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8年，我们一行人还是往南方跑。南方，属火，正是盛夏骄阳。我们去南方，去探寻中国创业的火热之地，寻求开拓和发展的一点启迪。
今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从宏伟叙事的角度来说，中国当代的发展从深圳蛇口起，而今也需要再度回到深圳去找一找这一脉相承的精神，这种必要性对于很多看清楚形势的人来说，已经是不言而喻了。数十年来，真正将企业家精神一以贯之坚持的，唯有这片市场化的土地，代表中国市场经济水平的，也是这片神奇的土地。早年，有一个漂亮的歌手叫杨钰莹，唱了一首打工妹的歌，就是唱这种特殊，但是又坚定的创业精神。
来到深圳，我其实是带着问题去的，作为国有企业的从业者，我始终在想：国有企业当如何激发出市场活力？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将其解构为几个层次：第一，国有企业有没有必要建立竞争倡导的规则？第二，在与民营企业同台竞争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能否适应竞争中立的规则体系？第三，具有市场活力的国有企业，如何实现持续发展？
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只是从原因导向结论的简单逻辑，但是从国有企业来说，不完成这样的逻辑建构，就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定位。说到底，这还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考察这样的问题，我承认未免有些大而无当。但是作为探索的第一步，也未为不可。而事实上，我们的深圳之行，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却有了很多超出命题之外的感触。这种感触我录下来，为出上海记。
（一）
关于国有企业和竞争倡导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答案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有一个前提，假使国有企业可以一直保持政府行政垄断性的资源供给，并且一直在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国有的补贴可以覆盖企业的成本，那国有企业其实没有必要以市场平等主体的身份参与竞争。所谓竞争倡导，其本质是通过竞争获得利益。市场化改革这么多年以来，在相当多的领域，国有企业仍然以行政直接干预、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化的方式占据市场领先地位，并且日益做大规模。从政府对市场的掌控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自然且完美的。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经济体，成为国有企业做大规模的完美典范。毋庸讳言，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上海是仅次于央企的第二大国资重镇，目前上海国企的大数是18万亿元，是2017年上海GDP（约3万亿）的6倍。而全国国资总量约120万亿元，2017年全国GDP总量接近83万亿元，约1.45倍。据此，上海国资占比的结构性特征显而易见。
从市民生活角度来说，上海市民的衣食住行都有国资企业资源供给的影子。譬如，2017年上海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36094.36亿元，增长6.5%；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3989.36亿元，增长6.8%；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12902.80亿元，增长8.7%。而单单上汽集团2017年度的营收是8706.39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4%！可以说，上海的工业产值的靓丽答卷中，上汽一家国有企业就占了大头。又譬如，百联集团是上海传统的商业零售大佬，其产业链遍及商场、超市、生鲜、电商，甚至市民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品牌如茂昌眼镜等都是它的。这些是典型的国企生态，也是国有企业与城市发展完美结合的状态。如果没有新经济、新业态的出现，这种平衡大概不会被打破。但是，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我们最不该忘记的人之一就是邓老爷子。他在深圳画了一个圈的同时，也将中国沿海推向了市场经济。在80年代，国有企业举步维艰的时候，在南方的深圳，一批批掘金者涌入，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旗真正树立起来，把中国人心中对于财富和自由的向往真正点燃起来，无论是华为、腾讯、中兴等无数企业起来又退出，然后这场市场经济的大潮在90年代初冲到了上海。彼时上海，一如今日，如同远东的一个巨大堡垒，高大而坚定地面对市场。
新经济，又或者说基于互联网的新经济的可怕之处在于商业创新的速度、效率以及资源调配的有效程度超出了计划之手，超出了国有企业发展的制度支撑。所以在这场变革中，除了完全受到国家管控的国计民生领域之外的所有领域，创新的经济形态以压倒性的优势冲击着传统经济。这倒不是说国有经济不行了，而是新的业态更行！
从上海的角度来讲，国有经济占比高的经济结构，使得民营经济成长受限，发展的活力和市场化程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间接影响到了上海经济的开放程度，也影响城市创新动力、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重大命题，甚至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
