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底，国民革命军因应“济案”后的战略新部署次第完成。28日，蒋介石正式下令各集团军向京、津发动总攻击。旋即，第三集团军30日攻取保定，第二集团军31日克高阳。新加入战场的第四集团军，则由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大部分是桂系收编自唐生智旧部的队伍，向石家庄一带集中。至于第一集团军，已不能积极北进，仍于6月2日占领沧州。国民革命军已形成夹攻的态势，但为避免涉外纠纷，事先声明不进兵至京津20里以内陆区，惟要求奉军不得停留。
眼见大势已去，张作霖在6月2日下令各军总退却，并通电宣布退出北京，称此后国事听国民裁决；隔日即搭火车返回沈阳，北京政府结束。出乎意料的是，4日凌晨，张作霖车抵奉天皇姑屯，遭日本关东军炸伤，翌日卒，年54岁。自奉天来迎之黑龙江督办吴俊升亦遇难。奉方临此厄境，幸赖当局冷静应对，将张作霖死讯密不发表，秘密通知尚在关内的张学良。两周后，张学良返回奉天，21日为乃父发丧，7月4日就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局势转稳。
奉军大部撤退以后，仍留鲍毓麟旅维持北京治安；并在北京外交团见证下，征得国民党方面同意，俟国民革命军入城接防以后，鲍毓麟旅可和平退出。同时，王士珍、汪大燮、熊希龄组织之北京治安维持会宣告成立，等候政权的鼎革。不过，直鲁军张宗昌、褚玉璞部仍在天津市区设防，犹有负隅顽抗之意。
南京国民政府以北京政局急转直下，于6月4日正式发表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阎于6日在太原行营宣布就职，北京外交团发表通电表示欢迎。然而，冯玉祥因争夺京津地区的心结，尚未消解。蒋介石设法调和，曾请阎推荐冯出任前敌总司令（负清剿关内残敌之责），未果；冯反声称阎任卫戍司令乃是长才短用，保荐白崇禧出任，一度引起外界的揣测与误会。6日下午，阎军徐永昌部抵达北京城外卢沟桥附近，冯军韩复榘部则到南苑，两军争相入城。冯军自五原誓师，转战千里，目标就是北京；而今大军进抵北京城外，却未获蒋介石、南京中央、北京外交团的支持，不得其门而入，确实感到扼腕。
6月8日，阎锡山以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率部开进北京，任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晋军部队穿越治安维持会、商会、学生及国民党员等组成的欢迎人群，鱼贯而入。其实，在入城前两日，市区已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党顺直特务委员会等原先秘密状态的党务组织，亦起身公开活动。11日，阎锡山偕同白崇禧等大员进城，并接受记者采访；白氏强调“甚望南方革命精神，同时为北方民众接受”。不过，北京政权的接收，仍有波折。时奉军鲍毓麟旅以维持治安的任务达成，退出北京，经通州附近时，为冯玉祥军之韩复榘部所阻，并遭到缴械。冯军此举，引起北京外交团哗然。经外交团向南京国民政府抗议，鲍毓麟旅始恢复自由，并收回部分武器。
天津方面，一度陷于混沌状态。盖夹处奉军与国民革命军势力之间的直鲁军张宗昌、褚玉璞等部，以及孙传芳残部，陆续集中于天津、津东附近。高级将领徐源泉、郑俊彦、李宝章等人，已纷纷向革命军接洽投降。张宗昌本人与奉方谈判，却未获允许出关，致使进既不能，退又无处可归。加以天津因条约关系，不便进行军事活动。张乃决定率领顽强残部3万余人退津东滦河一带，谋求自处办法。6月12日，阎锡山所任命的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率部接收天津。
在北京、天津先后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后，关外的东北三省，关内的热河以及直鲁军张宗昌据守的滦河方面，尚飘扬着五色旗。不过，时局至此，一般之注意点已不在军事，而是新政权的建设与外交诸问题。盖在奉军出关以前，南北政府同时存在，但北京政府依旧为各国承认的合法中央政府。北京政府既已倾覆，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对外宣言，称“国民政府所倡导之国民革命，其根本目的在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军事时期将告终结，国民政府正从事一切整顿与建设之工作，以期建设新国家之目的早日完成”。近于同时，中国各驻外使馆纷纷宣告易帜。
《大公报》、《晨报》等北京、天津所发行的报刊，前此还洋溢着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感，“盖一则不知在战中，各个生命财产之危险若何？一则不知在战后，国家布政施令之变化又若何？疑惧丛生，百事俱废”，甚至接连登载难民源源出关、争相涌入租界等人心浮动的消息。但随着局面尘埃落定，北京以和平方式转移政权，这些报纸已开始对南京国民政府表达若干期待。毕竟，对大多数华北地区市民阶层而言，无论政权效忠、家乡意识、南北情结、经济利益若何，既见政权逐鹿的胜负已定，仍会迅速表明拥护南方的新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旋即对京、津善后事宜作出决定，并派员接收前总统府及国务院各部会及相关机关。6月20日、2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针对京津行政问题，复做成三项决议：一，直隶省改名河北省，北京市改为北平市，旧京兆尹各县并入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均为特别市，直隶于行政院。二，设立政治会议北平临时分会，李石曾为主席，未到任前由阎锡山代理。三，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市长，南桂馨为天津特别市市长。除此之外，战地政务委员会撤销，业务移交相关政府部门。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李石曾、易培基等27人为理事，接收并保藏清故宫文卷及文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决定派蒋介石北上，祭谒总理孙中山。7月6日，蒋氏即偕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亲往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致祭。祭告北伐完成之时，蒋放声大恸。
