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钊
在十八世纪的普鲁士，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都是要看教会的态度和国王的脸色行事的，即使像康德这样的大哲学家也不能例外。那时，若是强势的国王执政，教会的态度就是国王的意思；相反，如果国王柔弱少断，教会或某一教派的想法，就要写在国王的脸上了。康德是幸运的，他多半的人生，在腓特烈大帝执政的时代。这位伟大的帝 王，以军事力量开疆拓土，为创立后来的德意志帝 国奠定了基业，但在内政上，则是走了一条启蒙主义的路，对宗教（主要是不同的教派）、思想取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使康德这位内心深处并不真的相信上帝的哲学家，顺利地出版了他的著作，建立起了他批判哲学的大厦。有时我想，如果康德晚生五十年，他是否会有当时的成就呢？当然，他可能仍然是一位思想家，启蒙主义者，仍然写出了他的著作，但大约只能像中国的李贽、黄遵宪等人，束之高搁，留待后世了。
自然法则的刚硬，有时是很让人感到无奈而又痛惜的。1786年，一代雄主腓特烈 大 帝死去了。他没有后代，王 位也就只好由他的侄子腓特烈·威廉继任，即威廉二世。新王的想法与他的老叔有些不同，他相信带有蒙昧主义色彩的红玫瑰十字会，且面对法国日益汹涌的革命 思 潮，觉得启蒙不仅威胁到道德，也危害了既有的秩序。1788年7月9日，腓特烈·威廉二世公布了宗教敕令，12月19日又公布了书 刊 审 查敕令。前者规范了神职人员必须服从的宗教教条，后者则在于控制 非 主流著作的出版，意在压制正在兴起的“理性主义”启蒙。对于国王的敕令，康德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他觉得“思想 自 由与言论 自 由对人类全体的发展至为重要。”
康德是一位坚定的理性自由主义者。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还有支持者，可当大 革命的恐怖与丑 闻传来时，就都都站到了王室的背后，极其讨厌革命了。可在哥尼斯堡，康德仍然一如既往地公开支持大革命，他倒不是支持恐怖的手段，而是支持革命提出的代议制 制度，他说：“我看见了世界的荣光。”1793年，康德出版了新书《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在序言里，康德开头就说：“如果一个人是自由的，也就是因其理性而受到绝对且无条件性的法则所规范，那么以这个人的概念为基础的道德，就不需要预设着主宰更高存在者去认识其义务，也不需要法则以外的其他动力去服从法则。”
这一段话很有些拗口，需要一点解释：一是康德所定义的自由，是理性的自由，是在自己的内心主宰与规范之下的自由，而非放任纵情；那个所谓的内心主宰，就是存于内心的“绝对且无条件服从的法则”；二是康德所认为的道德，是指这个法则支配之下的实践；三是康德所说的“人的义务”，是指在这个“法则主宰之下的向善”。在这里，人内心中的理性法则，是人的自 由、道德及义务的源泉与驱动力。由这个前提出发，康德认为顺从书 刊 审 查令，就意味着反抗。
对于宗教，康德认为教会史的黄金阶段就是眼下的时代，因为“在本质上能够提升道德和灵魂的事物里，理性挣脱了长久被操纵在恣意诠释者手里的信仰的束缚。”结合国王的教会敕令，这话就颇有些暗含批评的意味。国王已经指定只有路德派才是信众要信奉的，如此，国王就近于“恣意的诠释者”的作派了，遵守敕令，则意味着信众就不能以自己的理性原则去理解、亲近上帝了。
康德从他的观点出发，对“外在的宗教习俗”也提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道德的要义在于实践，只有道德实践才能使有道德的上帝悦纳。所以，祈祷、圣仪、朝圣和告解，都是没有价值的，都是在愚弄自己，不会生起任何善的意志，甚至还会导致宗教狂热，因此也导向“理性在道德上的死亡，没有理性也不会有宗教，因为所有道德都一样，必须以原则为基础。”
再进一步，康德对教会的牧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祈祷作为“内在的礼拜方式”与获致利益的方法，是最有害的“迷信偏执狂（拜物）”。他说，那是在向一个全知者诉说愿望，而它既是全知者，任何说明都是多余的。这种教权主义导致的拜物主义，如果得以掌权，又会进一步导致伪善，侵蚀主体的正直与忠诚，最后终将“作茧自缚”，“自我摧残的宗教政策”。
他的这部书，最终的宗旨是呼吁给人自由。这个自由，还不止是宗教 自 由，而是完整的公民 自 由。比如书中一条他自己作的注释：“我承认自己不喜欢某些聪明人喜欢讲的一种说法：‘某个（正在准备以法律保障公 民 自 由的）国家的国民，还没有成熟到享有 自由’；‘大地主的奴隶还没有成熟到享受 自由’；‘人类还没有成熟到享有信 仰 自 由’。因为根据这样的的假设，自由就永远不会来到；因为人们没有先得到自由，他就永远没有成熟的机会。”“如果原则上相信臣服者没有享有 自由的资格……那就是侵犯了上帝的权力，因为它所创造的人类是自由的。”（《康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第2版）
