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中国国家馆有一件中国顶级国宝展出，它就是湖北省博物馆送展的明代针灸穴位铜人。然而我国历史上最早铸成的一具针灸铜人，还不是明代的针灸铜人，而是北宋的天圣针灸铜人。遗憾的是，这具我国针灸铜人的“始祖”，自宋徽宗时(公元1126年)被金兵从北宋都城汴京掠走后，就杳无音信了。 直到 1936年，一位中国学者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发现了一具铜人，他撰文提出，也许这具铜人，就是消失了800余年的宋天圣铜人。他的这一言论，让人们不禁追问：铜人“始祖”果真被找到了吗？ 西汉刘歆《西京杂记》曰：“(刘邦)高祖初入咸阳宫……复铸铜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缀花釆，俨若生人。”说明铜人最早是装饰性雕塑艺术品。1993年出土于中国四川绵阳汉墓的彩绘经络漆人，其头、胸、背、手部用红色描绘有人体经脉10余条，当为针灸穴位铜人之先声。 宋代以前，人们是用唐代《黄帝明堂经》上记载的穴位，作为针灸标准穴位诊治疾病。然而《黄帝明堂经》因唐朝末年的战乱轶失，致使后来的针灸取穴失去了标准。而取穴位置的准确与否，又直接影响针灸的治疗效果。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6年)，仁宗诏令国家医学最高机构翰林院医官院，制定一个新的针灸经穴的国家标准。医官院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王惟一。王惟一历任宋仁宗、英宗两朝的医官，他医术精湛，尤其擅长针灸。王惟一主持校订古代针灸学著作，总结了当时的针灸临床经验等，于天圣四年(公元1027年)完成了《铜人腧(音同“树”，shù)穴针灸图经》。这个新的针灸经穴国家标准，采用经络和部位相结合的腧穴排列方法，成了当时针灸教学和临床取穴的规范。仁宗有感于针灸图经“传心岂如会目，着辞不如案形”，再次给医官院下旨，根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造针灸铜人。 铸造针灸铜人的工程由王惟一负责设计，北宋朝廷组织全国的能工巧匠进行铸造，于1027年铸成了两座针灸铜人。据史书记载，这两座针灸铜人直立，身高和青年男子相仿，体内有惟妙惟肖的木雕五脏六腑，它们不仅可应用于针灸学，同时也可用于解剖教学，这比西方的解剖医学早了800年左右。 更为奇特的是，针灸铜人铸成后，被医官院每年用于针灸考试，在考试时将针灸铜人穴孔内注满水银，外涂黄蜡，铜人外表的穴位就被封的严严实实，只有“针入汞出”者方合格。这两座铜人，一座放在朝廷医官院，作为太医观摩练习之用。另一座放置在京城大相国寺的针灸图石壁堂，供百姓前来参观。由于它珍稀奇妙，争观者如堵，“资圣薰风”成为当时的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八景之一。 宋天圣针灸铜人的价值连城，就注定了它们命运多舛。 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攻破北宋的都城汴京，大肆掠夺奇珍异宝。从皇宫里的珍宝到民间的工艺品，都被洗劫一空，当然他们重点抢夺的还是两座针灸铜人，以及熟练的铸造铜人工匠。一些专家认为，金军之所以看重针灸铜人，除了针灸铜人在医学领域的价值，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它的原材料——铜的价值。 北宋采用以铜铸钱、镜子，而贸易致使大量的铜钱、镜子流出海关，造成缺铜。所以北宋朝廷在国内实行“铜禁”，而金国实行的“禁铜”措施，比北宋更为严格。金军在攻入东京后更是以抢夺金、银、铜器为主，两座针灸铜人显然是金人抢夺的首选目标。然而研究学者们发现，在金代的史书中并无针灸铜人的记载，那么针灸铜人究竟在哪里呢？专家考证认为，当时金军只是掠走了一座宋天圣针灸铜人，另一座则流入襄阳府。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称，湖北襄阳太守章叔恭(周密的舅父)曾获得宋天圣针灸铜人，而后为湖北襄阳府赵方的儿子赵南仲收藏。
靖康二年(1127年)，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继位，史称南宋。赵构登基不久，赵南仲将宋天圣针灸铜人献给朝廷。随后公元1232年，蒙古军队进攻金国的都城汴京。两年后金国灭亡，蒙古趁机派遣使节到南宋威逼索要针灸铜人。惧于蒙古的势力，南宋理宗赵昀只得将宋天圣针灸铜人作为贡品献给蒙古。蒙古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因宋天圣针灸铜人饱经风霜，伤痕累累，急需修缮，遂诏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宋天圣针灸铜人，阿尼哥经过四年的努力，终于修复如新。蒙古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蒙古始将宋天圣针灸铜人和宋天圣石刻由汴梁(今河南开封)移往大都(今北京)，放置在皇城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堂内，供人们观赏和使用。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占领大都，元朝灭亡。宋天圣针灸铜人和宋天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仍然保存在元大都三皇庙内，于是这座铜人便被收入明内府。明英宗正统年间，鉴于这座铜人在漫长岁月中已经昏暗不堪，穴位名称也已模糊不清。为了方便针灸教学、临床使用和传承，英宗下旨重新铸造一座新的铜人。
