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斌
一
那时候，诗人周旻还在H城北郊的一家热电厂上班。他大学毕业没几年，还只是一名助理工程师，收入也不高。
厂区里架满了纵横交错的管道。有时，在那些管道中间，诗人会突然感到一种惊讶，一种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惊讶。后来他才知道，那种感觉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名词：迷失感。在那样的时候，诗人能感觉到内心在呻吟。只有他自己知道，在他的身体内部，依然住着那个男孩，一个至今还未长大的男孩。他想到了早已故去的童年。他的童年时代是在一个小县城里度过的。那些年里，他的母亲在那座县城的中学里教书，父亲在外地。他很少见到他的父亲。校园里有一大片树林，黄昏时，年幼的诗人喜欢钻进那片树林里，一个人玩耍。林子里愈来愈暗，他仍不肯回家。
诗人通常迟到一个小时去上班。傍晚时分，在同事们下班后，他再接着干一个小时。他没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他的头儿也拿他没办法。到了晚上，他会去看看他的朋友们。在他父亲执教的H城师范大学里，他有几个写诗的朋友。开头一两年，他常常去那幢火柴盒般的学生楼里找马赫，带着用自己的工资买的劣质雪茄烟。
马赫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校园诗人，在H城的诗歌圈里很活跃。马赫当然是他的笔名，他的本名叫陈继勇，不算土，但他本人对自己的名字颇为忌讳。在圈子里，如果你要是叫他“阿勇”的话，那就是寻衅滋事的表示，他十有八九会跟你翻脸。马赫蓄着一把络腮胡，每天都要喝掉一热水瓶的鲜啤酒，喜欢去公共食堂里找茬儿打架，这在校园里是人尽皆知的。在大学的舞会上，马赫同样也是个明星。总有那么些自以为是的姑娘们跟他混在一起。但每一个姑娘都仿佛像蜻蜓，她们在他的生活中逗留不了多久，就一个个四散而去，仿佛有什么事让她们受惊了。可是，马赫似乎满不在乎。
在那间臭烘烘的寝室里，诗人坐在马赫的斜对面，心里稳稳的，像是拿定了主意。一方面，他确实羡慕马赫的这种洒脱劲儿，他觉得他身上的这种豪迈的气概，不啻是英雄的本色：可另一方面，他也很有分寸地与马赫保持一点距离，他觉得自己看待生活的观点是严肃的——尽管他从前的生活中也不乏令人心动的姑娘，但他至今还是童男子。
“我需要一种纯粹的生活。”他这样告诉自己。
有一回，他和马赫去公园溜达。那是个冬天的夜晚，公园里人影稀落，显得有些凄凉。在湖边的一条长凳上，坐着两名姑娘。马赫忽然来了兴致，颇有些卖弄之意地对诗人说，他要教教他，怎样让那些姑娘们愿意跟你去咖啡馆里坐坐，然后挨得紧紧的，说点贴心话。诗人不以为然，但还是经不起马赫的怂恿，同时，他打心底里也不愿意扫朋友的兴。就这样，诗人跟着上场了。
马赫径自走过去。诗人跟在后头，浑身上下怪不自在的。马赫慢腾腾地走到那两个姑娘跟前，顿时仿佛换了一个人。他装出失魂落魄的样子，结结巴巴地问她们：“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人，披头散发的，刚从前面过去？”
其中一个姑娘怔了一下，问道：“男的还是女的？”
“我也没看清是男的女的。”马赫低着头说。
两个姑娘就不敢说话了，估计是被马赫的表情吓着了。
然后，马赫突然笑出聲来。他一边笑，一边跟两个姑娘道歉：“不好意思，开玩笑的。”
“吓死人了。”另一个姑娘责怪道。
然后，马赫在她们身边坐下，继续笑着。
半个小时后，其中一个姑娘给马赫留下了地址和电话号码。在那个姑娘转身递给马赫纸片时，惨淡的灯光映出了她那张俗气、没有特征的胖乎乎的脸蛋。一直待在一边不吭声的诗人看到这张脸，顿时觉得心里有种什么东西给打破了，很不是滋味。他又看了看这姑娘，然后轻声叹了口气。
自打那个晚上以后，诗人就明显减少了去马赫那儿的次数。
