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一辈子致力于中国的富强，希望通过富强，抵御西方，复兴中华。所谓富强，就是经济社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军事强大，不受外国欺负。
今天的富，一般指的是钱多。古人眼中的富，内涵要丰富许多。《礼记》说：富者，福也。富的本意是，家庭和谐，人丁兴旺，衣食无忧。人丁兴旺，并不只是孩子多，而是指孩子们有教养，有出息，家庭兴旺发达，长盛不衰。今天，我们游览明清村落和富商宅院，参观王爷尚书府邸，从无处不在的诗礼传家、耕读传家牌匾，就能发现这一点。
国家是家庭的放大。只有以诗礼传家一家一户组成的国家，她的富裕，才是高质量的，可持久的。
无论家庭，还是国家，用当今的话来讲，只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繁荣，才能称之为富。
许多洋专家说，中国宋朝时富甲全球。事实上，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那一刻，甚至是甲午战争前，中国一直是世界首富。关于这一点，上网，就能查到数不清的资料。
古代中国到底有多富？我们可以搞一个形象的对比。
我们读《红楼梦》，读的是文化。林黛玉、薛宝钗住在江南园林里，穿着丝绸、吃着中国菜、品着茶、弹着琴、读着书、欣赏着京剧、昆曲，时不时来一首《葬花吟》。
这是中国的康乾时期，对应于法国的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当时，法语，是欧洲上流社会的普通话。法国是欧洲的精神领袖，巴黎是欧洲的文化之都、贵族礼仪培训中心。但是，这一时期，欧洲的贵族们，即便是法国的国王、王后，也是随地大小便，以地为床，拒绝洗澡。作为法国文化象征的凡尔赛宫，处处金碧辉煌，处处臭气熏天。
金碧辉煌，表示很有钱；臭气熏天，证明没文化。用当今形象的比喻，那时候的欧洲，就是暴发户。这一说法，不是我胡编。自明朝中晚期开始，大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不断向欧洲传递中国社会的信息，还翻译出版了许多中国经典。所以，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已经比较了解中国。其结果是，欧洲发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国热，中国成为欧洲人心目中的天堂，启蒙运动的大师们号召全面学习中国，有人甚至主张以汉语为世界语。
二、中国古代的经济学
中国自古富裕，与经济学高度发达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传统的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实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学问，而不是研究如何赚钱和搞GDP数字游戏。司马迁之后的二十四史和无以计数的地方志，都有专门一章《食货志》，还有许多的政书、别史、地理类典籍，便是经济学研究与实践的成果。所以，中国的富，从来是有内涵的富。具体到家庭，汉武帝时期的富家千金卓文君，便是精通琴棋书画的才女。
近百年前，孙中山就说，现代西方人所鼓吹的各种制度，都是“中国几千年前的旧东西”。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主要经济学说，中国古人都有更深刻的研究。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静心下来研究一下古人的经济思想，一定会诞生引领世界的中国经济学派。这里略述几种典型学说。
最近这些年，墨家思想颇为走俏。墨子的经济主张是尚贤尚同，选举贤能为首长，全员各尽所能参与劳动，平均分配财富，通俗说就是集体所有的公社制。以此治理一村一乡也许还行，治理一个县恐怕就难了，治理州郡肯定不行。在小国寡民的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学说还颇有市场。到了大一统的秦汉时期，墨家的工匠组织和技术被传承，而经济思想基本凋谢了。
《周礼》是以井田制为背景的经济体制，和以秦国体制为典型作品的法家学说，便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模式概括起来，便是强国弱民。这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实用经济学思想。在战争状态下，或者面对强敌威胁，只有通过掌控全国的绝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使国家力量迅速强大起来。秦国能以西北一隅之地，对内一统天下，对外开疆拓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其突出优点。其缺点，从单纯的物质财富上分析，是民间经济活力十分不足，百姓都衣食无忧，但都不富裕。这种模式，是典型的战时经济模式。以此应对战争，优势巨大。毕竟，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处于战争状态。商鞅、韩非子都知道，这种模式，是权宜之计。
