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写这一段历史，那就要说真话。
坦白地说，六十年代末，我是极不情愿下乡的。因为早在此三年前我就下了一次“乡”，那一次也是迫于无奈，因为我的父亲的成份问题，于是我这个“狗崽子”在高中毕业后，既不能留校做老师，也不能去搞四清，后来就被学校送到新场公社的一处林场过行劳动改造。
我记得，当时是一个名叫刘山海的学生送我去的。那山，大得吓人；那路，长得没完。我家本来就不富裕，可是那了山里，我发现山里人穷得就像是原始人。当时城里的空气很紧张，到大山里去避一避，其实也是一条求生之路。
然而，大山里的这股穷劲着实是令人失望。那里的许多农民都没有长裤子穿，有的妇女也裸着上身，甚至十几岁的大姑娘也是如此。山里的药材和山货不计其数，而这里的山民却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十天半月也吃不上一点荤腥。当时我为了吃上一顿回锅肉（每份半斤，三毛钱），要跑60里山路去公社街上的小饭馆……
正因如此，到了年底时，我被学校召回后便萌生了一种胆怯：如果去那种蛮荒之地，非但得不到任何锻炼，最后还会被落后与愚昧活活吞噬，只能改造成原始的山民。
到了六十年代末的时候，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发布后，我带着满腔疑虑踏上了征途。
那时我没想到，多年以后，这段经历成为了我的人生财富之一，我用这段经历写成了几篇小说，在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也引起了读者，尤其是知青们的关注，这是后话。
那时，最高指示形成的冲击波势不可挡，更何况我们这一类家庭有问题的。那时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最后终于横下一条心，跟随学校首批同学去了大巴山脉的宣汉县，插队落户。
就在临要出发前，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武斗一打就是半年，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都揣在衣袋里，这一揣就是大半年，我成了没有户口的城市游民。在这期间，城里斗争越演越烈。我的父母成了清理阶级队伍斗争的重点。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仿佛已经不存在，变得毫无意义。
我在床上整整睡了三个月，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每天望着天花板，无言无语……几年前，前程还是如花似锦，如今竟然落到这种对生活、生命感到绝望的地步，反差是这样巨大，实在是难以接受。那一年，我21岁。
年底时，终于跟着几个同学下乡了。第一天出工，干农活，晚饭我们煮了七斤米，五个大小伙子，吃个一干二净，米汤不剩。
还有一次赶场，没割到肉，居然打到菜油，五斤。到底是想吃肉，太馋了，最后就买了100个鸡蛋。回来后，我们挨个敲开，然后架起大棒棒，用洗脸盆开始搅蛋液。最后一人双手抱定在灶头上，一人烧火，锅里的油冒类图了以后，有人倒计时，然后一盆蛋液倾盆而下，另两个甩开膀子开始炒蛋。100个鸡蛋，我们五个人，一餐分而食之者。
“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是当年最时髦的口号。虽然我们的双手打满了血泡，可是从未吭过一声。我们生产队太穷了，每个劳动日只有两角多钱。年终分红时，扣除所分的各种粮食和柴草外，我最后只剩下8元4角钱。我一口气跑到场上买了三斤猪肉，邀来分散到另一大队的两个女同学，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剩下一点钱，便盘算着给妈妈买点什么日用品。
妈妈太苦了，吃尽了人世间的千般苦头。
人生的确无常，但只要你奋斗，你不屈不挠， 就会达到一个新的顶点。苦痛有时也会变成一种动力。往事如烟。当我写成这篇粗陋的小稿时，心中依然对几十年中帮助过我的人充满感激之情。
历史没有亏待我，历史是一笔财富。这是我心中的真话。
（杨大力，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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