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艳
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像是浮动在花墙上的一道影子。它虽是风儿摇落的光线投在壁上留下的浅浅的痕迹，却因为那光影的曳动变得梦幻，而富有一种琉璃易碎的哀婉，使我很多年都不曾忘记，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越发深刻地镌记在心里，凝成琥珀般隽永的记忆。
不过他对我很好，见了面会笑眯眯地问我的功课，并且竖起大拇指来夸奖：“咱们院儿里，就数咱闺女最有出息。”
听说晓明哥考的是美院。我那时候对“美”还一无所知，只隐约地知道，那是一样很好、很好的东西。我不晓得如何形容它，但是一想到它，便已经让我词穷。我想靳大伯大抵也是不懂得它的，否则他不会一提起晓明哥的专业，就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似的，随时要勃然大怒。靳大伯说凭晓明哥的聪明劲儿，完全可以上工大或者科技大，但是他瞒着家里人，偷偷地报考了美院。就凭这件事儿，晓明哥顶上了忤逆的罪名，与他的父亲做下了天大的对头。
靳大妈也不满意晓明哥的专业，但她还葆有一个做母亲的宠溺和纵容，觉得自己的儿子总归是最好的。虽然她有时候也两手叉腰、唾沫四溅地骂晓明哥偷懒或者嘴馋，并且对他只关心画画这件事儿忍不住指手画脚，但转过头，还是会好吃好喝地给晓明哥送过去，连双袜子也不让他洗。靳大伯要是说道她几句，她就脸红脖子粗地把靳大伯骂个狗血淋头：“你说，你说你儿子这臭脾气像谁？还不是你靳家的种？”
和这样的人家做邻居是很安心的，因为他们隔墙的吵闹声里全是过日子的热乎劲儿。我母亲尤其爱听这样的声音，她是个安静而性子冷的人，和父亲总也热不起来，在冷寂的日子里，就喜欢竖耳听隔壁的热闹。有一回她又听到靳大妈在隔壁高声武气训斥靳大伯的动静儿，就一边叹息一边和我说：“你靳大妈真是个热心人，她给我送了好多鞋样子呢。”母亲正低头纳鞋底，天儿不热，她的额头上却沁出密密的一层汗珠。每年冬天，我和弟弟的棉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纳出来的。这项工程好像很漫长，初夏时母亲便开始着手准备，有空就拿出来做一点，到了冬天该换棉鞋的时候，刚好上脚。母亲和靳大妈总有好多话说，就像我和小姨一样，有说不完的话。母亲说靳大妈和靳大伯总是吵吵闹闹，可那都是面儿上的——他们夫妻呀，才是真正过日子的样儿呢。
我不太明白母亲话里的意思，要到很多年后，我才能够慢慢理解，母亲说的是：她和父亲虽然相敬如宾，但其实并不是真正“过日子的夫妻”。可我那时还以为，夫妻间就该像父亲和母亲这般客客气气呢，可不是，你见到外人还要讲究个礼貌周到，怎么对着最亲的人，反倒不客气？
小姨告诉我，母亲和父亲是别人介绍认识的，他们见面的时候客客气气，母亲不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父亲那边呢，因为等着给奶奶“冲喜”，比介绍人还着急，催着就把婚事办了。等结了婚，父亲和母亲之间仍存着一份客气。母亲从乡下嫁到城里，见什么都新鲜，都怯。她没有工作，也没有朋友，每天只能等着父亲下班回家的时候，说上两句话。但那两句话，也总是不咸不淡的，父亲无非问她：“今天咱妈怎么样？”或者：“晚上吃什么？”父亲是寡母一手带大的，他孝顺他的母亲，却很少顾及我母亲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母亲把奶奶伺候走了以后，很快我就出生了，母亲便闷头忙碌起来，不再需要父亲的问候了。
我觉得小姨说得不对，父亲偶尔出远门回来，除了给我和弟弟带礼物，也会给母亲买一些东西。我看得出来，母亲虽然每回嘴上都说“花这些冤枉钱做什么”，心里却是欢喜的。我们厂里有时办舞会，或是同事朋友聚餐吃饭，父亲邀母亲同去，母亲必然说“你去吧，那样的场合，我不自在的”，父亲也不勉强。父亲总是同意母亲的每一个决定，而母亲也同意父亲的每一个决定。
遇到这样的时候，小姨就会撇撇嘴说：“那是当然咯，他们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不需要另一个人来打扰。”小姨已经十八岁，在厂里实习也有半年时间了，她说得煞有介事，虽然我并不怎样明白，但她的话总让我感到高深有理——是的，那短促而突兀的话把子，悄然延伸出触角细密的神经，似乎链接着我看不见的真理，从而让我心底生出一丝难以描述的难过。那感觉就像是一枚锋利的刀片，在皮肤上划出浅浅的豁口，却因为极快的速度和创口的细小，让人难以察觉。
这一年的夏天，我满十二岁了。到了秋天，我就要升初中，再也不是小学生了。考完毕业会考，母亲将我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读过的课本都收拾起来，足足收拾出一个大纸箱子，如果我蜷身钻进去，倒也绰绰有余。我竟然不知道自己读了这么多书。母亲说：“既要读初中了，这些书留着也无用。家里地方本就不宽裕，不过是囤灰罢了，不如卖给收破烂的。”父亲随口道：“三年级以后的课本，可以留给小弟，他暑假里便可以预习新学期的知识。”母亲捶着腰说：“小弟哪里有时间看这些课本？他暑假里一定是玩疯了，不到最后一个星期，连老师布置的作业也不晓得补齐呢。再说果儿读书的时候，也不曾有人拿旧课本来给她预习，不是照样考第一？可见学习这件事儿，只和人相干，不与书相干。”父亲便不作声了，专心看他的新闻联播。
我们家的事情，一向分得明白，父亲管外面的事儿，母亲管家里的事儿。对家里的事情，父亲有时插一两句话，但不影响母亲的决定；要是遇上外面的事儿，母亲一句话也不会插，只安慰父亲：“你心里舒坦就好，想得太多反倒碍事儿。”
父亲和母亲就是这样，不曾像隔壁的靳大伯和靳大妈一样，吵吵嚷嚷，有多余的言语。
晓明哥说从未见我父亲和母亲红过脸，这可真让人羡慕。小姨便嗤笑他：“你晓得什么？”晓明哥睒眼道：“你又晓得什么？”小姨不客气地揶揄他：“我晓得的，你必是不晓得。你眼里呀，只有那些画儿中的风景，哪里晓得过日子是什么样的？要不你爸你妈也不会成天给你横挑鼻子竖挑眼。”晓明哥便嘿嘿地笑，并不恼小姨揭了他的短。
小姨三年前从乡下考学到Y城来，念的是中专，母亲委实高兴了好一阵子。母亲是长姐，小姨是老幺，她们之间差了十来岁。小姨比乡下的舅舅们更得我母亲的疼爱。母亲说，舅舅们都读不进去书，那也就罢了，唯独小姨聪明伶俐，是个人尖儿，她早就看出来了。小姨考上中专，以后就是国家干部，这可叫老张家长脸，比舅舅们强得多。
小姨考上中专以后，就把户口迁进了城，她自作主张，把原先的名字“张春梅”改成了“张倩”。母亲也觉得这名儿洋气，只是一时改不了口，仍叫她作“梅子”。初时晓明哥也跟着母亲唤小姨的乳名“梅子”，小姨不答应，恶狠狠地凶了他几次，晓明哥这才记住了，见到小姨要叫“张倩”。
晓明哥比小姨还大一岁，但小姨从不喊他“哥”，反倒理直气壮地说，倘若论起辈分，晓明哥该当叫她一声“姨”才是。晓明哥自然是不愿意的，于是两人常常斗嘴，都想压对方一头。往往是晓明哥拜了下风，嘿嘿笑着给自己找补：“好男不跟女斗。”小姨可不饶他，昂着头瞪眼瞧他：“放屁！斗不过便斗不过，真是啄木鸟发疟子——嘴硬身子虚。”
晓明哥考上美院，大人们聊到这事儿都摇头说可惜，和靳大伯一般的口气，一边倒地说晓明哥原该上工大或是科技大的，只小姨点头说：“靳晓明倒有点意思。”
我问小姨：“什么有点意思？”
小姨笑起来：“一个人，肯为自己喜欢的事儿什么也不顾，说明这是个有趣的人。”
晓明哥很有趣吗？我有些茫然，印象里，晓明哥并不是个爱讲笑话的人呀。有时候别人讲个笑话，他还要想半天，然后一本正经地问道：“这有什么好笑的？”要是换作顾建军、顾建国两兄弟，早笑得趴在地上了。他们总是嘻嘻哈哈的，好像全天下的事儿都顶可笑。
顾建军是留级生，起先比我们高一级，后来他留了级，就到我们班来，和他弟弟顾建国成了同班同学。他坐在后排，老是拉前面女生的头发。要是女生向老师报告，他就说是盖文具盒的时候不小心夹到了，或者翻书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他咕哝说女生的长头发真是麻烦，自己不嫌麻烦，还要给别人添麻烦，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他说这话的时候，总要把“岂有此理”重复两遍，好像这样就能摆脱作案嫌疑似的。
顾家也住在我们厂的宿舍大院儿，只是不和我们在同一排房子。他父亲顾平阳是厂领导的小车司机，因而住房条件比一般职工要好些。我父亲为改善我们家的住房，曾下了很大的决心，趁黑拎着自己舍不得享用的好烟好酒，私下找厂领导说过我们家的困难：四口人，挤在一间十八个平方的房子里，再加上孩子的小姨；小姨以前上学的时候，逢周末过来一趟，凑合一下也就罢了，现在来咱厂实习，吃住都在家里，那么就是五口人，实在错不开身。如果能像顾平阳家那样，多分一间房，那就太好了。厂领导和我父亲不熟（开门时都没认出我父亲，他俩唯一的交集，是我父亲前年评上劳模时，厂领导给他颁过一回奖状），所以我父亲又把烟酒拎回来了。但厂领导也很理解我们家的困难，答应下次建房的时候，首先考虑咱家。可是现在还没有建新房，也就没有多余的房子分给咱家。
为房子这事儿，靳大伯也不服气。他说顾平阳家先前是四口人，分了两间房也就罢了，可后来顾平阳的老婆死了，家里只剩下三个光头，怎么还占着两间房？父亲搔着头皮答不上来，他拎着烟酒去厂领导家的时候，天都黑了，靳大伯没看见，因而也就不知道父亲去了厂领导家。靳大伯撺掇父亲去厂领导办公室闹一闹，兴许一闹，就能把顾平阳家的房子置换给咱家。父亲脸红了一下，搓着手为难地说，要是一闹就能把房子闹到手，这事儿早就有人干了，哪能轮到咱？
于是我们家仍是四口人挤在一间房，父母的床和我们姐弟俩的床之间，隔着一道旧被单改的格纹布帘子。要是小姨回来，也挤在我和弟弟的床上。冬天的时候倒是暖和，夏天就不成了。不过最热的那段日子，我们搬着凉床去院儿里睡，这样稍微能解决一点儿高温带来的睡眠障碍问题。
等入了伏，全院的人都在大院儿里的空地上纳凉，那场面可叫壮观。
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空调，家里能有台电风扇就算是很值钱的电器了。逢到夏天，人往往热得吃不下、睡不着，迅速而明显地消瘦下去，故而有“瘦夏”的说法。为了凉快点儿，落了黑，大伙儿便在空地上洒一遍水（有时一遍不够，多洒几遍拔拔地气也是有的），家家拖出凉床来。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攒动，有摇着扇纳凉的，有捧着碗吃饭的，有围着圈儿打扑克的，有四散着聊大天儿的。小孩子们活泼地跑来跑去，在灯影下捕捉各种稀奇古怪的虫子，不时引来母亲的呵斥。而那些洗完澡出来的妇人，个个香喷喷的，花露水和痱子粉的气味播撒得到处都是。这些都使夏天的夜晚显得愉快而亲切。
也有跑到厂办大楼的楼顶上铺席子的，不过那得抢位置。楼顶凉快，离星星也近，躺在凉席上，一伸手就可以摘到咫尺之遥的星星。那样的夜多美呵，所以人人都想上楼顶抢一块铺席子的地方。不过多半是腿脚轻捷的男孩子抢先一步，比如顾建军、顾建国这样的，每天晚上几乎是不吃饭就往厂办大楼上爬。天还大亮着，他们已经把席子铺上了，也不管席面晒得发烫，或是招虫子落灰。占了位置，再轮流下来吃饭，一点儿不耽误。反正他们也不像我们家那么爱干净，每天晚上，我母亲总要把席子用清水抹三遍，才肯让我们躺上去睡觉。
这年夏天，天儿尤其热，还没入伏呢，屋里已经睡不下了。日头刚刚落下去，灯还没有亮起来，我和弟弟便拖了凉床出去，也顾不上蚊蚋小咬。
西天上的霞光着了火似的，燃出赤红的一片，仰头看去，云霞斑斓，风光绮丽，不知天上有什么法力无边的神仙，隐在高阔的云天外施了幻术，才叫地上的人看到这样的奇景。东边那一大片穹隆却是青黛色的，早有淡淡的月牙儿印上来，像是布面上清浅的印花。
弟弟皮肤嫩些，最是招花蚊子。那些长脚花斑的大蚊子一落在弟弟身上，必是喝足了新鲜的血才肯罢休。它们刚刚飞走，弟弟身上便隆起一整片红肿的包块来。若伸手去挠，则愈挠愈痒得厉害，可是不挠，弟弟也是忍不住的，非要等到嫩红的鼓包上再添加几道鲜红的血痕，母亲抓住弟弟的手，拿一碗绿豆汤或是半个西瓜来转移他的注意力，这才能够稍稍消停。
我身上也让蚊子咬得不轻，只好拼命地掐自己——蚊子狠咬过的地方，再让指甲更狠地咬在皮肤里，咬出深深的印儿来，便可缓解钻心的痒，也不至于皮破血流。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法子，比风油精、清凉油还管用。只是蚊子咬的地方多了，我却只有两只手，往往手忙脚乱，按下葫芦起了瓢，这边的痒还没有止住，那边又开始发痒，恨不得生出十只八只手来，浑身上下都是手才好。
我掐自己，许是太用力了，竟把自己掐得受了伤。
小姨给我递过来一瓶汽水，我欠身去拿，回头吓了一跳，怎么凉床上竟有血迹！全身上下看看，哪里掐破没有，却找不到。小姨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她给我使眼色：“果儿，裙子。”我低头掀裙子，才发现花裙的后半幅已经让血染红了一块。那血和裙摆上的印花开在一处，又妖艳又诡异。我好像明白了什么，脸一下子红了。
我飞快地从凉床上蹦下来，将染了血迹的裙摆扯到身前，攥在手里，夹紧了两腿往屋里碎步跑去。小姨跟在身后，笑着撵我：“跑什么？天都黑了。”
耳听着小姨的笑声，我的脸更红了，要不是天色暗下来，我一定羞死在日头下面。我已经十二岁了，在学校里，见过女厕所里丢掉的那些红色卫生纸。我一直暗暗忐忑着，担心自己哪一天也遇上这样的窘迫，可没想到是今天。
小姨跟进屋来，看我促手促脚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便从母亲的五斗橱下面抽出一包东西来。我知道那是什么，却不知道如何用，只好巴巴地看着小姨。小姨又笑起来：“咱家的果儿，这就成大姑娘啦！嗯，岁数不大，懂事却早。”我跺脚嗔她：“别说风凉话，趁爸还没回来，你快陪我去趟厕所。”
咱家没有厕所，整个大院儿里的人家也没有厕所，我们白天解手，都是去公厕，晚上就在痰盂里解决。这会儿情况特殊，还没到晚上呢，我就把痰盂给占上了。匆匆忙忙地，我换了条长裤，央着小姨陪我去厕所把痰盂倒掉。小姨说马上就吃饭了，这会儿倒痰盂，多奇怪呀。她劝我吃了饭再说，我只是不肯。果然，端着痰盂出门，就碰上母亲从屋前的小披厦里出来。那间利用半面墙壁临时搭起来的小披厦是咱家的厨房，母亲做好了晚饭，卸下围裙，正打算到门口的凉床上坐下来歇口气儿。
“这是做什么？一会儿你爸到家就吃饭了。”母亲盯着我手上的痰盂，不解地问。
我红着脸，不看母亲：“嗯，就回来。”不用回头，我就知道小姨的脸上一定是憋着笑，我也不看她，只顾低头往前走。
弟弟坐在凉床上抱着两瓶汽水，快乐地喊：“姐姐，你不喝，我帮你喝了啊。”母亲忙抢下弟弟怀里的汽水瓶：“快吃饭了，喝这么多汽水干什么！”
远远地，父亲下班回来了，和院儿里的人打着招呼，我赶紧和小姨从旁边溜过去。我好像看见父亲朝我这边瞥了一眼，小姨说父亲一定是看到我们了，待会儿回去，父亲问我干吗急着倒痰盂，我八成说，是小姨要倒的。我想到“把屎盆子往别人身上扣”那句俗语，不禁嘿嘿笑起来。
倒完痰盂回来，母亲已经在院儿里把小桌支上了，几把小凳围着，团团圆圆一家人的样儿。“快，来吃饭！”母亲招呼大家。父亲摇着蒲扇坐下来，却没问我，倒是问了小姨几句，什么“老蔡几月份退休”啦，“洪科长家的侄女分去工会办公室”啦，都是我不明白的话。弟弟已经端着碗吃上了，仍旧坐在凉床上，脚边是横七竖八的玩具小汽车。母亲把菜蔬肉片盖在白米饭上，给他堆了高高的一碗，他就一边嘀嘀叭叭地开车，一边啊呜啊呜地吃饭。
小姨在厂里的财务室实习了半年，洪科长给签的鉴定是“优秀”，但洪科长说这么优秀的小姨也留不下来，因为财务室的编制早就满了。父亲只是厂里一个车间的小段长，平时连厂办大楼都不怎么去，就更谈不上和大楼里的人有什么交情往来。父亲说到这些的时候有些愧疚，小姨笑笑，没搭话。我不知道小姨怎么想的，她留在厂里，要是不进财务室，就白瞎了她的专业。可是，谁也不能给她打包票，准能干上稽核会计——派遣证上只写派遣的单位，不写派遣的工种。之前也有这样的先例，分配来的中专生，说是干部身份，可也要从工人做起。如果运气不好，在车间里干上几年也是有的。要是男孩子还好些，他们总有一把力气，可女孩子下车间，不是太委屈了？母亲为此忧心忡忡。
小姨自己却并不太担心，她生性乐观，好像对什么都从滑稽的一面去看待。“下车间就下车间呗，”小姨满不在乎地说，“车间里女工少，我这样的肯定是香饽饽啊。”母亲问父亲，车间里能不能找找人，干个统计员什么的，活儿也轻巧。父亲蹙着眉为难道：“统计员的岗位就那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说梅子一去，就把人家顶下去，恐怕……也得慢慢来。”母亲就不说什么了。
我知道小姨疼我，母亲决定生弟弟的时候，她还只有十岁，却理直气壮地质问她的姐姐：“要是果儿没得小儿麻痹症，你是不是就不能再生了？”母亲忧伤地说：“多一个孩子，总归是热闹些，再说……果儿也想有个弟弟。”“果儿才不想呢，是你和姐夫想。”小姨不依不饶，她把母亲说得红了脸。
四岁以后，我拖着一条残疾的右腿走上了人生之路。这条路走得不平，到处是坑坑洼洼的泥泞和障碍，我没有办法像那些正常的孩子一样又跑又跳，连笑得大声一点都觉得困难。但小姨鼓励我，没有人可以剥夺我欢笑的权利，她还说，我也可以跑起来，跳起来。虽然我奔跑和跳跃的姿势那样奇怪，但那就是我的样子。喜欢我的人，不会因为我奇怪的样子而不喜欢我，相反，因为我的样子如此奇怪，却还努力地学习奔跑和跳跃，不会有人不喜欢我。
小姨是对的，我上小学以后，和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生一样，走着去上学。我一瘸一拐地走过矮矮的冬青，走过高高的钟楼，走过商店，走过医院，走过图书馆，我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自信，从来没有因为别人多看一眼我残疾的右腿而放慢脚步。
我不知道以后自己会走到多远的地方去，但是小姨说：“别怕，果儿，你一定可以走得很远，很远。”就这样，我眼前有了模模糊糊的远方的影子。
已经放假了，我们也不必再去学校，日子便像夕照投在花墙上的影子，慢悠悠地长起来。我有时读书，有时发呆，侧耳倾听蝉的鸣叫，可以生出无穷的遐想来。
那蝉，就藏在我家门口一排阔大的悬铃木上，终日叫嚣不歇，极是敬业。这些悬铃木皆上了年纪，据说还是新中国成立那年建厂的时候栽下的，棵棵都有小儿合抱不住的粗壮的干，冠盖严严实实的，蝉藏在里面，头尾都瞧不见，单是听见那吱哇吱哇的鸣叫，从早鼓噪到晚。
你若烦闷的时候，听见蝉鸣，会愈发觉得烦闷；可平静的时候，大声的聒噪也可以做到充耳不闻，这都是耳朵的妙处。侧耳去听，蝉有时叫得稀松，有时叫得紧凑，有时突然一个急刹般地顿住，你以为它必是累了，谁料下一秒钟又轰然喧闹起来，全不合你心里的节拍。
午后是最漫长的，躺在床上，家里唯一的一台摇头风扇嗡嗡地响着，从这一头摇到那一头，和着喧嚣的蝉鸣，亘古一般恒久。弟弟初时总不肯睡去，得要母亲捉住他的手脚扔在床上，再扭来扭去，待倦意阵阵来袭，这才渐渐合了眼皮。我却难有睡意，虽是安静地躺在床上，脑子里依旧奔腾得厉害。我不让它去想，它竟有自作主张的能力。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原来人的脑子并不是身体的一部分。
我目光所及的地方，有一块泛黄的水渍，应该是雨季漏下的雨水所留的痕迹，虽已干涸了，却因为拓在白墙上，淡黄的一块，像是小孩儿的尿印。我盯着那水渍，半晌都舍不得挪开目光。这又是一件奇怪的事，我发呆的时候，眼珠子好像不会转动，明明看在眼里的一样东西，会幻变成另一样全不相干的东西。
我素日好静的，有时，光是瞧着那篱上的花影一寸寸地，像长了脚似的，从一处挪到另一处，就可以生发出无穷的趣味，因而耗上大半天时间。这时躺在床上，手脚并没有被缚住，却和缚住了差不多，只剩下一双眼睛尚有些自由。这双眼睛本可以灵活转动的，但因钉在那块夸张的水渍上，被强力胶粘住了一般，便只能盯着发呆，渐渐地，眼前铺开一张地图：
那地图上汇出山川河流的模样，有牧羊的人执着鞭儿，轻轻落在羊羔的身上。星辰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越过牧羊人的肩膀，跌入大海。海洋中有深深的蔚蓝，包裹着巨大的透明水母，一张一翕，像要吞掉整个的水域。那片水域里流动着十分丰富的色彩，斑斓的热带鱼和珊瑚交错生长，海马弹跳着曲线的身体，海藻柔曼多情，生出无数的、发丝一样纤细的臂……
这一切都使我迷醉。
哦，我还从没有见过大海，那些从14吋黑白电视机里见识到的画面，以及从小姨的电影画报里看到的色彩，堆叠出一片神奇的光影，在午后的墙壁上投下曼妙而富有生命力的想象。我就这样漫无边际地幻想着，脑中如海水的潮涌奔腾不息，连屋外的蝉鸣也听不见了，只剩下海面哗哗翻滚的波浪和海底静水深流的呼吸。
海洋的呼吸是蓝色的。
我仰着头，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书上说，生命是从海洋开始的。这可真稀奇，难道我们以前都是鱼？我们用腮呼吸，我们没有脚，我们像海豚那样发出高亢的鸣叫，在快乐的时候跃出海面，让金色的阳光打在光滑的背脊上，反射出粼粼的耀眼光芒。这样想着，我的腋下好像生出了鳍，双腿也合成了鱼尾的模样。我那条比左腿短一截、细一圈，还有些畸形的右腿，立刻就圆融地滑入了水中，像是不曾经历过世间的颠簸和崎岖。
小姨总是鼓励我，她说人的外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的丰富和强大。但我知道，残疾的右腿始终让我的外表和别人不一样。即使他们忍住不去看我的腿，我依然敏锐地感受到他们异样的目光，有时是同情，有时是嘲笑，有时是惋惜，有时是不屑。我一度恶作剧似的把他们的目光接住，装进口袋里，好像有朝一日能够派上用场。我收集了很多这样的目光，在我十二年的生命里，它们几乎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我揣着这些目光走在路上，白日里尚且能够做到昂首挺胸，但夜幕降临以后，身边的光线稀落，只能抬头看到寥廓的星辰，我就变得颓唐而懈怠了。一个人总不能一直紧绷着身体，他有松懈的权利，甚至，拆掉骨头一样瘫在地上，伤感地哭一场。
