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锐
今年夏天,我被辞退以后,就回了老家,打算休息一阵,过几天清闲的日子。我找来以前的旧手机,把通讯录从A翻到Z,挨个打过去。除了几个令我犹豫的名字,和一半左右的空号,其他人悉数寒暄。“你好,打扰了,我是xxx,还记得吗?”“是我是我,你在家吗?有空出来玩啊。”熟的不熟的,都约出来吃饭。有时我请客,更多的是对方请。
提到霍明的时候,我正坐在两个老同学的对面,往碗里的鱼头上弹烟灰。我们本大可不必提到他的名字,可是这顿饭吃吃停停,已经一个多小时。我们把各自的工作与生活,菜的味道,泡妞的经历,对学生时代的怀念,对结婚的恐惧,已经聊了个遍,烟也吸了一包半。本来还有个做销售员的同学坐我旁边,总想向我们进一步介绍他的工作,未果,想挑起关于国际形势的话题,也被我们掐灭,终于在两分钟前接起一个电话,向我们道歉后,没有结账就起身离开了。
“没意思啊,“坐在里侧做工程的同学说,“上学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外侧的律师助理对着手机屏幕傻笑,没回应他。
做工程的推了推眼镜,望向我。他戴着远视眼镜,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他的眼球像是挤在玻璃瓶子里的香槟,即将从镜框里喷射出来。
他说:“我记得你以前和霍明的关系也挺好吧。”
我说,“嗯,以前。”
他咧嘴笑了两声,牙齿白得不像是抽烟喝酒的人,“他在我这背过几万块钱的债,我还是上门找了他爸,才把这笔钱给要回来的。”
律师助理抬头看了他一眼,嘀咕了一句:“你这不厚道啊。”
做工程的说:“你懂什么,你跟他又不熟。对吧。”
他又转向我说。“你应该见识过吧,他花起钱来跟公子哥似的,我也是没辙才找的他爸。不过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他现在好像做了警察。要不要叫出来?”
我们都没有反对的理由。
霍明坐进律师助理的车时,底座嘎吱一响,往下沉了一截,像一艘摇摇欲坠的小艇。上初中时,他是我的同桌,白白嫩嫩,是个还没长开的小胖子,每天躲在课本垒成的城堡后面呼呼大睡。做不出题的时候,我会隔着衣服,把手指塞进他肚子的褶皱里,上下三层,起伏如平稳的海浪,手指在里面,和他沉入到同一场梦里。如今,褶皱被更多的肉填满,连成一个光滑完整的球。十多年过去,他已经彻底长开,身型壮硕,吹过的风沙也印入到皮肤里。只有手丝毫没变。中学时代,班上的同学,不论男女,都捏过霍明的手。他的指节修长,手掌柔软,夹起烟来有一股怪异的阴柔感,让人联想起太宰治小说里的人物。以前我总对他说,你是个天生的音乐家,你应该去学钢琴。但他并不懂音乐,甚至连撒尿时的口哨也吹不好。
他一见到我,就用胳膊夹住我的脖子,给了我一拳,“多少年没回来了,啊?连个音讯也没有。”我把手撑在肮脏的布面座椅上,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他意识到我的尴尬,迅速抽回手,转过头去,从裤兜里掏出烟来,给我们一人发了一支。
那一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四处兜风,开无聊的玩笑。我和霍明被掩埋在嬉闹之中,绕开了许多本该去谈论的话题。临近午夜时,做工程的把我们挨个送回去,互相承诺有空常联系,我在家的时候可以多找找他们。我允诺后,很自然地把这事儿抛到了脑后。
第二天上午,我在家门口的早餐店排队买热干面的时候,霍明打来电话,问我今天有没有空再见一面。他的声音里有一层低沉的水雾,不像昨晚四个人一起谈天时那么兴致勃勃。
我太熟悉他声音里的那层水雾。许多年前,当他刚从浴缸里爬出来,披着浴袍,光着脚,嘴里叼一支烟,在他空旷的家里寻找一个打火机时候,就会用那种带着雾气的嗓音跟我说话。“你莫光站着,快来帮我找。”他嘴里与皮肤上的水汽会慢慢浸进那支烟里,让它变得疲软下去,逐渐透明。
那时候我们还在读高中,同在一所半封闭式管理的寄宿学校,但并不同班。所谓半封闭式的意思,就是能办下走读证的学生,可以随意出入学校大门,其他人则只要靠近校门二十米内,就会被门卫警告或驱散。但在我高中三年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人拿到过那张神秘的走读证。
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情,我觉得另一种解读方式,更能体现出半封闭式的含义:学校的围墙上有两处近似缺口的地方,一处在南端,宿舍楼附近,墙顶的玻璃渣被人用石头细细磨平了,被我们称作南门;一处在北端,大门附近,铁栏杆顶上有一根尖刺被人砸弯,被我们称作北门。南端的那个靠近网吧,晚上出去通宵的人从这儿走;北端的那个靠近餐馆,逃课或加餐的人从那儿出。
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默契,即使是老师或门卫经过这里,也会扭过头假装没有看见。反正大门是不许走的,交了学费又不想学习的混子们,想要出去玩,就得各凭本事。于是,在我们学校,读书和翻墙,总得会一样才行。而且,在我们的观念里,只有那些学不会翻墙的软蛋,或者没胆子逃课的■,才会认命地弯下腰好好读书,去谋求那条更艰苦的路。
