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走廊”（亦称“古苗疆走廊”“西南国家走廊”等）这一学术概念是2012年初贵州大学研究团队杨志强教授首先提出，在明代的文献中称为入滇“东路”或“一线路”，起点为今天的湖南省常德市，溯沅江水陆两路而上，经桃源、沅陵（明称辰州卫，下同）、辰溪、泸溪、怀化（黔阳）、芷江（沅州卫）、新晃（晃州）至贵州省，经玉屏（平溪卫）、岑巩（思州）、清溪镇（清浪卫）至镇远（镇远府、卫），然后改行陆路，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的施秉（施秉县、偏桥卫）、黄平（兴隆卫、黄平州）、凯里（清平卫）、麻江（麻哈州）、福泉（平越卫）、贵定（新添卫）、龙里（龙里卫）、贵阳（贵州卫、贵州前卫、贵阳府）、清镇（威清卫、镇西卫）、平坝（平坝卫）、安顺（普安卫、安顺州）、关岭（关索岭）、晴隆（安南卫）、盘县（普安州）等县市后进入云南省，经过富源（平夷卫）、沾益（沾益州）、曲靖（曲靖府）、马龙、嵩明（嵩盟州）等地后至昆明。经过湘、黔、滇三省的三十余县市，主线全长一千四百多公里、约八万余平方公里面积、二千四百余万人口及二十多个民族、族群分布其间。元明清时期，在文献上所称的连接湖广与云南的入滇“东路”是连接中原内陆与西南边疆间交往的第一首选要道，此外它也是在中国“朝贡体系”下与东南亚缅甸等国进行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的著名“国际通道”。从地域空间上看，“苗疆走廊”虽然主要指的是上述这条入滇“东路”（亦称“一线路”、“普安路”、湖广大路），但随历史时期的不同也在变化，如明清以前从贵州西北进入云南地区的“西路”骄道，明代从广西沿都匀北上且与“东路”骄道紧密相连的“南线”和奢香夫人修筑的“奢香九驿”，此外还有途径贵阳、遵义、四川纂江的“北线”，以及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连通的清水江、都柳江等水路，逐步形成以“东路”为主干道的带状交通网络体系，因此都可视为广义上“苗疆走廊”组成部分。
“苗疆走廊”是一个囊括多民族的民族走廊，许多民族在融入该走廊的同时也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融进该走廊的文化圈中。“苗疆走廊”上民族文化互动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既有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又有汉文化的普遍影响形成的“地域性”和“整体性”；是多元民族文化相互交错、碰撞，多种文化圈结构不断重新分化和重组的区域。如今的“苗疆走廊”像一根红线，把点状散列的“屯堡文化”、“傩文化”、“安顺地戏”等“移民文化”一线串起，体现了它多元一体格局的特色。“民族走廊”是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一般来说，在地理学上，“走廊”是指连接两个区域的中间狭长地带，“民族走廊”是指某些民族在沿着一定的江域河流、山脉等自然环境不断迁徙流动的过程中积淀在迁徙路线上的历史文化。对于“苗疆走廊”，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基本的历史常识，那就是“苗”不是特指现在的苗族，而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统称；“苗疆”起源于清代雍正年间制定的“苗疆缺”官僚待遇制度，后演变成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具有明确空间意义的地缘概念。在清乾隆年间，贵州全省、云南东部、四川大小凉山（打箭炉以东）、湖广边地、广西北部（庆远府，今河池以北）均属“苗疆缺”待遇区域。清代晚期以后，随着各地汉化程度的加剧，“苗疆”范围大幅度收缩，形成了“广义的苗疆”（贵州全省及周边）和“狭义的苗疆”（湖南腊尔山周边及贵州黔东南）两义。换句话说，苗疆走廊是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各方面不断交融而形成的一条文化走廊，而并非仅仅属于哪一个民族的。
自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开通“苗疆走廊”后，从东南亚、南亚及云南边疆进入中国内陆，就不再走唐宋以前的“灵关道”、“五尺道”（即南方丝绸之路的主线）进入四川，二是改道经贵州至湖广。这一变化对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国际贸易、人口城镇分布、汉族移民迁入线路、族群关系与文化交流等都带来重大影响。如1413年贵州建省即起因于此路，明清时期四川经济中心向东南部泸州、重庆转移，云南省政治经济中心从大理向昆明、曲靖偏移、湖南分省（1664年）等均与此路有关。同样的，这时期中原王朝对云贵高原地区实施政治整合的“国家化”措施，也主要是依托“苗疆走廊”从东向西，渐次控制西南边疆地区的。此前的“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主要是连接中外交往和中心区域与边缘地带的“商道”，而“苗疆走廊”则位于云南高原地区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地区，是一条典型的“国家走廊”（即“官道”），其差别可用今天的“国道”和乡间小路的差距作比喻。从“走廊”之定义看，“苗疆走廊”主要指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空间，它从两湖平原地区跨越到云贵高原地区，兼有平原、丘陵、高原、山地等多种地貌。所以，“苗疆走廊”主要是受到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影响，而不是依据山川地势等地理条件自然形成的，是兼具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体的多样性地域文化特征的民族走廊。简单地说，苗疆走廊相比其他民族走廊来说，更多是在国家意识的操控下形成的，兼容了地貌的多样性、民族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和国家意志和汉文化的一体性及整体性等特征，对周边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极为重大的，其多样性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形成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厚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