我的眼角不知不觉沁出一滴泪来，真是奇怪，我明明没有感到伤心呀，这会儿还是白昼，窗外阳光刺眼。我翻了个身，眼光从墙面的水渍掉落在地上。水泥汀的地面叫母亲拖了好几遍，在窗帘后泛出青色的光来。有一只蟑螂飞快地爬过，在路过我脱下的粉红色塑料凉鞋时，停了一停，触须轻摇，谨慎地探测到什么似的，又飞快地爬走了。我的目光追着它爬进床底，消失在堆满了乱七八糟的纸箱和鞋盒的暗处。
我们家的蟑螂和人相处得还算愉快。人习惯了这种小东西，便也不觉得它们如何难以忍受，反正怎样也灭不干净，不如视而不见。有时它们便如入无人之境，偷吃剩饭剩菜，在橱柜里爬来爬去。除非当面发现它们招摇的行踪，否则人也不会特意去捕杀它们。父亲塞了几回蟑螂药，不过消停不久，它们又成群结队地回归了，原因是这一排房子肩并肩、手挽手地伫立在同一条地平线上，蟑螂并不是一家的事儿。
这样一排一排的房子，我们大院儿里到处都是。排与排之间相隔也不远，后排的窗户里咳嗽一声，前排就能听到动静，因而不仅是蟑螂，什么都可以共享。譬如靳大妈的表侄前段儿来我们厂相亲，上午来，前后排的人家下午就都知道了，连那个相看的姑娘是哪个厂的，干什么工种，多大年纪，高矮肥瘦，都摸得门儿清。在我们院儿里，谁家都没有秘密。或者，你以为这还是秘密呢，院儿里早就传开了。
小姨的事儿就是个例子。院儿里都传遍了，我们还蒙在鼓里。
昨儿母亲问小姨：“他们说的是真还是假？”
小姨抿着嘴冷笑一声：“假的也说成真的了，我就问您一句，您信我还是不信？”
母亲呆了一呆，还在想这事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小姨一锤定了音：“别说，老顾说话还真算话，比姐夫强。”
母亲挨了臊，强颜替父亲辩解道：“你也知道你姐夫的，不过是个小小的段长，又是个老实人……”
“我又没说什么，姐夫自然是好姐夫，我的意思是，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小姨接过母亲的话，大大咧咧地说。
母亲却又不答应了，激动地拍着大腿嗔道：“你这话说的，我是你大姐，我不替你操心，这Y城里，还有谁替你操心呢？”
母亲埋怨小姨是白眼儿狼，她的一片好心都喂了狗。小姨赶紧扳过母亲的肩头，撒娇哄母亲开心：“您看看，这都哪儿对哪儿啊，我是那样的人吗？”
后来她们嘀嘀咕咕又说了半晌，我听得不很真切，到底没闹明白，小姨的事儿和顾建军他爸有什么关系。不过也许她们口中的“老顾”并不是顾平阳，但我又想不出院儿里姓顾的还有哪个。
女伴们来邀我去玩儿，我们便携了手出来。咱厂的大院毗邻郊区的蔬菜队，可以见到大块大块绿油油的菜地，青菜、辣椒、茄子、苦瓜、菜豆、韭菜、洋柿、黄瓜和丝瓜中间，还有一方粼粼的水塘。塘边的田埂上先是开满绚烂的紫云英，无数只紫红色的小花伞堆堆叠叠地廓出一块清亮的水域。到了热天儿，水塘里便铺满田田莲叶，密密得见不着水面了。映日的荷花极是曼妙，若有风来，香气四溢，扰着人的鼻息，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吸吮那蜜汁般的芬芳。水塘边另有杨柳拂堤，丝绦万缕，景色颇为清丽，比市里有名的青年公园更多些野趣。那里是我们夏天的乐园。
半下午的太阳没有正午那么炽烈了，可仍是光芒万丈，四射着热辣的活力，不久就把我们的脸庞晒得通红。我们折下近前的荷叶顶在脑袋上，又探身去采塘中的莲花。那粉色的水莲端庄地立在碧玉盘子似的荷叶中间，可远观不可亵玩焉，但我们可不管这些文人雅士的劝谕。朱玲玲攀了乔昕的胳膊，斜着身子去够那朵最大的荷花，方小柔却高声叫道：“旁边那朵才好看呢！”
我们折了几枝荷花，兴兴头头地往塘后的坡上去。那里有高大的合欢树，满树羽状的粉红花冠下搭了一座凉棚，四周的蜀葵最盛，还有大片的向日葵。这些花都是我们喜爱的，每一朵都有它的美，就像各不相同的女孩子。
乔昕说顾建军今年还得留级。她母亲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这消息想必不假。朱玲玲拍手笑道：“我就知道这个流氓要遭报应。”她笑得快活，险些把脑袋上的荷伞颠下地来，又转头对一旁的方小柔说：“方小柔，这下你可报了'一摸之仇’了。”方小柔红了脸，啐她道：“你还一百摸呢！”我们笑作一团。
顾建军去年留级来我们班上，被发配在最后一排。他大我们一岁，个子早蹿起来了，仔细看，似乎还有小胡子。他一来，我们班的后进生就找到了主心骨，整天围在他身边，闹出各种让老师头疼的花样。我们女生自然是不和他们来往的，但方小柔个子高，坐在倒数第二排，和顾建军离得近。有天下课的时候，方小柔站起来，往教室门口走，顾建军也站起来，抢着往教室门口去。他俩在窄窄的过道上侧身撞上了，顾建军的胳膊肘碰到了方小柔刚刚发育的胸部，让方小柔疼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这下成了班里的大新闻，都说顾建军摸了方小柔的胸。边上的男生嗷嗷地起哄，让方小柔嫁给顾建军，因为她已经被他摸过了，以后别人也不敢娶她。方小柔气得两天没来上学。
为这事儿，班主任罚顾建军在教室后面站了整整一个星期，起哄的男生也一律陪站，在教室里站了满满一排。可方小柔还是落下了心病，提起顾建军就面红耳赤。朱玲玲爱开玩笑，这会儿把顾建军又搬出来了，方小柔便追着朱玲玲一阵敲打，连手上的那枝荷花都敲得蕊残花败。我和乔昕成了人肉盾牌，朱玲玲躲在我们身后，缩着脑袋，方小柔的拳头和荷上的花粉有不少落在我们身上。一路嘻嘻哈哈，日头也让我们的嬉闹声摇落了一大截，人影、树影都知趣似的伏到了身后。
乔昕从她母亲那里得来消息，说我们厂子弟小学今年毕业的这个班，要整体升入区里的中学。“还是这些老同学，咱们还是同班。”乔昕兴奋地说，红色框架眼镜后面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大家都很高兴，抱在一起庆祝了一番。朱玲玲把一枝蜀葵高高地举起来，像是指挥棒似的来回舞动了一下。她是学校鼓乐队的领队，惯常喜欢舞弄她的指挥棒，现在当起了我们的现场指挥，领着我们唱起歌来。
我们口里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便双手作桨，化作“小船儿推开波浪”。当唱到“红领巾迎着太阳”时，方小柔插口问道：“我们升了初中，还要戴红领巾吗？”
这问题引来了争论。
有说要戴的，有说不要戴的，也有说戴一阵就不戴了。从“少先队员”到“共青团员”，总要有个过程，因此没有加入共青团之前，咱们还是少先队的人。但是中学里好像又没有少先队辅导员，我们向谁汇报思想、开展活动呢？大家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哎，想这么多干吗？”朱玲玲一挥她的“指挥棒”：“好不容易放个假，还没有暑假作业，能不能好好过个没有意义的暑假啊？”大家都扑哧笑起来。这里面有个“典故”，原先我们放寒暑假的时候，班主任总会在最后一堂课上反复交代，要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可是，什么样的假期才是有意义的呢？我们似乎迷惑了六年还没能搞明白。每回返校交假期作业的时候，班主任都不满意地拍着作文本直摇头：“你们呀你们，让我说你们什么好。这么长时间的假都白放了，咹？就没有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看看这都写得什么乱七八糟的！”
总之，我们度过了整整六年“乱七八糟”的寒假和暑假，我们每次都努力寻找“意义”，却每一回都和“意义”擦肩而过。
有时候我想，意义就是一个手艺精湛的小偷吧，他偷走了我们的假期，除了作文本里的《记暑假（寒假）里一件有意义的事》，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丁点儿回忆。可是，为什么十二岁夏天这个“没有意义”的假期，却让我难以忘怀呢？后来我才知道，对于漫长的人生来说，那些可以写在作文本上念给全班同学听的事儿，其实都没有意义；反而是那些无法言说的心灵的秘密，才值得追忆和回味。
意义是一首歌吗，还是一种感觉？当“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我恍惚听到了心底的一声叹息。
歌声飘得很远，那个夏天，我们愉快地大声唱着歌谣，每一个音节都像是一颗珍珠；颗颗珍珠在花间滚动，浸满了回忆的芳香。在那香氛中，我记得很真切，有一段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关于一只挂在墙壁上的野羚羊的头颅。
那天我擎着一枝荷花回到院子里的时候，从学校放假回来的晓明哥刚好背着画架出门。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去菜地后面的荷花塘。“都傍晚了，还出去？”我满怀好奇。他说这时候的光线好，美也是有时间的，说着看了一眼我手中的荷花。那枝荷花经过了半下午的折腾，难免臊眉耷眼，我不好意思地把荷花背到身后，给自己找补道：“我回去放在瓶子里养着。”晓明哥随口说：“养不了多久吧。”随即又轻轻笑道：“不过也没什么，有花堪折直须折……就是开在塘里，也不过盛放几日。”我听他声音里似有几分落寞，不解地看了他一眼。他没有再说什么，背着画架的身躯微驼着，讪讪地走了。
过几日晓明哥见到我，问我荷花的事。我一呆，那枝残荷早让我扔了。他哂笑一声，自语般地轻轻道：“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我想这话恐怕不大对，那枝遭到我嫌弃的荷花此刻埋在垃圾堆里，哪里还有香可言呢？臭也臭死了。只是我不便和他说，于是自作聪明，笑吟吟地问他：“你那天去荷花塘画的荷花一定开得好，我能看看吗？”他便邀我去他家看那幅画儿。
我还是第一次去晓明哥的“房间”，他们家和我们家一样（厂子里盖的这排平房都是一个房型，四四方方的一间，水泥汀地面，灰瓦人字顶），统共也就十八个平方，不过当中隔了板材，就像是两间房了。晓明哥单住一间，床上床下都堆着书和他的画儿。这些和我想象的差不多，没什么了不起，不过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房间里竟然挂了一个硕大的羊头。
那墙壁上的羊头骇了我一跳，我像是被什么东西猛然撞击到似的，进屋的步子不免滞了一滞。待进得屋来，更是奇怪，我的眼睛被它死死牵住了，怎么也挪不开。我盯着那个只剩下白骨的巨大头颅，想象它尚未被剥皮剔肉之前的模样——一定不是寻常的山羊，它头上的角竟然螺旋状地向上飞起，像战斗的蛇一样扭成两段黄褐色的奇异造型。
“假的。”晓明哥见我惊讶的样子，便告诉我那只是一种艺术。我家的墙壁上，从来只有照片相框、俗艳的年画和明星挂历，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饰。一只羊的头骨，怎么会想到挂这样奇怪的东西？它又绝望又傲慢，那么岑寂，那么狂野，与这间人字顶的旧砖房一点儿也不搭调。它这样神秘而不知所谓地挂在墙上，甚至还有些诡异。但为什么，我一见它便被摄住了魂魄似的，仿佛透过那两只深邃的孔洞，可以洞见寥廓的星辰大海，而不像看到那些熟悉的年画和明星挂历，只能嗅出烟熏火燎和庸脂俗粉的气息。我很震惊，晓明哥嘴里的“一种名义上的死亡换来了活的艺术”，使我一晚上都在思考那悬挂在冷壁上的审美，与我们寻常人家是多么地不同。
正因为那么不同，所以那么诱人；正因为那么震撼，所以那么让人铭记。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那可能是我与艺术最初的碰撞，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油然而生，即使老师让我写在作文本里，我也不晓得如何起笔。“无从下手”，这个有些粗鄙的词汇，竟然是我面对意义时最准确的表述。
我见到了晓明哥画的荷花，果然开得盛大而永恒。它们定格在那里，似乎还飘荡着香气。只是晓明哥仍不满意，他说那一池莲花开得太满，他完全是写实主义地照搬下来，并没有使它们获得真正的灵魂。
这样“艺术”的话让我费解，我想他忘记了，我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平日除了在书包里揣着水彩笔，去学校上体育老师带的美术课，没有接触过一点儿艺术。我们的体育老师教美术课的时候也不和我们聊“美”和“艺术”，他给我们的美术作业打分，唯一的标准是“画得像”。
我对色彩很敏感，喜欢大胆地涂鸦，但画得不像，所以我的美术成绩不如语文和数学那样出色。不过，因为老师和父母都不以为意，我也就接纳了自己在美术方面没有天分的说法。“反正不考画画的。”大人们异口同声地安慰我。我甚至和大人们变成了一伙儿的，觉得晓明哥“以画为生”的想法荒唐而不切实际。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晓明哥不是以画为生，而是以画为生命。他想在自己的生命里画上自己的色彩和构图，和谁也不像，他就是他自己。那是一种多么美丽而倔强的生命啊，可惜，彼时我们厂的大院儿里，没有一个人懂得他，就连我时尚的小姨，也不懂。
我小姨爱看《大众电影》，她的审美大概也是明星挂历那样的。她喜欢龚雪、张瑜和刘晓庆，觉得一个人就应该在那样的聚光灯下度过一生才有价值；如果不能，就努力让自己活在高瓦灯泡下，活在别人艳慕的目光里，反正不能黑不溜秋、窝窝囊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她当作励志教材来读，从这个要强的农村姑娘身上，我读出了生命的韧性和折腾劲儿。
小姨和晓明哥都是那种咬住自己的目标就不撒口的人，但不同的是，小姨表面上看起来我行我素，其实却一直活在外界的目光里，她太想让别人知道她的“价值”了。她不像晓明哥那样，把自己的价值放在心里，悄没声儿地，做那个不讨人喜欢、却让自己喜欢的人。
我这样说，一点儿也没有贬低小姨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世界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就像我母亲说的那样，“人活一张脸”，脸可不就是给人看的！要是一个人不要脸，肯定不成；但是太要脸，又活得累，这是个特别拧巴的问题。我一个小孩儿，不懂那么多，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晓明哥是对的，小姨也是对的，他们就像一根茎上的两只豆荚，荚里藏的到底是三颗豆还是五颗豆，你得掰开了仔细看。
最近晓明哥对我小姨的态度好像有点变化，但具体变在哪儿我又说不上来，总觉得他俩怪怪的，比如晓明哥装作不经意地问我：“你小姨不是爱穿高跟鞋吗，怎么现在改穿平底了？”我还真没注意这件事儿，小姨的每双鞋都和她本人一样漂亮，在我眼里，漂亮的鞋子就是好鞋子，高跟还是平底，有那么重要吗？
晓明哥便自嘲地笑笑：“是不重要，我只是觉得她变矮了。”这话更蹊跷，我不知小姨是高是矮和晓明哥有什么关系。那感觉就像他见到一朵美丽的花儿，原本很喜欢的，谁知道随着光线的变化，花儿不那么悦目了，但他又觉得自己并没有理由去指责一朵花的颜色。
“我小姨新买了一双牛皮凉鞋，她说今年流行这种细带的款式。”我驴头不对马嘴地说。
“她喜欢就好。”晓明哥吟哦道，“就是不知道，她到底是因为那个款式在市面上流行才喜欢呢，还是因为喜欢才买了市面上流行的款式。”
我“啊”了一声，不解地问道：“这有什么分别吗？”
“唔，也许，并没有太大的分别……”晓明哥喃喃道，低下头来，“我总是想得太多，行动得太少。”
那天的晓明哥奇奇怪怪的，我从他家出来，还抱着沉甸甸的疑惑，想着哪天一定要把“高跟鞋和平底鞋的区别”以及“细带牛皮凉鞋的流行性”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不过我很快便忘记了，因为小姨回来了，她波浪般的卷发上别着一对样式精美的新发夹。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装饰品，它很快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
小姨头上的蝴蝶发夹漂亮得不像话。它们一定不是小摊子上随处可见的便宜货，说不定是从市里的工艺品商店买来的，原本应该放在光洁锃亮的玻璃柜台里供客人观赏流连，它们不知怎么就跑到了我小姨的头发上，像是从外太空飞来的。
“外太空”这个词儿，我还是从顾建军嘴里学来的。他喜欢UFO，觉得一切神秘现象都比正常过日子重大且紧要得多。不过，他好像没什么机会去实践这样重大且紧要的光荣任务。他最光荣的时候，就是作为坏学生的代表，满不在乎地站在讲台上接受老师的批评和惩罚。老师们都不喜欢他，但他有自己的拥趸，每当老师转过身去板书，他就朝讲台下的同学扮鬼脸，或者佯装袭击老师，摆出一个踢腿或挥胳膊的姿势，引来台下一片哗然。他说自己是从外太空飞来地球的“高我”，作为低维生命的地球人不懂他，所以不喜欢他。他嘴里的“地球人”包括老师和我们这些优等生，坐在后排的差生们则和他打成一片，他们相约一起飞回外太空。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小姨头上的蝴蝶发夹，就莫名地想到“外太空”，觉得它们一定和那个遥远而神秘的时空维度有关。地球上的人，梳头发的时候，总是用发绳或发圈扎起来，要不就像我母亲那样，用黑色的卡子固定头发，了不起用彩色绸带或者塑料夹装饰一下，哪里会用这样耀眼到咄咄逼人的材质呢？在我极有限的生命里，还从没有见识过真正的珠宝，但我想珠宝就应该是这样的，高贵奢华，璀璨夺目。
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小姨的发夹，手指竟有些微微地发颤，生怕叨扰到蝶翅上的光华似的。蝴蝶发夹在小姨的两鬓上斜斜地勾出两枚桃心的形状，俏皮而优雅。我问小姨：“这是什么做的？”“水晶。”小姨轻轻吐出两个字。
我的耳朵像是被清脆的银铃叮当碰撞了一下，光是听这名字，就觉得又清丽又华贵。真是奇怪的感觉，我无端地想起了晓明哥的房间里，那只悬挂在墙壁上的羚羊的头颅。白森森的羚羊头骨和精致漂亮的水晶发夹，这毫不相干的两样事物，竟然鬼使神差地联系在了一起。
我突发奇想地说：“小姨，这对蝴蝶发夹就像活物一样，好像随时要飞起来。晓明哥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只羚羊头，也像是活的。”我说得颠三倒四，也不知小姨能不能明白。不过她好像竟然听懂了，点点头说：“栩栩如生。”我本来想说这对蝴蝶的确是栩栩如生，但那只羊头却不是，因为它是死的，想想好像也不对，晓明哥明明说那是一件假的工艺品，并且就算是一颗真的羚羊头，它也没有生命。想来想去，越想越糊涂，也就罢了。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终于想通了，那只羊头表现的虽是死亡，但死亡本身却包含着巨大的生命能量，所以它就像活的一样。那一对蝴蝶呢？却简单得多，它们扑闪着假翅膀，看起来倒像是真的能够飞翔。这就是它们的不同之处。我很为自己思想的深邃感到快乐，不知不觉就陷入了一种时空颠倒的迷醉状态。
这时顾建军来叫我：“余果，你醒醒吧，你看看这是什么？”他变魔术似的从皱巴巴的口袋里掏出一只蝴蝶发夹，和我小姨头上的水晶发夹竟然一模一样。只是这只水晶蝴蝶不再那么晶莹剔透，闪闪发亮，它像是曾经掉入泥淖中，脏污得厉害，比一块布满灰尘和划痕的脏玻璃强不了多少。那上面似乎还有顾建军的指头印儿，一圈圈的螺纹清晰可见。
“你怎么会有水晶发夹？”我惊奇地问他。
顾建军不屑地抽抽鼻子，瓮声瓮气地说：“我怎么会有？这是我爸的东西，你说我怎么会有。”
“这是我小姨的发夹呀。”我着急地说，可是看了一眼发夹上脏兮兮的指头印儿，又不敢确定了，“这……我小姨也有这样的发夹。”
“别做梦了，那就是我爸买的。”顾建军斩钉截铁地说，让我大吃一惊。
这一惊，把我惊醒了，原来我真的在做梦。母亲坐在床前，和坐在一把靠背椅上的小姨面对面，一个扯，一个绕，正在盘毛线。我们家每年打热天儿里就开始织毛衣，要赶在天儿凉之前织好全家的线衣，这可是个巨大的工程，所以一入夏，我母亲就开始拆洗旧线衣——把旧毛线拆散，盘起，再掺上一些新毛线，就可以得到一件新的毛衣。这事儿有些麻烦，可是我母亲乐此不疲。她每年在盘毛线的时候就想好了织毛衣的最新针法，开始发散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母亲一边盘毛线，一边和小姨唠嗑，她说兹事体大，小姨万万要当心。小姨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但看得出来她心里笃定得很。我听了半截话，不知她们在聊什么，想要再听听，母亲却回过头来，说一声：“哟，果儿醒了。”小姨赶紧站起来，笑嘻嘻地朝我嚷嚷道：“快起来帮你妈盘毛线，我要上班了。”
我揉揉眼睛坐起来，小姨已经背上她的小坤包，一闪身就出了屋。
母亲问我，今年的毛衣是想织成小花还是大花，我呜呜哝哝不置可否。这种穿在袄子里的线衫，半新不旧的，怎样也没有百货大楼里花样百出的羊毛衫好看。可是我又不能和母亲说，我不喜欢她织的毛衣。母亲这样不辞劳苦，为全家人的冷暖操心，我不知感恩，实在是大不敬。我想有一天也像小姨那样，自食其力地挣上工资，买自己喜欢的羊毛衫、细带凉鞋和水晶发夹。
哦，水晶发夹，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扭头问母亲：“妈，小姨的发夹是她自己买的吗？”
母亲绕着毛线，不以为意地说：“那不是买的还能从哪儿来呀？”想想，又停下手中的活儿，皱眉沉吟道：“你说，发夹不是她自己买的？”
“啊？”我给母亲问住了，也不知怎样解释梦里的事情。在梦里，顾建军跟我说，我小姨的水晶发夹是他爸顾平阳给买的，可这也太荒唐了。顾平阳怎么会给我小姨买发夹呢？他俩八竿子打不着呀。
可是，偏偏是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后来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们竟然走到一起，成了我们厂、我们院儿里炙手可热的话题。
不，不是后来，其实那个下午，我午睡后蒙眬醒来，就已经听到了小姨和顾平阳的“绯闻”，只是我迷迷糊糊，分不清梦里还是现实。
母亲和小姨盘毛线的时候，大约是提到了厂里的一些传闻，她让小姨离顾平阳远点儿，毕竟，小姨还是个没出阁的姑娘，这种事，不管有的没的，传出去总是对小姨不利。小姨却一点儿也不在乎那些四处流窜的“谣言”，她脸上带着笑，对母亲的关心和担忧不以为然。也许，小姨心里很清楚，那些传闻可不是谣言。
只是那时候小姨还没有决定，对我母亲和盘托出她和顾平阳的事儿。