我和霍明都是會翻墙的人。不光会翻墙,而且是身手矫健的佼佼者,所以我们连南门北门都不屑于走,专门找教学楼附近,透过教室窗户就能看见的墙。助跑几步,沉住下盘,心里想着一个讨厌的人,对着墙壁飞蹬一脚,手臂轻飘飘地搭上墙沿。再往侧边伸出条腿,身子就能甩到墙外的世界去。霍明比我高,也比我重,在伸腿的环节,需要我在后面推他一把。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他几乎每次逃课都会叫上我。
黄金时间是在下午第一节课后。再早出去的时间太长,比较危险,再晚出去的时间太短,这风险就冒得毫无意义。出了学校,直奔他家,一两公里的距离。我想晃悠着去,霍明是个公子哥脾气,骂我抠门,非要打车。付账的时候又总在裤兜里摸来摸去,假装没看见后视镜里司机的眼神。最后我给了钱,埋怨他两句,他再骂一次我抠门,“裤兜太深,多摸几下不就有了。上去请你喝冰水嘛。”
我在他家度过了许多个下午。他的姥姥庇护我们,答应替我们保守逃学的秘密。他家是个双层结构,我们在旋转楼梯上的房間里打游戏,每隔一会儿,姥姥就会把他叫到楼下,交给他点儿什么。两杯水,或是刚刚洗好的水果。她腿脚不便,无法弯曲得太多,走不了家里那个狭窄陡峭的楼梯。
楼上的房间对姥姥来说,是一个从未踏足过的地方,她只能永远地待在楼下,在大厅、厨房和她那间永远拉上窗帘的暗沉房间里来回走动,脚步碎得像在发抖。或是在餐桌前的椅子上坐一会儿,起身把放在桌头的果盘挪到桌尾,把被罩一角的褶皱抖平,唤几声霍明,通常十次会有三次得到回应。
相反的,我会尽量减少在他家的一楼逗留。进门和姥姥打招呼后,我就溜到二楼不再下去,除非霍明扯着我下楼吃饭。
我讨厌一楼的那片空间。摆在电视墙旁的柜式钟摆,像一柄沉闷的大锤,每秒敲击一次,声音大得吓人,把整个屋子笼罩其中。只要待在那里,就无法不意识到,时间是一个多么坚硬而危险的东西,它扣击在四周的墙壁上,仿佛死神的指关节。即使窝在二楼的房间里,把游戏声开到很大,依然能听到余音穿门而来。我问过霍明,为什么不把那个蠢钟给扔了,这不利于健康。他告诉我说,习惯了。
但我从来没告诉过他,我还有另一个不喜欢下楼的理由。我有点害怕他姥姥。
其实我也无法说清,那是否真的是害怕的感觉。与对蛇、对山谷、对噩梦的那种恐惧当然有所不同——那是一种一旦进入视线,随即就会钻入脑中,需要用力才能甩开的不适感。
面对他姥姥时的恐惧,就像正对着一面歪扭粗糙的镜子,让我局促不安,无所适从。面对它时,我无法看清自己的面貌,也不知应该摆出哪种姿态才好。因此,每次进霍明的家门之前,我都要在门口的防滑垫上多蹬几下鞋底,进门以后赶紧弯腰脱鞋,开始对鞋尖有没有对齐、摆放是否工整产生莫大的兴趣。
“来啦,哎呀,真懂礼貌。”他姥姥这么说道。我哈着腰叫一声姥姥好,转而捋起袜子上的褶皱来。
“我们要可乐,冰的。”霍明说。
等他姥姥用颤抖的手把霍明的两条胳膊从上到下捏一遍后,她会转身朝厨房走去。这时,我们上楼,打开电脑,把书包放到飘窗上,霍明会在他姥姥的吆喝声里下去拿水。
其实,我常会偷偷地观察他姥姥。她太矮小了,而且每次见似乎都比上一次更矮小一点,仿佛正在一点点缩回孩童的状态。
她患着一种奇怪的病,会一刻不停地打哆嗦。说起话来,语调会被头部摆得乱飞起来,有时一个音尚未吐完,又被舌头甩回了口腔里,听起来含混不清。手和腿脚也时刻颤动着,仿佛总有一股冷风缠在她的腰上,使她不受控地打起寒战。我第一次来时,就想问霍明怎么回事,但他并无向我解释点什么的意思,我也就没有问出口了。
他姥姥使我想起我的姥姥。但我其实没有姥姥。这对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妈妈说,在她17岁那年,她和她当时的小男朋友在课间的楼道阴影里接吻,相互抚摸,被准备回办公室拿书的老师撞个正着。在那个年代,过早萌生的情欲是一头可怕的怪兽,足以吞没一个人的命运。妈妈被开除了。每当谈论起这件事,她就仿佛又回到了拎着书包离开校园的那个时刻。她说,那天姥爷穿着沾满深色油渍的工作服来领她回家的,只对她说了一句话:“明天来厂里报到吧。”
姥姥则表现得更加痛苦,整晚不停地和妈妈争吵,用最刺耳的话咒骂她。后来的许多天里,整个屋子都成了她们的战场。不到一年的时间,姥姥被查出乳腺癌,不久就死去了,那时,工厂即将倒闭,妈妈刚刚成年。
尽管我们都说,和她没有关系,但妈妈总觉得,癌细胞就是在她被开除的那天晚上凭空出现的,并在那些让人绝望的争吵中得到了滋养。
我没有见过我的姥姥,连照片都没有见过。听过妈妈的讲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想象姥姥的模样。我猜想,她应该很瘦,但整个身子往里扣着,显得很沉重,乳房无力地吊着,像两个没法扔出去的垃圾袋。她应该是充满愤怒的,但最终还是被生活搅拌成了绝望。
后来,我不再想象了。见到霍明的姥姥后,我又开始想了。但霍明的姥姥显然和我姥姥——或者说我想象中的姥姥——不太一样。她更矮小,更透明,更像一道漂浮在房屋中的阴影。
有一次我问霍明,姥姥叫什么名字,他那会儿正夹着一支烟,头从打开的窗户缝里伸出去吸着。他愣了一下,说:“你这什么问题,我不晓得啊。”
我说:“你不晓得你姥姥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哪晓得,我爸叫她妈妈,我叫她姥姥,买菜的叫她吴婆婆。我没事叫她名字干什么。”
他在窗沿上摁灭了烟头,顺手朝外一甩,按下开机键,问我:“你今天要玩哪个英雄?”
