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有轰动世界的四大文物考古发现,即殷墟甲骨文、黑城西夏文书、敦煌遗书、居延汉简的面世,而其中西夏文书和居延汉简两大发现均在我区额济纳旗境内。
这两大发现一是自西汉迄于北魏600余年的古居延文化,二是自西夏到元代300余年的古黑城文化。在沉寂了千年之久之后,西方的探险家们终于发现了这两大文化体系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边塞背景,俄国的科兹洛夫、英国的斯坦因、美国的华尔纳、瑞典的斯文·赫定、沃·贝格曼纷至沓来,将黑城和居延的文物遗存盗挖殆尽,仅俄国科兹洛夫盗挖的古文物,就足够一个古代图书馆的藏量。这丝毫不亚于斯坦因对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和经卷的劫掠行为。由于居延塞和黑城地处偏僻以及传播的局限,多年以来却并不为许多人所知。前不久,笔者到了额济纳旗,看到虽然历经百年的风沙吹打侵蚀,科兹洛夫在黑城西北角挖掘的大坑依然清晰可辨,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被盗掘流落海外的历史见证和刻骨之痛,这些文化侵略者盗走的西夏文物壁画、手稿、塑像、铸像和其他珍宝总数以吨计,分散在世界上13个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里。我国近代学术的伤心史,何止仅仅是殷墟甲骨文、北京人头盖骨和敦煌莫高窟经卷文献的流失。
史载,自1205年开始,成吉思汗亲征西夏,多次用兵却未能征服,后来病死在西征的途中,他和他的继任者用了22年8次重大战争才灭了西夏。也许是抵抗过于惨烈的缘故吧,西夏灭国后,蒙古骑兵对西夏的建筑和文化艺术进行了毁灭式的破坏,西夏的许多珍贵典籍横遭劫灭,大量史籍文物被毁。更奇的是,元朝没有像修辽史、宋史一样修西夏专史,以致这个立国190年的王朝史料散失殆尽,西夏文化几尽遗亡,千年之后便成了“死了的民族、死了的文字、死了的历史”。黑城文物的出土发掘,弥补了这个遗憾,把西夏文明重新摆在了世人面前。
前不久,笔者亲自到黑城实地采访并查阅选录了部分史料,将西方探险家对黑城和居延文物的盗挖情况大致按编年的顺序给予整理,把破碎的史料尽可能条理化,以期勾勒出一个脉络相对清晰的轮廓。
最早来到额济纳河谷的是俄国探险家波塔宁,1886年,他开始了到中国西部探险的“弱水之行”,确认了黑城遗址的存在和出土遗物的情况,但当地的土尔扈特人拒绝告知黑城的确切位置和提供任何寻访方便,无奈之下,波塔宁只好返回俄国。随后,他写了《中国的唐古特——西藏边区与中央蒙古》一书,首次将黑城秘境公布于世。这本书和他的介绍,如同一本考古指南,使西方各国探险家们循着这些线索蚁附而至,对黑城和居延遗址的野心陡增。
在细细地阅读了波塔宁的书后,同是俄国人的科兹洛夫对黑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99年,他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额济纳河谷地,多方打听黑城的消息,如同波塔宁首次来一样,当地的土尔扈特人否认有任何古城的存在,科兹洛夫只能带着深深的失望去了西藏和新疆。随后的年月里,已在中国各地所获甚多的科兹洛夫对黑城仍没有死心。在买通了当地的蒙古王公之后,1908年到1909年,科兹洛夫又先后两次来到黑城,进行搜索挖掘,发现了一大批保存完好的历史遗物。他从黑城盗掘的文献有举世闻名的西夏文刊本和写本达8000余种,还有大量的汉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波斯文等书籍和经卷,以及陶器、铁器、织品、雕塑品和绘画等珍贵文物。他带回的来源于黑城的收藏品,有3500多件藏于冬宫博物馆,8000多件藏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科兹洛夫的第一次发掘,主要集中于黑城中部,第二次则将精力放在了古城的西部。1909年6月,位于西城墙不远处的佛塔被科兹洛夫掘开,完好无缺的数千种各类刻本抄本,数量达24000卷之巨的古代藏书,300余幅绘画精品,以及其他大批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使得俄国人成了上帝青睐的宠儿。原来,西夏国都兴庆府被蒙古大军攻破之后,黑城尚未失守,其间西夏国一些重要历史文献被转移到黑城并埋藏。到今天为止,有关西夏地下文物资料的发现,论数量、价值和规模,首推黑城的文物发掘。其中一本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更是尤为珍贵。这是一本双解字典,一方面用西夏字给汉字注音,并译其字意,另一方面又用汉字给西夏字注音,可以说是研究西夏文的唯一工具书,现代学者据此书才揭开了西夏文字的秘密。难怪有的学者说,西夏地下文物百分之九十出自黑城,黑城的文物百分之九十出自佛塔,而佛塔百分之九十的文物又被盗挖。现在,黑城地区保存下来的佛塔都有一个圆洞,内中的文化珍宝大部被科兹洛夫的驼队运走,造成了目前“要研究西夏文化先到俄罗斯”的残酷现实。
科兹洛夫挖掘黑城之前,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已经收买了莫高窟的王道士,在距额济纳不远的敦煌盗走了敦煌藏经洞中的大量经卷,当他得知近在咫尺的黑城被人捷足先登之后,心情一定极为复杂。1914年,斯坦因率领中亚探险队抵达额济纳,在已是城门洞开的古遗址内外进行了为期8天的挖掘,发现230册珍贵汉文古籍和西夏文书。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黑城的挖掘过程中严格遵循考古程序,详细记录了出土文献的地点和出土文献种类,后人经过分析研究就可以得知该地在西夏时期或为官署,或为寺庙,或为民居,这使得英藏居延文物的史料价值远远高于俄藏居延文物的史料价值。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早在1913年就在圣彼得堡参观过科兹洛夫的黑城所获。他从斯坦因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中了解了黑城。1923年冬,他和霍勒斯杰恩赶到了黑城并进行了整整10个日夜的发掘。但他的古城挖掘结果是懊恼和沮丧的,在挖掘的每一处,都能看到被挖过的痕迹,留下的只是一些零星残片和盗坑遗迹。他在失望中大骂科兹洛夫和斯坦因是“两头野猪”。即便如此,华尔纳还是挖到了几件壁画残片和3只陶罐,几十枚钱币等小东西。继华尔纳之后,当时潜入额济纳的一批日本人也介入了对黑城的文物掠夺,他们对挖掘的情况一直秘而不宣。而到了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带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黑城掘得一部《大藏经》,这部元刊本的史料和文物价值也同样珍贵无比。
最后说一说有关居延汉简发掘的情况。据有关资料显示,居延汉简首次发现于1930年,瑞典人沃·贝格曼在古居延遗址的大约30个地点发掘采集了10000多枚汉代简牍,汉代西北边疆由此掀开了神秘的盖头,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世界。居延汉简于1940年10月被秘密运至美国,暂存于国会图书馆。1965年,这批珍贵的文物又被运至台湾,至今仍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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