在冬日里，诗人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他两手插进那件浅灰色呢大衣的口袋里，口袋里放着一盒用自己的工资买来的雪茄烟。他谈吐温和、礼貌，偶尔有意味深长之句，在大学的各种小型聚会上受到人们的刮目相看。
在那样的日子里，在H城师范大学青年教师蔡强的那间斗室里，总是挤满了文学青年、流浪诗人和无业游民，以及几个到了晚上就变得迷惘的姑娘。他们在一起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或者用多声部合唱，满地都是烟蒂和带着微笑的啤酒沫。诗人静静地待在一角。有的时候被人逼着，不情愿地喝上一口酒，脸就变得红殷殷的，话就更少了。
他抽着雪茄，满嘴苦味，可他认为这才是他所需要的。他待在一边不动声色，似乎专注地听别人说些什么，心里却一个劲地翻腾着。那些短促的词语和不可思议的段落，在眼前时隐时现。他一边思忖着如何将它们组合起来，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惬意。
到了开春时，诗人突然开始谈上了恋爱。事情是这样的，那个姑娘在他隔壁的课室里，平时他们常常碰到，可并不打招呼。说实在的，在诗人看来，她只是个平常而普通的姑娘。当然，她是那种文静若水、不招惹是非的姑娘。她们可以毫不起眼，但她们就像在树枝间憩息的鸟儿，爪子牢牢地抓着枝条，在生活中牢固地守着自己的位置，即使睡着了也不会从枝条上掉下来。
这天下班后，诗人照例在他的办公室里继续待着。他无事可干，便抽出一张纸，在上面努力辨认眼前那些时隐时现的句子。他正深思冥想的当儿，隔壁的姑娘已经闯到了他跟前。姑娘是去请教一个数据的。当诗人发现姑娘像鬼魂般站在跟前时，慌忙将那张纸用手覆住。姑娘说了声“不好意思”，匆匆转身就欲离开。诗人这才发觉自己的举止有失礼貌，顿时感到内疚。他把姑娘叫住。姑娘身上散发的淡淡体香，让诗人感到了难言的惆怅。
在他们初次相吻的那个晚上，诗人觉得别扭。他总认为自己在某些地方不够成功。但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中，诗人甚至感到了一种遥远而亲切的情调。他心里的某种东西轻手轻脚地活动起来。当他们从一次长久的热吻中清醒过来时，夜已深。厂区里除了机器在轰鸣着运转外，听不到其他声音。
他们是在她的寝室里。第二天是厂休日。与姑娘同住一室的那个翘鼻子姑娘，想必是在她男友那里，不会再回来。他们一起躺了下来。他们是和衣躺下的。
不知什么时候，诗人神秘地醒了过来。他费神想了一会儿，才弄清自己是谁，身处何方。房间外边，机器在低低地轰鸣着。他的手指碰到了姑娘的身体。她已经脱得光溜溜的。她睡得很安静，呼吸声极其轻微，就像不存在似的。诗人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她那单薄的身体，顿时涌上一阵怜悯。他摸黑脱了衣服，搁在靠墙的一边，然后再次睡过去。房间里静极了。诗人在梦中看见自己徘徊在童年的那片树林里，树林对面的某个地方，有火光在闪烁，一亮一亮的。
接下来是个灾难性的早晨。当那个翘鼻子姑娘将钥匙插进锁孔转动时，姑娘从床上跳起来。还没等诗人意识到发生了危险，她已将诗人连同他的那双皮鞋一同蒙进被窝里。翘鼻子姑娘在窗台前用酒精炉煮面条，一边隔着纱帐和姑娘说话。姑娘将一只手搁在诗人的胸膛上，一边谈笑风生，显得安详无比。翘鼻子姑娘煮好了面条，磨磨蹭蹭地吃了好久，然后洗刷餐具，再收拾了一通床铺，又在镜子前描了半天口红。临走时，她又突然想起去他们的床下找她的一只好看的发夹。找了多时没找着，终于失落而去。
当翘鼻子姑娘在找发夹时，一阵快乐袭上诗人心头。他禁不住想往床板蹬几脚。诗人认识到身边的这个姑娘给他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东西，他是多么的踏实呀！“我需要这些，尽管我还难以表达。”他想。
他们开始一起去散步。他们沿着工厂围墙外的那条小路，一直走到荒芜的河边。接着，他们开始在一起吃饭。再接着，诗人把姑娘带到了朋友们面前。直到他和姑娘站在朋友们面前时，他才恍然觉得，他们感情生活的某个阶段已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在刹那间变成了回忆。就像终于走完那条长满青草的小径，他们来到了荒芜、开阔的河边。