我们在二楼房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游戏。但那里只有一台电脑,我们只能换着玩儿,一人来一局。大部分时候,他都会赖皮,趁着那局快结束的时候,让我去他书房的抽屉里找一支烟抽,是从他爸爸那里翻出来的黄鹤楼1916。或是叫我下楼帮他拿一点吃的,趁此机会偷偷再开一局。
晚饭之前,霍明会在二楼的浴室洗个澡。他一天要洗两次澡。听到水声响起来,他姥姥便进了厨房,开始做晚饭。一般只做我们三个人的饭菜,若是看到餐桌上的菜品更丰盛一些,我就知道,今晚霍明他爸要回来,我便默契地不会留宿。晚饭后,我自己搭公交车回学校,从墙外面翻回宿舍里去。
“不在他爸要回家的晚上留宿”,这成了我们之间一种默认的规矩。我们遵守这个没有理由的规矩,直到那件事情打破了它。而这种规矩一旦被打破一次,就立刻无效了。
这本是一个无所谓的规矩,打破它的那件事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的许多时候,我总是反反复复地想起那天的事来。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五,我们本来并没有打算去他家。按照学校的惯例,星期五下午的最后一节是没课的,专门用来大扫除。那是周围网吧最紧俏的一段时间,第二节的下课铃一响,南北门前排满了人,有感觉排不上的,甚至大着胆子会去试一试往学校的后门冲,盼着趁门卫给住在学校的老师家属开门时一起挤出去。
我们和霍明班上的几个同学说好了,一起去网吧开黑,第二节课下了就走,已经有人提前出去,在网吧占好了位置。
然而,课还没下,他就开始闹肚子,用他的话来说,“像有人把擀面杖塞进了他的肠子里。”放学之后,我让他的朋友先走,我们随后就到。
等到他一瘸一拐地从厕所走出来的时候,校园里已经响了萨克斯曲《回家》。扫除结束了,想离校的人已经离开,其他人回到了教室或者宿舍,远处的操场上偶尔传来尖锐的哨声,有人在那边踢球。
“还去吗?”我说,“不知道位置有没有留到现在。”
“去看看再说。肯定是早上的面不卫生,再不到那家吃了。”
“那走呗。”
我们绕去离网吧最近的南门,还有人在排队,大概是一个宿舍的人,相互推搡着,在墙根的落叶里捻来捻去。我们站在远处抽了支烟。霍明往地上吐了口痰,拉着我去教学楼那边。
“日他妈,没那个本事还非要占着门不走。”
我撇了撇嘴,踩灭了烟头。
当我顺着记忆的扶梯攀爬回那天下午,我不可避免地一次次想起,从南门走向我们常翻的那道墙的路。我们的心思全放在网吧的座位到底有没有被抢走这件事上,全然没有意识到那种奇异的静谧。
是否有风?路上还有别的行人吗?我有没有注意到教学楼的窗子里飘出的争吵声?我没什么把握。只有一种仿佛在泳池里泡久了的困倦感包裹着我。我打了两个哈欠,用唱歌似的语调喊出来。霍明催促我走快一点。
助跑了两步以后,霍明蹬着墙向上一跳,大概是刚才把力气都拉进了厕所里,他手没抓稳,掉了下来。“看来今天不适合出校。”我说。
“少废话。”他松了鞋带,重新系牢,再蹬一脚,顺势搭上了墙。我正准备推他,听见背后“咚”的一声,回头往教学楼那边望去。
“操,什么东西啊?”他一条腿搭在墙沿上说。“抓不住了,快推我撒。”
我没有回应他。
“别闹我好不。”他转头看我,我正向着教学楼的方向慢慢走去。“你妈……”他摔了下来,一屁股坐进了泥里,眼睛盯着我步子的方向。
那里趴着一个人。背着书包,脸贴在水泥砌成的地面上,看上去有点冷。她的另一只鞋挂在教学楼下方的灌木丛上,像一只被击落的麻雀。
霍明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喊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教学楼的窗户里传出一声尖叫,像一声集合的哨响。我抬头向上望,想辨认出她到底是从几楼掉下来的。但是辨认不出,所有的楼层都有人探头,许多人从远处朝这边走。霍明又喊叫起来,这次我听到了,回头一看,他迅速蹬上了墙,独自翻了出去。那时我离趴在地上的女生已经很近了。但我转身跑向霍明的方向,我从未如此害怕过被他抛下。
翻过墙的瞬间,我看见霍明蹲在地上。我朝那个女生的方向看了一眼,人群即将把她包围起来。从缝隙中,我看见她没穿鞋的那只脚上,袜子卷曲起来,脚后跟露在外面。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帮她把袜子拉上去。我这样想着,人已经落到校外的地面,什么也看不见了。
谁也没有再提网吧的事。我们像两个逃离作案现场的凶手一样,搭上一辆路过的的士,直奔他家去了。
事实证明,人在面对创伤记忆时会自我保护似的选择性遗忘,这一理论大约是错误的。无论时隔多少年,那个下午所发生的细枝末节,我依然记忆深刻。也或许,对于两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一个陌生的女孩突兀地出现在学校的水泥地上(简直就像从地底浮出来一般),和初三某个周日的上午,我在河堤上观看到的日食属于同一类事情。那种笼罩住我的谜语般的沉默,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它并不属于我们的生活。
那天晚上,他姥姥做了顿丰盛的晚餐,但我们谁也没有提离开的事情。他姥姥在收拾碗筷的时候喊了霍明一声,没有回应,她就渾身颤抖着洗碗去了。
我们躲藏进他的房间,没有人开电脑。霍明去洗澡的时间比平时更早,他从浴室回来时,身上漂浮着温暖的雾气,他一言不发地坐在床头,往脚腕上喷了点儿云南白药,呛人的药味与烟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我开了点儿窗。