北伐告成，阎锡山、冯玉祥俨然已是华北的主要军事力量。国民党华北新统治地区的军政机关，主要为阎系所得。不过，为求势力的均衡，北平临时政治分会、河北省政府委员的名单，俱为阎系、冯系各占一定比例。北平特别市长何其巩即为冯系，冯系另得北京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惟对拥兵20余万的冯氏而言，所得资源仅属杯水车薪，见阎系坐拥冀察两省要津，自是感觉不平。其后情势几经变化，但在1949年以前，阎系、冯系及其衍生的军事力量，始终是影响华北政局的重要因素。
就此而言，在第一集团军主力因“济案”受阻的情势下，桂系之第四集团军北上幽燕，颇具政治象征意义。6月14日，《大公报》社评即称“此次（各军）北来者，惟第四集团为南方军，湘桂皆有。北方固久见湘军者，至于珠江流域产生之武力达于北京，则实历史上第一次也”，又谓“北伐始于广东，而二、三集团，皆非自粤而来者也。刻在京津间之许多重要将领中，惟白崇禧氏，自黄埔练兵起，至今日止，终始其事”。诚然，蒋介石以桂系为潜在政治对手，并未视若己出。但这一底蕴外界未必熟知。反之，外界辄以“南北”区分军系，背后则有深层的政治文化理由。
其实，国民党以全国性政党自诩，惟一时无力破除分裂性的因素。在二次北伐前夕，蒋介石曾声言国民革命军“既无南北地域之分，更无新旧同异之见”，主要目的是号召“北方将士”翩然来归，但同时也是响应已分南北的现实。而国民革命军北伐告成后，南北隔阂仍深，北方社会尤其“普遍存在”被南方“征服”的误解，甚至是怨言。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易名为“北平”，益加强化这类感受。耐人寻味的是，在蒋氏看来，将南京的统治确实延伸至华北，尚属未竟之业。盖当前由阎锡山、冯玉祥军事集团统治华北的模式，似乎只是过渡时期的办法。
自兴中会时代起，国民党长期在华北缺乏政治基础；其所推行的革命，系以南方为中心，再徐图向北发展。基此背景，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北伐，心态上或不无将华北视为统治的客体。然而，经过二次北伐的整编与动员，“今日革命军之最大部分为北方人”。已加入国民党的北方军人，见南方军事、政治影响力的北移，感受依旧复杂。冯玉祥尝谓：“北伐军若无我军在北，固一时未必得胜。而我军若无北伐军在南，亦早已葬于五原之黄沙蔓草中而无今日矣。”但是，冯对外界盛言“北方民众不革命”，实颇为不快。阎锡山方面则望“分治合作”之说取代“（蒋）介石统一之老旧思想”，重要理由是“现世潮流，统一者终失败，能容合者相安。中国大势将来只能达成南北两部分。现在究竟能北伐，于晋有关”。
由于第一集团军实力未达山东以外的广大华北地区，冯玉祥、阎锡山不难抗拒所谓的蒋介石“统一之老旧思想”。其实在长江以南，李宗仁、李济深之势力，也属雄峙一方。不过，蒋氏显然仍欲借北伐后的新政治情势，抑制各军事集团的发展。抑制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统一财政，一是削弱地方（特别是北方）的军事实力。
6月9日，蒋介石突然宣布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声言“虽革命全功，有赖继续之努力，而军事程序，已去最后之障碍；此后统一区宇，肃清遗逆，惟赖中央以政治力量，渐谋收束”；重要用意是释放政治讯号，谋限制各军事集团的兵权。由于外界慰留声不断，最终蒋于17日打消辞意。不过，也没有其他高级将领愿意释己兵权。蒋氏未就此收手，24日，续呈请国民政府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7月上旬，趁各集团军总司令联合致祭孙中山之便，于北平召开善后会议。会议中，蒋提出整军方案，决定组织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冯、阎、李三总司令同意一致副署，作为五中全会议案。其实，冯等人已对南京的裁兵计划微露不满。
蒋介石酝酿的国民革命军编遣计划，确有其合理基础。盖南北各军事集团各拥地盘，与过去的北洋军队如出一辙。兵额之庞大，尤其造成国家与社会的负担。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对全国的具体兵额，缺乏精确统计。惟北伐告成后，国民革命军因收编北洋残军，员额持续加增，数量保守估计已逾150万人，既多且滥。蒋在7月时指出，将来的国防武力应暂定为50万人，军费支出至多占国税收入之半。
不过，蒋介石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的胜利，系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集团军“协力”达成，尚无哪支力量足可独霸全国。依势、理言，蒋必须有更高层次的号召。适在此时，二次北伐前夕因反对“蒋汪合作”出国的胡汉民，已积极准备回国，投入南京国民政府行列。胡的举措，形同支持蒋在南京的局面，这对统治力尚属有限的南京政权来说，自有莫大意义。