小姨和顾平阳的年纪差了十九岁，而且个头不高的顾平阳和身材高挑的小姨站在一起，品相上也极不般配，为此，爱美的小姨还忍痛割爱地放弃了漂亮的高跟鞋，这都是后来我从母亲和小姨之间爆发的争吵中得到的讯息。那时小姨和顾平阳的关系已经公开化了，顾平阳竟然开始逼着顾建军、顾建国兄弟俩喊我小姨作“妈”。顾建军和顾建国当然不答应，这俩刺儿头，平时顺着毛捋都难伺候呢，怎么肯管我小姨叫“妈”？他们和顾平阳闹起来，全厂都搞得乌烟瘴气。
顾建军拉着顾建国去厂办大楼里哭诉，像是旧社会被地主欺压得没有活路的小长工。他们先是摸到挂着工会牌子的办公室，和那位眯眯眼的梁主席说，顾平阳把给他们哥俩念书的钱都给狐狸精买了衣服鞋子化妆品；又跑到厂长、书记的办公室大哭了一场，说给领导开车的顾平阳不配给领导开车，因为他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会严重影响领导的形象。厂长、书记都给搞得哭笑不得，叫了好几个身强力壮的职工才把顾建军和顾建国弄回家。
这事儿在我们厂这潭深水里激出了好大的浪花，一块大石头，出其不意地把平静的日子砸出个大窟窿。
父亲对母亲说：“都说咱家梅子是狐狸精，把顾平阳媚惑得五迷三道，要我说，他顾平阳才是条千年道行的老狐狸。”
母亲拿筷子敲着碗，拿眼色制止父亲继续说下去。虽然小姨没回来吃饭，但是我和弟弟都在桌上，母亲不愿意我们听见这些脏耳朵的东西。可是母亲不知道，我早就从闲话里听到了这些事情。厂子里都传遍了，说我小姨勾搭上顾平阳，利用他的关系，留在了厂财务科。
厂里的财务科，那得是多硬的条件才能进得去的？父亲直啧啧，他半辈子勤勤恳恳，不求人，也求不上别人，平生只有一回，为了给老娘“冲喜”，求着媒人给介绍了我在乡下犁田耙埂的母亲。他穷尽想象也无法琢磨出其中的奥妙。
说起我父亲和母亲的婚姻，的确简单得多。那时，和父亲一般条件的城里姑娘，是万不肯如此仓促地嫁给父亲的。既没有体面的聘礼，又没有排场的婚礼，就那样悄没声儿地，我母亲新裁了一身衣裳，拎着个碎花小包袱，就来Y城投奔父亲了。因为以后过起日子来，大红的喜服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母亲便裁了素净的格子褂和一条藏青色的涤卡裤子。这一身装扮，我母亲穿了十来年，直到我十二岁那年，她还舍不得扔掉。
那时，新婚的母亲心头有如小鹿乱撞，她拎着寒酸的小包袱，坐上了从乡下进城的长途汽车。一路上她忐忑不安，心里翻来覆去地念叨着我外婆的叮咛：进了城要谨言慎行，城里不比乡下，莫要遭人笑话。她还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丈夫到底是什么心性儿，他们只见了两面，潦草匆促得甚至来不及仔细相看他的眉眼。
第一次，是介绍人领着父亲去母亲家。母亲从挑开的帘子缝儿扫了父亲一眼，便羞红了脸。堂屋里，那个长着一张阔嘴的介绍人——外婆的一门远方亲戚，给介绍了双方情况。外婆和外公点头允了，母亲便低头出来敬茶，父亲趁机也瞄了母亲一眼。
第二次，是父亲拎着一条鱼、一刀猪肉和一封糕点来提亲。父亲把礼品放在桌上，便扎煞着双手不知说什么好了。他觉得他的意思人家该明白，相亲那天，介绍人就把情况都说清楚了，他的条件摆在那里，要求也摆在那里。外公外婆收下了礼，这亲就算定下了。母亲照例出来敬了一回茶。
直到进城那天，母亲也只朦胧记得，父亲眉毛上有颗痣，但到底是左边的眉毛，还是右边的眉毛，她还没闹清楚。
本来，父亲说要去长途汽车站接母亲的，可那天车间里恰巧出了点事故，虽说事情不大，但父亲作为技术骨干，一时走不开，就让母亲在汽车站等了足足四个钟头。后来母亲实在等不及了，就按照父亲上次见面时留给她的地址，一路摸过去，终于赶在天黑之前，找到了父亲工作的地方。
父亲见到母亲，大吃一惊，他原本还担心她等不到他，会急成什么样儿呢，没想到母亲安安静静地走到他面前，像是从美好的风景里走来的。那个在前面引路的工友朝父亲一指：“呶，那就是余东来。”母亲就顺着那位工友的手指头，施施然走到了父亲的面前。
第二天，父亲带着母亲去市里的百货大楼买了一麻袋水果糖，到厂里分发一番，就算结婚了。
这些往事，都是小姨说给我听的。她好像亲见了一般，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事实上那时候小姨才不过五六岁，父亲和母亲相亲那天，她正攀在后坡的一棵老槐树上疯玩儿，后来她也根本没有跟着我母亲进城，但她说起我母亲进城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含糊。她说：“你妈是个贤惠人，耳朵根子又软，人家说什么是什么，幸亏你爸为人还算老实，要不然，她一个乡下姑娘，人生地不熟的，两眼一抹黑地奔来这里，可遭罪啦。”
小姨来城里的时候，已经不是“人生地不熟”了。我父亲骑着“二八大杠”接她过来，母亲则在家里做了一桌子好菜，望眼欲穿地等着她。我和弟弟馋得不行，但母亲就是不让我们先动一筷子。小姨的到来让我们家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更显局促，但我们都很喜欢她。不过发生了“顾平阳事件”之后，家里的气氛就不对劲儿了。
小姨刚来Y城时住在学校，逢周末会到我们家来打牙祭。虽说我们家也不宽裕，但是小姨回来的时候，母亲总会多加些菜，让我们很是期待。在我们家，小姨的学问最大，理所当然要受到这样的优待。小姨鼓励我：“果儿，你这么聪明，一定要上大学，读个中专太浪费了。”我母亲却不以为然：“她一个女孩子，念中专就不错。”小姨不答应：“女孩子怎么了？”“也不是说女孩子就怎么的，”母亲讪讪地搭话，“我意思是，果儿能像你一样，毕业就是国家干部，这多好呀。”
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的小姨，却难逃当工人的命运。
厂办财务室的洪科长很喜欢小姨，小姨在他那儿实习的时候，他就常说小姨是她们那届毕业生当中最优秀的。可就算小姨再优秀，洪科长也没有把她留在财务室。
洪科长跟我父亲是一起进厂的，两人多少还说得上话，于是我父亲就去找了洪科长。
洪科长为难地说：“你看，我侄女也是学财会的，她跟我又哭又闹，可我也没办法呀。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东来，不是我不帮你，我实在帮不上这个忙。唔，要是厂领导点头，我看就没问题。要不，你再去厂里找领导说说？”父亲苦笑道：“我哪里攀得上厂里的领导呢？”洪科长就爱莫能助地叹口气，不再接话了。
父亲垂头丧气地回来，不久就听说洪科长的侄女去了工会办公室。财务室的老蔡就快退休了，而老蔡的位置，据说是留给工会梁主席的儿子的。
这些话，都是我只言片语听来的，有时候是父亲和母亲的小声嘀咕，有时候是大院儿里人们传的闲话，包括小姨和顾平阳的事情，我也听得有一嘴、没一嘴的，但终究，这些碎片似的话语都成了完整的构图。我渐渐明白，人是活在话语里的，如果人们不说话，他们就会寂寞难耐；他们说了话以后，事情很可能就会朝着话语的方向发展，直到话语成为事实。
院子里的茑萝开花了，花篱上爬满玫红色的五角星，颗颗都放出明艳的光彩，配上细长如丝的绿叶，一种令人心动的纤秀和柔软随风舞动，蔓延在晨光里。我清早起来，看见窗外花篱上摇曳的五角星，心里觉得美，竟想要跟着它们唱起歌来，可低头穿鞋时想起小姨昨晚的眼泪，又不免猛地被谁捏住了喉咙。我总是这样糊涂，遇上事情，转身便忘个干净；但是再转个身，又会莫名其妙地突然想起。我试图找到当中的关联，却并不能够，好像它们由此及彼的出现和消失都是意外。
昨晚，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小姨哭。
小姨是个非常乐观的人，她总是说，这世上没有什么事儿能难住人，因为人有主观能动性，如果自己不认输，就不会被任何事儿打趴下。可是那天，她好像被什么可怕的事情难住了，哭得那样伤心，怎么也止不住。母亲心疼地劝她：“梅子，咱不哭了啊。这事儿吧，确实是挺让人窝心的。可怎么说呢，我原就提醒过你，顾平阳和你不一样，他一个糙老爷们，什么不中听的话、不待见的人，他接不住？你可是大姑娘，脸皮薄，心思浅，这下倒好，一盆子屎尿都往你身上扣，怎么得了哇？”
母亲说到后来，已经不是劝了。她流着泪，陪小姨一起哭。连我都听出来了，她是怨，怨小姨不听话，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撞得头破血流，她做姐姐的光是心疼有什么用？别人可不心疼，照样拿刀子捅过来。
见母亲哭，小姨反倒不哭了。她双手在脸上胡撸一把，深深吸口气，冷冷地对母亲说：“姐，您也别怨我，我选的路，我自己走。让您和姐夫跟着遭人闲话，我给你们道个歉，从今往后，您当没我这个妹妹也成，我这就搬出去住。”
母亲吓了一跳，抓住小姨的胳膊，仰起脸道：“你这话怎么说的？我到底是你亲姐姐，这就要跟我断绝关系？”
“不是，您在意这个，我给您丢了脸，怎么办呢？反正厂里也给我分了宿舍，我早点搬过去，家里也宽敞些。”小姨的表情木木的，说话的时候只看到嘴巴张合，瞧不出什么情绪。
母亲渐渐松了手，呆呆地跌坐在床沿上。我们家确实不宽敞，除了吃饭的桌子和搁杂物的五斗橱，剩下的地方只够摆两张床。母亲跌坐床沿，叹息了一声，轻轻地说：“梅子，你别怪姐，姐是心疼你，和疼果儿一样啊。咱自家的女儿，怎么能让别人随便糟践呢？”
小姨走近前，抱了抱母亲：“谁也糟践不了我，姐，我问心无愧，这条路是好是歹，我都得走下去。走下去，那些嚼舌根儿的才觉着没意思。”
母亲也抱住小姨：“你呀你，这倔脾气，也不知像谁。不管到哪儿，你都要好好的。记着，要是有什么事儿，姐还在这儿呢。”
那天，小姨红着眼圈儿离开了我们家。
小姨的宿舍我去过，四个人一间房，睡上下铺的木板床，窗明几净，挺好。小姨的铺靠窗，碎花窗帘是小姨自己挑的。鹅黄底子，淡紫色的小花，风吹来，微微地摇，好像能摇出一帘幽梦。窗前的桌子上摆着茶缸、饭盒和小姨的照片。小姨在木制的相框里笑，和窗外的阳光一样灿烂而明媚。浅浅的木纹映着小姨的笑脸，好像能看到一圈一圈的年轮。在那年轮中，一个姑娘长成了她自己选择的模样。
顾建军在院儿里见到我，竟然有些不好意思。他不像大人们传的那样泼皮，反而对我彬彬有礼。我见他黝黑的肌肤在蓝白条的海魂衫下紧绷绷的，随时要鼓凸出来的样子；若是犯起浑来，顾平阳兴许真不好对付他。但他好像并不那么难缠，有一次还朝我笑了笑，低头快速从我身边走过去。我想不出他带着顾建国到厂办大楼里撒泼耍赖的样儿。
方小柔跟我说，顾建军拆散他爸顾平阳和我小姨不成，就改了战术。他现在拍我小姨的马屁，因为我小姨高兴了，顾平阳才能高兴；顾平阳高兴了，才不会请他们兄弟俩吃“笋子炒肉”（拿竹片抽打手心或屁股），才会大方地给他们零花钱。方小柔的姐姐方小萍也是今年分来的毕业生，和我小姨住在同一间宿舍。如果顾平阳约我小姨出去，方小柔的姐姐就会第一时间知道。这样一来，我母亲的消息反倒没有我灵通了。
我母亲常常捉住我问话，打听小姨的饮食起居。我说小姨平常都是吃食堂，如果哪天她没有去食堂打饭，那么一定是顾平阳请她下饭店了。我母亲十分惊讶地说，他们现在已经这样公然出双入对了吗？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她，只好说方小萍她们都喜欢吃糖。顾平阳很大方，经常给我小姨买糖果，而且都是大白兔奶糖这样的高级糖果。我小姨把糖果分给了同宿舍的人，所以她们宿舍的人都觉得顾平阳人不错。
“你们这些小姑娘，”我母亲点着我的额头嗔道，“几颗糖就把你们收买了。”母亲知道我经常去小姨的宿舍玩，一定也得了不少糖果。
我糊涂地想，既然这些糖果都是顾平阳买的，那么我也算是吃人家的嘴软，怎么顾建军见我反倒不好意思？看来先前那些传言竟有几分是真的，因为顾平阳既要常常请我小姨下饭店，又要买高级糖果分给她的室友，恐怕要花不少钱哩。顾建军兄弟俩对我小姨不忿，也不是全无道理。这样想着，我竟对顾建军产生了隐隐的同情。
可这同情毕竟是没有分量的，转过头，我便忘得一干二净。
这天朱玲玲约我们出去，说要组建一个“巾帼会”，同肮脏的黑暗势力作斗争。我们都不得要领，哪里跑出来这样一种奇怪的势力？朱玲玲冷笑说，顾建军就是“肮脏的黑暗势力”的代表，他摸方小柔的胸，还跑到厂办大楼去大闹天宫，这个无法无天的孙猴子，得让如来佛收他一收了。
方小柔的脸在树荫下发起烧来：“那都是上学期的事了。再说他也不是摸我，是碰到了。”
朱玲玲翻了方小柔一个白眼：“你吃了那么大的亏，还不敢讨伐敌人，我问你，他碰你难道不是故意的？”
这把方小柔问住了，她也不知道顾建军是不是故意的。当时下课铃一响，大家都往教室外面跑，顾建军一心想抢在前头，方小柔也想快点出去，这才碰着了；但要说顾建军是故意袭击方小柔的胸部，又不大像。可经朱玲玲这样一说，方小柔也不敢肯定了，她涨红着脸嗫嚅道：“他……我……嗯，他也没怎么样，而且老师还罚他站了一星期。”
朱玲玲扬着脖子说：“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罚站要是对他起作用，老师也不用天天罚他站了。”这话说得没错，顾建军几乎天天被罚站，不是在讲台上站着，就是在教室后头站着；他那把椅子，整整两个学期也没什么机会坐下来。
乔昕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顾建军是挺讨厌的，但我们以后就不跟他同班了，怎么斗争？”
朱玲玲一挥手说：“不同班，总还在同一个大院儿里住着，不能让他太嚣张了。”
朱玲玲的话让我们摸不着头脑，原来，昨天朱玲玲去食堂买大馍的时候，和顾建军碰上了。朱玲玲带了一斤饭票，食堂师傅从窗口递给她五两饭票的大馍，又给她的搪瓷缸子里打了二两饭票的绿豆稀饭，接着找给她一张二两的和一张一两的饭票。朱玲玲一手大馍，一手稀饭，抓了饭票就胡乱揣进兜里，没想到回家一翻衣兜，少了二两。
“肯定是顾建军，”朱玲玲咬牙切齿地回忆道，“他就排在我后面，一直催，催得我手忙脚乱。那二两饭票，一定是掉在地上让他捡去了。”
朱玲玲拉着方小柔同顾建军作斗争，还扯上了顾建军去厂办大楼胡闹的事儿——她大概觉得顾建军这样一闹，我小姨给闹了个没脸，我也是间接的受害者。至于乔昕，我们四个向来是同气连枝的，三比一，她怎么也得投我们一票。
朱玲玲的组织能力一向不错，要不然也不会在学校鼓乐队当指挥。她和我们一说，我们都觉得顾建军有点欺负人，再加上他是男生，我们是女生，简直可以说是天然的阶级敌人。
茂盛的悬铃木像一把巨大的伞，把我们笼罩在一种神秘而亢奋的氛围下。伴着热闹的蝉鸣，朱玲玲面色潮红，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像大白鹅一样伸长了脖子，在树下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她思考一晚上的成果——成立“巾帼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同顾建军作斗争。她担任会长；方小柔给她当副手，也就是副会长；乔昕是宣传委员，而我是纪律委员。
经过树下的“密谋”，我们很快达成了统一意见，共同反对顾建军以及他“肮脏的黑暗势力”。
我其实不大明白朱玲玲说的“纪律委员”是怎么一回事。照朱玲玲的说法，就是主抓“巾帼会”的纪律问题，紧紧统一在“共同反对顾建军及其肮脏的黑暗势力”这个主题纲领下；如果有人违反这个“共同纲领”，就要批评教育，或者开除她。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在学校里，我是学习委员，只管学习这件事儿，顶多就是帮助老师批改一下卷子——老师批一份样卷，我就照着样卷给同学们打分，有时候打多，有时候打少，但多数时候是差不多的。如果有同学报告老师，说卷子改错了，老师就会走过去看一眼，皱眉说：“你写的这是什么鬼画符？我告诉你啊，卷面分也是算分的。”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嗯，那你自己改过来吧。”总之，老师从来没有因为我改卷子改得不好而批评过我。
因此逢上批考卷，朱玲玲总要请我高抬贵手。我在改她的卷子时，确实也改得比较松。但我是忠于自己的职责的，遇上模棱两可的主观题，才会送她一两分；那些客观题，A就是A，B就是B，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肯定没商量。
这次当“纪律委员”，我有些茫然，但朱玲玲说这很简单，就像在班上管纪律一样，准备个小本子，把违反纪律的情况记下来。我觉得用作业本记录这些“意义重大的问题”不严肃，就在父亲那里找了一本空白的工作手册。在第一页上，我写下了这样几个字：巾帼会纪律监督手册。尽管我仍旧不明白拿这本小册子记点儿什么，但在朱玲玲的鼓舞或者说是煽动下，我已经决定大干一场了。
我们“巾帼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乔昕家召开的。她母亲去学校开会了，我们就各自从家里搬了点儿吃的喝的，去乔昕家碰头。我带了大白兔奶糖，朱玲玲带了一兜爆米花儿，方小柔带的是自家铁锅翻炒的西瓜籽，乔昕则给我们端出了“冰镇”的麦乳精——事先在井水里拔凉过，又香又甜又爽。
会还没开，我们先吃上喝上了。朱玲玲鼓着腮帮子说：“余果，你这大白兔奶糖是从上海买的吧？就是正宗，奶味儿特别浓。不像我爸上回出差买的，一剥糖纸就知道是假的。我跟我爸说，他还不信，说大白兔奶糖就是这样。我给他带两颗回去尝尝，他就知道正宗的大白兔奶糖是怎么回事了。”说着揣了两颗奶糖到衣兜里。
我笑笑，不置可否。这些奶糖都是我从小姨那儿得来的，也就是顾建军他爸顾平阳买的，可是我们现在却聚集在这里商量着怎么斗争顾建军，这事儿还真是挺滑稽的。我觉得方小柔应该也知道奶糖的来处，只是没有戳穿罢了。
朱玲玲让乔昕做笔记，这样我们开会就可以形成会议记录，有据可查。乔昕问我们，吃喝这段儿要记上吗？朱玲玲说你傻呀，怎么能把吃喝这段儿记上呢？那也太不严肃了。于是我们又很不严肃地吃喝了一会儿，这才放下奶糖、瓜子和爆米花儿，单留下盛麦乳精的杯子。
麦乳精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杯底浅浅的一层，乔昕给我们每人又续了一杯凉白开。杯子里的颜色冲淡了些，但感觉仍旧是麦乳精，我们还是觉得比凉白开好喝。
喝着好喝的凉白开兑麦乳精，我们开始讨论“巾帼会”的会标。方小柔提议画成一朵花儿的形状，因为女孩子就是花儿，这样简单明了。
朱玲玲却不同意，她摆着手说：“不行，格局太小，一朵花儿，那算怎么回事儿？我们是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是要和顾建军作斗争的。”
“那画成一只拳头吧！”乔昕插了一嘴，“有力量。”一边说着一边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咱们女生有力量，嗨，咱们女生有力量！”她把《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词改成了“咱们女生有力量”，这个创意被朱玲玲欣然接受。
既然会议进行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应该索性把完整的会歌写下来，于是你一言、我一语，集思广益，很快把《咱们女生有力量》记在了小本子上。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依稀有这么几句：“每天每日战斗忙，打倒了肮脏敌人，战胜了黑暗势力，改造得世界变呀么变了样。”
朱玲玲拍手道：“这就对啦！我们要和顾建军之流斗争到底，把这些大毒瘤铲除掉，让他们不敢再使坏。”
和顾建军交好的几个男生，或多或少都和我们女生有些过节。比方说，躲在教室门后吓唬我们，把苍耳扔到我们的长头发上。那些橄榄形的苍耳真讨厌，青青的一枚，比小指甲盖儿大不了多少，却生满了倒钩；扔在头发上，尤其是长头发上，我们自己是没办法取下来的，必须请身边的女伴帮忙，连扯带拽的，痛得我们嗷嗷叫。
顾建军被列为我们的头号天敌之后，那些喜欢跟他勾肩搭背的男生，都成了我们反对的对象。只是如何反对，我们还没有形成最终的决议——朱玲玲说，斗争是长期的，不在乎一朝一夕，具体的斗争策略和方式，我们哪天想起来了，就哪天开始。
于是我们坦然地放下心来，继续吃奶糖，吃瓜子，吃爆米花儿，喝着已经稀释成凉白开的麦乳精，嬉闹了一会儿。
从乔昕家出来，在和方小柔往回走的路上，我俩说起了顾建军的爸爸顾平阳给我们买奶糖的事儿。这时候朱玲玲已经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她家和我们家不在一处，倒和顾建军家住一排。她爸是供销科的，他们厂办的人，住的房子都比我们大，比我们好。
方小柔替我抱不平：“朱玲玲脸皮真厚，吃了一下午糖，还要把你的糖带回家。”
我伸伸舌头：“这糖也不是我买的。”
“我就知道，”方小柔抿嘴笑起来，“肯定是顾建军他爸给你小姨买的。”
我也笑弯了腰：“我当时就在想，我们吃着顾建军他爸给买的糖，还要斗争顾建军，要是我说出来，朱玲玲会不会不肯吃了呢？”
“才不！”方小柔笃定地说，“她只会吃得更多。一边吃，还一边骂，顾建军，你以为你偷拿了我二两饭票，我就没办法了吗？我吃你家的奶糖，把你家吃穷，吃得你没有一分钱的零花钱！”方小柔模仿着朱玲玲的表情和语气，惟妙惟肖，笑得我肚子痛。
等我到家，母亲已经把饭菜摆上了桌。可是我吃了一下午零食，早没了胃口，只好对母亲说我胃不舒服，不大想吃饭。母亲也没有勉强，她好像有什么心事，慢吞吞地把碗筷一副一副摆齐整，就坐下来等我父亲。
弟弟在院子里窜来窜去，额上挂着一串豆大的汗珠，背上也让汗湿透了，后襟现出一大块洇湿的地图。要是往常，母亲准会拿着毛巾唤他：“瞧你这一头一脸的汗，快过来擦擦！”可是今天母亲好像视而不见，她眼睛里空空的，盛着一潭雾一样的东西。
我猜她还在为小姨的事儿担忧。昨天小姨回来，戴了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那种非常难买到的女式坤表。母亲皱着眉头问小姨：“又是他买的？”小姨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她送给母亲一条红白格子的羊毛围巾，说这围巾虽然不应景儿，但等天冷了，却是暖和。母亲不要，说自己有围巾。
小姨把围巾放在我的床上，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果儿也长大了，也许会需要这么一条又漂亮又暖和的围巾。”
母亲跟谁置气似的，翻着眼皮说：“果儿用不上这样贵重的东西。她是穷人家的女儿，就要过得起穷日子。”