“操,应该是翻墙的时候扭了。”他说。他的脚踝没肿,反而苍白得缺乏血色,就像那个女孩的脚。我转过脸去不再看他。
午夜,我被楼下叮铃哐啷的声音吵醒,应该是他爸爸。没过一会儿,巨大到不可思议的鼾声传了上来,又被节拍器似的钟摆声切碎。我背对着霍明,在黑暗中聆听了一会儿,霍明不打鼾,我没法判断他到底是不是醒着。在他家入睡,本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下恐怕得失眠了。我这么想着,但还是很快就睡着了。
那个周末不放月假,但我们还是在他家多待了一天。他爸在我们起床之前就离开了,没准连家里多了我这么个人都不知道。
霍明早上照例去洗了个澡,等他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点心慌。他家的钟摆声还要响起许多次,才能把这一天耗尽,我不想他走进房间后,出于无聊跟我聊起点什么,什么都不可以。于是,在他趿着拖鞋进来找吹风机的时候,我说:“反正今天不去学校,陪姥姥买菜去吧。”
他关上柜门,扯着吹风机的线说:“随便。”
十分钟之后,我们扶着他姥姥出门,我一直在姥姥右边,想把她手里的菜篮子扯过来,他姥姥说:“不用,不用。”我们跟在姥姥身边,顺着她的步子行走,从家门口到马路上的那段小斜坡,就花了四五分钟。霍明步子大,总想走得快一点,他不知道菜场的位置,走了几步又折返回来。
我扶着他姥姥,她的小臂细得像一根手指,随着步子轻轻扯动着,仿佛想要挣脱开来。我看她有点喘,几乎快要被我拖着走了,我说:“您走慢点,我们不急的。”
“孝顺哦,孝顺哦。”她笑了起来,露出几颗结石般的牙,“老了就是容易累,步子都迈不开咯。”
霍明说,“要不中午我们做饭吧,你休息下,别累着了。”
“你要是心疼姥姥,就少逃点课,免得我担心。”姥姥说,“你们年轻人事情多,做饭还是我来吧。”
“那我们给你打下手。”
但我们没有打下手。回去之后,我们回霍明的房间打了两把游戏,饭就做好了。
那天,我们没有谈起昨天发生的事情,在香烟、游戏和时断时续的沉默里,一个新的规矩悄悄树立起来。我们从来没有聊起过那件事情。
晚饭之后,霍明说,还是回学校吧,一天不在,怕老师要告状了。我说,好。霍明主动去洗碗,我收拾我们的书包,刚走下旋梯,他姥姥凑过来,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说:“你是个好伢,带着点明明,别让他学坏了。他爸管得少,他又不爱听人说。”她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霍明正在把洗干净的碗放回橱柜里。她说:“跟你玩的时候,明明也比平时开心一些。以后多来,想吃什么跟姥姥说,我做给你吃。”
回学校的车上,霍明本来打算睡一会儿,我拍了拍他,说:“你多关心下你姥姥。”
他说:“还用你讲。”
从那之后,我去他家去得更频繁了,有时他爸在,我们也过夜。霍明说有题要问我,所以把我扯了过来,他爸便默许了。
我逐渐开始适应他家的钟声,和他姥姥之间的话也多了起来。
霍明找借口霸占游戏的时候,我就会溜到楼下,坐在餐桌上慢慢剥一个橘子吃,等着他姥姥过来扯着我讲她小时候发生的故事。故事断断续续的,从她出生的那个荒凉的大院子开始,讲到如今已经消失的男人们尚且年轻时淌着酒气的骂声,讲到女人的脚,冒着浓烟的火焰,钢铁,已经忘记面孔的母亲。有时候,她会突然岔开,讲一讲听说是在同一时段发生的别人的事情。讲到兴起,我会再剥一个橘子。直到楼上传来霍明的喊声,我们把这一页记忆折个角,等着下次再翻起。
然而,一个多月后,他姥姥便去世了。
那天晚上,距离高二的期末考试已经不到一周。具体是星期几,我记不清了。从听他姥姥讲故事开始,我大概去了他家四五次,气温爬升得很快,潮湿的热气像柳絮一样,从远处飘飞而来,我和霍明在学校附近的批发市场买了一大袋雪糕,塞进他家的冰箱里,准备用以消磨即将到来的酷夏。
“就一把,打完就写作业。”晚饭以后,霍明嘴里还嚼着饭,在楼下到处翻找打火机。我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他,他光着脚朝楼上跑去。
“你不去玩吗?”他姥姥说。她围着餐桌慢走着,忍不住地打嗝,一边双手交叉揉着肚子,像是要把胃里稀少的食物揉碎。
我把盘子里的剩菜用保鲜膜封好,放进厨房,方便晚上霍明他爸回来加热着吃。我说,“快考试了,等他休息一会儿,还得写作业呢。您上次讲到您父亲走了以后,您就没去上学了。然后呢。”
“快考试了,等你们考完了我再讲吧,暑假多来玩啊。”他姥姥说,“夏天我做绿豆汤你们喝。明明说我做的比你们学校里的好喝,每年夏天都要我弄,还要冻成坨子吃。”姥姥挤着嘴笑起来,从她有些歪斜的脸上,我完全没法看出来任何青春来过的痕迹。
我说,好。
他姥姥说:“你去吧,我回房里把昨天的电视看完。”
那是她说过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很多次,我在学校和霍明一起抽烟的时候,他都旁敲侧击地问我,姥姥说的最后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我说,就是这句。一次又一次,我重复着这句话,一直到烟吸完,我们都不再开口。我总觉得他隐隐地恨着我,每次我说出这个平常无奇的句子后,他的恨意都会更沉重一分。
我是趴在桌上被霍明摇醒的。打完了那局游戏,他果然又开了一局,我们一直玩到转点,霍明他爸早已睡熟过去。
“还有几天考试了,怎么办?”我说。
“明早起个大早,一起写完再去学校。”他眯着眼睛,钻到了被子里。
“我很慌,睡不著。再这样下去,我们考不上大学了。”
