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钊
谈起鲁迅,现在是批评的声音多于褒奖。我手头有两套《鲁迅全集》,其他杂七杂八,涉及鲁讯的书,如传记、评介之类,还有一些,集合起来,占了书架的整整一排有余。除了早年通读了全集——书信部分并没有读完——之外,近年也仍把鲁迅先生的书作为床头的常备。以我看到的对于鲁迅的批评的文字为限,觉得出于客观的,有唐德刚先生,他说,鲁迅的文章,最好的是早年的《祥林嫂》《阿Q正传》之类,晚年的杂文无甚可观;再就是鲁迅的学生徐梵澄先生谈鲁迅的杂文,说他早年的批评涉于整体,晚年则在专刺个体了;再就是熊培云先生,以发起了对文学上“第三种人”的批判为例,称鲁迅的文章,尤其是晚年的杂文,失了逻辑的支撑,落入了二元论的泥墰。
对鲁迅关于“第三种人”的这一个批评,我觉得持论中肯。对于文学,确实不能以“二元”来划分。作为一种文化表现,文学是多元的,它应该是既有革命的文学,也有反革命的文学,但更应该还有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甚至是连“革命”的边也不去沾染的文学。可惜先生晚年为周遭的瞿、冯等人所“绑架”,也非此即彼起来。想想当年他作《药》时,对于结尾加上的白花,有着何等的警惕与清醒。那时的先生,谁曾想到会成为后来的“马前卒”呢?
尽管有这一个疑问,但我还相信胡适先生的判断,鲁迅先生究竟是“我们的人”。在这一点上,曾遥控他的人,与适之先生有着同样高远的眼光,因后来他也讲:鲁迅要么识趣不做声,要么于狱中还在写。是一个二选一的命运,绝没有像郭氏,弄出第三条路给自己走。仅仅是这一点,也就不失其伟大了。
文学虽然是多样性的,但具体到一个人,却是要从中选其一的。若水三千,只可取一瓢饮而已。我所选的,是文学还是要讲一点承担的,还是要担起文化正动——借钱穆言历史时“文化反动”之意思——的责任,而且这也是文学在人类中的一点义务。
对于这一种承担,其实是世界文学的一种大传统,从雨果的《悲惨世界》到陀斯妥也夫的《罪与罚》,再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即便是莫言的小说,内里都有一种坚定的承担在。对于莫言的小说,抛开技术方面的不谈,我觉得在其内部肌理上,他是继承了中国的小说传统的,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有其一致的脉络,不同的是,前者以赞赏的态度来呈现,而后者则以怀疑与揭露的态度来撕破了给人看,所涉,均为中国文化深层中的恶与丑。
这就谈到了中国文学的承担。中国的文学,不但要承担,而且要“文以载道”。不过承担的是道统意识,起着教化众民、强化道统、辅助政治的作用,缺少的是人文关怀。就以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来说,那里所要传达的君权正统意识、集体至上意识、救世主意识等,都是很强烈的。整部书里充斥着计谋、英雄、权力等一些非常诱人的东西,但它最缺的是对普通个体生命的关照。大英雄是人,小英雄是人,那些普通百姓、士兵也是人呀。但你从这部经典里面看不到小人物的命运,看不到普通人对于自己命运的想法。在那个乱世里,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对于那些大大小小的英雄为争天下而发动的战争是怎么看的,对不起,都没有。那些普通人,在里面只是一个数字,动不动就是十万、二十成、八十万大军,那些普通人就是这些数字。据史料记载,从东汉末年到天下归晋,不到二百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口从开始的五千余万人,剩下了不足一千万人。在中国这个生育率比较高的国家里,人口减少得如此之快,政治家的“争权夺利”这把快刀,杀死了多少普通人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这是何等惨烈的景象。在中国文学的道统里,普通人,普通中国人的生命与命运,在中国的道德大义面前,都不值一提。
所以,现在看文学的承担,中国的“文以载道”里有着先天性的不足。因此,现在要讲承担,第一的要义是先要弄清楚文学应该承担什么。我想,就是要承担起探索、发现、启蒙现代文化观念的作用,要起到启智、启美、启爱的作用,要通过文学这种艺术形式,让人感受到美,让人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爱,讲人与人之间平等,要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则应该先于作品达到此处。上帝在创造世界的第一天时,面对的是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世界,他说:“要有光。”世界就有了光。但我们现在想一想,上帝在说“要有光”之前,他心里肯定是已有了光的,他知道有了光以后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作家固然不是上帝,但在写作这一点上,学一学上帝对于他的世界的态度,对于自己所写之文的载道,至少没有什么坏处。
2017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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