇。司马炎能取代曹魏政权,绝不是因为司马炎本事有多大。主要原因无非是经过司马懿、司马昭两代人几十年的努力,已让司马家族成为帝国最强大的家族了;司马炎成为这个家族的掌门人后,取代曹氏家族当皇帝,已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司马炎想让自己的子孙长久的主宰帝国;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打击日益兴起的豪门家族势力,总而言之一人成为高官,其兄弟、子侄都会身居高位的局面,绝对不能再继续了。但在司马炎时代,这一切几乎是无可改变的。因为后来三百多年时间里,比司马炎本事大的人多的是,但谁也不能改变这种局面,他们都也得必须承认一人当高官,其兄弟、子侄都会身居高位的历史事实。他们所能做的事,就是如何避免让某个豪门家族一枝独大;换句话说,就是让众多豪门之间相互牵制。
  
  在这种背景下,皇帝不要说想让自己的子孙二世、三世至于万世的统治天下了,就是想让自己、或自己的儿子高高在上,恐怕也只能危险的平衡了。所以在那个年代里,皇帝变成傀儡、被废、被杀,帝国兴亡交替,已成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了。
  
  这一切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出现,才渐渐变成历史的。
  
  因为科举制度的出现,一个人无论曾做过多大的官,如果他的后代没有杰出的人物出现,那到了他孙子一辈恐怕就已默默无闻了。换而言之,在科举制度成熟之后,官员只是官员,他不再是豪门家族的首脑了;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官员想挑战皇帝的权力,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我们常常会把科举制度的出现,归于某个政治人物的偶然灵感或聪明才智。泪痕以为这纯粹是一种唯心的观点。在隋帝国之前,未必没有人会想到所谓的科举制度;问题是把这种方法变成现实的条件却是不具备的。
  
  豪门家族自然会极力反对科举制度的出现。因为这种方法一旦变成现实,那豪门家族垄断帝国人事权力的优势就会丧失。而在交通、媒介相对落后社会中,最高统治者也无法把自己的统治触角伸到帝国各个角落。在这种背景下,当时所有的帝国都只有承认豪门家族把持帝国人事权力的事实。
  
  我们可以找出一百种理由非议古代的科举制度;但两点永远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在科举制度下造就的历史名臣数不胜数;那就是科举制度的出现,毕竟使人才选拔有了一定的规矩,这使豪门大族操纵人才进退的年代渐渐成为历史了。
  
  科举制度的出现、成熟,使豪门大族控制帝国中央、地方权力的局面越来越罕见了。因为各级官员,都是源于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是因为考试的成功而走入仕途的。靠血缘、关系挤入仕途的机会自然存在,但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了。从这层意义上,一个奋斗来的一切,越来越缺乏让兄弟、子侄分享的机会了,更越来越缺乏让子孙继承的机会了。
  
  但在司马炎称帝之时,帝国还需要面对一人成为高官,其兄弟、子侄都会身居高位的历史事实。而且不论那些官员说自己是如何的忠君爱国,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他们普遍的家族都也是三姓家奴,总而言之他们家族恐怕大都先后在汉、魏、晋三朝拥有过重要的职位、地位。
  
  司马炎为帝国制订的政策,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所以那些制度表面看起来都是错误的、愚蠢的;但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去看,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所有政策都是深谋远虑的;以至后来三百年的历史中,普遍开国皇帝除了照抄他的创意之外,实在没有过多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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