“不是还有一年吗?我有个考上浙大的哥哥告诉我,考前冲刺比什么都重要。”他把手机扯进被子里,细长的手指快速翻动着,有如弹奏钢琴。“快睡,明天早起学习。”说完,屏幕的光亮熄灭了。
我伫立在黑暗里,突然感觉到未来的压力提前朝我压了过来。我嘀咕了一句:“我又不像你,我没有退路。”我下楼给自己倒了杯水,摆在烟灰缸的旁边。拉开椅子,把键盘扫到一边,铺开作业,打开台灯。
“神经病。”鼓起来的那团被子说,然后静默了下来。
我被霍明摇醒后,感觉半边脸都麻木了,脖子像被人折断后刚刚接起来似的。手边的作业湿了一片,印出重叠的字影。我看了一眼钟,两点半。“干吗啊?”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姥姥在叫我。”他看上去慌了神,“不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是做梦还是真的听到了。”
“你睡得那么死,怎么可能听得到,姥姥声音那么小。再说大半夜叫你干吗。”我侧过耳朵倾听了一会儿。在寂静的夜晚,钟摆声和鼾声格外靠近这个房间,简直就像魔鬼在门口诡异地笑着。我打了个寒战。
“不行不行,有点怪,我下去看看。”他穿上拖鞋朝楼下跑。
“做梦做傻了吧。你轻一点,别吵着老人了。我先睡了。”我关掉台灯,爬进被子,想趁着迷朦的状态早点睡着。霍明睡过的地方暖烘烘的,我钻进这股暖意里。
还没有完全睡着,我又被楼下的声音拽醒。我啧了一声,翻了个身。鼾声止住了,我听见霍明在大声叫我。
“干吗啊?”我用手撑起上半身。
“姥姥走了。”霍明喊。
“啊?”我说。
“你莫乱说。”霍明他爸低沉地吼叫了一声,开始给人打电话。
我从床上爬起来,没有开灯,准备下楼。我看见楼下的灯全都亮了起来。
“你等下,帮把我外套拿过来。”霍明喊。
我又转身跑进房间,按下顶灯的开关,还没等它完全亮起来,透过窗外的灯光,我瞥见霍明的外套堆在床头柜上。我拿起它往楼下跑,身旁响起陶瓷破碎的声音。我碰倒了桌上的烟灰缸和水杯,在刚刚亮起的灯光里,烟灰如骨灰一样扬起,又混在清澈的水里流淌而下,洒落在床单、地板、霍明的外套上。
“稍等一下。”我喊了一声,拍打着他的外套,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没有人回应。大门猛地关上了。我跑下楼,没有人。又跑到楼上,打开窗户。他们背着姥姥上了霍明他爸的车,像背着一块干燥的木材。我跑下楼,敞开大门,想跟着一块儿去。
没有赶上。车灯在马路上越来越小,与不远处闪烁的黄灯融为一体。我在花坛边站立了一会儿,忽然感觉有点冷。六月初的夜晚,几乎无风,白天的暖流沉了下去,渗入地里。我披上霍明的外套,把拉链拉到顶,才感觉好一些。他的衣服对我来说太大了,我伸直胳膊,也抓不到袖口。
我顺着斜坡往他家走,那是一段漆黑的路,不远,但黑得彻底。我狠狠地跺了几脚,感应灯也没有亮,却惊扰了不知谁家的狗,它声嘶力竭地吠了起来。拐进他家楼道的瞬间,我瞥见远处的一团亮光。附近新建起的高楼里,谁家的窗户还亮着灯。刚才我以为那是月亮。眯着眼看过去,有一道人影在灯光里浮动,应该是在洗澡。不知为何,我觉得那团影子正在唱歌。
收拾完霍明的房间,我无事可做,又晃悠到了楼下。灯光太过耀眼,我关了两盏,走进他姥姥的房间。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房间。暗红色的窗帘紧紧闭着,一台黑色的等离子电视挂在墙上,像一幅丢失了画的画框。我摸了摸,冷冰冰的。床铺窄小,床单上绣着大朵的云,肥头大耳的神仙大笑着在云上飞。被子掀在角落里,堆成一条,看上去他姥姥像是还睡在里面。相比之下,床榻的中間几乎看不出有人睡过的凹痕。
我退出来,坐在餐桌上剥橘子吃。这时,我突然想到,他姥姥的故事才刚刚讲完童年。
钟摆的声音越来越响,像浪头一样打来,我觉得自己的骨头都在随之咔咔作响。片刻后,我站起身,把椅子归回原位,把橘子皮扔进垃圾篓,走到柜钟前,拔掉一节电池,装进口袋里。海面归复平静。但那声音还是惯性似的在我脑子里跳动。
我上楼收拾书包,叠好被子,离开了他家,沿着路边的花坛往学校的方向走去。
霍明自然没有参加考试。整个暑假,我们也没有互相联系过。开学之后,偶尔在学校碰见,会一起去厕所抽支烟,聊点有的没的。谁都没有再提去他家玩的事情。
高中毕业,我去了外地读书,毕业后留在了那里。直到这次被辞退回家,我们已经七年没见了。
所以,在他打来电话,问我今天有没有空见一面的那个早晨,我是犹豫的。身为少年的霍明已经告一段落了,这个与他同名的青年到底想找我做什么?我实在容易猜到。无非是填补中间的空白,聊一聊过去的事情。况且,我们大概不可避免会谈到他姥姥,没准连那个女孩都得被迫谈到才行。
我正在编撰借口,他有所察觉似的,在电话那头清了清嗓子,“昨天他们说你辞职回来休息,应该都有时间吧。”
我说:“是辞退。”
他像是被绊了一下,顿了顿说,“那我下午两点去你家门口接你。吹头发去了。”
霍明开着一辆暗棕色的大众轿车,样式老旧,车身有擦痕,我忽然想起来,是那天晚上他爸爸开的那辆。他坐在驾驶座上抽烟,从远处看过去,愈发像一个劳累的中年人。
我打开副驾驶的门,他说等等,然后解开安全带,把堆在副座上的商品袋、半包薯片和矿泉水瓶甩到后座去。
“都没时间收拾。”他说,“坐。”
在驾驶座与副座之间,放着半瓶可乐,半盒抽纸,半包香烟。烟灰缸塞得满满的,一些烟灰散落出来,附在变速杆上,像堆积在树梢上的雪。他座椅下面的地毯上有一块深色的污渍,大概是可乐挥发之后凝结的糖分。
车里弥漫着二手烟、沐浴露和打火机油的味道。七八年前,霍明的房间里也充斥着同样的气味,只是不如这里的浓郁、暗沉、令人窒息。
我打了个喷嚏,把车窗开到最大,“鼻炎。”
他掐灭烟头,发动车子,从后视镜里迅速扫了我一眼,说:“找个咖啡馆坐坐?”