“穷人家的女儿？”小姨叹了口气，“谁天生该受穷呢？我凭自己本事吃饭，珠算、账表、稽核，样样拿得出手，我不过是给自己谋个出路，就被人说是攀龙附凤。那些人呢？那些家伙背地里干的勾当，只会比我更龌龊，只是他们不说，你也不知道；或许你知道，却当那是天经地义的。”
母亲给说得目瞪口呆，哆嗦着嘴唇道：“你，你……把自己择得倒干净，可晓得，这世上人言可畏哟？”
小姨冷笑一声：“嘴长在别人身上，你若是没有脸，那张嘴就胡说八道；并不是反过来，那张嘴里胡说八道，才让你丢脸。他们不过是看人下菜碟罢了，横竖老余家的，一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惹了也就惹了。他们让你生气，你去撕他们的嘴啊，怎的来为难你亲妹子？”
母亲给气得说不出话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小姨见母亲脸色难看，便又缓下口气说：“您也别生气啦，我和顾平阳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日后我俩结婚，他的钱可不就是我的钱，我花他仨瓜俩枣，您替他心疼什么？再说了，我一个大姑娘，有模样，有学历，我配他不起是怎么的？他该！”
母亲揉着心口说：“你呀你，要我怎么说你好，姐就是不想让你受委屈呀！你倒想想，给两个半大孩子当妈，那是容易的事儿吗？那俩孩子又淘，迟早有你的苦头吃。”
“姐呀，您就别操那份心了。这不是谈着呢吗？要是谈不来，瞧不上，我就把他踹了，再找个好的。”小姨又恢复了娇俏模样，抱着母亲撒起娇来。
母亲哭笑不得，直往她身上拍打：“你这车轱辘话来回绕你姐，你要是不想正正经经处对象，那不刚好给人落了口实？人家说的那些难听话，句句可都打在七寸上啦！”
“那您说怎么办？我是跟他继续处呢，还是现在就蹬了？”小姨睒着眼，让母亲不知如何是好。
小姨让母亲不要操心，母亲反而更为小姨担心。母亲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她一生勤恳周到，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让别人说半点不是。这是对外。对家里人呢，她更是一颗心都掏了出来。当年为供舅舅们上学，她辍学去割草喂猪；后来嫁给父亲，她也总是照顾娘家兄弟；小姨来城里上学，她欢喜得不得了，好像是，小姨把她那部分没来得及展开的生命活了下去。小姨的生活费都是母亲问父亲要的，父亲不说什么，但母亲知道，她要更尽心地伺候丈夫，才能对得起丈夫的这份恩义。
小姨说，母亲不懂夫妻的相处之道。
我不知道小姨说得对还是不对，他们大人的事儿挺奇怪，有时说的是这样，指的却是那样；有时候明明简单明白的话，说出来却又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想小姨的意思是：母亲和父亲不像她理想中夫妻的样子。
小姨喜欢顾平阳给她买东西，说好听的话，什么都照顾她的喜好，不似父亲这般，上班，下班，像一部机器，既没有多余的废话，也不曾想过母亲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父亲眼中的母亲，是不需要精心打扮的，她身上没有色彩，只有灰扑扑的生活的调子。他每天回到家中，看到刚刚好端上桌的热饭菜，晾晒过的干净衣服已经折得整整齐齐，屋子内外窗明几净，这便证明他是个有妻子的人了。他并不需要特意拿出时间来，问一声母亲是否愿意和他聊一聊天儿，或者买一样新奇的小玩意儿，讨母亲的欢心。
很长时间以来，我以为全天下的夫妻都和我的父母一样，或者，像隔壁的靳大伯和靳大妈一样，直到小姨和顾平阳谈起恋爱，我才晓得，人间有各色各样的夫妻，就像园子里有各色各样的花儿。顾平阳是讨过老婆的，他和他老婆还生下了顾建军、顾建国俩兄弟，那么，他以前也像待我小姨这般待他的老婆吗？
我听见母亲冷笑道：“我可不信。”
母亲说小姨是被顾平阳的花言巧语冲昏了头。他一个老鳏夫，要追求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自然是舍得下本钱的，不仅下足功夫帮我小姨解决了工作问题，而且甜嘴蜜舌地哄着小姨。如果小姨嫁给他，他说不定很快会原形毕露。母亲倒也不是很清楚，顾平阳的老婆还在世的时候，他是如何待他老婆的，但母亲坚决地相信，顾平阳结了婚以后，不会永远待小姨这样好。
小姨却说：“他待我好，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而是因为他知道，只有待我好，我才会喜欢他。所以结婚以后，他照样会对我好。”
我有些困惑，如果顾平阳不是个好人，但他待小姨特别好，小姨应该嫁给他吗？或者反过来说，如果顾平阳是个好人，但他待小姨并不好，小姨还会嫁给他吗？这问题对我来说可是十足地深奥，比二元一次方程还要难解得多。
父亲待母亲也是很好的，他们没有像隔壁的靳大伯和靳大妈那样，常常吵得脸红脖子粗。但小姨说，不吵架有什么难？和陌生人也可以不吵架，因为相互并不了解，吵也无从吵起。如果夫妻很多年连一场正经的架都没吵过，那也算不得夫妻。这理论很稀奇，却让我母亲脸红起来。母亲面对小姨的振振有词，红着脸说：“你胡说八道什么？一个还没出阁的姑娘，妄谈什么夫妻之道！”
母亲和小姨在顾平阳的问题上，或者说，在婚姻的问题上，总说不到一块儿去。这也难怪，母亲还没有分清楚父亲脸上的痣是在左眉毛上还是右眉毛上，就嫁给了父亲，她怎么也不能理解小姨对顾平阳古灵精怪的“观察”和“考验”；而小姨也无法理解，像母亲和父亲这样，见了两次面就定下终身的夫妻，是“多么的荒唐”。
小姨说母亲荒唐的时候，母亲简直气疯了，咬牙驳道：“你才荒唐呢，竟然要嫁给一个比你大十九岁的老鳏夫！”
小姨也不甘示弱，梗着脖子说：“他没老婆，我没丈夫，我嫁给他犯法吗？我又不给人家冲喜去，我晓得我嫁的男人是谁！”
她们相互嫌弃，又企图相互说服，始终没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倒是在那个燠热的夏天，把我的脑子搅成了一盆浆糊。
父亲对此充耳不闻，他仍旧上班，下班，像一部机器。他甚至劝母亲：“你不要再和梅子置气了，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就算是果儿，日后她要嫁给什么样的人，你也是拦不住的；况且那是你妹子，要做主也是爹妈做主。”
这话提醒了母亲，她立刻给乡下的外公、外婆写了封信。谁知外婆叫三舅舅回信说，小姨翅膀硬了，便让她飞去。这会儿又不同我母亲进城那会儿，不用交代什么，交代什么也没用。小姨从小被惯出了臭脾气，不让她做的，她偏要做；随她折腾去，倒有可能自己觉得没意思，便偃旗息鼓了。母亲拿着信愣怔半天，长叹一声，慢慢地把信折起，收进了五斗橱。
家里大人们的事儿，母亲是不让我们小孩子掺和的，因此我便专心做我的事情。
学校未放假时，我的事情只学习这一样，其余都可忽略不计；既放了假，我便闲下来，恰好朱玲玲邀我们同顾建军作斗争，那么我的事情便是和顾建军作斗争。
乔昕负责撰写同顾建军作斗争的纲领性文件——《巾帼宣言》，我们都很期待。可是她母亲，也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吴老师，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了这份珍贵的手稿，当即怒气冲冲地撕了个粉碎。吴老师还把我们几个叫到了她家，严肃地批评了我们。
吴老师“啪啪”拍着她家那张铺着绿绒布和玻璃板的写字台，痛心疾首地说：“马上就要升初中了，怎么越长大越不懂事儿？”我们低着头不吭声儿。吴老师说顾建军再怎么皮，也是我们同学，跟同学作斗争，我们可真有出息。拉帮结派，私自结社，简直无法无天，是不是要派出所把我们抓进去教育教育？
我们大气不敢出，乔昕早就哭成了泪人儿。我在学校里一向是被老师表扬的，这会儿却给吴老师骂得狗血淋头。虽然她骂的不是我一个人，但就是这四分之一的骂，我也承受不起，眼眶里早已盈满了泪，只是没有像乔昕那样，鼻涕眼泪齐飞。方小柔脸上充血得厉害，她就这毛病，一遇到事儿，脸就红得像涂了猪血，好像再来点作料，直接就能做毛血旺了。朱玲玲还好，她不过是低着头，看自己的脚尖儿。我不知道乔昕和方小柔是怎么想的，但这会儿我心里委屈得不行。我想这明明是朱玲玲的主意，她却像没事人儿似的，只是这时候我们谁也不敢抬起头来申辩，因为吴老师说得很清楚：“我不管谁起的头儿，事实是你们四个是同伙儿，一个也跑不掉！”
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成立“巾帼会”斗争顾建军，会像吴老师说的那样“给派出所抓进去教育”，打死我们也不会这样干。在我们心里，派出所是个极其庄严而神圣的地方，当然，还有几分恐怖，那些进进出出戴大盖帽的叔叔，即使不说一句话，也能让我们小腿肚子转筋。他们是抓流氓和小偷的人，如果我们也被警察叔叔抓起来，啊，简直不敢想象。
我的眼泪掉下来，一颗一颗砸在脚指头上。凉鞋的搭襻不知什么时候开了，咧在一边，像是一张看笑话的嘴脸。吴老师问我：“余果，你平时是最胆小的，怎么也跟着她们闹这个？”我嗫嚅道：“我……我，不想，我，我不知道……”平常在学校里朗读课文的时候，我是老师选出来的领读员，因为我口齿伶俐，普通话又标准，可现在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而且可笑的是，居然带上了我母亲的乡下口音，听上去怪声怪气的。
朱玲玲忍不住，“嗤”地轻笑了一声，让吴老师大为光火：“朱玲玲，你严肃点儿！这事是你挑的头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还好意思笑！”朱玲玲忙把头垂得更低些，但她轻浮的笑声已经成功地把吴老师的强大火力吸引过去。吴老师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质问朱玲玲：“你倒是说说看，你打算怎么带领这三个没脑子的姑娘斗争顾建军？跟他打一架，还是在路上给他下绊子？”
朱玲玲低声道：“啊，具体……还没想好，这不就给您查获了？”吴老师又好气又好笑，指着朱玲玲叹气：“朱玲玲啊朱玲玲，我说你什么好，真是白瞎了一颗聪明脑袋！但凡你把这点聪明劲儿用在正道上，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成绩。”
朱玲玲不吭声了，她大概也知道自己在学习上没怎么用心，主要是懒，老师布置的作业，能少写点儿就少写点儿。有次她听写的时候错了一堆不该错的字儿，老师罚她把错别字抄写十遍，她为了省事儿，同时握了两支笔在手里做抄写——这样一笔就能写出两份，写五遍就能完成任务。这当然没能逃过老师的法眼，结果换来再抄一百遍的惩罚。
她还总找我抄作业，我不好意思拒绝她，她就抄得越发猖狂。方小柔有时候也抄我的作业，但那都是她不会做的时候，才央我把作业拿给她看一眼。如果我是老师，在评判抄作业这件事儿上，就会有所偏袒：虽然抄作业是不对的，但我觉得方小柔抄作业是可以原谅的，而朱玲玲是不可原谅的。
现在吴老师说朱玲玲的聪明劲儿都没用在“正道”上，这可太对了！朱玲玲点子多，在我们四个人里面，她总是那个出主意的。她的主意也总是让我们惊叹，让我们觉得又好玩又刺激，与我们日常所熟悉的那些游戏都不同，这就有些冒险的意味。
冒险，那么就有可能犯规、犯错，犯大人们的忌讳。我们在附和朱玲玲之前，是有过这样的一点儿担心的，但她的提议总是那么有吸引力，像是从我们心底生出的无数只小手，招招摇摇地，使我们心甘情愿。因此吴老师说，我们是同伙儿，一个也跑不掉，这不无道理。我想，如果没有吴老师这样的大人对我们耳提面命，我们真的很愿意和朱玲玲一起干那些又好玩又刺激的事儿，或者说，我们心里也住着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朱玲玲，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们有时也看不惯朱玲玲的某些做派，却一直和她一起玩儿。
“巾帼会”事件后，我们几个又闲下来，有时凑在一起玩些平常的游戏，有时各自歇着，连串门儿也提不起兴趣。若是女伴们不来邀我出去玩儿，我便独个儿在家看书，呆坐，想些漫无边际的心思。除了读书之外，发呆是最让我惬意的。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思考的时候，母亲总打趣我“发什么呆”，我若与她说我在“思考”，似乎又与我们家朴素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十分地不贴切，因而我便也承认，我是在发呆吧。
晓明哥借给我一本书，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我之所以对这本书感兴趣，完全是被它的名字所吸引。我可不知道朱光潜是谁，晓明哥告诉我，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一个人拥有这样多的头衔，一定是顶有名气的，怎的我竟没有听说过，想来他还不是很有名，至少不及雷锋和鲁迅。
我觉得悲剧不如喜剧好玩儿，但也有可爱之处。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故事，还有《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都是悲剧。这些我们中国传统的悲剧，在哭哭啼啼之外，还能使我生出深深浅浅的叹息和怅惘，那是与喜剧完全不同的情感体验。外国的童话里也有悲剧，譬如化为海上泡沫的小美人鱼，也很能够使我在难过之余，从心底哀婉地唱起歌来。因而我也十分喜欢悲剧。只不过，倘若没有从晓明哥那里得到这本书的话，我一定不知道自己为何喜欢悲剧。
这本书对于十二岁的我来说，确乎是有些晦涩难懂。那些字看起来每一个都认识，拼凑在一起却令我挠头。像“人们不能理解的，就是命中注定的”，或“对于悲剧来说，致命的不是邪恶，而是软弱”，还有“不管正义或不义，都同样可悲，两者往往都同样没有好下场”，这些话都很奇怪。
在我糊涂的十二年的生命里，还不能够理解“命中注定”是个什么东西。老师说，有志者，事竟成；老师说，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老师还说，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针。这些至理名言我都懂得，那意思是说，人有主观能动性，若有恒心和毅力，便可人定胜天。可是，这些由老师教给我们的道理，似乎和“命中注定”全然背道而驰。
我歪了脑袋去琢磨，又开始在虚空中发呆。根据美学大师朱光潜那句话的逻辑，大约可以这样理解——既然我不能理解“命中注定”，那么我不能理解“命中注定”这件事大概也是命中注定的。唉，这样浅薄的图解，好像是一则绕口令。如此，我一度陷入可怕的混乱当中，连吃饭都不能香甜了。
再说“正义没有好下场”这样反动的话，也让我觉得莫名其妙。如若正义都不能得到好下场，为何我们要劝导人们做正义良善之人呢？难道朱光潜这样的美学大师，光讲艺术和美，不讲正义和道德吗？恐怕我在作文中引用这样的名人名言，老师是不能给我满分的。
由于朱光潜的话让人十分费解，我渐渐失去了阅读的兴趣，只拣其中浅白的读几段当作消遣。譬如他说悲剧当中有一种“恶意说”，认为人们从悲剧中获得的快感，其实是一种幸灾乐祸——看到别人深陷在糟糕的境地中，而自己可以安全地作壁上观，便能够使人释放不被意识允许的恶意。这听起来很不道德，但也并非全无道理。我想到小姨和顾平阳的“爱情”，说到底是不被所有人祝福的，尽管那算不算得上所谓的“爱情”，十二岁的我并没有能力去作出辨别和评判，但我想那和《白蛇传》《牛郎织女》的情节倒是大同小异，因为总有人想要拆散他们。
我去靳家还书的时候，晓明哥正低头在速写本上画着什么，很用心的样子。见我进来，晓明哥一惊，合上本子，笑吟吟地问我书可好看。我说好看是好看的，只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晓明哥说这也无妨，总是从不懂到懂，现在多读书，日后就会懂得比别人多些。
我故意问晓明哥：“那你读了很多书，是不是比别人懂得多呀？”
晓明哥竟然很认真地想了一想，这才回答我说：“我自认为比周遭的人总要多懂些道理，只是有时候仍糊涂，因为别人不懂那样多的道理，但他们的生活却比我得意许多。”
我脱口便问道：“你说的别人是谁？”
晓明哥一愣，接着笑起来：“你这小丫头，唔，读书和画画都是很有趣的，要不要跟我学画？”
我想学画也可以算作一种消遣，长日无聊，便答应了。于是每天下午觉得无聊时就去靳家学画，不过为了贪图好玩儿。晓明哥也知道我小孩儿心性，未必长久的，但也很愿意和我聊一聊线条和构图。他说到明暗对比的时候，我忽然道：“这我知道的，有光明的地方就有黑暗。我小姨常说这句话。”晓明哥点头说不错，握着铅笔的手不由得停下来，若有所思。
他的笔下，已经显现出一只茶壶边缘明亮和暗淡的部分。茶壶是靳大妈搁在桌上盛凉茶的，壶盖那儿缺了个口，但不影响使用，照样扣在壶上，配成一对儿。我感到奇怪，便用手指捅了捅发愣的晓明哥。像是从大梦中醒来似的，晓明哥猛睁一下眼睛，抱歉地说：“果儿，我有些累了，你先回去吧。”
我怏怏地回到家，把纸笔都丢在桌上。既然老师休息了，我这做学生的也难免懈怠。原本我还打算，明天一整个白天都用来练习画那只茶壶，可是晓明哥的茶壶没有画完，我便没有参照。虽然晓明哥说，也可以对着我们家的茶壶来画，但我觉得那样太难了，我没有办法对着一个真实的物体去创作，对我来说，临摹纸上的物体更简单易学。
这时我听到院儿里传来朱玲玲的声音，出门一看，果然是她。她探着头唤“余果”，见到我，立刻蹦跳着过来。
“余果，”她兴奋地说，“明天是阴历六月十五，咱们去四顶山玩儿吧。”
我疑惑地问她：“四顶山有什么好玩的？”
她便拉着我说：“四顶奶奶六月十五过寿诞，一定有很多人上山参拜，可热闹呢。”
她这样一说，我才记起来，我们厂西边的四顶山上有座庙，供的便是四顶奶奶。那虽是座小庙，却很能够得到当地人的诚心供奉。逢初一十五，总有老头老太太爬上山去叩拜。有时一些青年男女也会去庙里求姻缘。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五，善男信女给四顶奶奶做寿，山上更是热闹非凡。
据说四顶奶奶还没有位列仙班的时候，不过是四顶山下的一个普通村姑。她和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好上了，可是等那书生做上大官、回来求娶她的时候，她却不幸被奸人陷害。后来，那个谋害她的财主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书生。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显然是个巨大的悲剧。可是伟大的劳动人民没有让故事终结在这里，在他们具有民间智慧的叙事中，四顶奶奶在忍受了非人的折磨之后绝地求生，不仅没有被逼死，还当上了神仙，把坏财主和他的宝贝女儿都好好整治了一顿，大快人心。最后，她和辞官的书生幸福结合，在山上结庐而居，遁世逍遥。
书生后来大概就成了四顶爷爷，也算是神仙，但他的法力显然不及四顶奶奶。又或者他究竟有没有成仙，也未可知。因为后人盖庙的时候，单给盖了四顶奶奶庙。我去过庙里，见主殿里有个十分富态的中年妇人的坐像，浑身上下披挂得珠光宝气，身侧另有个小小的立像，依稀是个垂眉耷目的书生模样。朱玲玲说的去四顶山玩儿，其实就是去庙里凑热闹，看人给四顶奶奶做寿。我无可无不可，老师在课堂上说了，那是封建迷信，但学校里的老师，也有去庙里求签的。所以我估计，就算我们去凑热闹，老师也不会管。
果然，我们问乔昕去不去的时候，吴老师并没有阻拦，只说了句：“明天山上人多，你们可要当心。”我们欢欢喜喜地应声说“好”。
第二天，天未大亮，我们就出发了。去庙里烧香的人都喜欢赶早，一是想赶在人前，抢头炷香；二是庙里给香客准备了免费的八宝粥，若去晚了，便没有口福。那粥也并不如何美味，但因为是免费的，又是庙里的东西，大约沾着些仙气儿，很是紧俏。我们早饭也没正经吃，都等着去庙里喝粥。
我带了一封饼干，自然也是从小姨那里踅摸来的。朱玲玲吃得最多，赞不绝口地说这种饼干里头是添了牛奶的，因而格外香甜。方小柔说你爸经常出差，让他给你带牛奶饼干。朱玲玲说那是自然，她不仅吃过牛奶饼干，还吃过草莓饼干、香蕉饼干、椰子饼干。方小柔直撇嘴，说你下次带给我们尝尝。朱玲玲把最后一块饼干送进嘴里，拍拍手上的饼干渣子，豪气地说：“饼干有什么好吃的？下次我给你们带巧克力，外国进口的。”
谁也没把朱玲玲的巧克力放在心上，都知道下次再问她，她一准忘了。
这没有影响我们的好兴致，我们兴高采烈地一路向西，说说笑笑，像是去参加一场郊游。路上三三两两的人都是往四顶山去的，有的挎着香篮，有的背着香袋。越接近四顶山，从四面八方汇入队伍的人就越多，到了四顶山下，简直就是一条人头汹涌的河流了。
我抬头望望半山腰的四顶奶奶庙，心想庙里准备的八宝粥未必够分给这么多人。乔昕似乎也很担心这个问题，她推推脸上因为汗水滑下鼻梁的眼镜，咂嘴说：“幸亏余果带了饼干。”方小柔接话道：“那也不够吃，朱玲玲或许吃饱了，我只分到三块。”朱玲玲咯咯笑起来：“你倒是拦着我点儿呀，我都不知道三块饼干还不够你吃。”方小柔作势打她，朱玲玲撒腿就跑。
这样笑闹着来到半山，大伙儿都气喘吁吁了。四顶山虽不甚高，但到底是座拔地而起的雄伟所在，日后这座城市里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竖起几十层的高楼，但那也无法与它的海拔相媲美。眼见这会儿的天色亮起来，林子里洒下清透明媚的阳光，在我们的发辫上跳跃出调皮的光斑。山腰上的景致与山下又大有不同，回转身来，整座城市画儿一般尽收眼底，我们高兴地伸长了手臂，哟呵哟呵地对着山下大声呼喊起来。
山道上，人愈发地多了，往下望去，宛如一条逶迤的粗大蟒蛇；抬眼往上，石阶尽头的山门那里，更是人头攒动，拥塞得水泄不通。朱玲玲正色道：“我们牵着手吧，别一会儿被冲散了。”我们几个点头称是，瞧这乌泱乌泱的人群，若是冲散了，可真不好找；只是四个人同时手拉手，难免行动不便，于是我和方小柔一对儿，朱玲玲和乔昕一对儿，相互警醒着，不至于拉开太大的距离。
一阶一阶爬上去，不时被人流冲撞得东倒西歪，我们嘴里不满地吆喝着，心里却兴奋不已。这样多的人，平时可瞧不见，只有七月七“挤太平”的时候，才能见到这样壮观的人潮。不过“挤太平”是晚上，现在天光大亮，一手一脚都瞧得清清楚楚，更让人觉得这时候要拼力气。我们龇牙咧嘴，前挡后抵，挣扎着想要从那道窄门里钻过去。偏偏人潮汹涌之中，那道窄窄的山门越发变得苗条纤细，似乎塞不进一个多余的人，但谁又肯承认自己是多余的呢？大老远地跑来，有的走了十几里地，有的走了二十几里，还有的昨晚上就歇在山下，个个都以为，自己见四顶奶奶的心有多么虔诚，进不了那道门，真是没天理。
