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桑切斯┃畜群的心态

国家在战争的莽撞中升格

文：丹·桑切斯/译：禅心云起

（本文发表时间为2015年）

伦道夫·伯恩有句名言：“战争是国家的健康”。长期以来，这句话被反军国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挂在嘴边。诚哉斯言！但伯恩言下之意，并非我们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那样。为领悟这句格言在伯恩未竟的伟大篇章——《国家》中的本来含义，必须清楚区分这三个常常令人混淆的概念：国民、国家和政府。

对伯恩来说，国民（或民族）是一群因文化相近而关系密切的人。而国家，是被集体动员起来进攻或防御的国民/民族。他区分了两者：

“‘国民’代表着和平、宽容、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概念。而‘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权力和角逐的概念，意味着一个处于侵略地位的群体。”

在伯恩看来，政府是“民族赖以组织成国家、履行国家职能的机构”，是“公共力量付诸实施的执法架构”。

自由至上主义者通常称之为“国家”的，伯恩则称之为“政府”。所以，他们将其著名格言通常解释成的，倘用他的话来表达就会是——“战争是政府的健康”。尽管也没错，可这并非他的本意。

对伯恩而言，国家不是一种寄生在被统治者身上判然有别的统治机构，也即“大一号的盗匪团伙”，就像伟大的穆瑞·罗斯巴德所洞察的那样。相反，他视之为全体人民的某种取向：一种弥漫在大众整体当中、赋予这种统治机构以生命活力和无上权力的精神现象。正如伯恩所说：

“政府是把国家付诸明确具体的不可靠者手中实际操作的理念。是不可见恩典的可见迹象。作为‘道成肉身’，必在实际层面有种种限制。政府是国家的唯一可设想形态，但决不与之等同。国家是一种永难遗忘的神秘概念。它的神奇之处及意义，处在政府架构的背后，指导着政府活动。”

伯恩解释道，在和平时期，国家很大程度上被束之高阁、隐于幕后；个人则更关心本身的事务和目的。但在备战时期，尤其在战争爆发以后，外敌在公众的想象中如艨艟巨影、赫然呈现。因此，国家陷入战争狂热，发展出加雷·加勒特所谓“自负和恐怖的复杂心态”。这种狂妄自大和卑怯惊恐（“要么战斗、要么逃跑”）的狂躁情绪混为一体，导致民众从文明人退化成畜群。人们寻求人数上的安全：出于单一目标（一个“伟大结局”）而合众为一地团结在单个机构的指挥之下。个人多姿多彩的舞步，让位于单一畜群的抱团簇拥、狂奔乱突，而政府则成为畜群的驾驭者。

伯恩写道：

“国家作为一个畜群组织，进攻性或防御性地对抗另一类似的畜群组织。”

战时，当“畜群意识”在一国中占据压倒地位，群体的“好战倾向”就奔涌而出，国家就从一个“神秘概念”发展成“自我实现”。这就是伯恩“战争是国家的健康”所要表达的意思。这句格言，说的是一种理念的蓬勃发展，整个社会的最后转折，而不仅仅是一家政府的扩张。

然而，战争也是政府的健康，政府作为独家指挥机构，是国家主义心态“乌合之众”集结其下的旗帜。处于迫在眉睫的战争紧急状态之下，人民：

“...在他们生活环境的方方面面，让自我受到严格军管、人身强制和精神扭曲，变成不折不扣按指令行事的毁灭工厂：对于别人的一切，举凡政府认定为有罪的，则统统予以肃清。公民抛弃对政府的蔑视和冷漠态度，让本身与政府的目标高度一致，恢复他所有的军事记忆和记号，通过人的想象力，国家再次生机勃勃起来，成为一个威严的存在。”

从经济上讲，这意味着该国的人力物力经历了“动员”转型：从满足个人消费者需求到全力奔赴战争的巨大转变。以这种方式，政府权力膨胀，威严扩张，消费者指导的市场经济，被政府指导的“战时经济”甚至是“战时社会主义”（正如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称的那样）所取代。

在战争狂热当中，个人意志为了“公意”而牺牲，后者名义上借助政府来自我表达。个人放弃其个性，以便像“合体金刚”那样凝为国家，就如同托马斯·霍布斯同名著作封面上所印的那个完整形体的“利维坦”。