我说:“就车里吧。”
他说:“行,去个安静的地方。”
车停在江堤边,我们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两瓶水,一条西瓜味的口香糖,坐回车里。
“你怎么样啊,小伙子?”他说。
“找我出来就为了说这?”我说,还没等他回话,我又说,“算了。听说你当警察了?”
“什么警察啊。”他说,“就是协警,跑腿的。”
“没想考个正式编?”我说。
“去年考了一次,没考上,今年估计也悬。”他打开车门,准备点烟。不远处的空地上有人在跳广场舞。他指了指反方向说,“朝那边走走吧。”
“你现在烟瘾挺大的啊。”我说。
他干笑了一声,“没办法,同事们都抽得凶。”
为了躲避太阳,我们下到江堤的那一头,顺着树的影子慢慢地走。车轮碾过柏油路的声音与林中树叶的低语逐渐交汇起来,融合成一种近似于情绪的背景。夏天的江水朝岸边行走了几十米,变得宽阔,停止于树的另一边。有辆车停在那里,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两个女孩儿在江边戏水,旁边竖着牌子,上面写着:请勿靠近,预防血吸虫病。
我们沿着这样的景色往前走。霍明不停地擦额头上的汗,一边倾倒似的对我说了好多他最近遇到的事情。
他找了一个女朋友,是高中时的学妹,后来在家乡唯一的商场里再次撞见。他好几年前一度沉溺于往游戏里充钱,为此欠了好多债,直到最近才全部还清。他与那几个喜欢上网的高中同学还保持着联系,每周末都有一天的时间一起去当年的网吧。还有一些琐碎的事情,我没太认真听。
我们很快就走到了树林的尽头,在那之外,新建起的亭子、轮滑场地、供人跳舞的广场,共同暴露在烈日里。我们回头顺着来路往停车的方向走。
“讲讲你当警察的经历吧。”我说。
他说,“其实很无聊。带我的师傅经常有别的事情,我就和另一个协警一起开车出去晃悠,需要巡逻到晚上。为了找点乐子,我俩专找停在人少的拐角里的车子。你懂的。一看到有车在晃,我们就提着电筒过去敲玻璃,大喝'干什么,警察’,过一会儿车窗就会摇下来,探个脑袋出来道歉。都碰到好多次了。”他哈哈大笑起来,又叹了口气。
“不过,有一次我倒是印象深刻。”他说。
“因为女的你认识?”我说。
“什么?”他愣了一下,“不是,我说另一件事。有一次正好是中午,师傅出去了,所里就我一个人,正在玩电脑呢,一对夫妻带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进来,探头探脑的,说有警察同志在吗。我说有什么事吗,正准备给师傅打电话,那个男的说,没事,就是想让警察同志教育一下他儿子。”
霍明又掏出一支烟,晃了晃烟盒。最后一支。他看了我一眼,我说,“你抽吧,我不要。”
他继续说:“我还以为犯了啥事,那个男的把我扯到一边,说他儿子在学校里欺负了别的孩子,把同班的男生锁到了厕所隔间里。给他说也不听,蛮横得很,就想着带过来让警察管管他,再不济吓唬一下也行。”
想到那个场景,我觉得好笑,问他:“那你怎么教育他的。没想到你还有教育别人的一天。”
“是啊,我周末去上网的时候,把这事儿跟他们说了,他们都笑翻了。明明我才是那个从小被教育的人。”他说,“我把他带到会议室呗。本来想吓唬他一下,但是小孩紧张得不行,快哭了似的。我就问他为啥这么做。他说,其实不认识那个男生。是朋友要他这么干的,如果不做,就不跟他玩了。我就随便说了几句,告诉他,不要交坏朋友,那些人对你好,只是为了利用你。分辨善恶比友谊重要。然后跟他说了些要好好学习之类的话。”
我本想调侃他两句,但转过头去,发现霍明神情低落,侧脸笼罩在刚刚吐出的烟雾里。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哦,没啥,就是当时说完以后,想起来那句话是我姥姥之前跟我说的。”
我们回到车里,他打开空调,又摇了一次空荡荡的烟盒,把它扔出窗外。“去接我女朋友。”他说。
阳光开始柔和起来,由白转黄,冷气开得太足,我抓住头上的扶手,有点犯恶心。
“其实还有件事,我印象也蛮深刻的,不过这个没跟别人说过。”他把音乐声拧小,“我刚进所里时听到的一个案子。有个人死在了我们学校旁边的湖里。”
“学生自杀吗?”我說。
“不是。开车冲进湖里了。”他清了清嗓子,“是这么个事儿。有天晚上,我想想,应该还是夏天的时候。某男子开车从市区回郊区的家里,他每天都要经过那段路。十九岁,我查了查记录,应该是刚上完大一,蛮好的学校,好像还是个211。开的是他爸的黑色本田。平时他不开车的,总是坐公交回去,但那天开了。我觉得应该是为了泡妞。”
他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声音开始变得沉稳。那不是我记忆中,他在我高中教室的窗外喊我去网吧时用的那种声调。他每天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坐在派出所里与人对话的时候,用的大概就是那种声调。我突然觉得,霍明长大了,那种声调,是比他的身材更为显著的成长。他没准可以成为一个好警察。
他继续说。那个十九岁的男孩,在灯火通明的市区里转悠了很久,坐在平时父亲坐的皮椅上,握着主宰性命的方向盘,一定让他汗流浃背。
