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是由美军“摊牌作战”计划所引发的一场空前激烈的血战。
战前美军将领作了充分筹划和准备，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曾计划用两个营的兵力，不出5天时间拿下“三角高地”(597.9高地)和“狙击棱线”(537.7高地北山)。
他曾经拍着胸脯向“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夸下海日，要在这次最猛烈的攻势中创造一个奇迹，为美国总统竞选增光，为联合国的美国代表打气，为第8集团军的“光荣历史”增辉。
然而事与愿违，在这次大战中，“奇迹”确实被创造出来了，但赢得“奇迹”的不是范佛里特，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这次原计划为美军创造奇迹的“摊牌作战”，逐渐成为“一场残酷的、保全面子的狠命攻击”，到头来不得不在世人的嘲笑和自己的无奈中草草收场。
而范佛里特这位曾被杜鲁门总统誉为“美国最伟大的将军”，也没有能够保全昔日的荣誉，在这把由他自己亲手点燃的熊熊大火还未熄灭之际，就被宣布退役。
对于这次战役感受最痛切的还有一位美国将军，那就是曾经批准实施“摊牌作战”计划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
他原想新官上任烧“三把火”，不料却被自己点的火烧着了自己的屁股。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不久，克拉克便匆匆回国，在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及五角大楼“协商”后，他回到自己家乡。
坐在那暗淡的灯光下，克拉克握着沉重如铅的笔，在《从多瑙河到鸭绿江》这本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发自内心的独白：“金化攻势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其实无需克拉克将军以后的所谓“回忆”，对于这场大战，当时美国新闻界就有许多报道和评论。
美联社在其发出的消息中承认：“这次战斗是28个月的朝鲜战争中第二次损失精锐部队最多的战斗。这次损失仅次于1950年第8集团军在北朝鲜惨败时的损失。”
美国新闻界还评论：“这次战役实际上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
的确，上甘岭大战的结局是美国人始料不及的。
在历时43天的战斗中，敌我双方在3.7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投入了10万以上的兵力，进行了持久的拉锯式争夺，战斗激烈程度空前。
中外军事家曾评论：此次战役兵力、火力之密集，反复争夺之频繁，战斗场面之残酷，实为世界战史上所罕见。
据统计：“联合国军”先后投入的进攻部队有美7师和空降团、韩军第2师和第9师，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等11个团零2个营，此外还补入新兵9000余人，总兵力约60000人。
他们共发射炮弹1900000发，投掷炸弹5000多枚，出动坦克170多辆、飞机3000多架次。
志愿军坚守的两个高地，山被炸低了几尺，坑道被炸断，工事被摧毁。
然而，在如此险恶的情形下，志愿军打退敌人营以上兵力冲击25次，营以下兵力冲击650多次，成功进行了数十次反击，共毙、伤、俘“联合国军”25000余人，击落击伤敌机300多架、坦克40辆、大口径火炮61门，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进攻。
最令西方军界困惑不解的是，号称美国远东地区“王牌师”的美7师，在上甘岭战役中，竟未能攻下一个小小的山头，仅1天就被中国军队的守备分队所打垮。
的确，西方人很难理解这一既成现实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要知道，美7师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在太平洋战区的一支王牌劲旅，曾在与各国军队的交手中创造了无数辉煌的战绩。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让美军引以为自豪的“王牌军”，却在上甘岭上碰得头破血流，一败涂地。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联合国军”的惨败？这似乎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不解之谜。
在寻找“谜底”时，许多美国人将之归咎于月亮，认为“月亮女神”不属于美国士兵而属于中国人。
的确，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身披月色跨过鸭绿江，踏上朝鲜还在淌血的土地；正是披着月色发起几次大的战役，把侵略者赶到“三八线”以南。
难怪美国人畏惧地把中国军队的进攻称为“月夜攻势”，而志愿军战士则把月色看作自己的“保护神”。
其实，月亮对于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是公平的，它并不特别偏袒哪一方。
美国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不也是“利用”月亮，指挥着美军在朝鲜汉城的海港——仁川登陆，赢得了他“一辈子汗马功劳中最辉煌的军事成就”，并获得杜鲁门总统亲自颁发的“橡叶勋章”吗？
还有些美国人将上甘岭战役的惨败归咎于“士气”，认为军队没有斗志是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的确，在参战的美国士兵中普遍存在着浓郁的厌战情绪，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远渡重洋来进行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并惊呼上甘岭“成了屠宰场”、“变成了可怕的地狱！”
就连韩2师师长姜文峰少将也在战斗中公然违抗第9军团詹金斯将军的命令，拒不发起进攻。
战后他曾回忆说：“违抗命令，可能会解除我的师长职务，送交军事法庭。可是我认为，牺牲我一个，能拯救几百、几千人的生命……要我的士兵去替美国兵当炮灰，我不干。”
可能战后西方军事学家对于在这场空前残酷的血战中，联军士兵沮丧的情绪和极度低落的士气所形成的原因，也逐渐有所“反省”。
但他们对于同处在如此残酷环境中，且生存、作战条件极其险恶的中国军人，为何能表现出那样高昂的士气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却永远无法理解。
当年指挥“联合国军”作战的美军将领一边不可思议地诅咒中国军人是“用烈性酒麻醉了的疯子”，一边训斥自己的士兵“没有哪怕半点中国军队的拼命精神”，其内心的困惑和悲哀可想而知。
一些战场观察家们也不能理解中国官兵那种战至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钢筋傲骨，他们怀疑“这很可能是服用一种特殊药物的作用”。
总之，上甘岭战役中“强大”的联合国军为何惨败成了西方军界的难解之谜，以至若干年后，他们仍对当年血战中的难解之谜表现出“孜孜以求”的精神和态度。
以至于美国军事院校在研究中国军队课题时，把“上甘岭现象”和“雷锋现象”并列作为两项重要内容，并认为只有搞清楚了“上甘岭防线为什么突不破”，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军队。
对于美国人在“上甘岭现象”研究中能否得出一些真知灼见，我们姑且不去妄加评说，但“上甘岭现象”在世界军事史上能够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却是值得我们中国军人自豪和骄傲的。
这份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理所当然地应该为她的创造者——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军队所继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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