这就是著名的明正统铜人。
据史书记载，重新铸造的针灸铜人，和宋天圣针灸铜人不差毫厘。制成后的明正统铜人，被放置在太医院药王庙内。可是不久，蒙古派军队不断骚扰北京，明英宗为加强战备，开始加固京城的城墙。宋天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竟被劈毁，当作修城墙建筑材料使用。
到了清代，“明正统铜人”仍然受到极大重视与尊重。它不仅被称为“铜神”，还在太医院内专门修建了一幢“铜神殿”。在长达450多年的时间里，都被珍藏在明、清的太医院内。遗憾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太医院被俄国占领，明正统铜人不知所踪。显然，明正统铜人极有可能就在这时，被沙俄军队掠走了。
为弥补明正统铜人被劫带来的诸多弊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又仿明正统铜人铸造了一座针灸铜人，即光绪铜人，它身高为213厘米，是目前最高的针灸铜人。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明正统铜人不见了踪影，那光绪铜人又是如何仿制的呢？
据清宫档案文献记载，清太医院藏有一套康熙时期绘制的明代铜人明堂图。经过对照结果表明，光绪铜人与铜人图完全相同，光绪针灸铜人正是清朝的医官根据太医院珍藏的这幅铜人图制作而成。后来一直被放置在清太医院的铜神殿内，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65年、1973年和1983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拆除明代北京城墙的考古工作中，七方宋天圣石刻残碑，以及一段石雕碑檐仿木结构头拱残石，被陆续发现，为针灸、中医界所瞩目，也为宋天圣石刻的仿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宋天圣石刻残碑现分别展陈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们为研究我国医学史及针灸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1980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用上等青石，仿制了四块宋天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尺寸202×42×26厘米。仿宋天圣石刻现藏中国针灸博物馆。
针灸图经石碑与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今针灸石碑被找到，那么宋天圣针灸铜人又在哪里呢？
1958年，中国孙震寰医师访问前苏联时，曾意外在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见到一座中国古代针灸铜人，可惜没有带回任何影像资料。
后来，中国中医针灸研究所研究员黄龙祥，在一本国外医学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有一座中国明代铜人的文章，虽然配图与清光绪针灸铜人相同，黄龙祥认定该针灸铜人可能是明正统铜人。2003年初，黄龙祥、徐文斌等三人专程赴俄罗斯圣·彼得堡考察针灸铜人。在该市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中国展厅内，见到了他们魂牵梦绕立在大厅中央的那座铜人。
黄龙祥等人经过细致考察研究，证实圣·彼得堡博物馆所藏针灸铜人的姿势、服饰，与史料中记载宋天圣针灸铜人基本特征完全符合。铜人通高177.5厘米，与宋天圣针灸铜人175厘米左右的高度相近。最为关键的是，这座针灸铜人有精雕细刻的头发，并标示出前后发际，而这是宋天圣针灸铜人鉴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目前发现的国内外官修的铜人中，是惟一的一座。
据史料记载，明末崇祯帝时北京失守，在战乱中，明正统针灸铜人被毁伤头部，直到清顺治时期才被修补好。巧得很，这座针灸铜人也有一条通贯颈项的裂痕，以及清晰的修补痕迹。明英宗时，历经400年的宋天圣针灸铜人上的穴名，由于使用磨损和锈蚀等原因，有的字迹已模糊不清。现在该明正统铜人距今已逾560余年，这座铜人的穴名文字，用肉眼大多已很难辨识。但这座针灸铜人的经穴数量与定位，均与宋天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吻合。存世的针灸铜人中，仅这座针灸铜人可“针入汞出”，铜人体表有腧穴有654穴，352个穴名，经穴间无连接线。穴孔为1～1.5厘米深，直径25毫米左右，内端为盲端，以水银注入铜人体穴眼中，体表覆涂黄蜡，将经脉穴眼位完全遮盖。应试者若扎中穴孔，水银则从穴孔中流出。而且方法简单、稳定实用。