越来越晚了,他在一个烧烤摊旁边停车,是否吸烟不清楚,在听什么音乐也不详。总之,过了许久,一个女孩上了他的车。我们尚不知晓他们是否认识。也许是女友,也许是情人。普通朋友的概率不大。女孩在步行街里一个陈旧的男装店打工,之前还做过奶茶店员、传单发放员、幼儿园护工和电话销售员。那晚,她喝了酒,推开几个邻桌男人的手臂,上了他的车。没系安全带。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谈话,或许有,也再无可证实之人。车子驶向没有灯光的暗路,像是驶向某种命运。路面的漆黑与湖面的漆黑互相侵蚀,铺作同一个平面,他需要打开刺眼的远光灯,才能分辨得清。
本来他们俩会一起死去,但是在一个无人的,只有牙膏广告牌还亮着的公交车站,他把女孩赶下了车,又独自上路。被人扔在一个蛙鸣缠绕的漆黑站台,女孩想必害怕得发抖,有大声咒骂男孩去死也说不定。五分钟后,本田车驶入湖中,溅起黑色的水花,冒出几个只有青蛙能见到的泡泡,随即沉入了湖底。
讲完以后,我们沉默了下来。霍明把音乐声拧大,又迅速拧小。
我说:“自杀的吗?”
他说:“不知道啊,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自杀。尸体是第二天傍晚,被准备夜钓的人发现的。我因为刚去所里,又没见过尸体。”他顿了顿,“反正没看见,只是听我师傅说的。我只是在旁边维护了一下秩序。我就是老在想这事儿。我觉得他应该是自杀。不然,他为啥中途突然把那个女生放下来。可是,我又觉得他不是自杀,否则为啥要刻意载她一程。后来把那个女生叫到所里询问,什么都不说。因为至少不是他杀,我们就没好深问下去了。”
他叹了口气,打开转向灯,在左边的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门口停下。他说:“到了,女朋友在这上班。”
我说:“无人有意作恶。”
“什么?”他皱起眉。
“没什么。是她吗?”
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着他女朋友上车。很腼腆,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埋头玩起手机了。霍明解释说:“累着了,在柜台里说了一天的话。”
他把女朋友送回家,竟然跟我家是同一个小区。我见她下车,跟霍明说:“不早了,我也回了吧。”
他说:“你等下。”
他女朋友瞥了他一眼,说:“又去网吧。别玩太晚,早点回去。”然后关上了车门。
“不想去网吧。”我说,又补了一句,“也不去你家。”
“没想叫你去。”他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了包烟,关上车门说,“你觉得怎样?可能明年就准备结婚了。”
我说:“挺好的。”又说,“这么一会儿能看出个啥来。你自己觉得好就行。”
“过日子呗。挺好的。”他启动车子。
“那干啥去啊?”
“去了就知道了。”
街邊的店铺开始准备迎接夜色。打印店、小卖部、五金店关掉了灯,拉下锈迹斑斑的卷帘门,另一些店铺开始醒来。烧烤店把鼓风机对准街道,开到最大,让孜然味的油烟飘到更远的地方,夜宵店亮起了小龙虾形状的霓虹灯,架起桌子,蒙上白色的油布与塑料纸,撑开巨大的伞,以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夏日阵雨。
在这些香气扑鼻的场所之外,家乡还是不可避免地困倦了起来。车与人藏进不那么容易找到的空间里。由于没有高楼,夜色不是笼罩,而是淹没了城市,漫过行人的肩头。霍明的车越开向郊区的深处,暮色越是稀薄。再过一会儿,仍暴露于空气中的人,都将溺于黑暗之中。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说,“要是想学那个男生,把我扔到郊区的车站然后投湖自尽,我会在你死之前把你捞起来杀掉的。”
“你想多了,我只会载着你一起投湖。”他撕开烟盒的封条,叼出一根点着,把手垂到窗外,烟头的火星像一面反射着夕阳的镜子,“带你去看看我姥姥。”
车开了二十多分钟。中途他走错了一次岔路,又退回来,用手机搜索“雨山”,然后乖乖按着导航走才找到。奇怪的是,落日还在目力的尽头苦苦支撑着,没有完全消失。
“有一阵我经常一个人过来,最近来得少,路都不记得了。”霍明停在一个凹凸不平的土路上,从旁边的树上掰了两根结实的树枝,扯掉叶子,递给我一根,“走,上山。”
他走在前面,用树枝挑开树枝,查看下面小径的踪影。我们拐了三道弯,在这座繁茂的土丘上寻找正确的方向。光线越来越冷,属于青蛙的时间到了,也许还有蛇和黄鼠狼,躲藏在灌木的阴影中。我们靠着手机电筒的光亮,找到了那个稍微开阔一点的平台。几个低矮的墓碑立在藤蔓之中,仿佛失落的神龛。
“姥姥,回来了。”他在其中一个墓碑前盘腿坐下。
“姥姥好。”我擦了擦地上的土,把树枝插进泥里,也坐下来。
墓碑有点脏了,霍明掏出一包餐巾纸,顺着碑上的字用力向下擦,然后把纸捏在手里,拔掉旁边的杂枝。借着月光,我看到碑上的名字:吴秀梅。
做完这一切,他再次坐下,在他姥姥面前点起一支烟。我说,“你这会儿要是披着浴袍,就更有感觉了。”
他笑了一下,转头面对他姥姥说:“我又带我同学来玩了。你应该还记得他吧。他后来去北京了,好多年没回来。”他看向我。
我极力回忆着他姥姥的样子,但是记不清了,我说:“过阵子我可能又要去那边找工作了。”我调整了一个更舒服的坐姿,从霍明手里拿过一支烟来,开始向他姥姥讲述我是如何被抛到一个巨大的城市里,如何在那里寻得一个位置,一个姑娘,又如何失去她们。
