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皆认为我在侍从室肯负责任,也有担当,有好多事情,我代蒋负责,替他做到。这不是我的专权、擅权,在我是想替领袖分忧分劳。处理一切事务,我始终是抱着这一个态度。随便举一两个例子吧。譬如关于军事方面的人事问题,按惯例,凡是在团长以上,特种兵在营长以上的任免,必须经蒋介石核准;这样,也就太多了。我就和何应钦商量,凡是报上来的,我只把少将以上的呈上候批,此外,概由我批上'奉谕照准',再签上我的名字。这种处置,对蒋的职权也顾到,同时可以减少他的很多时间。
还有一次出去,看到四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内有一人是穿便服的,蒋即命:'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去办了,回来报告经过,蒋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副官把那张批示送给我看,问我怎么办。我说:'我负责任,把那张批示交给我吧。'我在原批后面,加上一批:'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同时,我电告军法总监,说:“这不过委员长认为一辆军用三轮车不能坐四个人,搭车的又是普通人,一时动了气,并非了不得的事,顶多问问,关几天也就够了。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到第三天,忽然宋美龄请我去,一见就问:'文白兄,听说委员长要枪毙一个人,这个人是遗族学校的学生,并没有犯罪呀!你想想办法,好吧?'我笑着把办理经过告诉了她,她欣然表示同意。
有一天,我陪蒋郊游,乘车往老鹰岩,在半山转弯处突遇四川公路局的一辆卡车冲过来,我同蒋坐在第一辆车,未碰着,而我们的第二辆车和第三辆车,都被撞坏了。马上停车,把司机抓住。蒋说:'至少要处以十五年监禁!'就把这闯祸的司机送到军法总监部去了。这司机本来疏忽,转弯不鸣喇叭,以致撞坏我们的车;但是因为只撞坏了车,没有撞伤人,所以只关了几个月,有人来说情,我就批准把他放了,蒋以后也并未查问。
有这么一次:一天,侍从室的一个股长,很慌忙地来见我,说:'主任,我要被委员长撤差查办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委员长觉得黄山的防空洞太开大了,问是何人办的,有人说是我叫军政部办的。委员长说:这还了得!谁叫他开这样大的防空洞?太浪费,非办他不可!请主任代我在委员长面前求求情!'我答应了,就写了一张条子送上去,大意是说:委员长爱惜人力、物力,是应该的,不过侍从人员对于领袖的安全负有责任,在这点上,似可予以原谅,免予处分。蒋批了一个'阅'字,算是了事。
再举一两件来说说。我很想替蒋介石在重庆郊外盖一栋房子,以为城中官邸万一被炸的准备。有一天,随便谈起这件事,蒋问:'预备在什么地方盖?同去看看。'于是同车前往,看了还合意,说:“可以。”还说:“多盖几栋小房子,可以请老先生们来住。”并且就在那里举行野餐。过几天,忽然接到一张手条:'老鹰岩房子,不盖可也!'但我与何应钦商量,还是把它盖好了,蒋也并未说什么,不过为着敬老尊贤,以后让给林森主席住了。
又如有一次,蒋下手令,要记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的大过。这个手令,我没有交下发表,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杨宣诚并没有错误,发表不大合适,所以搁下来。有一天,我向蒋轻描淡写地说:'杨宣诚没有什么错误吧?'蒋不做声,不做声就是默认了。象这一类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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