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钊
有一位读者，暂且称为张先生罢，因为我的一篇文字，写了一篇“告理钊书”，请我“勇道己是，慎道人非”。对于为文的态度，我是赞成青年学者羽戈先生曾引用的一句话：“慎用玄理明世，不以大义责人”。我觉得这正是读书人做文章时的边界，相比之下，比张先生的主张更加周正一些。
对于“勇道己是”，我也是赞成的。读书人不可一味地隐身于书斋，应当对社会公共事务“勇道己是”。古人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话，那是因为满清时代的“窗外事”充满着腥风血雨，“一闻”便有些坏了读圣贤书的兴致。但有一些事情就是如此：它的存在正是它存在的原因，譬如这个“只读圣贤书”，想一想，岂不正是因为读书人的“不闻窗外事”，缺少“勇道”所致？
但我的这个理解似乎与张先生并不一样，他所要我的“勇道己是”，是我得努力地“保证自己的主张、见解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可我哪有这样的大能呢？——所说所写，都是一种铁定不变的真理！况且，套用笛卡尔的话，除了“我思，故我在”是一种存在之外别无存在，在这世上，除了“人们当不断地寻求真理”是真理之外，世上的真理都在等待寻求之中。所以，我所表达的，不过是个人之见。
可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以己之是为是”却占着至高的位置，只要自己以为“是”了，便不许别人提出异议了。当然，这里面有“文人的自信”，是坚持自己的探索与发现，可问题是，中国的文人却常常是一旦确定“己是”，便不许别再去发现他自己的“己是”。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有一把业己确定的尺子，凡不合这个尺度的，都是错的，必须抹掉。这把尺子，便是“道德之经”，大多的时候是儒道。所以，自儒道成为一道的汉朝开始，中国文人所说的话，便都是解儒释儒的话，了无新意。所谓“己是”，不过是“儒是”而已。
其实，张先生要告戒我的是“慎道人非”，即不要去议论人，不要批判人性中的黑丑恶。他提出的主张是“榜样引导论”，意思是世道人心是夸出来的，你写文章，得写“好人好事”。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所流行的所谓域外的教育理论，说是他们在教育孩子时，都是夸赞式的。其实，这是只一种严重的误解，他们的规则教育同样是严的。就算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事实是否如此？翻记录中国二千余年史的书，忠臣良将、孝子圣贤，不可谓不多矣，而延续至今的结局，还是人们大叹“世风日下，道德不倡”，并深深地为此所苦。
张先生自然是为我想好了出路了的，那就是要我行“自我修养论”，意思是“对于众人是否丑陋，不必深究。”只要自己修养得白白胖胖就好。我自然是要好好地修行自己的，但我想，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空间，也是一个需要每一个人共同出力、出言来建立并维持的地方。这个建立与维持，不仅名括自己的修行，而且还要包括互相的批评，以及维护其中的正义与公平。再者，社会是由生活在其中的，有着各自利益诉求的人组成的，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也都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这些声音全部得到了表达，才能在相互的辩论与批评中，通过订立共守的契约，寻得一个公正值，形成一种正义精神。
而现在呢，不是“勇道是非”的多了，而是“藯籍心灵、自求多福”的鸡汤文大行其道，直至一位讲论语的女士说：“雾霾来了，可以关上窗子读书。”——修养的功夫差不多已达至极顶。对此，但她自然是可以“屋内读书”的，而那些一日不做工，便无一日三餐的人，该当如何呢？
当然，读书人要“以己之是，勇道是非”是一回事，而能不能“道”是另一回事。但从逻辑上讲，越是“勇道是非”，才会有“能道是非”的环境。
2018年11月13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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