我们几个这样一心来凑热闹的，怕是不多。但既然来了，也就拼着显得虔诚的样子，有进无退。我和方小柔手拉着手，拼命跟着人潮往山门那里涌去。这时眼里没有前后左右的分别了，朱玲玲和乔昕自然已经瞧不见，就连身子也不是自己的，只顾随着一股巨大的浪潮鼓涌，稀里糊涂地挪动双脚，心想那裹挟我们的力量必然是向前的。
我的手被扯得生疼，好像四面八方都伸出手来掰扯，要使我和方小柔分开。忽然一只胳膊插进来，接着是半个身子，凶狠地剐蹭在我的整条手臂上。我早就汗津津、滑腻腻的手掌，再也抓不住方小柔的手。“方小柔！方小柔！”我大声呼喊，可这时听来也不过是蚊吟而已。人声鼎沸之中，仿佛也听到方小柔不疼不痒地唤了我几声，便失去了她所有的音讯。
我眼里只见无数面目狰狞的人头堆在一起，看不见的地方又有无数条腿、无数只脚，它们乱纷纷地踩来踏去，把一座山都踏出粉末来。我又听见地动山摇的轰鸣，好像四顶山随时要倾塌了，四周都是僭越的警报。我心里不免害怕起来，瞪大了眼睛，绷紧了身体，不敢有丝毫怠慢。我想这时要是不小心被人踏倒，难免毫不客气地被踩成肉泥。
我几乎是有些绝望地对抗着四面八方的力，两只胳膊紧紧收在胸前，攥成拳头。有人把我挤到什么地步，我就顺着这个力扭转到什么地步。我一定是被人踩了无数脚，我也踩了别人无数脚，可是这时候都没有人去计较，大家都变得宽容大度，只要不是从头上踩过去，也就罢了。汗流浃背，龇牙咧嘴，每个人的造型都差不多，个体的人消失了，我们成为全无分别的乌合之众，被自己淹没在无知和盲目当中。
像一条缺氧的鱼，我拼命想跃出水面，却没有一次不是以失败告终。我的腿本来就有残疾，身体也不够强壮，再加上还是个孩子，挤进那道窄门几乎没有胜算，只好带了哭腔求饶：“你们别挤了，我要出去，我要出去。”但那也许只是我的幻觉，我心里的声音怎么可能跑出来呢？即使跑出来了，也不可能有人听见。但就是那么神奇，居然有人听见了我的呼喊，他破开一条缝隙，挤到我身边，用有力的胳膊圈起我，另一只胳膊推挡着源源不断涌过来的乌泱泱的人头，大声嚷嚷道：“别挤了，我们出去！”
他带着我往回游，我就有了勇气，两条鱼总比一条鱼更有突围的胜算。而且他似乎很有经验，他擦着边，挤着缝，侧着身，拐着肘，沿着一条我意想不到的路线退出了可怕的漩涡。待我被捞出水面，站在山门右侧百米开外的一座白塔边上惊魂甫定，这才发现眼前大英雄一般的人，竟然是——顾建军。
“你怎么跑这来了？”顾建军掀起汗得透湿的海魂衫前襟，往头上胡乱撸了一把。
我身上也汗透了，却不好意思像他那样，只能抬起手背抹了抹额头淌下来的汗珠，老老实实地说我和朱玲玲、方小柔她们一起，想来庙里讨碗粥喝。
“你妈不给你熬稀饭哪？”顾建军嫌弃地问我。
我被他一激，强烈的自尊心又冒出了头：“那你呢？你不是也来了！”
顾建军嘿嘿一笑：“我？我又没妈。”
他这么一说，我倒有些不好意思。
顾建军说顾建国早他一步，估计已经在香积厨里喝上粥了。
按理说，只有规模比较大的寺院才有像样的斋堂，可四顶奶奶庙连大雄宝殿都没有，却有个佛寺那样宽敞的香积厨。一口铁锅怕有百岁年纪，深半米，阔一米，大锅饭最是香甜。远远地，似能闻见八宝粥的香味儿袅袅地飘过来，顾建军吞着口水反过来劝我：“你先忍着点儿，我与那解签的罗道士是老交情，等人少些，我找他去。”
我心说他又胡吹大气，这半个城里没有不知道罗道士的，只要上过四顶山，便都知道解签的罗道士。那罗道士我也认得，只怕他不认得我。但瞧他一副极认真的样子，似乎确与罗道士有些不寻常的关系也未可知。只是，罗道士没有八十也有七十了，一个出世的老头，怎么和顾建军有交情？
我和顾建军绕着那座据说是用来镇妖（当然也包括镇压那个迫害过四顶奶奶的坏财主之类的坏人）的白塔走了一圈，仰头说了些“这塔真高”“塔下曾压过蝎子精”“有一年大雪盖住了塔尖儿”之类的闲话，又找个阴凉所在坐下来，等着人潮渐退。那些人果然像是约好了似的，八点钟一过，便都抹着嘴下山了。剩下三三两两的，或是在香积厨里帮忙收拾，或是庙前庙后地转悠，显出几分悠闲来。
庙里常驻的，除了解签的罗道士，似乎还有对老夫妻，说话口音不像是本地人，许是从哪里云游来的。有人说，他们原先一个是僧，一个是尼。这样亵渎佛祖的胡话自然是很可疑的，但说这话的人不信佛菩萨，说了也就说了。老夫妻和罗道士，都是不知哪年哪月来到庙里，就此盘踞下来，竟然就变成了这庙的一部分；若是哪日拜山门的人见不着他们，反倒觉得奇怪。
我跟着顾建军往庙里去，他似乎对这里熟悉得很，从正殿穿过去，又绕过偏殿，哪里有道弯，哪里有扇门，他都一清二楚。我晕晕乎乎跟在后面，脚下像踩着云，竟有几分觐见老神仙的激动。那罗道士在庙里驻得久了，想必是沾着仙气的，即或是那对专侍洒扫供奉的老夫妻，寻常人见到他们也极是客气。人们大抵怀着这样的心情，以为他们连接着天界和人界，自是神秘万分。我其实统共也没上过几次四顶山，根本闹不清楚那些殿里到底供着些什么神仙；除了四顶奶奶，我是一个也不识得，但进了山门，心里也不由得肃然起敬。
路过香积厨时，见有几个老太太在石头做的水槽下洗锅洗碗，个个手脚麻利，显是做义工做熟了的。我心想连锅都刷了，怕是没有粥了。顾建军像是看出了我的疑惑，回头朝我招招手：“我说还有就还有。”他说出这句话，我骇了一跳，怎么他好像我肚里的蛔虫？
其实这次在山上遇着他，我就觉得不寻常，可又说不上哪里不对。依他的性子，贪玩上山来凑热闹，也是有的，可他能在那样汹涌的人潮中循着我心里的声音，把我从可以算是危难的境地当中解救出来，这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我想谢他，他却大大咧咧地一挥手：“谢什么，凑巧罢了。”我还想说，到底是他“救”了我，他竟又断然地抢了我的话头，使我终究不能谢他一声——他乜斜着眼说：“你一个女孩子，腿脚又不方便，上山来瞎凑什么热闹？”
如此一来，这家伙可是触了我的霉头，我也乜斜着眼睛反问他：“我怎么不能上山来？你不过生得两条平平常常的腿。天底下有两条腿的，算不得什么，你倒有本事生得一只长、一只短来我看看。”
他被我这恶声恶气的样子唬得吐吐舌头，只得讪讪笑道：“我又没说什么，只是提醒你身子弱，我这就舀一大碗八宝粥给你赔不是。”他一面说着，一面领我穿过曲里拐弯的回廊，来到罗道士的房门外。
那门上打着一扇明黄色的布帘子，厚厚地垂下来。顾建军也不招呼门里的人，径自掀开帘子进去，我傻乎乎地随后跟上，只觉眼前光线猛地一暗，叫人好不适应。隐隐地闻到一股好闻的味道，似檀非檀，似麝非麝，缭绕在鼻尖，甚是飘忽。待扩开瞳孔，方看清这是里外两层的套间，却看不到那异香出自何处。
顾建军站在外间唤一声：“罗道士，我来啦！”里间便有个苍老的声音应道：“好，好。”接着走出一个头上梳髻的清癯老头。他倒不曾穿着道袍，只套了一件泛黄的白汗衫，像我们院儿里的寻常老头一样。
罗道士见到我，似乎并不感到讶异，只微微颔首，请我们坐下。条几上摆着一只粗陶的大钵，比我们家盛汤的海碗还大得多，里头盛着的，正是满满一钵八宝粥。罗道士客气地说：“这位小朋友倒不曾来过，我猜，你和建军是同学吧。”
我啧啧称奇，顾建军却大剌剌地找来碗筷，给我盛了一碗粥。“她一早上山来，差点儿被人挤掉下去。”他笑嘻嘻地说，“幸亏我拉了她一把，但香积厨的八宝粥早给人抢光了，她还饿着肚子呢。”
“快吃，快吃。”罗道士做出“请”的手势。
我带着满腹疑惑，闷头吃了一大碗八宝粥。罗道士说顾建国在庙里转了一圈，便带了几条红腕带下山去了，走的时间也不甚久。顾建军说他自然是拿着红腕带去卖冷饮的那里换冰棒了，罗道士不该多给他。他们二人说的红腕带，我是知道的，也是我们这里的习俗，来一趟四顶奶奶庙，求一条红色的丝带系在腕上，可以讨彩头。今儿是四顶奶奶的生日，自然更灵验些。这和八宝粥一样，来晚了，当然也就没有了。顾建军问我要不要一条戴着玩儿，我巴不得地点点头。于是罗道士进里间拿了两条红色的丝带出来，一条系在我的腕上，一条给我装进兜里。“带一条给家里的女性长辈，也算是孝心呢。”罗道士呵呵笑。
我觉得罗道士与我印象中的截然不同，我以前见他时，他坐在庙前的一条描金案几后面，一本正经地给人解签，皂色的道袍一尘不染，面无半点笑色，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全不像眼前这和蔼的老头儿。
老头儿说：“你信这个，这就灵验；若不信，也无妨。”
他说的是解签，也是我腕上的红丝带。
老头儿与顾建军是忘年交，他们谈论UFO，说到高维生命的不同形式，还有黑魔法和白魔法，似乎都笃信在地球以外还有更寥廓的生命。这也是稀奇，我还以为道士只搞算命解签那一套呢。那么道士只是老头儿的职业伪装？这想法一冒出来，我突然觉得好笑，原来那么多上山求签的人都被他骗了。
老头儿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拈着他弯弯曲曲的山羊胡须对我说道：“你以为我是骗子？我可从来不骗人的。”我窘得脸一红，又听他道：“这世上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呀！信神仙的人信神仙，信佛菩萨的信佛菩萨，那么多门道，哪一门哪一派是真理呢？看起来都有自己的一套，都对，可是，又都不那么对。好比盲人摸象，你摸到大腿，说是柱子；他摸到尾巴，说是鞭子；又有一人摸到耳朵，便说是扇子；从来也没有一个人看到事物的全貌，那就更不要说浩瀚的宇宙了。”
我听得云山雾罩，似乎又颇有道理。
老头儿和顾建军说，他自制的望远镜，可以看到某某星座的某某星，要是晚上顾建军上山来，他就可以给顾建军开开眼界。顾建军说老头儿又吹牛，国家天文台也还没有观测到那颗星呢。两人有说有笑，浑不似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和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
最后，顾建军红口白牙地跟我说，四顶奶奶其实不是羽化成仙了，而是给外星人“绑架”了。外星人喜欢研究地球人，这并不是没有先例的。玛雅的金字塔就是外星人修建的，地球人解了多少年也解不开其中之谜。外星人把四顶奶奶带走之后，给她做了地球人不能理解的高维改造手术，后来又把她送回来了。因为四顶奶奶是被外星智慧生物赋能的人，所以她拥有令地球人仰视的超能力。人无知，就说她成了仙。
这可让我惊掉了下巴。
从庙里出来，顾建军和我一起朝山下走去。我问顾建军，如何同罗道士攀上交情的，他嘿嘿笑道：“你可相信，这世上万事万物都有缘法呢？”我莫名其妙道：“什么缘法？”他便低了头踢向脚下的一块石块，嘴中嘟囔着：“好比你妈生下你，那是你们做母女的缘分；我和你做同学，虽只有一年时间，也是缘分；还有……算了，不说了，总之我和罗道士么，也有那么一段缘分，他喜欢和我聊天，我也喜欢和他聊天。我们谈论的那些事情，别人都不信的。”被他踢了一脚的那块小石头“嗖”一下飞到草丛中，再也不见了。
我点头同意他的说法，想到朱光潜的“命中注定”，似乎隐隐有相合的地方。但顾建军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和美学大师有相同之处呢？这未免太可笑了。我摇头暗道荒唐，也学着顾建军的样儿，抬脚踢了径旁的一块小石头。只是我的腿脚无力，那石子儿飞得并不远，几乎是笨拙地落在我面前。顾建军嗤笑了一声，提醒我说：“哎，你别和朱玲玲她们说遇见了我。”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不能说？”“也不是不能说，你说给她们听，她们也不信。”
我俩谈谈说说，不觉走下山来。我与顾建军做了一年的同学，还从没有和他一起说过这样多的话。我觉得顾建军并不是同学们说得那样坏，也不是老师们说得那样笨，他很有自己的想法，只是和别人不同罢了。上学时我坐在第一排，他坐在最后一排，我们从没有机会了解对方，现在看来，顾建军不仅不是个胡搅蛮缠的家伙，而且还很愿意帮助别人呢。
远远地，见林间的小道上红色的衫子一闪，似乎是个熟悉的身影。我凝神去看，正是朱玲玲，而她身旁的二人，一个浅黄裙子和一个短袖长裤的，必是方小柔和乔昕无疑。我高兴地加快了脚步，想要赶上她们，顾建军却和我打个招呼，从一旁悄悄绕开了。我想他或许不想见到朱玲玲吧。
朱玲玲她们歇在路旁，迷迷瞪瞪的，竟是刚刚睡醒的样子。见到我，她们仨也很高兴，抱住我说终于找到我了。方小柔告诉我，她同我被人潮冲散后，就随着乌泱泱的人群涌进了四顶奶奶庙，因四处没找见我，便想着既好不容易进了庙，总要讨碗粥喝。走到香积厨那里，从高深的大铁锅底刮了一碗剩下的粥，朱玲玲和乔昕也从偏殿那边求了两条红腕带，刚巧转过来。三人碰上面，说了前后情形，都以为我大约没有挤进庙门。她们后来又出庙找了我一圈，也没有结果，便想，我兴许下山了。
她们仨走到这里实在累了，便坐下来歇息，加上一早起来，没睡足觉，竟然倚着树干睡着了。这不，刚刚一场大梦醒来，我就到了她们眼前，可真是再好不过。她们摇着我的手，都说幸好幸好，我并没有被挤坏。方小柔抢着说：“我梦里见你挤掉一条胳膊，整整齐齐的，像谁切了一刀。”朱玲玲也不肯落后地说：“我做的梦更稀奇，你坐在香积厨的那口大锅里，哭着说挤成了一锅粥。”乔昕拍着胸口心有余悸：“我只怕你被挤得掉下山去，好在那藤萝长得很盛，韧性也好，把你缠得紧紧的。”
她们这样身临其境地说给我听，我竟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做了一场梦。难道刚才我眼花？朱玲玲明明坐在地上，背靠一棵乌桕睡得香甜，那么在林子里闪动的红衫子是谁？还有黄裙的方小柔，白衣青裤的乔昕，她们在我来到之前，也是倚着树干呼呼大睡。但要说我方才看见的并不是她们，为何我循着方向走来，又不出意外地撞上她们呢？这实在是让我大惑不解。
我揉揉眼睛，确信自己并没有做梦，眼前站着的，一、二、三，正是我三个要好的女伴。可是，如若我告诉她们，顾建军在山上救了我，又带我去罗道士那里喝了八宝粥，我还在罗道士的静室里听说了四顶奶奶被外星人“绑架”的故事，她们会不会觉得我的“梦”更荒唐？我狐疑地被她们簇拥着往山下走去，想起顾建军一本正经交代我的话——“你说给她们听，她们也不信”——想来如此，便在心里叹一口气，老老实实地把那个“荒唐的梦”生生吞进了肚子。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叹气，在我心里，顾建军倒比这三个朝夕相处的女伴更为切近而真实些，确是匪夷所思。私下里我问方小柔：“你和顾建军前后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方小柔想了一想，抿起嘴儿说：“他么，爱开玩笑，尽说些稀奇古怪的疯癫话，你分不出真假的。”这样一来，我更是抓耳挠腮，不晓得顾建军在山上和我说的那些话是真是假。可如果他说的是假话、疯话，罗道士为什么也陪着他疯，陪着他做假呢？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他们合起伙儿骗我一个小姑娘能得到什么好处。
既没有好处，那么他们便不是成心的。罗道士给我粥喝，又送我两条红腕带，这可是千真万确。他是个好老头儿，我心里先确定下这一桩。接着又想，顾建军和他是忘年交，也不算坏人。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怎么可能交上朋友？这样一想，我便释然了。顾建军和罗道士说的是真话、假话还是疯话，有什么要紧呢？
罗道士送给我的红腕带，我转送了一条给母亲。母亲果然夸我乖巧孝顺，又说这红腕带很灵验的，有辟邪的功效。我见母亲高兴，便也很高兴。其实我并不认为从四顶奶奶庙带回来的红腕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运气，那不过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红色丝带，罗道士也说，信不信都无妨，但因为母亲信这个，我也愿意相信它是灵验的。
母亲将丝带系在床栏上，那红艳艳的色彩很是引人注目，成为灰扑扑的家具的装饰。父亲对这样的安排不置可否——家里都由母亲安排，他很放心她把这个家安排得妥妥当当，即或是有什么不满意的，他大约也不肯说出来。父亲是个很能凑合的人，这从他对婚姻的态度就能看出来。当年，他对母亲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尽快嫁过来。
母亲进城后，一直没有工作。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供着一家人吃喝，这自然是很辛苦的。虽然母亲有时也会做些缝纫或糊纸盒的零散活计来补贴家用，但那只是给我们的饭桌上添一道菜罢了，况且母亲的娘家也是需要贴补的。父亲的话不多，对母亲的娘家人也是尽心尽力。母亲因此怀着愧疚，只能更加尽心尽力地伺候父亲。
在家里，父亲是不用操一点儿心的。父亲在家吃饭，袖着手往桌上一坐就可以了，就连带去车间的饭盒，也是每天由母亲准备好，临走时塞进他手里，回来再交给母亲洗刷。
这天父亲回来，照例是把铝皮饭盒放在窗台上。母亲洗碗时，顺手洗了饭盒。这原本也很平常，我们并不特别在意父亲的饭盒里盛过什么样的饭菜，那是母亲和父亲的秘密，也许偷偷埋了一个卤蛋或是一块五花肉，总之我们都能够体谅母亲的苦心和父亲的辛苦。但是这天母亲洗完饭盒，随口问了一句：“今天吃的饺子？”父亲一愣。母亲又说：“韭菜鸡蛋馅儿的吧？”父亲这才“嗯”一声，说：“小方带的。”
父亲口中的小方，全名方小萍，也就是方小柔的姐姐。她和我小姨一起分到厂里，只不过我小姨是中专毕业，她是技校毕业；我小姨分到了财务科，她只能下车间，分到了我父亲负责的段儿上。这本不是什么秘密，小姨回来提过一嘴，还说父亲是方小萍的师傅，请父亲多照顾照顾她的室友。她们同宿舍几个人，我小姨和方小萍因为是同一年进厂的，所以关系最好。我和方小柔关系也好，因此我也希望父亲能够关照方小萍。
母亲收拾好屋子，就坐在床头发愣。她许是又想起小姨了。自从小姨搬出去，她们姐妹见面的时间就少了，虽说同在一个厂子里，倒还没有小姨上学时见面勤。周末时小姨也不一定回来，她要么加班，要么和顾平阳约会，忙得很。就算小姨回来，她们姐妹俩也不像之前那么亲亲热热，多半是要拌嘴的。
我觉得母亲杞人忧天，小姨已经是大人了，她喜欢顾平阳就喜欢好了。小姨嫁给顾平阳，未必就是件坏事，起码顾平阳家的条件比我们家强得多。顾建军也不像他们想的那样——我和顾建军在山上的时候，虽没有提到我小姨和他爸的事儿，但我感觉他并没有对此怀恨在心；如果他记恨我小姨的话，才不会对我客气呢。
我看见母亲的目光落在床栏间系着的那条红色丝带上，嗡嗡的电风扇把一阵热风送到母亲的脸上，母亲头上的碎发胡乱飘起来，脸色也变得越发凌乱。她的眉头皱成了一块疙瘩，我真想拿熨斗把它烫平。可是，我是说服不了母亲的，在母亲眼里，我不过是个小孩子。我扭过头，去描我的画儿。
薄薄的画纸铺在桌上，下面垫着花花绿绿的电影画报。我现在还无法拿出艺术的眼光去看待画画这件事儿，因此根本谈不上创作。有时候看见好看的画片，我就拿父亲带回来的纸笺去勾描它的轮廓。父亲车间里有一种脆薄的纸，呈半透明的淡黄色，可以复写报表，我便拿来铺在画报上，像描红那样，一笔一画地对着图案描摹。我想有一天也像晓明哥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画出自己心里的画儿，但在此之前，这项描画的工作也很能够使我上瘾。
一张电影明星的脸渐渐在纸上成形，眉毛、嘴巴、鼻子，都显出与众不同的骄傲与自信。这本《大众电影》，还是我从小姨宿舍的床头拿回来的，她经常和顾平阳去看电影，知道所有的电影明星。她喜欢张瑜，喜欢刘晓庆，港台明星也认识不少。小姨很会照着明星的样子打扮自己，看起来特别洋气；如果她不说，谁也看不出她是乡下来的姑娘。但是晓明哥会说，乡下姑娘自有乡下姑娘的质朴可爱，倘若个个都照明星那样打扮，岂不是太俗气了。
小姨和晓明哥的审美似乎背道而驰，但他们也有一致的时候，比如，小姨像明星那样盛装打扮自己，晓明哥照样觉得小姨很美。“她其实不必烫头发的，”晓明哥说，“不过烫了头发也有几分味道。”这时候的晓明哥表现出模棱两可、摇摆不定的态度，使我怀疑他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对美抱有什么样的追求。
闲时我还是会去找晓明哥学画儿，因为实在是长日无聊，若是只闷在屋里听蝉鸣的话，我不知要胡思乱想到什么地步。近来我午睡时，脑子里连一分钟也不能停歇，躺在床上，蝉鸣会化作有形状的露水，一滴一滴地滴在我的眼皮上。我的眼睛因为受到清露的洗濯，看得格外清楚。我看到了山川、港湾、岛屿、星辰、房舍、马匹以及成群的男人和女人，我想把它们都画出来，绘成一个世界，却无从下笔，最后只画成了自己的模样。当我把这些告诉晓明哥的时候，晓明哥惊讶地问我，你读过博尔赫斯吗？这可真奇怪，我不知道他口中的那个人是谁。
晓明哥歪着头看了我一会儿，忽然决定为我画一幅肖像。他说我的左半边脸更美一些，所以要求我侧身坐在窗口，只给他留半张脸。我心里不大高兴，难道我的右半边脸就不好看了吗，只配画半个脸？我的抱怨使晓明哥嘿嘿地笑起来：“当然是整张脸都好看，但这个角度更能表现你的美。”
我觉得晓明哥糊涂的审美并不能够全部相信，这就好像罗道士对这世界的看法，每个人都是盲人摸象，“柱子”“鞭子”和“扇子”不过是我们心里的模样。但我还是表现出顺从的样子，侧身坐在西窗透亮的光线里，让电风扇旋出的热风嗡嗡地吹过我的头顶。虽然已经是傍晚，但阳光的舌头还是带着钩刺，舔在我的皮肤上，有辣乎乎的感觉。我僵着脖子说：“不行，我太难受了。”晓明哥就赔着笑脸鼓励我：“一会儿就好，再坚持一小会儿。”
那个傍晚我实在坚持不下去，肖像画自然也无法完成。晓明哥去厂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两支冰棍儿，一支给我，一只给我弟弟。他对我弟弟说，这是我当模特挣的钱买的冰棍儿。弟弟嗍着冰棍儿傻乎乎地笑：“姐姐真棒！”这使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晓明哥完成这幅画儿，于是第二天傍晚，我又坐在了西窗下。
我坐在西窗下，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株亭亭的玉簪，背挺得直直的，脖子也拉得比平时纤长些。这姿势使我忘记了自己站立时不平衡的体态，那条沉甸甸的右腿，静静地浮漾在时光里，变得轻了，轻了，仿佛再没有重量。玲珑的窗边总有热闹的花事，一样花儿谢了，一样花儿又开了，我见到枯荣，见到生死，见到光阴，忽然就生出淡淡的惋惜。
我这样一坐，竟接连坐了几个夕阳。