正如伯恩所说：

“战争将目标和行动的导向，传递到最底层的畜群和最边远的支干。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尽可能迅速地与军事进攻和防御的核心目标联系起来，国家成为它在和平时期一直妄图成为的东西——对人间事务、态度和意见冷酷无情的决断者。”

畜群被动员起来，不仅对抗外国敌人，而且镇压群体内部的任何异议者。这些异议者抗拒被同化成“博格人”（译者注：博格人是《星际迷航》虚构的一个宇宙种族。博格人严格奉行集体意识，从生理上完全剥夺个体自由意识。博格人的社会系统由“博格集合体”组成，每个集合体中的个体成员被称为“蜂只”。）那样的蜂巢或畜群心态，拒绝加入蜂群或奔赴战争：换言之，抗击“国、内外敌人”。

正如伯恩所解释的：

“国家作为一座嫉妒之神，不会与竞争对手并立。它的主权必须抵达每个人，所有的情绪，都必须融入浪漫与爱国的军国主义刻板形式，作为国家畜群心态的传统表达。（...）在这架庞大的畜群机器中，异议者就像轴承之间的砂砾。国家的理想，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通往军事团结的不可理喻的动物蛮力。一切对这种团结的干扰因素，都会引起全力碾碎它的狂热冲动。”

国家镇压异议者所借助的，不仅有限制公民自由的政府政策，还有身为政府“业余代理人”的私人公民：通过斥责让怀疑者闭嘴，向当局报告批评者的“不忠”，甚至用自己的暴力手腕来保证畜群和祖国的安全。请记住，在伯恩的框架下，政府与国家决不等同。因此，国家所赋予活力的，不仅仅是政府官员，还有私人公民。正如伯恩所言：

“在各国，我们看到比君主远更忠诚——比政府远更爱国的群体——英国的阿尔斯特党人、普鲁士的容克贵族、法国的法兰西行动派、美国的好战爱国者。这些群体的存在，给国家稳舵正航，防止全民严重偏离国家的理想。”

这是对《福克斯新闻》之类媒体的一个十分恰当的描述，他们谴责奥巴马，因为他缺乏“爱国主义”、制造的战争还不够多。驻于肖恩·汉尼提体内的国家精神，甚至比驻于美国总统体内的还要强烈。讽刺的是，像汉尼提这样擂响战鼓的武力外交论者，通常会把自我想象成人中典范；然而，他愚钝莽撞的畜群心态，使他人性泯然而近于禽兽。

伦道夫·伯恩不是一名自由至上主义者，而是一名持异见的进步主义者。不过，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或许我们深刻而富有启发的术语，导致我们过分关注那些身居公职的驯畜人，他们驱赶、刈剪、榨取和屠宰如羊群般的我们，而对更根本的问题关注不够：我们的社会首先沦为受操纵畜群的“蛮牛”倾向，尤其当受到惊吓时。偶尔从伯恩象征论的角度思考，在这方面也许是个有益的矫正。

伯恩的术语和分析，在如何实现自由的首要问题上，也有深刻启发。国家活在政府受害者心中。仅仅颠覆一家政府，只会让畜群更加惊惶。国家不仅会从这种颠覆中生存下去，甚至可能反以这种情绪为生，因为惊恐万状的牲畜，在危机当中表现得愈来愈像畜群。这让新的驯畜师比老一代获得更多暴虐专制的权力。

国家是一种心态；本身即畜群心态。因此，它只能在心灵的战场上受到颠覆。一旦从精神上摧毁国家，大众从畜群全面转型成文明人，“政府”，就会像一个没有羊群的羊倌一样徒有虚名。那么，它就不过是一小股全副武装但被群众海洋包围的黑帮团伙。

即使选出一位“和平的”候选人成为总统，由于美国人民正被赶入更富灾难性的战争，实现这一切也变得更加迫切。愈来愈明显的是，打破把人变成兽的国家咒语，可能是我们避免被危言耸听的战争贩子及其恐怖主义共生体驱向自我毁灭——就像水牛被吓唬它们的狩猎者赶下悬崖——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