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钊
谈起鲁迅，现在是批评的声音多于褒奖。我手头有两套《鲁迅全集》，其他杂七杂八，涉及鲁讯的书，如传记、评介之类，还有一些，集合起来，占了书架的整整一排有余。除了早年通读了全集——书信部分并没有读完——之外，近年也仍把鲁迅先生的书作为床头的常备。以我看到的对于鲁迅的批评的文字为限，觉得出于客观的，有唐德刚先生，他说，鲁迅的文章，最好的是早年的《祥林嫂》《阿Q正传》之类，晚年的杂文无甚可观；再就是鲁迅的学生徐梵澄先生谈鲁迅的杂文，说他早年的批评涉于整体，晚年则在专刺个体了；再就是熊培云先生，以发起了对文学上“第三种人”的批判为例，称鲁迅的文章，尤其是晚年的杂文，失了逻辑的支撑，落入了二元论的泥墰。
对鲁迅关于“第三种人”的这一个批评，我觉得持论中肯。对于文学，确实不能以“二元”来划分。作为一种文化表现，文学是多元的，它应该是既有革命的文学，也有反革命的文学，但更应该还有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甚至是连“革命”的边也不去沾染的文学。可惜先生晚年为周遭的瞿、冯等人所“绑架”，也非此即彼起来。想想当年他作《药》时，对于结尾加上的白花，有着何等的警惕与清醒。那时的先生，谁曾想到会成为后来的“马前卒”呢？
尽管有这一个疑问，但我还相信胡适先生的判断，鲁迅先生究竟是“我们的人”。在这一点上，曾遥控他的人，与适之先生有着同样高远的眼光，因后来他也讲：鲁迅要么识趣不做声，要么于狱中还在写。是一个二选一的命运，绝没有像郭氏，弄出第三条路给自己走。仅仅是这一点，也就不失其伟大了。
文学虽然是多样性的，但具体到一个人，却是要从中选其一的。若水三千，只可取一瓢饮而已。我所选的，是文学还是要讲一点承担的，还是要担起文化正动——借钱穆言历史时“文化反动”之意思——的责任，而且这也是文学在人类中的一点义务。
对于这一种承担，其实是世界文学的一种大传统，从雨果的《悲惨世界》到陀斯妥也夫的《罪与罚》，再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即便是莫言的小说，内里都有一种坚定的承担在。对于莫言的小说，抛开技术方面的不谈，我觉得在其内部肌理上，他是继承了中国的小说传统的，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有其一致的脉络，不同的是，前者以赞赏的态度来呈现，而后者则以怀疑与揭露的态度来撕破了给人看，所涉，均为中国文化深层中的恶与丑。
这就谈到了中国文学的承担。中国的文学，不但要承担，而且要“文以载道”。不过承担的是道统意识，起着教化众民、强化道统、辅助政治的作用，缺少的是人文关怀。就以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来说，那里所要传达的君权正统意识、集体至上意识、救世主意识等，都是很强烈的。整部书里充斥着计谋、英雄、权力等一些非常诱人的东西，但它最缺的是对普通个体生命的关照。大英雄是人，小英雄是人，那些普通百姓、士兵也是人呀。但你从这部经典里面看不到小人物的命运，看不到普通人对于自己命运的想法。在那个乱世里，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对于那些大大小小的英雄为争天下而发动的战争是怎么看的，对不起，都没有。那些普通人，在里面只是一个数字，动不动就是十万、二十成、八十万大军，那些普通人就是这些数字。据史料记载，从东汉末年到天下归晋，不到二百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口从开始的五千余万人，剩下了不足一千万人。在中国这个生育率比较高的国家里，人口减少得如此之快，政治家的“争权夺利”这把快刀，杀死了多少普通人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这是何等惨烈的景象。在中国文学的道统里，普通人，普通中国人的生命与命运，在中国的道德大义面前，都不值一提。
所以，现在看文学的承担，中国的“文以载道”里有着先天性的不足。因此，现在要讲承担，第一的要义是先要弄清楚文学应该承担什么。我想，就是要承担起探索、发现、启蒙现代文化观念的作用，要起到启智、启美、启爱的作用，要通过文学这种艺术形式，让人感受到美，让人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爱，讲人与人之间平等，要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则应该先于作品达到此处。上帝在创造世界的第一天时，面对的是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世界，他说：“要有光。”世界就有了光。但我们现在想一想，上帝在说“要有光”之前，他心里肯定是已有了光的，他知道有了光以后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作家固然不是上帝，但在写作这一点上，学一学上帝对于他的世界的态度，对于自己所写之文的载道，至少没有什么坏处。
2017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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