有时，诗人察觉到心里的那个小男孩正在逐渐地远离他。好几回，他告诉自己，他必须和姑娘分手。但是，这个念头让他感到眼前一片灰暗。他心里明白，他是不可能那样做的。姑娘逐渐在他的心里占据了有利的位置。诗人虽说有些不情愿，可他还是乐于被摆弄着。姑娘给他洗衣服，帮他挑选领带夹子，在一旁小声地提醒他注意说话的腔调。而诗人呢，他也终于习惯了这些。
他开始注意到姑娘的反复无常。他零零星星地了解到姑娘的一些过去。她在外省上的大学，可能有过一段恋爱，也许是她的高中同学。后来，那个男生死了，死在街头。他是怎么死的，她没有说清楚，或者是根本不愿说清楚。
对此，他感到难过。他为她而难过。但是，她并不相信他的这种真诚。因此，他们有时也会发生争执，甚至闹得挺凶。有一回，姑娘警告他，说她总有一天会去自杀的。一个人那么轻易地把“自杀”两个字挂在口头，仿佛那是件容易得不得了的事。姑娘如此轻慢的态度，让诗人深感愤怒。他结结巴巴地争辩说，他认为自杀是件圣洁的事儿，因为死亡是纯粹的。“为什么？你根本不知道死亡！难道你死过吗？”姑娘大声呵斥道。他们因此发生了争吵。这时，诗人才发觉，姑娘并不像平时那样文弱而顺从，她的口气充满了讥讽和挖苦。他发现，她的生活观似乎是消极不堪的。在激烈的争吵中，她甚至说，要是可能的话，她愿意去当一名站街女。
“就是鸡，”姑娘嘲弄地看着他说，“我认为这没什么两样。”
诗人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争吵什么，为什么会说到“鸡”？
直到这时，诗人才发现姑娘已经一天比一天憔悴了，仿佛变成了一个饱经沧桑的妇女。诗人感到一丝慌张。他简直以为自己就是那个吮吸少女汁液的恶魔。“这不能怪她。”他想。“在雪地里，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少女的残骸吐露着芬芳。”那些短促的句子，迅速地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就像匆匆掠过大地的云影。
事实上，他们越来越觉得离不开对方了。夏天的时候，他们去诗人的老家看望了祖父。老祖父住在北方一个省份的海边平原上。路程很远，他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火车开过南方郁郁葱葱的土地，跨过长江，然后进入了与南方截然不同的北方地区。北方的土地是黑色的，广袤无际。火车一直往前开，简直没有尽头。在那个晴朗的清晨，他们抵达了那个小站。然后，他们换乘长途汽车，在午后时分尘土飞扬地赶到了祖父的院落。
祖父很健谈。他给两个年轻人讲了不少有趣的事。他请他们吃个头很大的饺子，直到两个年轻人告饶说连一丝空气也吸不进了为止。次日上午，他们去灰突突的杨树林里散步，看那些拖着长尾巴的鸟儿。天空是灰蓝色的。站在低缓的山丘上，可以看见在地平线的尽头微微凸起的海平面。他们试着走到海边去。最后，当他们被农田里劳作的人们告知这儿离海边还有十几里地时，才放弃了这一念头。在这片土地上，三万年前会有些什么呢？诗人鬼使神差地想到了这些。
这段令人心旷神怡的旅行，由于姑娘不幸地染上水土不服症而提前结束。祖父一直将他们送上火车，把他们的背包塞得满满的。老人站在车站的走廊上目送他们，列车已经驶出老远了，他还在挥着手。
在火车上，姑娘开始发烧，身上出现了一块又一块的红斑。诗人一直守着姑娘，也没怎么合眼。后来，在他们到达H城的凌晨，姑娘总算退烧了。诗人松了口气，这才有了睡意。车厢里灯光昏暗。窗外，满是嘈杂的人声和车声。一个城市正在苏醒过来。在这样的时候，他察觉到心里满是温情，仿佛自己是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
夏天过去是秋天。接着短暂的秋天，H城的冬天像往年一样早早地到来了，刺骨的寒风灌满了大街小巷。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夜晚，诗人带着姑娘去参加朋友们举行的迎新聚会。
