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研究 第244期
近代文化转型的几个重要问题
——在“全球化视域下的近代中华文化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文/耿云志
这个会议的内容，与我的工作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特地来参加，想听听各位的高见。我在十多年前，带领一些中青年学者完成了一项社科院的重大课题，就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一共有九卷书，于2008年出版。此书比较系统地表达了我们一些新的想法。所以颇引起学界的关注。其中《导论》一卷是我写的。现在这本《导论》，已经有英文版和韩文版，西班牙文版和阿拉伯文板，也开始翻译。可见大家很重视，它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学者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所达到的新的研究水准。
我今天在这里要讲的，包括我十多年前写上述那部书的时候的一些想法，也包括这十多年来，继续思考所得的一些体会，提出来供大家批评。
我想谈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文化转型为什么会发生？怎样才算基本完成转型？
这个问题可用八个字来回答：即，文化转型“起于政治，终于政治”。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人们意识到文化须要根本性的变革的时候，都是在政治发生危机的时候。而文化转型的完成，须在政治变革完成，社会走上了平稳健全发展的轨道之时。
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转型有两次：一次是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一次是从清末到现在。
先说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是诸侯并立，互相竞争，思想文化自由发展，百家争胜。到战国时候，各诸侯国互相争夺，战争连年不断。思想文化，学说并立，争论不休，人民感到没有标准可循。总之，这是一个混乱和战争的年代，同时也是思想混乱、学说纷纭、处士横议的年代。人民患苦，希望统一安定。而这时各诸侯国都只想保住自家封地，得便时，还想吞噬一点别人的土地。这时，只有秦国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贾谊《过秦论》）。其他六国曾想“合纵”，共同对付秦国。但人心不齐，一败涂地，终于被秦国各个击破，归于统一，成大一统局面。这个大变化，到汉代才算安定下来，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新制度。人民得以安定下来，赢得汉唐数百年的文化繁荣。
在近代，就更加明显。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军事不修，强敌来侵，全无抵抗之力，从鸦片战争失败起直到1900年的八国联军，连连败绩，割地赔款，人民负担空前加重。完全是国将不国的状态。这时，人们才从思想上逐渐觉醒，觉出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文化都有根本改革的必要。辛亥革命结束了王朝体制，成立共和国。然而，人们很快发现，由于文化转型远未到位，共和只是一块招牌，人们的思想、文化没有起根本变化，于是乃有新文化运动起来，随后又有新的革命起来，这个转型过程至今没有完成，所以，改革还在继续。什么时候中国的一套新的制度完全成熟了，人民安居乐业，才会再度迎来数百年的文化繁荣。
第二个问题，文化转型最重要的机制是什么？
通过我个人的研究，我觉得，近代文化转型的的最大关键是要形成一个越来越广阔的公共社会文化空间。这个想法，就是在我写作《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的过程中形成起来的。我记得，当时我把这个想法同几个朋友谈起的时候，对方完全不能理解。我颇有点失望，但这丝毫没有动摇我的想法。经过这些年来的继续研究和思考，我更加坚信我的想法是对的。
在古代社会，社会组织结构单一化，全体人民都以吏为师。人民的知识、信息来源基本都是自上而下灌输下来的。很难有不同的意见发生。可视为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只有说书场、戏院、集市之类，文人办的书院，可以自由讲学，也可勉强算是一种公共文化空间。这些都是极其狭小的，影响力更是非常有限的，它们完全不可能发挥改造文化、改造社会的作用。
近代社会就不同了，近代产业发展，人口向城市集中，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需求。报纸产生了，新式学校产生了，公共图书馆产生了，后来广播也产生了。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属于民间的，不是官方的，因而，知识、信息的渠道就多元化了，各种思想、学说、主张都可以借着这些公共文化空间去发声，去传播。人民可以从官方之外，做出自己的选择。这就给社会政治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最终哪种政治，哪种文化适应了大多数的需要，那种政治，那种文化便可能被选择为新的主流。社会与文化就走上新的轨道。经过一个时期的成长、完善就会完成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转型。
第三个问题，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趋向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起，在许多文章里都谈过，我就不多讲了。简单地说，就是走世界化和发展个性的路。沿着这个方向走，我们就最终能够实现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完成这个转型的标志，我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一书里说，就是从中古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转变到与现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
第四个问题，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传统会怎样？
现在，铺天盖地讲传统，却未见有人说一下，传统到底是什么？它在哪里？既然还没有人做清楚地说明，让我把三十二年前（1987）写的《论传统》的一篇文章所做的界说引在这里：我说：“传统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累代传承下来的，凝结在其文化中，长久地制约着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操的那些东西。”这样的传统，它存在哪里？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关于本位文化建设的争论中。胡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说法。他说：“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陨灭的“中国本位”。这个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本人还只是日本人，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第555頁。）
这里说的文化本位，其实也就是指的传统。这个传统，不在古人的书本里，也不在今人的口号里，而是在那无数无数的人民的生活实践中。有了这种认识，就不会担心在文化转型过程中会失掉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所以对待传统的态度是一个中心的问题。我在上引的三十二年前的那篇文章里有一段话，放在这里正合适。我说：“我们的目标是向着未来，我们的任务是把过去同未来连接起来。没有上帝为我们铺好通向未来的平坦大路。从传统到未来，我们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无论是对待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应持一种研究的态度，评判的眼光，分析的方法。迷信传统文化，成为古人的奴隶；迷信外来文化，成为洋人的奴隶。美好的未来绝不是靠一群奴隶能建造得起来的。传统是前人创建起来的，是已成的东西。未来才完全属于我们。聪明的人，利用传统，创造未来；愚蠢的人把自己捆绑在传统上。我想起英国大诗人拜伦的一首诗。他说：“世界好比一捆干草，人们像驴子一样驮着它走。各人驮的方法不同，最蠢笨的是约翰牛。”那个时候，拜伦不满意英国的现实，说它是“最蠢笨的约翰牛”。我们把传统比作一捆干草，可把拜伦的诗，改成这样：“传统好比一捆干草，人们像驴子一样驮着它走。各人驮的方法不同。聪明的人把干草化成养料，轻松地走向未来；愚蠢的人把干草当作祖传的珍宝背在肩上，永远是沉重的负担。”
以上发言，匆匆草成，请大家批评指正。
2019，8，23，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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