康德写这部书，自然是为读者所写。在这个“读者”里面，有一个他最希望读到此书的人，即腓特烈·威廉二世。同年的3月，康德在《柏林月刊》上还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谚语：理论正确，实践无方》。文中提到了出 版 自 由、革命 权、战争的权责、和平的维持以及政府权力的本质等主题。这些，在那时显然都是敏 感的话题。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康德还讨论了“为什么我们必须服从既有政府”“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是否有理由不服从”。尽管康德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支持政府的论证，可他还是强调了“握笔的自由”是不容剥夺的，人有质疑法律的公正性的权力，不等于不服从。
有人认为，这篇论文是他向“大地次神”之一的腓特烈·威廉二世的隔空喊话，同他的上部著作一样，希望国王能听到他的声音，并给予积极的回应，——他想说服他。
回应很快来到了。1794年10月1日，国王最信任的智囊和权臣沃夫纳，受国王之命给他寄来了一封最后通谍函：“国王陛下长久以来很不高兴地看到您的哲学如何遭到滥用，而丑化且贬低圣经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我们要求您以您的良心面对您的义务，期待您自己用良心规避最严酷的后果，从此以后不复再犯。……若继续违抗，将有很不愉快的措施降临。”信函带有典型的欧洲贵族气味，用词婉转而又体面，却又暗含着狰狞的杀 气。
康德明白“不愉快的措施”指的是什么：解聘或无薪俸的强制退休，也包括流放。据那一时期与他交往的博罗夫斯基说，年已七十岁的康德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失去国王从前给予的好处，也能体面地活下去，他有积蓄，且用那积蓄做了不错的投资。所以“不需要向别人卑躬曲膝”。
然而，康德最终还是决定让步。他写信给国王：“为扫除一切的疑虑，我认为最确切的办法，便是以国王陛下忠诚子民的身份郑重宣布，从此不再讲授与宗教有关的课程。”他后来有一个说明，他说他的“国王陛下忠诚子民”的承诺，在暗示只要“国王陛下”不在人世，它就不再有效。
对于康德的投降，有种种议论。一种是表示理解，康德应该遵照国王的指示去做；另一种则是说，这显示了康德的胆怯，他应该站出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战。颇有一种挥动着鞭子，驱使康德起而革命的意思；还有一种解释，说这是康德有意挑衅柏林的思想 检查人，并最终使国王露出了他的真面目，所以，康德的投降是“胜利”了的。这似乎是说从挑衅到投降，都是康德这个老头子预先设计的计划。——很有点为尊者涂彩的味道了。
康德为何屈服了下来，从后来发生的一件小事中，似乎可以看到一点因由，即对于收益的考量。大约从1796年起，康德就因为健康的原因，不再到哥尼斯堡大学授课了，也不参加学校的会议，但他还是大学评议会的成员。1798年6月，学校评议会里的部分年轻委员提议，选两位教授为候补委员，以补足会议的缺额（另一位成员，神学家雷卡德也因为年龄大而不参会）。康德听说后，于1798年7月公开提出抗议，说这侵犯了他的权益（大学基金会给委员一份可观的优惠待遇），并闹到了新国王那里，并得到了其支持。所以，直到他去逝，“一切与职位相关的特权，都毫发无损”。
所以，对于康德的投降，我觉得还是他的传记作者曼弗雷德·库恩说得更切合史实：康德的退缩和他的性格很吻合。而他的性格中，就有爱财的脾性，因为他贫困的童年，给他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其实，这也与他终生主张的理性批判是一致的，他实践了他的道德信条。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选择，也是他的自由，这也是他努力维护的信念。
颇具戏剧性的是，曾威胁要给他“不愉快的措施”的腓特烈·威廉二世，在寿命上输给了康德。1797年11月10日，威廉二世死掉了，正像伟大的腓特烈 大 帝也会死掉一样。上帝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他公平的大能，没有任何人，即使他是有着凌云壮志的大英雄，口口声声呼喊着“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上帝也丝毫不给予他格外的优待。
腓特烈·威廉三世继位后，所取的新措施之一就是裁撤掉了沃夫纳的杰作“宗教审查委员会”。这位在老国王那里权势熏天的沃夫纳，也像乾隆时的和珅，于1798年3月11日被解职，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没有保住退休金。“不愉快的措施”落到了沃夫纳的头上，这也许是出乎他的意料的。那个宗教敕令虽然还在，却悄悄地被人遗忘了。
康德没有浪费时间——因为他的时间也不多了。“陛下忠诚子民”的承诺，也因为“陛下”的死掉，被他自己解除了。他于1798年秋天出版了《科学的争论》，重新讨论起了宗教，他还公布了1794年国王的来信和他的回信。他说，我们现在又有了一个解除人民的精神 枷锁的符合启蒙精神的政府了。他以年迈之躯，重新举起了他的启蒙主义大旗。而这，是否可以说，最终的胜利属于康德？
2018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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