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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马的地位和保种 侯文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712100) 蒙古马不仅是我国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马,而且是亚洲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马种。该马种主产地蒙古高原,属南西伯利亚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就在那里驯养了马匹,是世界马匹驯化最早的地方之一。 ![]() 据汉书记载,在相当于尧舜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匈奴部落已在蒙古高原随水草而居,经营牧马和牛羊。秦汉时期,多年与匈奴的征战使得匈奴的军马大量输入长城以南;西晋乱世,塞外各部族南下,随同带来马和牛羊也不计其数;特别是唐、宋,于今河南一带设立了马市,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固有马种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明时每年马互市的定额以达三万四千匹,听由百姓到边塞去自由贩马,所以古代北方的中原马受蒙古马的强烈冲击已很久远。 随着古代蒙古马的迁徙,特别是元朝蒙古帝国的建立,使蒙古马分布的地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更加广泛。国内范围从东北地区起,经内蒙向西,经陕西、甘肃至新疆东部,向南则包括整个华北,而直达长江以北地带。 四世纪初,养马技术由蒙古草原传入我国东北,随着林带退缩、草原扩大和农耕技术的改进,逐渐形成了以疏林——草甸草原为基础,以游猎骑乘和冬季补饲为特征的满洲系诸侯的养马方式和相应的品种类型。这里有当地的蒙古马,也有受蒙古马影响较深的鄂伦春马和黑龙江地方马种。 ![]()
我国的西北,无论是甘青,还是新疆的东部,早在成吉思汗以及更早时期,就有蒙古族牧民迁居。他们带来的蒙古马,与祁连山两侧的岔口驿马和大通马不断地杂交,对这两个马种以前所具有的“唐马”体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久居新疆东部和巴里坤的蒙古族,也经营着蒙古马,只是在200年前,从伏尔加河以东顿河草原东迁的土尔扈特蒙古族带回了中亚马种血统,影响了当地的蒙古马,使其成为焉耆马;而近百年左右哈萨克族三次东迁巴里坤草原,带入的哈萨克马与当地的蒙古马杂交,形成了当今的巴里坤马。 近代清军进疆平乱和锡伯族戎边西迁,都带了蒙古马,使新疆部分哈萨克马中也含有了蒙古马的血液。 1949年的后内蒙古地区的蒙古马,不断向邻近省区输出,均表现了良好的适应性。在国外,大量的蒙古马在十三世纪随蒙古军两次西征,由于其耐劳苦能远涉戈壁荒漠,而且可吃其肉、饮其奶和血渡过艰苦的时刻,促进了蒙古军顺利征服了西亚和东欧。因而俄国西伯利亚、东欧,都有蒙古马的足迹。历史上,蒙古马对朝鲜、日本北海道的马种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蒙古马分布广、影响大,它的血液渗透到国内外许多马种,作为马种遗传资源,蒙古马有着重要的保种价值。但是蒙古马所处的蒙古草原,东西跨度大,生态环境有着明显差异。海拔由东往西逐渐增高(700米至1500多米),降水由东往西逐渐减少(400毫米至150毫米),草场类型由东往西依次变差,由森林草原到典型草原,再到荒漠草原。自然生态的差异使蒙古马形成了三大类群,一是产于锡盟的东、西乌珠穆沁旗,体格较大,体质结实粗糙,体躯粗壮的乌珠穆沁马;二是产于伊盟乌审旗毛乌素沙地,体格较小,体形清秀,体质结实紧凑的乌审马;三为产于昭盟克什克腾旗百岔沟一带,体质结实,结构紧凑,体格中等山地型的]百岔“铁蹄”马。 由于保种的本质是保护其特有的基因资源,保持其各位点的基因种类和基因组合条件,以及保持品种的特性。因此要对蒙古马进行保种,它们遗传距离很近,表明它们的遗传本质趋于类同,保种任一个类型,即保护了蒙古马的大部分遗传资源。 ![]() 通过对乌珠穆沁马和乌审马的血液蛋白质多型白蛋白(Alb)、运铁蛋白(Ts)、酯酶(Es)三个位点的检测,与中外18个马种聚类发现,乌审马与国内其他马种遗传距离较近,而与乌珠穆沁马的遗传距离相对较远,表明它们之间有着较大的遗传差异。据分析,这种遗传差异的产生,主要是乌审马数量不多已近濒危,分散在毛乌素沙各地,相对封闭的环境造成马匹时有近交发生,遗传漂变导致基因频率的改变,使其遗传本质已不于乌珠穆沁马。乌审马似乎另作一马种保种更为合适。蒙古马的另一类群百岔“铁蹄”马在近三十年已经消失,这一优秀类群已不可再生,这些特定基因的安全流失提示我们,对我国固有马种的保种是如何的紧迫。 目前马种分类的方法有生物学分类、畜牧学分类和选育程度分类,这些方法都是科学的、可行的。为何把三个生态环境截然不同的马种类群,同属于一个马种,笔者曾为此向相关专家求教,他们认为蒙古马在世界上广为人知,且都为蒙古民族同在蒙古草原上牧养,属于同种异名,这是当时的认识。横向比较,欧洲众多的马种它们从血统来源、地域分布、生态环境,体型外貌等进行分析,它们的遗传基础很为相近但各自为种。保种的目的是保持生物的多样性,是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出发,对过去中国马种的品种和类型的划分,我们认为似乎值得商榷,对蒙古马、藏马等地方马种和类型,应采用遗传标记技术,进行检验,重新划分,才更加有利于这些可贵的马种资源的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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