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奖词:这篇朴质、诚恳的文章中蕴蓄着灼热的情感和动人的力量,作者通过对贾植芳先生苦难人生和学术轨迹的梳理,生动呈现了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典范性的学者的风骨、气度和可贵的人格魅力,从而有力地质问了当下的精神失忆,显示出作者对于历史记忆的卓越的洞察力和庄严的责任感。
感谢《钟山》给予我一次珍贵的机会,向贾植芳先生致敬!他是我生命中的丰碑,他告诉我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这是一次,在努力追回记忆的写作,因为记忆变得模糊和脆弱。可是当我年岁增加时,像所有人一样,我害怕 “健忘”,害怕曾经的恐惧重新笼罩在我头上,更害怕在岁月的长河里迷失。我这才感觉到,记忆的重要性。我把写作投入在“非虚构”上,我意识到,人,原来是需要在记忆中寻找自己的明天,没有记忆的生命,似乎就看不见最后的归宿;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在一次次的回忆、思考和询问中,也是在阐述的过程中,对历史有了一份更深的认知。我们曾经落入迷茫,现在敢于重新捡回记忆时,就是我们敢于挑战自己脆弱的勇气,是贾先生让我做到了这点。
文章节选
这就是贾植芳,他对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开始清楚起来,不再是那个东京街头彷徨茫然的小伙子了,他记住了陈子涛的话:要活得像一个人!
1949年10月起,贾先生受聘震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那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法国人办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贾先生就调往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那时候,他是复旦的八大教授:郭绍虞、刘大杰(系主任)、方令孺、赵景深,后来贾植芳来了,还有朱东润、张世禄、胡裕树。
今天,当贾先生的学生范伯群先生已经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的开山鼻祖时,他依然感恩于贾先生给予他教诲……“贾先生记性好,他都是等人走了以后,深夜,在那里读书。他读很多很多的书。我进去的时候,我们中文系大概五十个人,当时一个系哪有多少人啊。五十个人不到,我们班上十八个人,后来院系调整,大概靠近三十个的样子,他开始教写作,一下子就跟大家关系搞好了,什么道理呢?大家不是要写作文吗?写好作文以后,他把每个学生都找到家里去,给你讲你这篇文章,好在哪里,问题在哪里,你应该怎么写,我看看你这个文章的路子以后应该怎么走,所以一下子就跟大家关系搞得很好。我觉得像我们的郭(绍虞)先生,我们都很尊重,朱东润先生啊,都是很尊重的。但是贾先生就觉得很亲热,所以大家都喜欢到他家里去。他的家里客人是不断的,他真正要备课要到晚上,深夜,大家都走了,到很晚了,他开始看书、备课。”
原来这个“书斋外的学者”,依然是在书斋内不断地学习。贾先生可能不喜欢把自己说成是“死读书”的人,所以宁可摆出一副不读书的样子,其实他学问做得非常扎实。对待教学也特别认真。
贾先生另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起,正是在贾先生的提议和推动下,八十年代初,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立了比较文学的教学,这在当年的全国高校中,是最早设立比较文学研究室,并最早获得了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的授予权。他又参与创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上海比较文学学会,撰写多篇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的论文,并为多部比较文学著作撰写学术性的序言。
如今谢天振教授是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导师时,他依然一再对我们说:“(贾)先生对比较文学的推动,我想一个是从学理上,呼吁建设发展比较文学学科,他有一个思想,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判断一个学科依据的标准,怎么算这个学科是建立了?贾先生提出,要看三个标准,一、看这个学科是不是进入大学的课堂;二、它有没有自己专门的杂志,所以这也是贾先生为什么特别地推动要建比较文学的这个专门杂志。第三个,就是它有没有自己的学科专著、理论专著,那么这又是贾先生一个贡献。”
作者简介
彭小莲,女,1953年6月出生,湖南茶陵人。彭小莲早年曾在江西农村插队九年,为返城于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89年,彭小莲应邀到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任访问学者,并且在那呆了7年,在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获得电影艺术硕士学位 。进入1990年代以后,彭小莲回国担任独立电影制片人,继续从事导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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