这一年，马赫已从大学毕业，在本城的一家杂志社上班。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套公寓。這不，聚会就放在他这儿举行。马赫把居室装修了一通，用的是最省钱的印花布和竹木之类的材料，不值钱却不同凡响。虽说诗人打心底里反对使用那些廉价货，可他还是暗暗佩服马赫的一番匠心。
这天晚上，他们的朋友差不多都到齐了：蔡强和他的女友毛毛，在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李力和纪雯，校园诗人文森和他才认识几天的一个姑娘，H城里颇为活跃的文学青年张涛和他的双胞胎兄弟张波，写童话故事的彭一冲和她那个在煤气公司上班的男友施雪华（那时他们还没分手），在美术学院学雕塑的何流（不久前他在一次全国性美术展览上获得了银奖）。还来了蔡强的一群学生，女生们的相貌很相似，就像一窝刚出生不久的小猫;男生们则羞怯地挤在门口，似乎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蜡烛点起来了。各种大小不一的玻璃杯还沾着水珠，在烛光的映照下像水晶一样熠熠生辉，错落有致地排列着。香槟酒的软木塞像炮弹一样射出来，打到了某人的肩膀;白花花的酒沫喷溅出来，引得人们一阵欢腾。桌子上有的是食品，还有专为女生们准备的话梅、芒果条、果脯、烤鱼片什么的。音乐声响起来了，人们纷纷相拥而舞，从里间舞到外间，从烛光明亮处舞到昏暗的墙角——这就像是一个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夜晚！
诗人带着姑娘也跳了一会儿。后来，姑娘说脚有些疼，想歇一歇。说着，姑娘找到一处角落坐下来。诗人跟着过去，默默地陪她坐着。
后来，人们又把蜡烛移到了地上，围着它跳起了一种手牵手的奇怪的舞蹈。有一阵子，诗人也加入了队伍。再后来，他们跳累了，各自成双成对地找个地方坐下来，喝白兰地和香槟，大口大口地喝啤酒。再接着，几个姑娘当着众人的面和小伙子们接吻。
午夜时分，人们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起来。他们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床上和桌子底下，有时还免不了为某个问题争论一阵儿。不知是谁开的头，他们谈到了关于一个人是否应该结婚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可笑的话题，几乎谁都不愿讨论它。这时，一个人不合时宜地发表了一通演说，他认为一个人躺着时和站着时的世界观是不同的。他举例说，比如他躺着时通常感到前景渺茫，生活就像走到了尽头，他甚至想到那就是他晚年时弥留之际的预示;可当他坐起身来，走到窗前时，才发现世界依然是那样的美好。他声调夸张地总结说：“啊，人们的世界观是多么的不同啊！”
也许他讲得太玄妙了，反正谁也没去理会他。这个不合时宜的人却不肯就此罢休。他对着一片烟雾问，哪位同意他的看法，哪位躺下时简直痛不欲生，就想一死了之？
“我同意。”一个姑娘柔声柔气地回答他。
马上，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有个人还弄尖了嗓子，模仿着姑娘的腔调说：我也同意，亲爱的。紧接着又是大伙儿一阵欢快的笑声。
诗人没有笑。他知道这是她真实的想法。他就坐在说这话的姑娘身边。刚才，他还充满柔情地俯伏在她的耳边，用手指拨弄着她的发梢。
这当儿，他感到窘迫。幸好，人们并没有想讲这话的姑娘是谁。
外头，夜已经很深了。空气冷缩得紧绷绷的。那些躲在黑乎乎的通道中的无家可归的幽灵，那些枝丫间光影交错的行道树，那个待在树林中的男孩，此刻都竖起了惊疑的耳朵，在谛听着什么——
“有时我就这么想，我为什么只能是我呢？”姑娘慢慢地、从容不迫地说道，“我为什么不能去路边安一个家？那里就我一个人。我对着窗口梳妆，每天看着那些人们，我就在窗口看看他们……”她的声音是那样的平静、幽深，充满寒意，就像一个女巫。