6月初，胡汉民得知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即将胜利，即由欧洲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拟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随后另寄说明书，阐释其“以党治国”的方略。8月底，胡抵香港；广东军政要人陈铭枢、陈济棠等迎接，劝胡主持广州政治分会，与南京“分治合作”。胡明确拒绝。9月3日，胡再抵上海。西山会议派元老许崇智、居正、谢持等，反对胡赴南京“帮助蒋介石”。胡则应声，倘若蒋是凯末尔而非袁世凯，他极愿意帮助蒋“个人”。同日，蒋即亲赴上海往迎胡，对胡的各项主张表示赞同。
蒋介石、胡汉民合作的基础在于，两人皆试图打破地方军权分割之势，达成集权中央。蒋重军权之集中与提高，胡则重党权方面。落实办法，蒋借整军，胡借训政，正可分途进行。这时，国民党内争论的议题是，究竟应多快和多严格地集中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大权。蒋、胡以集权主张，反对各军事集团所持，而为许多元老同意的“分治合作”理论。9月3日起，胡在上海，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戴季陶连日商讨要政，说服李等元老取消“分治合作”主张。会后胡发表谈话，将“分治合作”正名为“分工合作”，随即发布《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全文。
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方案，即照胡汉民的规划实施。前此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已接受了胡所寄回的《训政大纲》提案。在7日的会期之内，分别就党务、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作出重要决议。尤其是，训政时期应颁布约法、国民政府设立五院（新设立法院）、政治分会应限期取消等案的通过，俱受胡汉民建议的影响。与此相较，汪精卫派人物依旧备受打击。特别是，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犹以去年12月广州事变为辞，反对汪派人物出席会议。几经波折，汪派人物陈公博、顾孟余等仍因反对者多，未能到宁开会。
9月20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加推胡汉民、孙科为常务委员。此后2年间，胡氏供职国民政府，为主持国民党政权的领导人之一。10月起，国民党陆续通过《训政纲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五院组织法》、《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等。新政权的规模扩大，规制焕然一新。根据《训政纲领》，“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这显示党治的浓厚色彩，不仅取代民权与民治，也掩盖了军权与军治。
训政既经实施，中枢机关及人事，亦大加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军事结束，宣告于11月裁撤，业务分入军政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以及军事参议院。蒋介石本人转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会则由谭延闿（行政院院长）、胡汉民（立法院院长）、蔡元培（监察院院长）、戴季陶（考试院院长）、王宠惠（司法院院长）、冯玉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孙科（考试院副院长）、陈果夫（监察院副院长）、何应钦（训练总监）、李宗仁（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树庄（海军部部长）、阎锡山（内政部部长）、李济深（参谋总长）、张学良（未到任）、张继（司法院副院长）组成。凡握大权的军事领袖均列名委员名单，显示羁縻的用意。惟出于党内的几次分裂，36名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仅有7人出任国府委员；尤其是，汪精卫派原本占二届中执会的人数优势，在此无一人列名。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时代，正式开始了。1928年10月10日双十节，新任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宣誓就职。因北伐告成，各地举行盛大国庆祝典。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以及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农矿、工商、教育、交通、铁道、卫生各部部长，建设、蒙藏、侨务、劳工、禁烟各委员会委员长，亦宣誓就职。隔日国府即发表《训政时期施政宣言》。
虽然，中国若干地方犹悬挂五色旗；而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下，各军事集团对即将施行的军队编遣正抱持戒心，国民党内若干派系（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则遭到排挤，南北社会也尚未达成“精神上的统一”，俱为新政局隐藏的危机。不过，中国未来的前景，大体上似乎是一片光明。毋庸讳言，许多知识分子已从北伐初期对国民党的期待，逐渐转为迟疑，但很少人会质疑南京政府管理政务的权力；新政府的规制宏大，对社会的动员力道更强，由一群自诩爱国、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组成，誓言取代贪污腐败的旧北京政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