既然这座铜人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如此相似，那么，它会不会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呢？
史书记载，仁宗即位时年仅13岁，故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宋天圣针灸铜人铸造之际，正值刘太后临朝。刘太后父亲的名字中有个“通”字，为避其父讳，王维一将针灸铜人身上的“通天”穴名，改为缺笔的“通”字。但经红外线照相检测，发现这座针灸铜人“通天”穴名不是缺笔的“通”字，而是正确的写法。专家因此推断，它并非宋天圣针灸铜人，而是中国明正统铜人。专家推测，由于明代工匠无文物保护意识，可能将宋天圣针灸铜人当作废品，扔进熔铜炉了。
除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尓米塔什博物馆收藏中国明正统铜人比较有名外，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收藏的江户针灸铜人也闻名遐迩。
1936年，中国学者承淡安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发现了一具铜人，他撰文提出也许这具铜人就是宋天圣铜人。30多年后，一位叫陈存仁的中医专家，再次在日本东京博物馆看到了这座针灸铜人。日本医学界最初一直谨慎地推测着这座针灸铜人的来历，但当时的中国医学界已明确推断，东京博物馆里的这座针灸铜人就是宋天圣铜人。日本医学界随后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观点。
1979年底，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考察团赴日本，对该铜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研究，专家肯定它并非宋天圣针灸铜人。因为它与宋天圣针灸铜人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铜人是由12个部分分铸成，而宋天圣针灸铜人是由两部分分铸成。手臂的姿势也与明正统铜人有异。总穴位有365个之多，比宋天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记载的穴位361个多出了11个。体表分布经穴并非雕刻、错金工艺，而是用生漆髹的经脉线相连。其铸造工艺及制作水平，远胜于中国历代铸造的铜人。其次，与专家推测的宋天圣针灸铜人身高173～176厘米之间相差甚远，它通高仅162厘米。东京博物馆里的这座铜人为裸体造型，这与针灸图经所绘制的针灸铜人有所不同。
据文献记载，宋天圣针灸铜人并非全身裸露。那么王惟一在当时设计时为什么不把针灸铜人设计成裸体造型呢？专家推测王惟一在设计铜人时可能考虑到了中国传统礼教思想，如果把裸体铜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供认观赏，有伤礼仪大雅，而且帝妃也会偶然观看针灸铜人，让铜人穿着服饰即表示严肃又避免失礼。
后来，专家们发现了明代景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最后推测日本东京的这座针灸铜人，很可能是按照明代景泰(朱祁钰年号)《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铸造的。现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对这座针灸铜人的说明，已经作了如下修改：“铜人形，江户时代18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里的这座被误判了近半个世纪的针灸铜人，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在我国历史上，除了宋天圣铜人、明正统铜人、清光绪铜人这一脉相传的铜人之外，历朝历代竞相仿制出多种针灸铜人，甚至还出现了女铜人、儿童铜人。明清两代的官府和民间还铸造了一些铜人，如明嘉靖铜人、高氏铜人、蜀府铜人、半跪式铜人、清乾隆铜人、清雍正铜人等等。这些也都是我国中医界的传世国宝。
中国文物部门曾通过外交途径，向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尓米塔什博物馆索回明正统铜人，但遭到拒绝。为此，中国决定重新仿制一座明正统铜人。2003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成功仿制了明正统铜人。它的仿制成功，为针灸穴位的标准化提供了宝贵的参照系，对于理清针灸传承演变的脉络、解开学术界一些多年的困惑，也具有重要意义。其意义不仅仅是作为国家标准文本的一种重要载体和权威解释，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必将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本文摘自：《中国之韵》（2010年第八期）
来源：远志文化 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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