现在，谁都不敢吱声了。烛光一点一点地矮小下去。有那么一阵子，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朦朦胧胧的光雾，像粉末一样。后来，烛光一下子熄灭了。房间里只剩下电唱机在清冷地运转着，音量已经调得很小。一群歌手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努力地唱着什么。他们反复地唱着一句歌词，声音里充满企求。
诗人坐在姑娘的身旁，一动不动。一些念头真正地刺痛了他的心，他感到内心里一片黑暗。在黑暗中，他情不自禁地轻声呻吟着。对此他不再加以克制。他知道，他需要尽快进入睡眠，让睡眠替代一切，直至遗忘。然后，当他醒来以后，他就能一如既往地爱她，守护着她。他告诉自己：“你必须这样做，你这样做是对的。”
二
李宾从那家名叫“人间天堂”的酒吧里出来。现在，他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眼睛瞪着窗外。已经是在后半夜，大街上人影稀少，汽车开得飞快。跟白天相比，街道反而显得狭小了些;但是，远远望去，它就像一条渐渐升高的通天之路。“晚安。”他想起楼梯口的那个女招待这么跟他说。她说这话时像在打哈欠。是的，他差不多又是最后一个离开酒吧的顾客。他肯定是喝得有点多了，但心里很舒服。现在，他得回家去睡下，躺在他妻子的身旁。他转过头来，尽可能地把腿伸直，然后把脑袋仰靠在座枕上。透过眼睛上方的窗玻璃，他看见明亮耀眼的街灯，以及密密麻麻的行道树枝丫，那些光秃秃的树枝交叉伸展，就像植物发达的根部。他猜不准汽车开到了哪条街上，只凭感觉知道司机隔一会儿就在转动方向盘打弯。他都以为自己确实喝多了，可奇怪的是，他脑袋里仍旧清醒得很。好多年前他在家乡时的一些事，这会儿清晰地浮现上来。在那个暴雨过后的傍晚，他站在林木苍翠的山冈上，突然对自己的将来有一种模糊的预感。因此，他一个劲地看着山下的村庄，眼泪悄悄地涌出来，仿佛就要跟它告别。那时他还只有十来岁。后来，他果真离开了它，在他十八岁那一年。
“但是，”他慢慢地想着这些事，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头，“但是，那时候我根本想不到，就在十多年后，在这样一个深夜，在我那时梦想过的这座城市里，我居然还坐在汽车上，正在回自己的家。”
他想了想。紧接着，又有一个念头突然跃上来：“那么，依此类推，十年后呢？十年后我将在哪里？十年后的这时，我将在哪条街上坐谁的车回家？”
他努力又想了想;就在那时，他蓦地感到自己是处在一股强大的洪流之中。顿时，他感到激动不已。
三
早上下过一场暴雨。这会儿雨过放晴，空气格外纯净。阳光照得你眼前一片明晃晃的。眯缝上眼皮，你可以感覺到有无数个细小的光点在空气中燃烧着，跳跃着，在咝咝地吸收着水分。汽车驶过积水的地方，行人纷纷跳开去。那一处处水洼泛着的光亮，把街道的阴影都照亮了。
前面就是临江的闹市口，有一座桥跨过宽阔的闽江，一直往前就到了海边。但我们坐的这趟公共汽车用不着过江，我们要去马尾港。
汽车在闹市口拐了个弯，然后沿着江边的马路不紧不慢地往前行驶。透过车窗，我看见浑黄的闽江。它看上去几乎是静止不动的。但是，你知道它在流淌。我喜欢它这个样子。我还看到了对岸一排排的房屋，紧紧挨在江边。在阳光下，它们显得白乎乎的，就像刚从江水中被捞上来。再远处，就是一堆堆灰白相间的云团，像一群巨人矗立在地平线上。
现在，汽车终于开出福州城，大摇大摆地向前冲。我抓紧了售票员身边的那根立柱，免得被汽车颠得站立不稳。汽车掠过一群养路工身边时，我看见一个穿红背心的小伙子，骂骂咧咧地弯下腰去捡什么。然后，他挥了挥手臂，向我们扔来一块石头。他击中了汽车的后窗，但窗玻璃纹丝不动。倒是汽车尾部卷起的滚滚尘土，很快地将他们吞没了。我再也看不到他们。