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史记·货殖列传》，汉昭帝时的《盐铁论》，都是完备的经济学专著，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司马迁强调放任自由；《盐铁论》主张以“国不与民争利”。汉武帝之前的文景之治，便是其代表作。其优点，正如司马迁描绘的那样一幅画面，民间充满经济活力。其缺点，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最突出缺点，则是文景时期面对内忧外患无所作为，因为国家难以积聚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对付强大的敌人。汉武帝时，既要坚持对匈奴的长期的战争，又要面对各种自然灾害，国库里经常空空如也。司马迁在《平准书》就批评道：“富商大贾……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仗要打，灾要救，不得已，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这种模式，属于典型的道家思想，即黄老学派，而不是简单的老庄学派，他是建立在全世界人民都尊天地、惧鬼神的基础上的。当信奉武力的匈奴崛起的时候，这种模式便行不通了。
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有总结：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既不能挑起战争，也不能梦想和平。因此，新的经济学派应运而生，这便是管子学派。基本可以说，这是儒家经济学说。
《管子》是中庸经济学学说。管子一方面强调要“藏富于民”，即通过顺应民心的政策法令，使百姓安居乐业，源源不断地创造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又强调“利出一孔”，即通过对人、物、财的中央集权，确保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稳定，军事力量强大。管子和司马迁都深入讨论了货币平准轻重问题，管子则坚持要通过国家力量，打击囤积居奇，维护百姓利益，确保实业发展。后世稳定粮食市场的常平仓，今天的各种货币政策，都没有超出管子的思想。这是非常完满的经济学思想。管子以后的齐国，一直经济繁荣，文化昌明，兵强马壮，既富又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齐国都占一席。
汉武帝以来的历朝政府，大体是遵循管子的经济思想。比如，唐太宗的宰相房玄龄还亲自注释《管子》。古代中国，便是典型的混合经济体制，始终是强大的国有经济、富可敌国的富商、小商小贩、自耕农和谐共存。政府拥有强大的国营工业力量，比如唐、宋、元、明的军工企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国家武器装备研制生产能力在清朝的衰落，是导致清朝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清朝的社会概况
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刻，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和谐的国家。
1、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刻，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额的三分之一。在国际贸易上，中国商品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换句话说，晚清 “贫穷落后”，不是输在“自由竞争”的“国际贸易”上。
许多人以为1840年时英国工业很发达，事实并非如此。据《剑桥中国晚清史》，在鸦片战争前夕，“19世纪的最初10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2600万元”。 这盈余是这样形成的：
1760年以来，……后者（指中国）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往往超过欧洲的商品。中国从外国得到的是原棉、白银以及通常销路不佳的毛织品，而输出的则是昂贵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和其它手工业产品。
驻广州的英国散商……的大宗商品已经是印度原棉……但（1819年起）它不再能通南京棉花竞争，因为南京棉花不再是经过陆路，而是用帆船南运广东，从而减少了运费。甚至打簧货也卖不出去，因为广州人已经学会了仿制。
瞧，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在工业制品上的仿制能力也是很强的。
鸦片战争后，搞“五口通商”的结果，是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减少，中国的商品出口快速增加。英国输入中国的产品，因为质次价高，基本无销路，到1853年至1855年间才100万～170万英镑。对比鲜明的是，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1850年为584万英镑，1854年更是突破千万英镑。直到186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才出现逆差。
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列举的1870年中国进出口数据，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
1870年进口货物所占百分比
1870年出口货物所占百分比
1870年，中国进出口逆差8，398，000海关两。这一年，进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7，387，990海关两。如果抵消鸦片一项的话，中国依然盈余18，989，990海关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70年，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刚从太平天国战乱中走出来。