晓明哥说，我坐在夕阳里的样子，有一种圣洁的美。我不知他是摸到了“鞭子”还是摸到了“柱子”，不免嗤嗤笑出声来。晓明哥说你笑什么，我说，我笑我自己呢。我确实不知道晓明哥把我搬到画板上是这样一副模样——那不可思议的、穿过光影的身体被切割成了几何状，不过一种和谐而斑斓的破碎让我忽略了身体的“缺陷”——我很抱歉，我把抽象化的艺术表达称作缺陷，让晓明哥尴尬不已，但我也同意这种处理非常有现代感，与一张写实的脸嫁接在一起，并不违和。
“缺陷是美的，像断臂的维纳斯。”我这样解释给晓明哥听，好像晓明哥才是那个上美术课的小学生。晓明哥拍手而笑：“果儿，你很有天分呢，以后去学艺术吧。”“我学不了。”我坦白地拒绝了晓明哥，“我只会照着画儿来描，画不出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晓明哥说艺术也分很多种门类，我的艺术鉴赏力很好，这也非常难得。我不免又觉得好笑，也许，我是那个摸到大象屁股的人，我心里看到的，是与“柱子”“鞭子”和“扇子”都不同的两只大馒头。
母亲在院子里唤我回家吃饭，于是我告别了晓明哥出来，从那崇高的艺术回归到平常的一地鸡毛当中。今天母亲煮了一锅绿豆稀饭，还切了几瓣流油的咸鸭蛋，我和弟弟都想抢那蛋黄最多的瓣儿来吃，差点打起来。母亲伸手敲掉我们的筷子，皱眉呵斥：“抢什么！都想要好的，谁又该着那不好的？”我一呆，父亲今天没有回来吃饭，我想这几瓣咸鸭蛋母亲是尽着我们吃的，谁想到竟然惹得母亲这样生气。
我低了头默不作声地喝稀饭，吃大馍，再也不碰那碟咸蛋。弟弟见没有人和他争了，自顾吧唧着嘴大快朵颐，嘴角都流出油来。母亲叹了口气，夹了一瓣咸蛋给我：“你这丫头，自己的那份儿也不要了？”我眼里噙着泪，只闷头吃饭，一句话也不愿说。饭桌上静悄悄的，只听见稀里呼噜吃东西的声音。
到了晚上，母亲给弟弟洗了澡，把他抱到凉床上，又给他脖颈上、屁股上、大腿弯里擦满了痱子粉。父亲还没有回来，夜晚的空气滞闷而黏稠，一丝风也没有，屋里屋外一样热得发慌。我打一把蒲扇，搬只小凳，闷坐在夜色里，心头还漾着委屈。母亲走过来，蹲下身摸摸我的头，轻轻说：“姑娘大了，气性也大哩，妈给你赔不是好不好？”我仍然不说话。母亲以为我还在生气，就说她并不是故意要骂我，她忙了一天，好不容易坐下来吃顿饭，我和弟弟却不得安生，让她着了急。
我抬眼看看母亲，母亲也看着我。这一眼，我就瞧出了母亲脸上的疲惫和沧桑，一圈一圈细小的皱纹像是水波那样在她的眼周荡开了。有什么颤悠悠的东西，在我心上碰了那么一下，水汪汪的。我忽然发觉，我们娘儿俩这样仔细看对方的时候可真不多。让我想想，哦，也许是四岁以前，弟弟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母亲把我抱在她的膝上，我这样切近地呼吸过母亲的体香。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当着母亲的面儿，委屈地哭出了声儿。母亲有些慌乱地抚着我的背，把我揽在怀里，嘴里说：“不哭啊，果儿，不哭。”可是她怎么也好像带了哭音儿，那种手足无措，倒像是第一回才做母亲的人。
这时候弟弟在凉床上喊道：“妈妈，我这只蓝色小汽车上的轱辘怎么少了一个？妈妈，你快来！快来呀！”
母亲的手从我的背上滑下去，我知道，我的母亲又被弟弟分走了。
我仍旧一个人坐在夜色里，周围是无边的黑暗。可黑夜里也有光，院儿里的路灯虽然昏黄，却也能够穿透厚厚的夜的帷幕，由远及近地，一盏一盏，把行人脚下的路照亮；每一家、每一户窗口里透出来的灯光，像是散在黑夜里的星星，灯后的故事燃着火苗，一簇一簇，把夜膨胀了。灯光的晕儿照出朦胧的花影，我坐在影影绰绰的风景里想心事。
远远地，听到路灯下有人声。几个男孩子嬉闹的声音传过来，似乎顾建军也在，他高声说出了几个星座的名字。一道手电筒的光划过来，又划过去，在地面和天空之间划出夜的碎片。它射向天空的时候，会因为无法抵达的距离而像未及绽放的礼花一样颓然逝去，消融在虚无当中。我不禁抬头望望深蓝的夜空。
高高的穹隆上，一轮明月，几颗星子。
月亮我是知道的，月中有金桂玉兔，有嫦娥婵娟。那都是很美的故事，却也凄凉。无处话凄凉时，吴刚就捧出桂花酒，借着酒，可消万古愁。我从来没有喝过酒，父母也不让我喝酒，他们说小孩子不能喝酒的。我偷偷尝过父亲的杯中物，那味道并不好。我想那是因为寻常的酒里没有桂花的缘故，没有花香，酒便是俗物。我曾想过，待金桂飘香的时候，去采撷一些桂花回来，混进父亲的酒盅里。我们厂门口就种了一排金桂，一到秋天，沿途飘出的芬芳可以压住人的脚步。不过这促狭的想法终究是没有实现过，因为到了秋天，我总是忘记这桩事情，兴冲冲地又去做别的事情了。我也感到奇怪，为何年复一年地，我错过了门前的桂花，错过之后又想着下一年我不会再错过；但到了下一年，又还是会错过。
那些散碎的星子，我不识得它们。我素来不通天文地理的知识，望着星空时，只觉得深邃好看，但它们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星座的哪个部分，一概不知。我连北斗七星也找不全，因为我已经开始近视了，虽不像乔昕那样，需要戴上厚厚的酒瓶底的眼镜去看黑板，但很多东西在我眼里是重影的。我庆幸地想，好在我坐在第一排，而不是最后一排。如果我也像顾建军那样坐在教室的最后面，我一定会同时看到两个讲课的老师，看到人数多上一倍的同学的后脑勺，那么，我的世界将变得多么拥挤。我这样想的时候，顾建军的脸就浮现在夜空里。他也像一颗星星，闪闪烁烁的。看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是在向我眨眼，告诉我，夜空里最亮的星并不是最大的那颗。有些明亮的星星距离我们十分遥远，正是由于这不可跨越的遥远的距离，我们只能够看到它微弱的光芒。
这个晚上我坐在夜空下仰望从未到达过的地方，母亲叫我去睡觉我也没有听见。
“果儿，”母亲走到我身边推醒了我，“怎么还傻坐在这儿？”
啊，我看看母亲，她一定是把弟弟哄睡下了，这才顾上我。我眼睛发酸，也许是看夜空看得太久，看近处的母亲时，竟有些模糊。
“嗯，这就去睡了。”我回答母亲，声音好像还飘在遥远的地方。
“这丫头……”母亲摇摇头，又叹口气。
近来母亲叹气的时候越来越多了，我不喜欢她这样，可又没有办法阻止她。对了，怎么没有听到父亲的声音？哦，那么，父亲还没有回来。我闭上眼睛，父亲和母亲都隔在外面。
我把晓明哥给我画的肖像挂在床头，当画中那个小姑娘清亮的眼神穿过斑驳的光影看到我的十二岁时，我就知道她和我并不是同一个时空里的人。她是她，我是我，可她又是我，我就是她。我们相互遥远地凝望着，像是穿过整片星云。
我们家的墙壁上，还从来没有挂过西洋油画。父亲和母亲都对这幅肖像表现出惊讶和赞叹，他们把年画摘下来，腾出的空儿，就把这幅用油彩堆叠出的“我”挂上去了。那张摘下的年画上，捧着一条红鲤鱼的胖娃娃眉开眼笑，母亲觉得扔了怪可惜的，便用剪刀把娃娃铰下来，贴在门后。从此我们家开门关门，都有了一种年年有余的喜庆氛围，也算是意外之喜。
我母亲说，这幅肖像最好看的是脸蛋儿，画得清楚，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可惜脖子以下画虚了，差点意思。父亲说这是艺术，照片还有故意照虚的呢。母亲摇头笑笑，说我给你做盘小葱拌豆腐，是端上来一清二白的看着有食欲，还是糊糊塌塌像昨晚的剩菜惹你嘴馋？父亲便不说话了，只埋头吃菜。我觉得母亲的说法也成立，她朴素的“食用主义”的审美，也是我们心里那头“大象”的一部分。只是晓明哥这种搞艺术的人看不见，就连不搞艺术的父亲也看不见。
晓明哥看不见很正常；父亲也看不见，我还是挺替母亲感到委屈的。这么多年，母亲做饭给父亲吃，一顿也没落下过，父亲吃得有滋有味，但转过头，仍是说，别人家的菜好吃。那盘用来打比方的小葱拌豆腐，因为我母亲端上来的时候，总是一清二白，所以他从来没想过还有糊糊塌塌像剩菜的做法儿。
父亲吃了饭，就一抹嘴出门了。他上晚班儿，吃了晚饭去接班，正好。我也去找方小柔，想和她打听一下顾建军的事儿。从四顶山下来后，我欠了顾建军一份人情，老觉得不痛快。加上之前我们几个要“斗争”顾建军，还给吴老师一锅端了，这根刺儿也还扎在我心里。我想，要是方小柔愿意，我就和她一起给顾建军送份礼物。
我拉着方小柔，可能是觉得他俩前后座，多少知道顾建军喜欢什么。还有就是，我俩一起送礼物，省得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已经十二岁了，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有了明晰的界限，要是谁和谁多说几句话，就会引来几十句闲话。
我和方小柔说了顾建军把我从人群里拉出来的事儿，其余的没说。方小柔也答应我，不和朱玲玲说这事儿。朱玲玲对顾建军的态度比较极端，恨不得在他身上咬几个窟窿。具体为什么，我们也不清楚，要说是为饭票这样的小事儿吧，好像也不大说得通。方小柔猜测，朱玲玲可能喜欢顾建军。我一惊，下巴差点儿又没合上——和那次听顾建军说四顶奶奶被外星人绑架的故事一样，我几乎听不懂方小柔在说什么。
“因为朱玲玲喜欢顾建军，所以老找他的茬儿。具体来说呢，顾建军越不把朱玲玲当回事儿，朱玲玲越要找点事儿让他记住她。”方小柔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她看到了朱玲玲的心理活动似的。
我眨眨眼，问方小柔：“那朱玲玲说顾建军喜欢你，这是真还是假？”
方小柔的脸红了，娇嗔地啐我一口：“呸，她胡说呢！她是转移目标。”
“怎么先前你又不说？”我奇道。
“说什么？我说了她也不会承认，说不定反过来咬我一口，说我也喜欢顾建军，才让他摸我。”
我“哦”了一声，心想这倒是有可能的，的确很像朱玲玲的做派。
我俩商量了一下，觉得顾建军可能需要一个像样的笔记本。后进生顾建军从来不记课堂笔记，上课的时候就在课本上乱画。要是往常，我们会想，因为他懒，所以不记笔记，但这会儿我们设身处地为他想了想，觉得也可能他根本没有笔记本，所以才不记笔记吧。
我们决定明天去百货大楼买笔记本，那种皮面儿16K的，很上档次。
晚上回来，我躺在床上，还在想方小柔跟我说的“朱玲玲喜欢顾建军”这件事儿。我想如果这事儿是真的，可多么奇妙啊，喜欢一个人，她就会和他作对，难道她不怕他更讨厌她吗？要是他恨上她（这是很有可能的，谁被别人“斗争”了还傻乐），她会不会后悔呢？到那时候，她是哭着对他说，“我不是故意要和你作对的”，还是“我就是故意要和你作对”呢？这些问题把我搅扰得大半夜没睡着觉。
到了第二天，我还有些恍惚，好像梦里有什么东西落下了，总也找不着。
我迷迷瞪瞪出门去，踩翻了靳大妈搁在院子里的一盆酱。靳大妈没跟我计较，她说是我踩的就算了吧，当没这回事儿；要是别人踩的，她一准儿上他们家搬两盆去。母亲要赔靳大妈的酱，靳大妈扎煞着手不让，大嗓门儿喊得一院子都听见：“得了，得了，赔什么赔啊？这不是骂我嘛！咱自己闺女，踩了就踩了呗，我还就稀罕咱闺女这一脚呢。”
我从靳大妈的胳肢窝底下钻出去，还好，没忘记带上买笔记本的钱。我和方小柔说定了，买笔记本的钱我出；她呢，陪着我去顾建军家走一趟，就说笔记本是咱俩送的。
路上方小柔告诉我，今儿一早，我小姨去她家里，跟她妈说了句什么，她妈就找到宿舍去，把她姐给骂哭了。我说我小姨为什么去你家，你妈为什么骂你姐？她说不知道，好像跟我父亲有关。别的车间，从没有女工排夜班的，她姐昨晚却上的夜班。这样一说，我就急了，怎么会怨上我父亲呢？我父亲虽是段长，排夜班的事儿却由统计员专门负责。方小柔摇摇头，这事儿就算了。
我们从百货大楼出来，往顾建军家去，手上多了一本黑皮烫金面儿的笔记本。方小柔说待会儿她敲门，我来送礼物。我正想着她敲了门我怎么开这个口，难道一句话不说，把笔记本塞给顾建军就走？这时迎面摇摇摆摆走过来一个人，不是顾建军是谁！
方小柔用胳膊肘捣捣我，小声说：“嘿，你看这寸劲儿。”
我和方小柔对视一眼，吐吐舌头：“待会儿你别笑我。”
说着话，顾建军就快走到眼前了，不过他见到我们，特意绕了老大一个弧圈儿，想从我们身边绕过去。要不是路面就这么宽，我估计他绕得更远。我提高了嗓门喊：“顾建军，我们正要去找你呢！”顾建军愣了一下，停住脚步。
我走到顾建军面前，把笔记本递给他，说是为在四顶山上的事儿专门谢他的。他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笑：“谢什么！我又用不上这个。”方小柔也在一旁抿嘴儿笑，顾建军似乎更不好意思了，摇着手不肯收。我正色道：“你倒是看在我大热天儿特意跑那么远的路给你买本子的分儿上，怎么也不能让我白跑这一趟！我拖着一条坏腿，多不容易呀。你不收，我可不高兴了。”我拍拍自己的右腿，把顾建军给唬住了，他赶紧把笔记本接过去：“哎，哎，我收下了，你可别不高兴……”
我对顾建军说，过了夏天我们就升初中了，学的东西多，有笔记本会更方便。他说自己可能升不了初中，他考试总也不成。我说只要上着学，就能用得上；就算不上学，也可以记些有意思的东西。他挑着眉毛说，对！他以前想起什么随手记在纸上，过段时间就找不着了，怪可惜的。
我们和顾建军分开后，方小柔拿肩头撞了我一下，笑嘻嘻地说：“真可以啊，逼得顾建军不敢不收你的本子。”我也拿肩头撞她一下，笑着说：“你也行，一句话也不说，真就是站一旁——陪着。”方小柔说她没话和顾建军说，我觉得她还是不好意思和顾建军说话。他们俩，怎么说呢，朱玲玲的眼睛毒，说不定真看出点儿意思，要不方小柔怎么见着顾建军只抿嘴儿笑？这倒挺好玩儿的，我真不知喜欢一个人有这样多的名堂：朱玲玲是尽找顾建军的麻烦，方小柔呢，却只知道傻笑。她俩在一块儿，总为顾建军闹起来，我越想越觉得有趣，不禁扑哧笑出声儿来。
方小柔问我笑什么，我只好答她：“那什么，顾建军说你和朱玲玲都不信他。”
方小柔当了真，咬着嘴唇想了想说：“我也不是不信他，只是他有时候说的那些话，和我们寻常人都不一样。”
“你也觉得他不寻常？”
“唉，我也不知道。你说他聪明吧，又笨得慌；说他笨吧，脑子转得倒快。”方小柔前后矛盾地把自己也绕糊涂了。
我点点头：“他不笨的，和朱玲玲一样，只是没把心思用对地方。”
方小柔起先说：“差不多。”想想又说，“哎，他和朱玲玲还是不一样的。”
我笑起来：“不一样，不一样，吴老师说朱玲玲没把聪明劲儿用在正道上；他呢，是没把聪明劲儿用在正常的事情上。”
方小柔这才拍手说不错，欢欢喜喜地挎了我的胳膊往回走。
我回家正碰上小姨回来。她和母亲搬了竹凳，头抵着头在屋外一处树荫下坐着说体己话。见我回来，两人都不说话了。我觉得这情形怪难得，前几次小姨回来，她们总要拌嘴，有时还斗得跟乌眼鸡似的，这会儿又变成好姊妹了。
我和小姨打了声招呼，问小姨有没有买新一期的《大众电影》。小姨说买了，吃完中饭和她回宿舍拿。我便高高兴兴地等吃饭。
父亲昨晚夜班，这会儿在屋里睡觉，我们都轻手轻脚的，只弟弟一个大呼小叫，被母亲轻斥了几句。小姨从鼻子里冷哼一声，不以为然地说：“小孩子么，你管他那么多。”
母亲看小姨一眼，又垂下眉来，轻轻地摆碗布筷，一边自言自语般轻声叹道：“到底是一家人哪。”
她们说话奇怪得很，像是在说弟弟，又不像在说弟弟。没心没肺的弟弟不以为意，只顾埋头吃他的。我看母亲和小姨的神色都与往日不同，但她们并没有再说什么，我也猜测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
母亲给小姨搛了一块锅塌豆腐，说不知道她中午过来，饭菜简单了些。小姨心疼地看着母亲，说姐你永远为这个操心、为那个操心，先把自己照顾好是正理儿。母亲沉默着，照样给我和弟弟一人搛了一块豆腐。
吃完饭我和小姨去她的宿舍拿《大众电影》，路上小姨和我说闲话：“听说你最近在和靳晓明学画儿？”我点头说是，小姨就笑笑：“画着玩儿就行了，别和他似的，把自己耽误了。”我得意地说：“我就是玩儿呀。”小姨摸摸我的头，看着我说：“也别光顾着玩儿，你是大姑娘了，要知道心疼你妈。”我不知道小姨这样说，是不是委婉地批评我不帮着母亲做家务。我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母亲也不让我插手家务，她说我管好自己的学习就行，家里这一摊子，不过是她伸伸手的事儿。
走到小姨宿舍门口，正碰上方小萍出来，我唤了一声“萍姐”，她对我笑笑，却像没看见我小姨似的，一甩头走了。我心里正疑惑，小姨嘴里“嗤”一声，也像是不曾见过方小萍一般，昂首走进宿舍里。
宿舍里的人大概去食堂吃饭还没回来，只那幅鹅黄的碎花窗帘儿被风吹得一漾一漾的。小姨撩开帘子，从桌上给我拿了《大众电影》，又塞给我一包糖果点心。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便欢欢喜喜地收下了。小姨说这就到月底了，她们财务科活儿多，得赶回办公室填报表，问我是现在回去，还是就在她宿舍里睡一觉。我常来小姨宿舍玩儿，也没怎么客气，就剥了糖纸，含一块夹心水果糖在嘴里，抱着《大众电影》躺在了小姨的床上。
小姨给我把蚊帐放下来，就去上班了。宿舍里静悄悄的，有一种空荡虚无的陌生感，我看了会儿《大众电影》，封面上那张明艳照人的电影演员的脸在我的视线里渐渐模糊，我头一歪，就此睡过去。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推门进来，一个声音说：“看她俩掐吧，先前好得跟什么似的。”另一人嗤嗤笑着回应：“我看方小萍说得也没错，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先前那人也跟着笑起来：“那是，人家张倩是干部，她方小萍是什么？东施效颦……”猛然噤了声。
“她俩不是都出去了？这躺着的，谁啊？”我感觉有个脑袋探过来，也懒得睁眼，索性继续睡。那声音便压低了：“张倩的外甥女，睡着了，咱们小声点儿。”
我也不知自己是在梦里还是梦外，像是被魇着了，想起身，却抬不起一根手指头。
我来到一处奇怪的地方，四周都是花儿，却没有一样叫得出名字。那些花开得争奇斗艳，每一朵有每一朵的颜色和光彩，迎着风摇曳生姿，朵朵都是摄人心魄的美。可我仔细一看，这些花儿却危险地开在悬崖上，上下陡峭不着实处。我被丢在花丛里，自然也是岌岌可危。我甚至不知道，下一步踏出去，会不会掉下悬崖。这瑰丽而又诡异的处境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想逃出去，却无论如何抬不动腿。我动念要拔出右脚，可那条残疾的腿根本不听使唤；我换了左脚，它倒比右脚还沉，好像早就埋了心思，伺机背叛我，这会儿终于成功了。
我惊得刚想失声大叫，身边那朵开得大如脸盆的花儿却张口说话了：“我就说这悬崖之上，容不下一个无辜的，你们当中，可有一个不藏着自己的心思？”
一旁矮些的叠瓣儿花簌簌摇摆道：“你自己长得妖媚就罢了，凭什么说我们都不好？”
便有应和的声音冒出来：“是啊，你是狐妖转世，我们不过见你有几分常人不及的颜色，明里暗里让着你，却不能让你欺负到我们头上来。”
那脸盆大的花儿狠狠向花丛里啐了一口：“你们也配！”顷刻引来众花的围攻，一时间狼藉满地，乌烟瘴气。我听那些花儿吵闹不休，摇枝舞叶打成一团，似乎危险至极，只能抱头鼠窜。慌乱中我挨了好几下，终于吃痛跳起来，大叫一声：“别打了！”
我从床上猛地坐起，帐外两人吓了一跳，忙掀开帐子问我是不是做了噩梦。我糊涂地瞪着那伸到眼前的两颗脑袋，喃喃说：“我梦见你们都变成了花儿。”那两人便嗤嗤笑着说：“丫头，你长大了也是朵花儿呀。”
这一梦扰得我头痛，回到家还念念不忘那些形形色色的花儿。我想那朵脸盆大的花儿娇艳明媚，固然好看，她身边错落的同伴们却也各有各的姿色，她们一同来向她宣战，她未必斗得过她们。又一想，花儿打架，拼的是枝繁叶茂还是根深蒂固呢？或者她们有的生得高大，有的身上生着钩刺，有的成群成簇，这些打起架来都是派得上用场的……我默默地想了半晌，把一下午的光阴都丢在水里，无聊地漂走了。
到了晚上，母亲喊我吃饭，我才一惊，怎么又要吃饭了？这一天短得很，似乎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有些恍惚地坐到饭桌前，见到父亲，竟然有一种久别的错觉。父亲穿一件松垮的白背心，心不在焉地坐在那里。他的眼圈是青色的，垂着眼皮，胡茬子冒出来，在下巴上涂了青森森的一片，正好与他的青眼圈儿成呼应之势。他睡了一天，仍是疲惫的样子。
母亲一如既往地忙碌，罩着灰扑扑的旧衫的身影总在屋子里穿梭。做饭的是她，洗碗的是她，收拾屋子、给弟弟洗澡、洗一家人的衣服，都是母亲晚上的工作。这些平常的家务，我看在眼里，今天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心里有个隐秘的柔软角落，被谁恶作剧般狠狠地揪了一把。
我走到满头大汗的母亲面前，伸手去弟弟的澡盆里捞湿淋淋的衣服。母亲诧异地看我一眼，拦住说：“我这搓两下就完了，你别沾水了呀。”“我没事儿。”“你看星星去。”母亲三言两语把我赶出来，我只好又到院儿里看星星。
晓明哥搬了把小杌子，也在院儿里纳凉，见我出来，朝我招招手。我学画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晓明哥便抓紧一切机会给我上美术课。晓明哥的美术课不拘什么形式，说是“美学课”倒更确切些，但那对我又太深奥了，我们只聊一些浅显的话题。他说美是一种很普遍的东西，也很崇高，很复杂，并不是纸上画两笔那么简单。有的人一辈子也见不着美，有的人却看什么都能得出美感。生活中处处有美的存在，只待我们去发现。有人以为普普通通的东西，一定谈不上崇高，那又大错特错。美正是这样一种普遍而崇高的存在。我给他绕糊涂了，隐约理解他话里的意思大概是想说，画画儿可以锻炼人审美的能力，但懂得“美”的人也不一定要学画儿。
我心里本来就揣着一盆浆糊似的，现在他给我添了一把火，这就老实不客气地烧开了，咕嘟嘟地冒出黏稠而混沌的气泡。于是，我把藏在心里多时的那些话，没头没脑地一锅端出来问他。
“你为什么偷偷画我小姨，你喜欢她吗？”有次我去他家，他见到我，便匆促地把一本素描簿合上了。他以为我没有看到什么，或者看到了也没有觉知，其实，只一眼，我就知道那是我小姨。他那天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也记得清清楚楚。
晓明哥一愣，低下头笑了笑，这才对我说：“嗯，我喜欢一切美的事物。”
“你喜欢我小姨为什么不跟她说？为什么不像顾平阳那样追求她？”我才不管他那些大而化之的理论呢。
“呃……”晓明哥显然被我逼到了墙角，“果儿，有些事不像你想的那样。”
“哪样？”
“我是说，没有那么绝对……”晓明哥沉吟着，“你喜欢美的东西，也不一定要占有它。好比一朵花儿，你看它开在枝头，那样美，就足够了，为什么要摘下来呢？”
我撇撇嘴，看穿了晓明哥的懦弱似的，像个大人那样说：“你就是没有顾平阳那么喜欢我小姨，没有他那么不管不顾。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和我小姨在一起。你呢？你不过是个胆小鬼，明明错了，还要找出一大堆借口来。”
