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军在井冈山根据地奋斗时期,袁文才和王佐是湘赣边威震四方的人物,他俩在当年的浊世之时,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逼上“梁山”相继投身绿林,安排部队,“杀富济贫、锄强扶弱”,在茅坪和茨坪遥遥相对,操控了整个井冈山。使用山高林密的天然屏障,灵敏指挥,将部队化整为零,神出鬼没,有利就打,不利就躲,历时一个多月,拖得国民党“追剿”军精疲力尽,不得不退下山去。
后来,秋收起义的部队来以井冈山,他们俩主动打开山门,接收革命军,立下头号功劳,尔后在惊天动地的井冈山奋斗中,共同成为红四军的高档指挥员,立下赫赫战功。然而,这对曾让豪绅地主丧魂落魄的“井冈双雄”,没有倒在弹雨呼啸的战场,却倒在“左”倾过错道路之下。
1930年2月24日黎明前,当时担任湘赣鸿沟特委书记的朱昌楷,带领人马闯进袁文才房间,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此刻,间隔袁文才住所不远处的王佐听见枪声,一贯警觉的他情知有变,即骑马往宁冈方向的东门外逃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掉,王佐等即涉水过河,水急河深,王佐等不会游水,即淹死在东关潭里。
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倒在了“左”倾过错道路的枪口之下。
当时,袁文才、王佐俩人手下还有一支700多人的部队,队员强悍,从来难以抵挡,被国民党清剿多年始终未能如愿解决。袁王两人牺牲后,当时,湘赣鸿沟各县的反抗政府和豪绅阶层,则看准了这一机会,使用各种途径蜚短流长,大肆挑拨袁、王旧部,还对袁、王旧部排长以上的家庭给予更为优厚的“劝慰”,送来免费送来了粮食、食盐等物资,其间还有耕牛。
就这样,袁文才旧部以谢角铭为首,联络王佐部下王云隆,联名给湘赣两省政府“电告反赤”。两省政府别离于第三天派出“劝慰大员”来到宁冈龙市,策划袁王旧部的“反共大业”。宁(冈)遂(川)边防捍卫团在茅坪成立,谢角铭为团总,王云隆为团副。
他们捍卫团以袁、王旧部为主,又招收了200余名团丁,加上国民党吉安驻军拨来的一批枪弹,使捍卫团扩充到700多人枪,实力与曾经的他们两人领导的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相差无几。捍卫团别离盘踞茅坪、茨坪、大小五井等山区,在客籍民众中实行反革命的军事化操控,掌控了赤军苦心经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导致了赤军寻机夺回井冈山的几次努力都先后失利。
向袁文才、王佐举起枪的朱昌偕,1907年9月生于江西省永新县东乡石桥水西村一农人家庭。因为父亲早亡,本就艰难的朱昌偕家更显穷困,只能靠母亲织布和给别人做短期工来牵强养家糊口。8岁那年,朱昌偕在舅舅的资助下,读了三年私塾。因家园遭受洪灾,家中无法再让他读书。他被逼脱离书院,回家给地主放牛。13岁时,母亲为他找到了一份在县城当成衣学徒的差事。三年满师后,他便留在县城,过上成衣师傅的手艺人生活。
后来,朱昌偕参加了革命并入了党,因工作积极开展,安排和领导工人努力生产,支援赤军,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许多青年工人纷繁参加赤军部队,他担任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湘赣鸿沟特委委员、常委,兼任永新县委书记、后来晋升为湘赣鸿沟特委书记。
1931年1月,朱昌偕当选为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委员,主持分委日常工作。因为受“左”倾过错的影响,以为湘赣苏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差不多完全被富农、流氓、AB团、改组派所操作”,并认定“原西路分委是被AB团把持,首要分子有朱昌偕等人。
在这种情况下,朱昌偕深感忧虑,为防备自己会被当作“AB团”分子逮捕,朱昌偕几经考虑,总算在8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乘夜逃往永新县高溪乡的梅花山,藏匿山洞之中,靠带上的口粮度日,以希望这阵风潮曩昔,再重新出来。但是,湘赣省委捍卫局发现了朱昌偕藏匿在梅花山,立即发动数百人大举搜山,一定要抓住朱昌偕。通过几天的搜索,朱昌偕现已粮尽水绝。最后在梅花山上开枪饮弹自尽。年仅24岁。
建国后,人民政府对朱昌偕的一生作出了公正而又客观的点评,以为他杀戮袁文才、王佐,是履行过错的道路所造成的,遂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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