司机开得太猛了。在到达马尾港之前，车子用不着停下来。因此，不会再有旅客要上车来。这当儿，售票员拉上了身边的那道窗帘。它一直被风刮得扑扑响。他舒服地吹着口哨，打量着自己的那些手指。我估摸他大约三十出头的年纪。他身材矮小，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衣，那上面被汗渍弄得斑斑点点的。他的脸色可不太好，但他像是挺快乐的，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反复端详着自己的手。后来，他就掏起那只给磨得光光的帆布挎包来。他找到一把指甲钳，开始修剪指甲。他干起这些活计来，动作慢腾腾的，细致着呢。他大概是觉察到了我在注意他，就侧了侧身子，脸上显得有点不耐烦。我就去看另一边的窗外，看那些迅速向后退的稻田、农舍和电线杆。
车厢里像我这么站着的没几个，因此，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公路的前方。这一会儿，马达声小下去了，汽车已明显减速。前面一段路不大好走，有几堆石子倒在路中间。我听到满车厢的喊叫着的说话声。他们用的是当地方言。说些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这使我意识到，我这是在旅行中。这样想是能让人感到幸福的。你瞧，这就是我，李宾，或者叫我Martin也可以。马丁。那是我上英语课时的名字。不知道你怎么想，我有点喜欢这个名字了。它听起来像是一个隐居者的名字。一个孤独的旅行者，一个寂寞的修道士，一个隐忍的男子。他可以随便在哪个小镇上住下来，找点活干。黄昏时分，他回到自己那个临河的住所，看看那些在水面上开来开去的船，看看对岸的人家的灯火。然后到了哪一天，他就走了，兴许再也不回来了。啊，你瞧，我仿佛就是这样的人了。
气温渐渐升高了。我的双肩开始感到有点发沉。我出汗了。售票员的口哨声又响起来。我看见他已修完了指甲，正对着一面小圆镜左右瞧着自己的脸。他微微皱着眉，不断地用手指拢着几绺头发，尔后又挤弄着一粒粉刺。我发现我有点喜欢上他了。这一路上，他不间断地干着这些事，动作又是那么的缓慢。仿佛他正把这些细小的活计连成一根丝，以便将这一路被放大的时间串联起来。
他是个有趣的人，是个令人难忘的售票员。我想，我这么想着时，只见他从挎包里掏出一只电动剃须刀，开始对付唇上那些稀拉的东西。我真不知道他还会变戏法似的取出什么来。然后，他又拿起镜子，照着照着，眉头皱得更紧了。他不再吹口哨了，而是对着镜子扮起鬼脸来。
“你笑什么？”他转过身来问我，脸色难看极了。
“我不是有意的。”我说。
“你是在笑我！”他把镜子啪的一声扣在窄小的工作台上。
我听见镜子碎了。
我看着他，说：“你肯定误解我了 。”
“我可以叫你马上下车。”他瞪着我，用的是那种被惹急了的无赖般的目光。
就是那种无所畏惧的目光。
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克制住那些念头。这一会儿，我已经站到了车厢的另一侧。我不知道，结果怎么会是这样的。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双手紧紧抓着头顶上方的那杆扶手，仿佛问题就出在那儿。从我身后，传来了售票员的口哨声。这让我感到屈辱。
我慢慢地想到，我也许该照他说的那样做了。要是有必要，我可以从这窗口跳出去。但我知道，那是容易做的。特别是在刚才那样的时候，一个人是很容易那样做到的。
窗外的田野成片地移动着，我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后来，我发现我正想着朱莉亚。但是我怎么也记不起她的面孔来。在炎热而明亮的阳光下，朱莉亚模糊的身影匆匆地掠过窗外的景物，仿佛在跟这辆汽车赛跑。你没法相信她那娇小的身体能跑得那么快，而我是领教过的。那天晚上在运动场，我们一伙人，点着火在喝酒，朱莉亚提出要跟我赛跑。我不知道她是否存心要跟我作对，但我干了。我在一百五十米处的弯道超过她时，已经有些气喘。可她是否知道，我多想在追上她时一把抱住她？但我没有那么做，我忍住了。难道是我没有勇气？我想，那絕对不是的。
责任编辑：梁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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