晓明哥被我说得呆在他那把小杌子上，再也动不了。良久，才叹了口气，说：“我和你一样，遇到事情也喜欢先分对错，可是，后来才知道——人长大了，是不讲对错的，他们只讲利还是弊，或者更精确些，利占几分，弊占几分，这才是做选择的依据。”
晓明哥又把我给绕糊涂了。
那天晚上晓明哥和我聊了很多，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颗星星到另一颗星星。他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候比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的距离还要遥远。看起来亲密无间的人，也可以隔山隔水，注定彼此孤独。我觉得父亲和母亲就是这样的人，母亲和小姨有时候也这样，还有靳大伯、靳大妈和晓明哥，还有，好多好多人……我忽然觉得，自己也很孤独。
我心中有很多话想说，却又说不出来，我不知道和谁说这些话。
父亲和母亲，他们一定听不懂我的话。小姨呢，虽然我们走得很近，但她也已经是大人了，我知道她甚至有些事是故意瞒着我的。方小柔、朱玲玲她们，也不可能把我的话听到心里去，她们有自己的心事。晓明哥倒是肯和我聊天，不过，他的话晦涩难懂，我说话的时候，他还会把我引到一条意想不到的道路上去，使我本能地感到危险……我漫无边际地想，我和没说过什么话的顾建军，说不定是可以说一说的，但那也太荒唐了。我忽然有些羡慕顾建军，他和罗道士之间的默契，似乎是我的生活中不曾出现过的。是啊，在我十二年的生活中，或者用晓明哥的话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能不能幸运地找到这样一个人，是你愿意同他分享生命的呢？
这个夜晚和所有的夜晚一样，就这样轻易而不知所谓地，在朦胧的灯影下溜走了。
不知为什么，方小柔一连几天没来找我。我去找她，她也不冷不热的样子，没有了我们原先相处的那份快乐。方小柔甚至不愿意和我单独相处，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宁愿和朱玲玲、乔昕说话，把我晾在一边。我感到不解，也有几分委屈，想开口问她，又觉得没有开口的必要。本来嘛，两个人交朋友就是要你来我往、互有应答，现在她嫌弃我，我又何必上赶着，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呢？
后来还是朱玲玲狡黠地睒着眼对我说，这是我们两家大人作下对头的缘故。朱玲玲的消息总是比我们灵通，她在供销科无所不知的父亲，还有她全院儿有名的包打听的母亲，都给她树立了好榜样。她说方小萍值夜班那天晚上，我父亲也在车间值夜班，男师傅带着女徒弟，白天是没有事的，晚上却容易出事。
那天方小萍本来不用值夜班，但是有个值夜班的男同事临时有事儿，方小萍就主动提出来，她可以和他换班。那个男同事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而是和顾平阳他们喝大酒、打麻将去了。他和方小萍私下换班，本来就不合规，所以按理是不该声张的。谁想到那男的在酒桌上喝得七荤八素，到了麻将桌上就有些兴奋，口无遮拦地说方小萍倒贴余东来，谁都看得出来。小丫头刚参加工作，倒是挺会来事儿，把师傅伺候得不赖，估计也是有想法，想着评优定级什么的，师傅好替她说话；再有甚者，推荐个统计员的岗位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这个统计员，大肚子已经有四五个月了，休产假是迟早的事儿。殷勤归殷勤，但大晚上和师傅孤男寡女地值夜班，这就太露骨了；想想吧，那是什么场面。说着便猥琐地笑起来。
顾平阳听在耳朵里，就留了心——但凡和我小姨有关的消息，顾平阳都上心着呢。到了第二天早上，顾平阳给我小姨送早点（这也是他们俩的约定，我小姨爱睡懒觉，每天早上顾平阳就专拣我小姨爱吃的给她送去，省得她早起，照我母亲的说法，俩人够腻歪的），这就顺嘴说给我小姨听了。我小姨一听就动了气，噔噔噔先上了方小萍家，让方小萍母亲好好管管自己的女儿，吃相不要太难看。方家妈妈自然是又羞又臊，当即和我小姨一起回宿舍，把刚下夜班的方小萍堵在楼道里一顿臭骂。
朱玲玲说得活灵活现，好像亲眼看到一样，我生气地说：“你胡说八道！”
朱玲玲满不在乎地一摆手：“爱信不信。”
我嘴上说不信，其实心里已经信了几分。这些天总觉得哪里有古怪，却找不到实在的因由，现在一下子都有了解释，只是这解释可真让人受不了。我的拳头攥得紧紧的，指甲都抠进了肉里，我要去问问小姨，看她怎样和我说。
小姨不在宿舍，这会儿她一定在上班，我就跑到厂办大楼去，噔噔噔一口气跑上了三楼，跑到了财务科。我想那天小姨去方小萍家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的心情，一刻也不能等，一刻也按捺不住心头那呼呼蹿上来的、灼人的小火苗。
小姨见到满头大汗的我，惊讶得不得了，她拉着我的手问怎么了。我就直勾勾地看着她，不带拐弯儿地说：“方小柔的姐姐为什么跟你吵架？”小姨自然又吃了一惊，左右看看隔壁工位上的同事，拉着我往门外走。
“你听谁说什么了？”小姨把我拉到空旷的楼梯口，低声问我。
“没说什么，我就想知道，你和萍姐不是挺好的吗，怎么就相互不理睬了？”我反问。
“她借我东西不还，小人一个，”小姨皱眉说，“我不能给她卖了还帮她数钱哪。”
“她借你什么要紧东西了？”我不依不饶。
“哎，我说你这孩子，跑这儿抽什么风？”小姨开始跺脚。
“你急了，”我挑衅般地看着小姨，“你急了就跟我说实话啊。”
那天，小姨把我带到厂门口的冷饮店，给我开了一瓶冰镇汽水。她说大热天儿的你先去去火；你非让我说实话，可实话不那么中听，要是听着生气，你别怨我。我的眼睛瞪得滴溜圆，一刻也不离开小姨那张好看的脸。我看着她张嘴，开开合合，起起落落，一个字儿也不放过。她说——
你妈不是忍了吗？她忍了，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方小萍是什么人，咱们先不管她，你帮你妈看好你爸。原先我们都当你爸是老实人，可老实人也难免犯糊涂；况且有贼惦记着咱呢，难道咱不得好好防着？
小姨没详说那天的事儿，只是隐晦地承认了，方小萍缠着我父亲，而我母亲是个好脾气的妇人，有些事情实在一言难尽。
“你是余东来亲生的。你妈不说话，你说也是一样的。”小姨没头没脑地交代我。
我鼓着腮帮子，觉得小姨说的每个字都让我费解。母亲可以不说话，却让我来说，我说什么呢？我和谁说呢？我怎么说呢？这些问题像苍蝇一样嗡嗡地盘旋在我头顶上空，等待着找到一条心灵的缝隙，然后长驱直入。那瓶冰镇汽水，我几乎是一口气喝完的，喝完了还觉得口干得厉害，就又开了一瓶。又一气儿喝完了。我打着嗝，说再来一瓶！小姨没敢给我开第三瓶，她说你回家吧，我还要上班呢。回去也别跟你妈找不痛快，你是大姑娘了，要知道心疼你妈。这话她是第二回说了，我心里堵得慌，但没有再说什么。
回到家，我心里还是乱糟糟的。看看母亲，她并没有什么两样，依旧穿着那身灰败的旧衫子，在屋头忙忙碌碌的，不是整理这个，就是补缀那个。她总没有闲歇的时候，好像清闲的生活是一种罪过。父亲呢，自然是去上班了。我想他和方小萍白天还是在一块儿，似乎这件事儿对他们的师徒关系也没什么影响。大人们都当这件事儿没发生过，它就好像真的没有发生。我呆呆地看着这间布满了灰尘气味的屋子，陈旧的家具、隔年的年画儿、蛛网暗结的隐秘角落，没有一样使我感到新鲜和有趣。但我在这里出生，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想过离开。刚从大太阳底下走进低矮的屋檐，我经历了短暂的失明，之后渐渐适应了屋内的阴暗，竟然觉得这样也挺好——屋内是阴凉的，隔住了外头扑面的热浪。
我在桌前坐下来，前一晚没有完成的涂鸦摊在桌面上，我望着它，竟然忘了当初想画的到底是什么。屋外，那排高大的悬铃木上，蝉鸣一阵儿紧似一阵儿，好像有两支军队在鸣镝打仗，有人藏在树叶底下，藏在热风里，没完没了地呐喊和战斗。我看见两个披挂着铠甲的头目站在树梢上叫阵，庞然而威风。一个对另一个高声叫道：“你是什么东西！”另一个就对这一个嘶喊道：“你又是什么东西！”
它们相互不知对方是什么东西，却又相互看不起，谁对谁都瞧不上眼。这一个和那一个，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分别。我凝神仔细去分辨，见一个蹬了蹬腿说：“我腿上的毛是金的。”另一个嗤笑起来：“我当有什么了不起呢，我的翅膀是金的。”说着唰一下展开双翅，果然金光灿灿，甚是晃眼。我看得呆了，不觉伸了手去捉，想把它们都握在手里。忽然一阵风来，拨开我的手，却把两个铠甲头目都收在风眼当中。两个聒噪的庞然大物，便被风卷了去，成为小小的一个点，再也分不清谁是谁。
我追着风儿跑，一直跑，一直跑，四周围没有一个人拦着我。人好像都空了，脚下空空如也，我就这样乘着虚空向前跑。猛然发现，虚空里是没有方向的，我以为我一直向前，岂知不是一直往后呢？这下把我惊得一身冷汗，就此醒了。母亲立在桌前，关心地问我：“都困成这样了，怎么不去床上睡？”我呆了一呆，回身抱住母亲，把脸颊贴在她的肚腹上，一种久别后重逢的微妙情愫弥漫在我的心头。
我听着母亲腹腔内的蠕动，想到我就这样藏在她的肚腹里度过了生命最初的十个月，不禁莫名感动。一时间不知被什么硬而酸的东西顶住了上颚，我的眼泪都要被顶出来了。母亲也伸臂抱住我，柔声道：“怎么了，果儿，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摇摇头，把忍不住逃出眼眶的两滴泪水抹在母亲灰败的旧衫子上。
到了晚上，父亲回来，仍是耷拉着眼皮，很疲惫的样子。母亲给父亲打了水擦脸洗手，又给父亲盛了一碗温得刚刚好的绿豆汤，我们便一齐坐下来吃饭。父亲慈爱地问我，秋天就要念初中了，新的文具可备好了？中学和小学大不一样，一下子要多出好几门课呢。我说已经备齐了，每门功课我都有信心念得好。父亲欣慰地点点头，笑微微地说我们果儿从来不让大人操心的。母亲也看着我笑。我心中悄悄地想，我是他们的女儿，我一直努力不让大人操心，可是，为什么大人们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要让我们小孩子跟着难过呢？方小柔好多天没有来找我了，她是不是也因为大人的事儿心烦呢？
夏天的日子长，太阳摇摇晃晃地升到空中走半天，又摇摇晃晃地走半天，还不肯落下去；夏天的日子也短，倏忽一下，竟快要立秋了。立秋后不久就是七夕节，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但伏天儿还没过去，仍旧是热，牛郎织女也得顶着大热的天儿来约会。我们这里，七夕是个热闹的节日，那些时髦的男青年和女青年，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烫头，戴蛤蟆镜，穿上喇叭裤，走到夜晚的街头去。你要说大晚上还戴蛤蟆镜吗？戴的，因为戴蛤蟆镜不是为了看什么东西，而是为了给别人看。好多年轻人就是揣着这样给人看的心思，来到太平桥的。这一晚太平桥附近人山人海，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头，摆摊的、打卦的、拍照的、卖冷饮的、轧马路的，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一下子把街道都涌满了。
一条内河从当地横穿而过。要从桥这边到桥那边去，多年以来，除了摆渡船，只能从太平桥上过。那时候的太平桥最是繁华，桥上桥下都是人，后来又修了一座斜拉索的大桥，车辆可以直接开过去，石头搭的太平桥便只供行人零星地通行了。往常，太平桥不过是一座普通的连接两岸的石桥，因为有了斜拉索的大桥，行人也不甚多，但到了七夕这一天，尤其是到了晚上，可就不一般了，远近的人都到桥上来“挤太平”——挤一挤，便可挤掉一年的晦气，挤出一年的福气。那些年轻人更是乐此不疲，因为很有可能借机挤出一段姻缘来。人们在桥上挤来挤去，从这边挤到那边，又从那边挤到这边。挤一遍还不够，要多挤几遍，因为福气是不怕多的，越挤越有福气；谁都想成为有福之人。
朱玲玲早就约了我们，我和乔昕都痛快地答应了，当然也叫上了方小柔。我和方小柔近来别别扭扭的，但因为大人们渐渐遗忘了某些症结似的，我们也渐渐不那么故意疏远对方了。见了面，我从兜里掏出顾平阳跟厂领导出差时带回来的水晶橡皮糖，每人发了几颗，方小柔也接了。这种糖是半透明的，五颜六色，十分漂亮，咬起来和橡皮一样有嚼劲儿，酸甜可口，尤其是，即使夏天放在手心里也不容易融化，是一种很时髦的糖果。朱玲玲赞不绝口，乔昕也说好吃，唯方小柔不置一词。我知道她心里已经不那么排斥我了，但要说恢复以前的关系，一时还转不过这道弯儿。
听说她姐方小萍调到了别的车间，我父亲也没有机会再吃方小萍包的饺子、喝方小萍沏的茶，更不要说和方小萍顺理成章地搭夜班了。方小萍现在的师傅是个女的，这样也就不会有人说闲话了。但方小萍和我小姨还住在同一间宿舍里，她俩的关系再也没办法好起来。方小萍背后说过我小姨一些不中听的话，那都是小姨和她关系好的时候，两人说的私房话，大多和顾平阳有关。现在，方小萍就拿这些话来腌臜我小姨，弄得我小姨很被动，甚至同宿舍的另外两个人也开始孤立我小姨。
我起初还有些担心，不知道方小柔会不会和她姐一样，把我俩要好的时候说的那些私房话拿出去乱传，后来想想，除了给顾建军送笔记本，似乎也没有什么供方小柔编排的故事，而且顾建军和她的关系还要更暧昧一些。这样一想，我就放心了，分糖果的时候大大方方的，倒是方小柔显得不那么自在，她从我手上接过那些漂亮得不像话的水晶橡皮糖的时候，瞟了我一眼，眼睛里掠过一丝不易被察觉的渴望。
经过上次四顶山上的遭遇，我对人多的地方还是有些心悸的，于是和朱玲玲她们说好了，我只在桥下逛夜市，不和她们上桥“挤太平”。朱玲玲起先还宽我的心，说这次我拉着你，保险不让你挤丢。但我心里着实害怕，坚持不上桥，也就作罢了。我们拉拉扯扯说这些话时，方小柔脸色冷冷的，斜支着一条腿站在一旁，好像不与我们相干似的。
乔昕从家里带了望远镜出来，那是她父亲转业时从部队带回来的纪念品。经年以后，那副已经变得陈旧的望远镜，还是能让我们惊喜地迸出阵阵欢呼——从军绿色的望远镜里看夜空，月亮大如银盆，每颗星都像襟前的硕大纽扣，我们发出一声声惊叹。乔昕得意地说，这种高倍望远镜是不易得的，要不是她父亲从部队里带回来，寻常市面上根本见不着。
我很羡慕乔昕有这样一架望远镜，那镜头里的夜空，与我平常在院子里仰首见到的，完全不一样，银河好像真的就横在我面前，浅浅地隔着两块镜片，触手可及。
其实，乔昕家里的一切都让我羡慕。她的母亲是人民教师，父亲是某机关干部（据说机关里也给他们家分了房，还是楼房，但是考虑到乔昕上学方便，他们暂时没有搬过去），并且他们只养育了她一个孩子。在学校里，我和乔昕的成绩不相上下，有时我考第一，有时她考第一，虽然我考第一的次数要多一些，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她聪明。我不止一次地暗暗和她作比较，如果我也有那样的父母，如果我和她一样健康，我一定比现在快乐得多。可是，十二岁的我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然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逆的，正因为根本没有“如果”，所以人们才会使用“如果”这样的句式，来进行无效阐释和酸葡萄式的自我安慰。
方小柔家的情况和我家差不多，她上面有个姐姐，下面还有个妹妹，因此她从她父母那里得到的爱也并不多。我和她成为好朋友，多半也是因为我们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与别的孩子分享父母的爱意，而不能独得那份珍贵的情感，谁说不是一种“病”呢？尤其是我这样喜欢胡思乱想的孩子，常常把自己想得心有戚戚。我猜顾建军那样的人并不在意自己是不是独生子，他天生喜欢发号施令，除了把顾建国使唤得团团转，连那些和他一起玩的男孩子，也须唯他马首是瞻。不过，我发现他既十分乐意站出来当众人瞩目的领袖，又颇能够安静地躲起来享受独处的乐趣，那些奇怪的理论和见地，一定不是一群人想出来的。
我有这样的念头，连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和顾建军打交道的次数屈指可数，怎么凭着极有限的印象得出这样果决的判断？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一颗星球与另一颗星球的关系，那么，我隐隐觉得，自己和顾建军或许是同一个星系的。倒是方小柔，我虽和她看起来有相似的生活环境和几乎相同的模糊面目，却隔着永远不可抵达的亿万光年。
我偷眼瞧瞧身边的方小柔，她小巧的鼻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在人群中左顾右盼的神情像是一只玲珑而缺乏远见的雀子。周围琳琅满目的小摊子吸引了她的目光，各色印有明星头像的香水画片、闪光的贴纸、廉价而花哨的小饰品让她目不暇给。她挤到小摊子前，目光流连地摩挲着那些小玩意儿，和摊主泼辣地讲价，语气和神态居然同那些上了年纪的妇女一模一样。我吃了一惊，还以为自己看到了几十年以后的方小柔。
几十年后，我们是什么模样呢？我身边流水一样流过去很多人，我在十二岁这年的七夕之夜，站在迁延的人流中，想到了自己多年之后的衰老和世故。这可真是太奇妙了，我一点也感觉不到人流的嘈杂和欢腾，他们成为岁月罗织的背景，在我身后流成一条无声的大河。河水奔腾，一路向西，迎着金色的夕阳，虽饱含磅礴之势，却更像一幅俏丽的静物写生。朱玲玲拿着一支糖葫芦，兴致勃勃地对我说着什么；乔昕拉拉我的衣袖，把远处的什么东西指给我看。我茫然地听着、看着，却不知她们在说什么、看什么。
“嗨，你们也来啦！”
这个声音叫醒了我，我一抬头，发现顾建军、顾建国兄弟和一帮男孩子嘻嘻哈哈地出现在面前。
“你们也出来玩啊！”朱玲玲热情地回应着，和在学校时的矜持判若两人。方小柔和乔昕的脸上也满是惊喜。
这夜色、灯影和人流中的偶遇，使一群男孩和女孩变得兴奋和亲密。不久他们就达成同谋，决定一起去桥上“挤太平”。这样的决定一点儿也不突兀，来到太平桥下的人们都同意这个夜晚具有特殊的意义，好像它专门是把欢乐带给人间的，连陌生人之间都能手拉手、肩并肩地共赴太平，天下再没有仇敌，没有隔阂，只有笑语，只有欢颜。我也被他们感染了，加上顾建军挥着手朝我大声地喊：“余果，咱们一起吧！你让朱玲玲拉着你，我们把你们围在中间，不会有事的！”我便不再坚持独个儿在桥下闲逛。
顾建军指挥手下的男孩子们，让他们把我们几个女孩子保护好，他们都说没问题，肯定能保证女孩子的安全。朱玲玲尤其兴奋，她身上的红衫子就像一团火，映得脸颊绯红一片。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也好像燃烧起来，有一种火辣辣的劲头儿。她不由分说拉住我的手，又大呼小叫地让方小柔和乔昕拉着手紧紧排在我们后面，这样我们四个人就成了一个紧凑的矩阵，不，是紧密的花蕊，方便男孩子们在外围拉成一个花冠状的保护圈。
我们就这样随着人群拥上了桥头，身下是无数条腿、无数只脚，也不知哪只腿脚是自己的，反正无所谓，所有人好像变成了一个人，只需要随着排山倒海的惯性往前挪动就好。这回桥上乌泱乌泱的人头没有让我觉得恐惧，我被结结实实地包围在中间，像坐上一只安全性能极高的小船，随着波涛上下起伏，安然地浮游在海面上。其间顾建军大声地唱起了太平歌词：“喜字花儿掐了来戴满头，喜酒斟上瓯几瓯。喜鹊鸟儿落在房檐儿上，喜报登科独占鳌头。”周围人都迭声叫好，他便唱得更起劲儿。我扭头见他满头满脸的汗，蓝白条的海魂衫子被人扯得露出半个肩头来，眉梢却吊得高高的，唱着歌儿喜笑颜开。大家也都喜笑颜开，好像逢上了什么特别高兴的事儿。
我从未见过这样多、这样欢乐的一群人，他们不分彼此，亲亲热热地把自己融进别人的心里，也让别人融进自己的心里。这一晚谁都喜欢谁，谁都爱护谁，挤在一块儿，热热闹闹，整整齐齐，向着同一个目标。哪怕你挤不动了，也有人搀着你，扶着你，拥着你，让你跟着大伙儿一块儿走到太平的彼岸去。
从桥上下来，我们都挤出一身汗，头脸涨得通红，因为身上、心里都热烘烘的，那热情没办法不发散出来。顾建军买了十几支冰棍儿分给大家降温解渴——够难为他的，买奶油冰棍儿的钱不够，他算了好几遍账，把顾建国兜里的零钱也搜出来了，才勉强买了十几支豆沙冰棍儿。就这也够奢侈的了，谁也没有这本事一下子买十几支冰棍儿，只有顾建军。
乔昕嗍着冰棍儿，笑嘻嘻地对朱玲玲说：“顾建军也没那么坏，我们当初要是斗争他，今天就吃不上冰棍儿了。”
朱玲玲也嗍着冰棍儿，笑嘻嘻地说：“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当初斗争他的时候，他不还没请我们吃冰棍儿嘛？”
方小柔咬着冰棍儿不说话。她刚才和我贴得很近，整个前胸都贴在我的后背上，我能感觉到她丰满的胸部挤着我单薄的肩胛时那种密不透风的压迫感。说老实话，即使我是个女孩子，也觉得有些尴尬。我回头望向她的时候，看到她青春的脸庞在我面前绽放起来，她在我耳朵边说：“余果你拉紧了，可别像上回那样。”我用力点点头，心里也有劲儿了。
我觉得身边的同学们都那样可爱，他们是我青梅竹马的玩伴，是我朝夕相处的朋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光，像是一颗颗星星，缀满神秘的夜空。满天璀璨的星子在圆而深的穹隆上空摇摇晃晃地生长，伸伸胳膊蹬蹬腿儿，摇落了一地星光。
这天下了一场雨。从早上起，房檐下就滴滴答答没有停歇过。那雨水也不甚大，比起盛夏时节瓢泼的大雨，这会儿既已立了秋，便显出秋意的从容来。雨水漫漶，从天到地，从东到西，从我家斑驳的山墙到靳家扶疏的花墙，没有一处是干燥的。这湿漉漉的一切让人觉得每一寸皮肤、每一个细胞、每一处骨头缝里都是潮湿的，摸摸身上，又黏又腻，好像衣服也在往外冒水气。
我坐在桌前发呆，望着窗外的雨，没完没了的雨，又开始漫无边际的遐想。檐下的水滴汇成一片催眠的白噪音，像是无数个钟表同时发出嘀嗒声。那声音单调而无趣，听久了会让人昏昏欲睡，我努力让思想同漫漶的雨水一齐恣肆地奔腾起来，才没有在长时间的静坐之后伏案睡去。
泠泠的雨声中，我想起了一个月前的那场大雨。
那天的雨是凌厉而凶猛的，噼啪的雨点像一颗颗滚石从天上砸下来。原该是太阳正好的时候，却让谁扯了一块油布似的忽地盖住，只一瞬的工夫，天就黑了。大朵大朵的黑云从天边涌过来，到了头顶就变成一张浓黑的毡子。四下里黑得惊心动魄，屋里要开灯才能看得清对面人的眉眼轮廓。我自然是早早就拧开了灯，我的画儿还没画完呢，小花猫缺了条尾巴，我可不想它变成一只秃尾巴猫。弟弟从院儿里被母亲揪进了屋，紧赶慢赶的，还是湿了一头一身。母亲拿了毛巾给弟弟擦头发，又翻拣出干净衣裳给弟弟换上。