直到1910年，西方列强依然以鸦片为主打产品。
1910年进口货物所占百分比
1910年出口货物所占百分比
1910年，中国进出口逆差82，132，000海关两。而这一年，进入中国的鸦片价值55，555，800海关两，是1870年的两倍多。如果抵消鸦片的话，中国逆差26，576，200海关两，基本与进口机械、铁路器材支出相当（24，537，145海关两）。
必须承认，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深入，中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是在不断降低的。而中国商品竞争力降低，是与中国被勒索巨额战争赔款的数量增加相伴的----中国自此民生凋敝，国家与工商业一起失去造血功能。
2、在城市化程度上，中国胜过西欧总体水平。1800年的世界十大城市，中国3个：北京、广州、杭州，整个欧洲才3个：伦敦、巴黎、那不勒斯。中国还有数不清的大中小城镇。
3、中国城乡之间基本没有差别，农村的交通、教育等高度发达。在机器时代以前，最舒适、快捷的交通手段是水运。全世界，只有中国通过修建运河，建立起来了蜘蛛网般的水上交通网络，乘船基本上可以到达每个角落。因此，在过去，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都住在农村。今天，我们游览内陆山区的一个个古镇，便可以想象出当时的繁华。
4、全国各县都办有福利院，专门收养鳏寡废疾者和孤儿。办有常平仓，收获季节高于市场价买入；市场粮价过高时，低于市场价卖出。这样既保护农民的利益，又稳定市场，维护普通消费者的利益。
5、在全民教育上，清朝教育普及程度，也高于同时期欧洲各国。清朝照搬明朝教育制度，首都设有国学，府州县都设有官立学校，乡以下办有“社学”， 强制十二岁以上的男孩入社学读书。县以上学校的学生都包吃包住，甚至发放养家的费用，确保他们完成学业。法国，直到1881年才立法实施小学义务教育；英国，直到1891年才真正实施小学义务教育。
6、在民主程度上，早在隋唐时期，通过实施科举制度，读书改变命运法制化、规范化了。全国的百姓，通过读书考试，可以官至宰相；而宰相的子孙如果不读书，也会沦为平民。至于经商，更是自由自主。什么叫民主、公平？这就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陆基本是贵族世袭制。直到今天，英国还是这个公爵，那个爵士的。
毫不夸张地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百姓的生活质量，是世界第一。阅读道光年间的县志，我们就能证实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清朝中期以前，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因为中国农业技术和相关的水利技术发达，国土辽阔，可以开垦的土地多，百姓生存并不困难。
四、中国是怎么变穷的？
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最富。据说，当时的世界上最富的前十名都是中国人。随着中国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经济迅速衰落下去。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不谈鸦片与战乱的祸害，也不包括被列强掠夺的财物，仅仅列强索要的“战争赔款”就达13亿两白银。
13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有两个基本数据，供各位参考：
第一，在古代，一直是男主外，女主内的。赚钱是男人的事。清朝时，县学教谕，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长兼县立中学校长、主讲老师，一般是由举人担任，年薪一般为15两银子。这个收入，可以让一家人过上十分体面的生活。在各级政府机关工作的普通吏员，诸如衙役捕快，年薪都是6两银子，这个收入，基本可以维持一家五口的小康生活。清朝一两银子的购买力，至少不亚于目前的一万元人民币。
第二，超过清朝中央年度财政收入（约为9000万两）的13倍。今天，中国的GDP号称世界第二，据说已经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的大国，2015年，中央财政收入是6．9万亿元，6．9万亿元的13倍，是89万亿元。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当今中国要缴纳89万亿元赔款，中华大地会成为怎样的局面？
解放前，中国一贫如洗，文盲饿殍遍地，这就是主要原因。由于被掠夺得实在太多太多，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缓过劲来。遗憾的是，辛亥革命以来的许多知识分子，竟然没有注意这一点，而是把中国的贫穷归罪于自身的问题，甚至是传统文化。家里的财产被土匪抢了，不怪土匪，反而怪父母无能，这显然是荒唐的。
十七世纪以前，东南亚很富；十八、十九世纪，印度、土耳其，也很富，比欧洲富裕得多。在被西方列强洗劫之后，直到今天，都还是落后国家。
与之相应的是，当今世界的所谓经济强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近百年来，都是军事强国，或者曾经是军事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