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皆认为我在侍从室肯负责任，也有担当，有好多事情，我代蒋负责，替他做到。这不是我的专权、擅权，在我是想替领袖分忧分劳。处理一切事务，我始终是抱着这一个态度。随便举一两个例子吧。譬如关于军事方面的人事问题，按惯例，凡是在团长以上，特种兵在营长以上的任免，必须经蒋介石核准；这样，也就太多了。我就和何应钦商量，凡是报上来的，我只把少将以上的呈上候批，此外，概由我批上'奉谕照准'，再签上我的名字。这种处置，对蒋的职权也顾到，同时可以减少他的很多时间。
还有一次出去，看到四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内有一人是穿便服的，蒋即命：'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去办了，回来报告经过，蒋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副官把那张批示送给我看，问我怎么办。我说：'我负责任，把那张批示交给我吧。'我在原批后面，加上一批：'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同时，我电告军法总监，说：“这不过委员长认为一辆军用三轮车不能坐四个人，搭车的又是普通人，一时动了气，并非了不得的事，顶多问问，关几天也就够了。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到第三天，忽然宋美龄请我去，一见就问：'文白兄，听说委员长要枪毙一个人，这个人是遗族学校的学生，并没有犯罪呀！你想想办法，好吧？'我笑着把办理经过告诉了她，她欣然表示同意。
有一天，我陪蒋郊游，乘车往老鹰岩，在半山转弯处突遇四川公路局的一辆卡车冲过来，我同蒋坐在第一辆车，未碰着，而我们的第二辆车和第三辆车，都被撞坏了。马上停车，把司机抓住。蒋说：'至少要处以十五年监禁！'就把这闯祸的司机送到军法总监部去了。这司机本来疏忽，转弯不鸣喇叭，以致撞坏我们的车；但是因为只撞坏了车，没有撞伤人，所以只关了几个月，有人来说情，我就批准把他放了，蒋以后也并未查问。
有这么一次：一天，侍从室的一个股长，很慌忙地来见我，说：'主任，我要被委员长撤差查办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委员长觉得黄山的防空洞太开大了，问是何人办的，有人说是我叫军政部办的。委员长说：这还了得！谁叫他开这样大的防空洞？太浪费，非办他不可！请主任代我在委员长面前求求情！'我答应了，就写了一张条子送上去，大意是说：委员长爱惜人力、物力，是应该的，不过侍从人员对于领袖的安全负有责任，在这点上，似可予以原谅，免予处分。蒋批了一个'阅'字，算是了事。
再举一两件来说说。我很想替蒋介石在重庆郊外盖一栋房子，以为城中官邸万一被炸的准备。有一天，随便谈起这件事，蒋问：'预备在什么地方盖？同去看看。'于是同车前往，看了还合意，说：“可以。”还说：“多盖几栋小房子，可以请老先生们来住。”并且就在那里举行野餐。过几天，忽然接到一张手条：'老鹰岩房子，不盖可也！'但我与何应钦商量，还是把它盖好了，蒋也并未说什么，不过为着敬老尊贤，以后让给林森主席住了。
又如有一次，蒋下手令，要记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的大过。这个手令，我没有交下发表，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杨宣诚并没有错误，发表不大合适，所以搁下来。有一天，我向蒋轻描淡写地说：'杨宣诚没有什么错误吧？'蒋不做声，不做声就是默认了。象这一类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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