讲到一半的时候,远处响起钟塔报时的声音。我赫然惊醒,看了一眼手机,八点整。
“对了,你们家那个钟还在吗?”我说。
“早扔了,后妈嫌吵。”他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八点了,我们还没吃晚饭呢。”
“你等我一下。”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消失在树丛里,没了动静。
天地包裹住我,连眼前他姥姥的墓碑也只剩下一道轮廓。我的胳膊上迅速泛起一层鸡皮疙瘩,“霍明。”我打开手机里的电筒,身边陡然生长出许多阴影,我又把它关掉。“霍明。”
“来了。”他从树丛里冒出来,手里攥着一些桑葚。“这树竟然还在,我好多年前就摘过。”
我接过一半,一个个放进嘴里嚼。我给霍明讲了他姥姥以前的故事,那些他都没有听过,但我只能讲到童年结束。
他说:“姥姥果然比较喜欢你。”
我说:“她可是你姥姥。”
他说:“你是我的兄弟。”
我们吃完桑葚,在旁边的树叶上擦了擦手,又抽了几根烟。凉意越来越重,困意也随之袭来。可惜我们无法在这里过夜。
霍明站起来,从烟盒里倒出剩下的几根,一一平放在旁边的墓碑上。有一块碑断了半截,他便把烟摆在它的跟前。我们打着电筒看了一圈,有几个稍远,走过去实在危险,只能作罢。
我环视了一圈,附近的碑有七个。七个曾经活过的人躺在这片土丘之下。光照不到的地方还有多少,就不知道了。
“据说这地方风水好,很多人都把墓迁到这边来,比正规的公墓安静多了。”他说,“不过,附近在做经济开发区,可能过两年又得迁了。”
霍明抽出插在土里的树枝递给我,说:“太晚了,下次再来。”我们互相拍净裤子上的土,他说:“走,下山。”
于是,我们顺着来路摸黑下山,把所有关于死亡的事情都留在了这个夜晚。
责任编辑 张 双
2022-04-18 21:43李星锐
长江文艺 2022年4期收藏
李星锐
在写《雨山公墓》之前,我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写小说。
对朋友的解释当然是怎么合理怎么来:写小说很穷啦,上班忙没时间啦。真正的原因解释起来比较麻烦。就好像是在火车上偶然邂逅了一个对眼的人,在激情的推动下倾诉了一些不过脑的心情,萌生了一點暧昧氛围。起身上了个厕所以后,再次入座,话头却突然滚落得没了踪影。
“接下来该说些什么呢?”想必,这是人与人之间最为尴尬的间隙。
这两年里,我有过很多个创意,又始终没有动笔。还是套用火车邂逅的比喻,再次入座,两人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话题理应引向更深的地方。可是怎么引入呢?套路自然是不行的,像个油嘴滑舌的流氓。过度地掏心窝也不好,唐突的真心话一旦说出口,过后只怕会暗自懊恼,只好闭嘴不言,静等这份尴尬自己散去。
回头看自己最初的小说,有太多的不满。拘泥于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上总有些似曾相识的元素,能在这里或者那里找到原型。那不是我欣赏的短篇小说。依我的阅读经验,好的短篇小说应该没头没尾,像一块形状不规则的拼图碎片,完整的模型已经遗失,只能凭碎片本身,去想象它的整体性。最好连碎片本身都是模糊的,像是刚好踏进张开嘴巴,却欲言又止的边界之中。
谈谈《雨山公墓》。一句话表述,它起始于一个模糊的念头:三场死亡,发生在离我们不远也不近的地方。
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跳脱出一个完整的故事,鼓起勇气亲近模糊,让它尽可能靠近“好像啥也没说”的感觉。不过这也是一个事实,关于死亡,我们能说什么呢?对于一个和死亡(貌似)相距甚远的年轻人来说,将“死亡”当作一个命题来探讨时,容易陷入虚幻的概念陷阱,把它认作类似于“人生意义”一样的存在。过于亲近的人的死亡,冲击又太过强烈,我们只会陷入情绪,而不会去谈论死亡本身。
这都不是死亡与日常的关系。日常中的死亡往往是这样的:和妈妈闲聊时,得知儿时隔壁家阿姨的丈夫得癌症走了。在出租车上等红绿灯的时候,司机说这个路口三天前发生了车祸,死了两个人。听到诸如此类的话时,总觉得好像应该说点什么,可是说什么呢,感慨人生无常?算了吧。仔细想想,还是保持沉默为好。从“好像该说点什么”到“算了吧”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咀嚼这样的瞬间,是一件有趣的事,同时也是一件没有结论的事。
之前读到双雪涛的采访,采访者问他,“你这篇小说想表达什么?”他吸了一口烟,出神了几秒,然后缓慢地回答,“我也不知道。”
这让我想起和别人谈论我以前的小说时,看过的朋友总能轻描淡写地概括出,“哦,你写xxx的那一篇。”这使我有一种难言的沮丧感。以后倘若聊起《雨山公墓》,若是被人问到“我想表达什么”,我总算也可以点一支烟,贱兮兮地回答他,“我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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