作为国有企业来说，竞争倡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资源市场供给、竞争平等规范、政府独立超然。于是，我们到了深圳。
到深圳这片土地，我们是学习深圳的国有企业怎么突破桎梏获得发展？错了。当前流行对标意识，我们对标谁、学习谁，决定了我们的视野和格局。如果要学，我想我们大概有两个方面可以学习，一是什么样的制度供给造就了深圳的市场经济，二是深圳成长出来的伟大企业有哪些特质是我们没有的。是为出上海记。
（二）
我到了深圳，除工作外的大多数时间Z同学来陪我。Z是当年我在政府工作时认识的哥们，他在腾讯工作。作为腾讯最早的用户，从小到老，我们似乎给鹅厂贡献了许多。如果说互联网企业有哪家令人亲近，大概也就腾讯了。这几年因为工作故，和腾讯颇有些来往，认识几个好朋友。
Z带我去看深圳的夜晚，喝酒、撸串，玩得很好。期间，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城市、关于人生轨迹、关于理想。
作为江南人到了深圳，Z似乎也没有那么不适应，我一直认为，南方人，往南走，必有所得。腾讯的伟大之处，从业务来看，创新之处无所不在，从员工来看，激励和责任并行不殆，所以大道至简，鼓励创新、给予激励、赋予责任，这样的企业至少会让人认同，至少会集聚真正有想法的年轻人参与其中。也许保持年轻是这个企业真正有活力的基石，和国有束缚相比，市场化做到极致的企业，是真正宽容的企业。
Z同学负责给政府提供智能化的服务，我笑他又红又专，并且准备介绍他加入我D。说笑之余，我们要明白，腾讯不仅仅给我们提供了娱乐，并且将其做到极致。同时，原本我们以为是国有企业独挡一面的公共服务领域，同样以他的专业性和用户友好比国有企业更加具有竞争力。
在国有企业的制度设计过程中，我特别想问：
一、员工的价值实现是否充分，养着闲人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真实具备竞争力吗？
二、像BAT这样的民营企业，在中国土地上成长，为国民提供服务，从社会价值、国家管控等角度，政府对他们的掌控力会弱于国有企业吗？政府靠市场培育真正的大企业难，还是养活大而无当的国有企业难？
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经济机构调整到底走哪个方向？国有企业是应该被甩到市场中，还是回到妈妈的怀抱？
这些问题，大概没有答案。但是走出上海，来到深圳，也许可以看到似是而非的答案。
但是作为每一个来到深圳的个人，怀揣梦想，机会大约和烦恼并存，希望大约和磨难并存。这个神奇城市就是这样。且把杨钰莹那首歌找出来：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
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
看看可爱的天摸摸真实的脸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许多的爱我能拒绝搜索
许多的梦可以省略
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
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
不管明天什么季节
一样的天一样的脸
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
一样的路一样的鞋
我不能没有你的世界
……
（三）
作为在政府工作多年的人，我们常常喜欢把战略思维挂在嘴边，并且以此作为政府施策与实际脱节的最好理由。理由为何呢？因为实际情况往往真实且利益纠缠，而政府施策常见理想且完备。什么样的政策供给是经济发展真正需要的？有几个词近来流行，大约就是：开放性规制、一司一策、一城一策。
开放的施政大约是基于市场规则进行规制的一种思路。战略方向可以自上而下设立，但是实现的路径，要充分赋权于基层实践。这是法治的基础，也是依靠制度规制而非人治的基础。
深圳。大湾区。考察下来，我们觉得这片开发区将要承载深圳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大湾区的规划和产业集聚是令人惊奇的，如果我来归纳，大约是：为现在的城市规划补上短板，为将来的产业集聚留足空间。从产业集聚的面上来看，由于市场经济已经充分发育，大湾区在产业上已经连片成带，于是大湾区的规划就应运而生。国有企业在其中起了什么角色？国有企业是城市功能规划的承接者，是政府配套职能的实施者，是产业集聚的催化者。从公共功能供给方面，国有企业应该从政府获得资源，或者取得“补贴”，这一条与市场经济并不相悖。深圳的几家功能性国企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帮助中小企业解决了办公、运营、一门式服务等基础问题。
上海也有类似的“湾区”规划，譬如有张江产业园区、自贸区、有长三角一体化区域规划等。但是如果放在长三角的战略位置去考量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发现，长三角空间巨大但是产业本身远没有连点成线、以线带面。从小区域规划的角度来说，深圳大湾区的城市化程度比长三角区域要高。所以，以上海为龙头开展的长三角规划要寻求与深圳湾区不一样的思路。这里面，政府起什么作用？制度供给+资源调配。但是该市场做得事，得还给市场。
真正在制度供给上，服务好企业，才有机会形成具有长三角区域特色的城市经济群。
（四）
写出上海记，就是一个走出大都市，看看外面的城市发展。大概每个城市的兴与衰，都是无数历史堆积传承的过程。在上海生活多年，深刻理解到上海的包容和谦和，这和上海的文化传承有关、和上海的经济结构有关，同样也与上海的制度供给有关。
来到深圳，看到深圳的激情和活力，同样也理解到当年邓老爷子画了一个圈，给了老百姓最大的希望和梦想。
回到头来说战略，每个城市、每个企业的战略定力在哪里？价值取向在哪里？机制突破在哪里？真心要好好思考。当然，作为企业的小白，谈谈观点，不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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