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底到1950年2月,毛主席第一次访问了苏联,在这期间,斯大林主动向毛主席建议让他尽快编辑出版《毛选》。
编辑《毛选》这件事,不仅牵涉到中国,还牵涉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按照一般的规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选集的,只有导师才可以,而这都需要同斯大林商量才可以,不然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这次斯大林才特地主动向毛主席提起
毛主席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准备一下,开始整理编辑《毛选》了,但很快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了,而这么重大的工作,没有毛主席本人的参与又是不行的,所以此时就这么暂时被搁置了下来。
直到1951年3月初,彭老总指挥志愿军将“联合国军”赶到了“三八线”以南,战局对我们比较有利了,毛主席也有了空余的时间,这项工作才得以重启。
出于谦虚和维护团结起见,毛主席向斯大林提出:“我们因为长期处在战争中,作理论缺少研究,希望斯大林同志的帮助,派个理论干部来帮助我们。”
斯大林欣然同意,派了苏联大名鼎鼎的理论家尤金来到了中国。
尤金过去主编过苏联的《简明哲学词典》,还曾把毛主席的《实践论》翻译后送呈斯大林,这篇文章后来在苏联的重要报刊《布尔什维克》发表后,《真理报》又发表了评论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
正是因为尤金的翻译之功,一般的苏联人民都知道中国的毛主席是一个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理论家。
尤金对毛主席也是敬佩非常,他曾说:“我原以为中国没有马列主义,看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大吃一惊,他的哲学水平那么高,能把马列主义的哲学问题讲得那么清楚,是我没有想到的。”
尤金在《毛选》的编辑工作中,实际只承担部分工作,一般的文章他都不必看,但是像《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牵扯到整个马列主义的哲学体系的文章,都是要经过他看的。
《毛选》具体的编辑工作,由毛主席的“四大秘书”中的3位来负责,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他们三人当时都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另一位秘书叶子龙主要负责机要工作,所以不参加这项工作。
陈伯达还身兼马列学院院长的职务,胡乔木则是当时的新闻总署署长,所以他们平时并不坐秘书室的办公室,这样,田家英就成了具体事务的负责人,他每天都趴在秘书室的办公桌上孜孜不倦工作,所付出的劳动实际是做多了。
当时地位最高的陈伯达,实际上是付出最少的,但他在《实践论》、《矛盾论》这“两论”上所花的功夫最多,算是毛主席在理论方面的一个助手。
不过,大家并不尊重陈伯达,因为他看一般的东西都不认真,却对毛主席改过的清样看得格外仔细,甚至还常常在毛主席改过的清样上添上几个无关紧要的字。大家认为,毛主席改过的清样,将来一定是珍贵的文档,你陈伯达在上面添上那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陈伯达还总喜欢“贪他人之功为己有”,第一卷本来有个《本书出版说明》,是田家英写好的,陈伯达改上几个字,再让人重新打印送给毛主席,搞得好像一切都是他写的。
据参与编辑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回忆,田家英本来很尊重陈伯达,管他叫老师,后来就有点看不起陈伯达了,管他叫“老夫子”,带有讽刺的意味。这和陈伯达喜欢暗地搞小动作有很大的关系。
《毛选》的编辑是由蓝本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各大解放区都会经常性地将毛主席的讲话和文章编印起来,编辑委员会经过多方比对,发现由东北局编印的册子作为完整,就采用了他们的版本为基础,排版和字体大小也采纳了东北局的版本,可见当年东北局的同志们(具体工作是由东北局宣传部张凯丰同志主持的)对这件工作的重视。
当然,东北局的版本当初也参考了晋冀鲁豫版本的《毛泽东集选》,这个版本也比较好,是邓拓(建国后曾任人民日报社长)负责主编的,这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部毛主席的著作选。
编辑工作的第一步是编排目录,将毛主席历年以来重要的文章一一集合起来,从中调出最重要的、最具历史意义的文章组成选集,这项工作听起来很简单,但具体操作起来很麻烦,哪些入选,哪些落选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目录编排工作完成后,就送给毛主席等几位主要中央领导人给他们看,由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进行增删,目录中画圈的重点文章,还要特别送给尤金看。
目录编排结束后,就是具体收录了,毛主席的很多文章都写于战争年代,或者是数十年前。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报告》这些文章,就是在20年代年代写的,当时发表在《向导》杂志上;比如井冈山时期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原件是手刻油印出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际是毛主席当时的讲话记录稿。
这些都要反复比较,整理校阅,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以出错,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细致精密,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工作。
最后,清样通过之后,还要为入选文章作注释和题解,这些工作胡乔木和田家英都有参与,但专业性的主要由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和党史专家缪楚黄等专家负责。当然,有些注释和题解,毛主席看了不满意也会亲自修改,乃至自己重写。
由于大家齐心协力,《毛泽东选集》编辑的进度是很快的,从51年3月正式启动,同年10月就出版发行了第一卷,52年4月又出版发行了第二卷,53年4月出版了第三卷。第四卷出版较晚,到1960年才发行。
每一卷《毛选》的出版,都引发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一经问世迅速就被抢购一空,据统计,从1951年第一卷出版到1976年,《毛选》共印制了2.5亿套,其中包括少数民族文版、盲文版、外文版,堪称那个年代全世界最畅销的书目,而且没有之一。
一位参加过《毛泽东选集》校对的工作人员曾说:谁要把《毛泽东选集》三卷都念个三遍,五遍,十遍,保证他会写文章。把《毛泽东选集》校对完后,我原来不会写的字会了,不会的文法也会了。自那以后我写起文章来,就轻松多了。后来我能写出一些有点气势的文章,可以说就是得益于这个时期校对《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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