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 isabellaquintana,取自pixabay
2008年,华裔作家、制作人李怀瑜前往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参加北爱签订和平协议1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在贝尔法斯特西部的森林散步远足时,遭到一名15岁少年性侵。在这起不幸事件之后,她不只留下心理创伤、为自己身体是否会遭受感染担忧,还得独自面对医疗体系、检警单位、法院、媒体与世人的目光,最后她选择将这些经历与内心转折写入《生命暗章》。这部小说出版后,获得了2017年“非布克奖”(Not the Booker Prize)、SI Leed文学奖、《设计师》杂志十大值得关注的处女作等奖项。英国每日邮报评论:“令人痛心的故事侧写,关于可怕的罪行及其恐怖恶后果。富有勇敢且赤裸的绝佳原创性。”
近日,《生命暗章》由东方出版社引进出版。小说采用双线索交叉叙事,一个视角是受害者薇薇安;另一个视角是施暴的15岁少年强尼,这在这类作品中很少有。“我在事后不停思考两个问题。第一,这名15岁男孩到底在想什么,竟然对陌生人犯下如此罪行?第二,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会对我的人生造成什么影响?”李怀瑜说:“我不知道答案,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两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脑中,促使我写出这本小说。”
此前,在接受“Openbook阅读志”采访时,李怀瑜表达了希望通过书写来疗愈、陪伴每一颗受损的心;她同时用更大的同理心,刻画了加害者的心路历程,希望去除世人对性犯罪者的刻板印象,肯定彼此生而为人的存在。
黑夜骤然降临,她努力召唤星星:访非布克奖得主李怀瑜
Openbook阅读志
Q:本书是依据您亲身经历的事件书写而成,细腻地刻划人物内心的转折,剧情铺陈充满情绪张力。想请问您在撰写时是如何保持客观,将自己及小说角色分割,理性地述说事情经过?
李怀瑜:关于薇薇安(女主角)的描写,过程中确实为我带来极大的情感挑战。述说薇薇安的创伤、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以及忧郁的状态,我必须重温人生中最不堪的事件。身为作家,使用近距离的第三人称观点,确实能够拉开少许距离,让我得以回顾自身经历的创伤,尽最大可能重新以虚构方式呈现。
我进行了许多实验性写作,如何以语言准确表达薇薇安在特定时刻经历的孤立及分裂的感受。描写这些部分时,我确实哭了许多次。但我也隐约感受到因此获得的力量,因为我可以告诉自己:“看啊,我经历过那样的事,但都已经过去了。”此外,以个人的真实经历为基础来创作小说,让我自觉有能力控制创伤,这是我经历犯罪行为的当下所无法完成的事。
Q:在故事中分别描写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心境,我们可以看到加害者强尼的成长,甚至他成为大人后的心路历程。请问您为何会如此设计,又是如何思考原生家庭影响、形塑人格特质的重要性?
李怀瑜:若是少了强尼的观点,《生命暗章》将变成一本全然不同的小说,而我在写作的同时也会失去一些乐趣。藉由同理心描写强尼,我希望扩张同时身为作者与幸存者,在思考上的极限。我也认为,社会必须开始以“人”的角度看待加害者,包括他们的经历、教养,以及人格特质等,他们并非天生就是“怪物”,是这些事导致他们犯下性暴力的罪行。倘若,我们不愿意理解导致犯罪行为的各种因素,恐怕就永远无法预防此类犯行,未来也依旧会发生憾事。
没错,绝对是如此,我们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以及童年经历,在在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态度,最终也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然而,这些因素大部分却只是凭借运气而决定──毕竟,我们无法选择生在怎样的家庭、以及父母以何种方式扶养我们成为大人。因此,我认为绝对有必要考量,同样一个人若出生在不同环境,可能就会成为截然不同的模样。
Q:关于加害者强尼的角色形象及内心世界,您是如何揣摩其心理上的变化及思考逻辑?
李怀瑜:我希望读者理解强尼为何做出那样的行为。他从小在家暴环境中成长,由此学习到特定的厌女观念与暴力行为。强尼从小就是个贫穷的边缘人,而身为漂旅人更让他面临许多歧视——他认为世界不在乎他,那么,他又何必在乎其他人?因为他能获取的东西太少,致使他学到的是“有得拿就快拿”,毫不在意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什么后果。
Q:对您来说,写下这部作品是否为一种情感宣泄、精神净化的过程?
李怀瑜:由于我持续在写作,我认为写下我遭到强暴的经验,也是必然的事。发生了改变我人生的重大事件,我怎么能不用自己的笔去谈论呢?更何况,我知道这个议题关系到许多人。
事实上,遭受攻击后过了几周,我便写下《生命暗章》的序幕,由此产生写作这本书的灵感(受害者与加害者视角交替呈现)。但我知道,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做好准备,并且真正写出这本书。我必须与创伤经验拉开距离,才能好好诉说这个故事。
5年之后,当我终于动笔写下《生命暗章》,过程绝不轻松。但写出遭受强暴的经历绝对比实际体验来得轻松。而且写出来让我能够将自身的创伤转化为我所精通的艺术形式——成为具正面意义、有成果的作品,而这与真实经历恰恰相反。
Q:您曾经担任电影制片,这样的影像工作经验对小说创作是否有影响呢?
李怀瑜:确实,我曾经从事电影制片工作,后来改行写作,因此我依然热爱电影。我经常看电影,身为现代作家,我认为写作与影视叙事必须保持象征性的关系,因为读者、观众与影视关系密切。现在的读者不像过往的人们那么有耐性,他们习惯以视觉想象画面;而写作小说时,作者有机会深入探索角色的内心思想(这是电影做不到的)。因此,理想的小说家在诉说故事的同时,也必须在视觉动态描写与深刻内心思想之间取得平衡。
Q:透过这部作品,您希望如何改变或影响这个世界?
李怀瑜:我希望,有一天受害者们能以更公开的方式谈论经历,不必因此感到羞耻或遭受批判。同时,我也希望,有一天各国公家机关能妥善提供受害者需要的协助,并公正地将罪咎与责任加诸于理应背负的人。我愿意相信,那天一定会到来,而所有人都有力量参与推动及实现。
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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