雨下得哗哗啦啦，像有人从天上往地下倒水，一瓢一瓢还不够，简直是一桶一桶地浇，不，是一百桶，一千桶，一万桶。母亲一边给弟弟换衣裳，一边望着窗外念叨：“这雨下得，够吓人的，连声招呼都不打。”可不，一早母亲还在院儿里晾晒衣服，刚收盆进屋没一会儿，就听屋外有人喊：“下雨了啊，赶紧收衣服！”再跑出门去，就见刚刚还挂在当空的太阳被谁偷走了，几星雨点子让风刮过来，扫在人脸上，生疼。没等晾衣绳上的衣服收尽呢，扯天扯地的雨水就倾倒下来。母亲抱着衣服在院当中喊：“余木，别玩儿了，快回家！”
弟弟嘟着嘴，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他的弹珠没来得及全部收回来，叫邻居小孩儿占了便宜。“人家妈妈都没有叫他们回家。”弟弟嘟囔，一边被母亲摆弄着，一边噘起嘴巴怨母亲。“就这都淋着了，再晚，得淋成什么样？”给弟弟换衣裳的母亲又好气又好笑。“反正已经淋着了，就不能让我把弹珠收回来吗？”弟弟有弟弟的道理，按他的逻辑，反正回屋得换一身，那就索性晚一点儿再回来，起码少损失好几粒弹珠呢。母亲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小没良心的，妈心疼你还心疼错了！”“我也心疼我的弹珠哇。”弟弟一扭屁股，朝母亲扮个鬼脸。母子俩嘻嘻哈哈的，在光线暗淡的屋子里洒下一串珠子般的笑声。我捡起一颗，随手丢进抽屉里。
这是弟弟和母亲之间的游戏，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和母亲这样亲昵。在我的抽屉里，装满了这样细小的颗粒——母亲和弟弟的欢笑化作一粒粒珍珠般的记忆，被我这个旁观者捡拾起来，怀着复杂的心情颗粒归仓。我不知道自己将如何处置这些复杂而模糊的情绪，只好先找一个地方容纳它们再说。
其实，母亲也很爱我，对我同样是细心而周到的，但她总对我说：“你是做姐姐的，凡事要给弟弟立个榜样。”弟弟一岁的时候，母亲说：“你都五岁了。”弟弟五岁的时候，母亲说：“你都九岁了。”总之，我在和弟弟同样年纪的时候，已经被要求得很乖、很懂事，可是等弟弟到了我的年纪，却仍然可以不乖、不懂事。我没有道理记恨母亲，母亲是个好母亲，对谁都细心周到，对我，也是很好的。可是我心里还是有点难过，尤其是，看到母亲和弟弟做这样的游戏。
以前，弟弟还小的时候，他们也常做这样的游戏。夏天里，若是遇上大雨，院子里内涝严重，我们家的屋子就会让水漂起来。真的是漂起来，盆啊，锅啊，鞋啊，帽啊，纸折的小船啊，橡皮小鸭子呀，都在屋里漂着。母亲把弟弟放在洗澡盆里，让他自己玩儿，她呢，冒雨到附近的工地上搬运来黄沙堵住门槛儿，接着就带我弓起身子，用脸盆、水瓢什么的往屋外舀水。弟弟玩得高兴着呢，一点儿也不知道大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他坐在澡盆里，一手擎着橡皮鸭子，一手托着小纸船，咯咯地笑。母亲舀起一脸盆水，哗一下倒到门外，然后回身推一推澡盆，逗弟弟：“小船小船摇一摇，宝贝宝贝笑一笑。”弟弟便笑得更大声了。我举着水瓢，学着母亲的样儿，一瓢一瓢往屋外舀水，可是我不会回身去推弟弟的澡盆，也不会去逗弟弟笑，因为我心里难过得很，很难过很难过，像是屋外见不着太阳的天空，只能哗哗地流泪。
我把目光收回来，心思却放得更远。我想天上如果住着神仙的话，这会儿，老神仙正在打小神仙的屁股，小神仙哭得稀里哗啦，化成倾盆大雨。老神仙说：“让你不懂事儿！”小神仙哭着说：“我为什么要懂事儿？我还小着呢，等我成了老神仙，自然就懂事儿了。”老神仙不搭理他：“你都多大了？还小！”小神仙就跟老神仙辩：“这南天门比我小的也有，比我大的也有，怎么人家都能不懂事儿？偏我，早早地要懂事儿！”老神仙捋胡子笑笑：“人家没有弟弟妹妹，在父母眼里头，多大也是小孩子。你不一样，你得给弟弟立个榜样呀。”小神仙哇哇哭得更伤心了：“我不要弟弟！我不要弟弟！我不要……”
我陪着小神仙落了泪，眼泪滴在画纸上，弄花了小花猫的尾巴。好在，小花猫本来就是花的，有一条花尾巴，也没什么大不了。我点点头，给自己说一声“没事儿”，就好像，每一次看见弟弟和母亲做游戏，我都和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看见自己长出一条花里胡哨的尾巴，摇过来摆过去，有时竖成一根硬邦邦的棍子，有时甩出一根软绵绵的鞭子。我让它竖起来的时候，它就竖起来；我让它甩出去的时候，它就甩出去；我让它像棍子一样梆硬，它就像棍子一样梆硬；我让它像鞭子一样柔软，它就像鞭子一样柔软。它谁的话也不听，只听我的话。
我很高兴自己有这么一条尾巴，让眼泪一泡就洇开的，花里胡哨的尾巴。
雨还在下，像是从来没有停歇过，又像是永远都不会停歇。母亲说，一场秋雨一场凉，这场雨下过，就能凉快些了。我心里巴不得这个夏天不要过去。如果天气不凉快，就算立了秋，也不能叫秋天。不知为什么，在我心里，秋天是个不怎么讨喜的季节。因为我是在秋天出生的，弟弟也是秋天出生的。我不知道怎么就来到这个世界，因而也谈不上喜欢；弟弟来时，我已经懂事了，别人问我：“你喜欢弟弟吗？”我都懂事地回答：“喜欢的。”我知道，没有人在意那个不懂事的我。
到了秋天，我就得去中学念书了，离我的童年便越发地远了。这些都不是我的心愿。
书上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金色的。我也“部分地同意”它是金色的，并且能够得到一些收获，可是，我还是会忍不住想，它更多的颜色是枯黄，是暗褐，是苍灰，除了收获之外，还有失去和凋谢。
我更喜欢夏天。
夏天时我还没有出生，我在母亲的肚子里独占一间精致的小房子。我日夜听到母亲对我的呼唤，可是我还要跟她捉迷藏。她摸着我的小手小脚，对父亲说：“看，她踢我呢！小脚可有劲儿了。”父亲便也伸出手来，摸着母亲的肚腹，笑一笑：“哦，她是个健康的孩子。”
夏天时弟弟也还没有出生，母亲挺着硕大的肚子，让我趴在上面听声儿。“弟弟在里面睡觉。”母亲轻声说，笑微微的。她抚着我细软的头发，告诉我等弟弟出生了，就给我添一张小床。我说：“也许是妹妹呢。”母亲就肯定地说：“错不了，你在妈肚子里的时候，和他可不一样。”
母亲说，我在她肚子里时，皮得很，害得她什么也吃不下；弟弟却不同，他听话，一点儿也不闹。
我和弟弟，果然是不同的孩子。想到这里，我有些恨自己在母亲肚腹里的造次。如果不是我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大闹天宫，佛祖也许就不会惩罚我，使我以后都不得不老老实实。《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就是这样不识好歹的孩子吧。
我偷眼瞧瞧母亲，她正在心无旁骛地织毛衣。从旧线衣上拆下来的红色毛线，又掺了些灰绿色，新的和旧的，现在的和过去的，不分彼此地缠绕在一起。我甚至也不能分辨眼前这个母亲，到底是我的母亲，还是弟弟的母亲。要是我也有孙悟空那样的能耐，我就会从身上拔一根毫毛，再变化出一个母亲来。不，我要变出无数个母亲来，一个给我梳麻花辫子，一个给我缝制好看的花裙，一个烙蛋饼给我吃，一个用凤仙花汁给我染指甲……可是，眼下这个母亲，的的确确只有一个，而她，总是忙忙碌碌，分身乏术。
我垂下眼帘，默默地在纸上沙沙地画着什么，不久之后却又气馁地搁下笔，因为我发现，我根本画不出心中想要的东西。我终究是没有画画的天分，只能做一个晓明哥口中的、作壁上观的“审美者”罢了。
雨终于停了，太阳又出来，光灿灿地洒了一地。这天是周末，难得的休息日，小姨说要带我们去公园野餐。我们都很兴奋，因为小姨准备的那些食物实在让我们垂涎欲滴——顾平阳出差回来，带了不少好吃好喝的，居然还有椰子汁和烧鸡。Y城这座内陆城市远离大海，别说喝椰子汁，我们连椰子长什么样也不知道。我只在书里看到过描写海岛的文章，感觉那梦幻的椰林犹如童话般的存在；弟弟对此就更加陌生了，他不知道“椰”字怎么写，问我是不是吃这东西容易噎住，所以叫“噎子”。我笑得肚皮痛，诓他说：“是啊，是啊，所以要榨成汁儿。”
父亲没有和我们同来，他得上班。父亲上班，不像厂办的人到了节假日就休息；车间里从来都是白班和夜班，不忙了才能调休。再说父亲也不爱出来玩儿，他休息的时候，真的就是休息，多半在家蒙头大睡，顶多和左右邻居下下棋。听说我们今天要去青年公园，父亲交代说：“注意安全哪。”他们车间里“安全生产”的标语刷得到处都是，所以父亲特别注意安全。我们掩嘴取笑父亲迂腐，去公园野餐，能有什么不安全的？父亲便也笑笑：“那也要注意安全。”说罢提着母亲为他准备好的饭盒去上班了。
我穿了一条白底蓝点的荷叶边短裙，是小姨托顾平阳在上海买的。这种及膝的短裙，平常我是不大愿意穿的，因为我的腿不好看，简直可以说是难看。可是小姨说，这种波点裙可流行了，我们家果儿穿上就像小公主。小姨还说，如果我老是介意自己的腿不完美，那么全世界都会在意我难看的腿；如果我自信地抬起头，那么我就是美丽的公主，谁也不能够否认。我觉得小姨说得对，断臂的女神也是女神，那座残缺的大理石雕塑，后来被复制成无数雪白的石膏像，让全世界的人都相信维纳斯就该是这副模样。
小姨在厂门口等我们。她穿了一条翠绿色的连衣裙，醒目得很，见到我便招手道：“公主殿下，您今天可真漂亮！”我不好意思地低头笑笑，小姨却挽住我的胳膊，用译制片中才有的那种拿腔拿调的口吻，畅快地笑道：“抬起您高贵的头颅吧，看看这广阔的大地和您的臣民。”她右手夸张地一划，像是真的在陪同我检阅“广阔的大地和臣民”。母亲也笑起来，拉着弟弟汇入我们欢乐的河流。
青年公园离我们厂宿舍大院不算太远，原先是高官富贾的庄园，后来收归国家所有，又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建，四季风景如画，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我估计小姨和顾平阳没少来过，她对公园里的布局相当熟悉，哪儿是野餐的草地，哪儿是休闲的亭台，哪儿是游船码头，她都了如指掌。
时间还早，小姨让我和弟弟先去儿童乐园里玩会儿。弟弟早就迫不及待了，那些秋千、滑梯和跷跷板，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却不太感兴趣。小姨说我就知道你不喜欢这些，看我带了什么，说着十分神秘地从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天哪，竟然是一台照相机！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连照相都是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可是小姨竟然借来了一台相机！母亲稀罕地说：“这东西很值钱吧？别给人弄坏了，咱可赔不起。”母亲的手战战兢兢的，不大敢摸那闪闪发光的金属外壳。小姨却大大咧咧地把相机塞进母亲手里：“借都借来了，摸摸有什么打紧？”
小姨给我和母亲照相，又抓拍了两张弟弟在滑梯上的笑脸，然后把相机交给我，揽着母亲的肩头说：“来，果儿，给我和你妈照张合影。”母亲赶紧摇手：“她怎么会照相？不要把照相机弄坏了哦。”小姨宽慰母亲：“这是傻瓜相机，果儿可以的。”然后朝我鼓励地点点头。我兴奋极了，抓着相机跃跃欲试，按照小姨说的，把人影儿框进镜头框里，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成了。
等我抬起头来，发现树后闪过一个身影。我心里还在疑惑，那身影已经飞也似的跑远了。看那身形，倒和顾建军有几分相像，说不定就是他。我暗笑，他也来青年公园了。我想他一定不愿意看见我们一家人，撞见了觉得尴尬，只好掉头就走。这不能影响我的好心情，我捧着照相机，对着他的背影又拍了一张，前景是我小姨和母亲的笑脸。
那天，碧青的草地上、缤纷的阔叶林里、翘角飞檐的亭台楼阁边，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小姨教我摆出各种造型，像电影杂志里的那些女明星一样，把头发撩起来，在池边戏水，优雅地抱着臂或是掐着腰，提臀，收腹，凝视一朵雪白的木芙蓉，或者眺望不知通往哪里的远方……我急不可待地想要看到自己在相机里都留下了怎样美妙的倩影，可惜那时候的胶卷金贵得很，必须送到专门洗照片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得等上足足一个礼拜。
弟弟是不介意自己的照片拍得美不美的，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在小姨背包里的那只烧鸡上，连荡秋千的时候，他都在吞口水，不住地催促我们：“拍好了吧？吃东西吧。再不吃我就饿毁啦！”母亲笑他嘴馋，他干脆从秋千上滑下来，撒娇地捉住母亲的手荡来荡去：“妈妈，你快让小姨给我吃烧鸡吧！我饿了，我真的饿了！”母亲摸摸弟弟的肚皮，笑道：“哦，真是，小肚子瘪瘪的，快让小姨给我们吃烧鸡吧。”
我们收起相机，朝湖边的草地走去。那里插花儿栽着一排高大的枫杨和婀娜的杨柳，还有几树开得热闹的紫薇。母亲在一处缀满了葱兰的树荫下铺开油布，弟弟便脱了鞋跳上去手舞足蹈起来：“吃烧鸡咯！吃烧鸡咯！”小姨偏要逗他，故意埋头在包里找来找去：“哎哟，我的烧鸡呢？明明塞在包里的，怎么找不见了？坏了，别是临出门的时候，落在桌上了吧。”弟弟急坏了，赶紧凑过来帮小姨翻找，恨不得把脑袋都挤进包里去。
“找着了，找着了！”弟弟像完成了壮举的英雄那样高高擎起他的烧鸡，我们哈哈大笑。
油布垫子上摆满了吃的喝的，面包、蛋糕、糖果、茶叶蛋、椰子汁、橘子水，把弟弟高兴坏了。我自然也很高兴，这样丰盛的野餐，还从来没有过呢。我多么羡慕小姨呀，她又漂亮又有本事，简直是我们家的骄傲。母亲这会儿也高兴着呢，她不再盯着小姨问这些好吃好喝好玩的都是从哪儿来的，在烧鸡和照相机的背后，那个叫顾平阳的中年男人，母亲装作看不见了。
说老实话，在我心里，早就认定了顾平阳是小姨父。顾平阳是小车司机，是领导面前的红人，是厂办大楼里八面玲珑的人物，这些身份标签带来的实惠，我早就有深刻的体会。母亲的顾虑，我是不懂的，我想顾平阳成为我小姨父的唯一的条件，就是待我小姨好。其余的，管他做什么呢！
我们坐在如茵的草地上，大口大口地吃烧鸡，喝椰子汁，好不惬意。风儿不燥，阳光正好，头上的紫薇开得蝶萦蜂绕。那玫红的、浅紫的花簇迎着风轻摇，像是无数正值芳华的姑娘在头抵着头说悄悄话儿。她们或苗条或丰腴的身子摇摆起来的时候，整个蔚蓝的天空都变得活泼了。仰首去看，几片洁白的云朵飞过，衬得我们头上的紫薇花更艳丽，红的愈娇美，紫的愈妩媚。脚边的葱兰呢，则不争不闹地伏在亮绿色的狭线形叶子中央，安静地开出一朵朵玉色的六瓣儿小花，虽不甚抢眼，那纤长的颈在风中摇曳时却也别有一番骄傲的风情。我在这高高低低的花丛中不免生出恍惚之感，抱了满怀晕乎乎的快乐，不知今夕何夕。
湖面上吹起微澜，被阳光一照，粼粼的波光耀眼生辉。我眯起眼睛，透过几茎菖蒲的狭长叶片，见对面的湖心岛上，雕梁画栋的塔楼从茂密的树冠掩映下探出一角飞檐。有几个人在檐角下游泳，远远地，只见到几颗黑乎乎的脑袋载浮载沉。母亲说这是谁家的孩子，都立了秋，也不怕水凉。小姨笑道，您真是瞎操心，人家外国人还冬泳呢。弟弟滚在母亲怀里，油乎乎的小手乱舞，母亲忙捉住他不安分的手，不再操心别人家的孩子。
我们说着闲话，给风一吹，那些浅浅淡淡的闲话像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的光斑一样，零碎地散落在时光里。不知不觉，我靠着树干睡着了。睡去时还听见小姨笑语晏晏，银铃一般，摇出轻快的叮咚声。那叮咚的音符流淌在树荫下、花影里，一副摇曳多情的模样，我枕着它睡去，舒服极了。晃晃悠悠地，我好像被一捧棉絮似的白云轻轻托着，来到一处熟悉的所在。那大开的山门，分明通向四顶山上的庙宇，庙前一座白色宝塔，也是熟悉的模样，可细瞧又不像是四顶奶奶庙侧的那座白塔。但见罗道士站在山门前拈须而笑，做出邀请的手势，我便老实不客气地大踏步走进去。
迎面一只硕大的铜炉冒出紫烟，散发出奇异的香味，似檀非檀，似麝非麝，竟有勾魂摄魄之功。那香烟先是化作人形，随着不知哪里飘来的乐声舞作一团，后来又不着痕迹地分成几缕，袅袅盘旋，渐渐腾空，飞向天际。我一时望得呆了，只觉玄幻无比。那乐声也奇妙得紧，在耳畔飘飘忽忽，像是有形质的物体，和腾空的紫烟水乳相融，竟分不清是烟还是乐。后来那乐烟，或曰烟乐，袅娜地飞向天际，渐渐远去而至消逝，我心中感慨万端，偏又说不出话来，只啊啊地张着嘴，发出长长的叹息。
罗道士笑眯眯地问我想到了什么。我痴痴傻傻地说，想了许许多多，却又什么也没想。罗道士点头说，那便对了。我愕然一惊，突然听到远处人声嘈杂，有人喊“救命”。睁开眼一看，母亲拉着弟弟，已经从树下跑到了湖边，正焦急地对着湖面大声喊叫。小姨不见了踪影，却见湖畔围着许多人，都是一脸焦急的神色。我赶紧爬起身，也顾不上扣好脚踝上的凉鞋搭襻，跌跌撞撞便往湖边跑……
那湖边的一幕，我至今也不能在脑海中还原出来，更加不能释怀。
我想不明白，小姨怎么会跳入湖中。她翠绿色的连衣裙漂在湖面上，开出半幅巨大的荷叶。两个男人游过去把她的脸托出水面，她像睡莲一般静悄悄的，紧闭着双眼。直到被救上岸，她美丽的脸庞也不曾活泛，依然那般静谧，像是沉睡在地心深处不愿醒来。
母亲的呼唤和弟弟的哭喊都没能让小姨睁开眼睛，只有我呆呆地立在湖边，张大嘴巴却无法发出任何声息，像是在梦中被魇着了。我拼命想抓住小姨，却一动也不能动。
后来我回想起那一幕，还是恍觉身在梦中。我耳畔又响起飘忽的烟乐之声，眼中腾起袅娜的乐烟，飘飘忽忽袅袅娜娜的小姨躺在时光里，腾空飞向天际，渐渐远去而至消逝……我眼前蒙上一层水雾，怔怔地流下泪来，小姨的笑脸在我手中逐渐模糊，她搂着母亲的肩膀笑得灿烂而甜美，我却品出又酸又涩的滋味儿。母亲从我手上接过照片，惨淡一笑：“洗出来啦？真好看，我们家梅子真好看。”
我们想给小姨找一张照片做遗像，才发现那天照了一大卷胶卷，竟没有一张小姨的单人照。都是小姨跟我们的合影，每张合影都是笑脸，每张笑脸都如花。可是这如花的人儿如今香消玉殒，失掉了所有鲜妍的颜色，只能在照片里凭吊。还是顾平阳找来一张小姨在人民照相馆拍的单人照（小姨宿舍靠窗的条桌上，嵌在木制相框里的照片就是这张）底片。那张照片是他们刚认识时，小姨送他的定情之物。他洗了大大小小好多张，小的夹在钱包里，随身携带；大的摆在床头，可以道晚安。照片里的小姨笑靥如花，两鬓边的水晶蝴蝶发夹闪闪发光，振翅欲飞，顾平阳觉得它们飞进了心里。他和小姨，简直是另一个化蝶的故事。
顾平阳在我们家哭着说，他和他老婆也没有这么深的感情。他和他的老婆，是在乡下时别人介绍认识的，那时候也不懂什么情啊爱啊，就奔着结婚生孩子去了。我小姨是他的初恋，正正经经地爱过的唯一的女人。母亲听了，也号啕大哭起来，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怎么都止不住。父亲劝她，她反倒越劝哭得越凶。父亲只好叹口气，扎煞着手退到一旁，随母亲哭去。他转头和顾平阳说话：“老顾，你打算怎么办？”顾平阳抽着鼻子说：“老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情愿拿我这条命去换她……我和张倩，就差一张结婚证了。”
顾平阳动情地说，小姨和他约好了，这个中秋节，就领着他回家去见我外公外婆，不管老人家什么意见，她和他就算没有他们的祝福，也会走到地老天荒。可是，小姨食言了。顾平阳哭得惊天动地。他哭着跟我父亲说，他狠揍了顾建军一顿，抽断了两根皮带。父亲接连地叹气说打孩子也没用，顾平阳说是，都抽得上医院躺了两天，回来仍是没心没肺。父亲嘬着牙花子，摇摇手：“照我说，你不该打孩子。孩子他小姨，是为了救孩子才没的，她心里怎么想的，你猜？”
我呆呆地看母亲号啕，呆呆地听顾平阳哭诉，心里翻江倒海，却又找不着出处。那天的事儿如在目前，我奔到湖边，小姨已经被人抬上来，不行了。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都是后来听人说的。“为救个孩子，这姑娘搭上条命。”周围一圈的人，七嘴八舌，嘈嘈切切，最后，在我耳蜗里汇成这么一句话。我听不懂，拼命地听，还是不懂。他们说的话好奇怪呀，嘴巴张张合合，像是打开一扇扇门，我想走进去，却慌里慌张迷了路。这回，罗道士没在门口迎接我，他站在远处，拈着胡须，似笑非笑。我心里着急，问他：“我该走哪道门哪？”他点点头，又摇摇头，说：“你回去吧，门里门外是一样的。”
我自然不肯回去，仍旧追着他问：“他们说我小姨为了救个孩子搭上条命，那孩子是谁？”
“还能是谁呀！”罗道士仰天长叹，“建军那小子，一早就来庙里哭，我劝他回去，他也是和你一般，犟着不肯回去。”
我急道：“你和我说他做什么？他与我小姨有什么相干！”
“怎么不相干呢？若不相干，你们不会遇见；就算遇见了，也动不了心。”罗道士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又指着我的心脏说，“你问问它，它比谁都清楚。”
我已经急得满头大汗，跺脚说：“你别尽是胡扯，快给我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罗道士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我怎么说得明白，这都是你们的缘法。我问你，若是你溺水了，你母亲会跳下水去救你吗？”
我一愣，想必如此吧。母亲说过，为了我和弟弟，她什么都愿意去做。
罗道士像是听得见我心里的话，接着又道：“你再想想，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我脱口道：“这有什么缘故？因为我是她的孩子，她是我的母亲。”
罗道士一拍大腿，点着我的额头说：“不错，做母亲的人，怎能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我被他点得向后倒仰，一个激灵醒了过来，见顾平阳还在屋里呜呜地掩面而泣，他的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口中说的话也让眼泪浸泡得模糊不清，依稀听去，是这样几句：“当得起，他们得叫妈……孩子这条命是他妈给的……就让建军、建国给他妈摔盆打幡……”父亲还在摇头连说“使不得”，母亲却斩钉截铁道：“就按你说的，我把梅子嫁给你！”
没几天便处暑了，接连下了两场雨，天气果然凉快不少，一下子进了秋天。
小姨的葬礼，是顾平阳一手操办的，母亲只是哭，父亲不过在一旁打打下手。外公外婆没有来，母亲不让他们知道，她说等小姨结了婚，再和二老细说。顾平阳安排得很仔细，他安慰我母亲，说这葬礼也是他和我小姨的婚礼。现在他是她的丈夫了，日后也由他捧着骨灰送我小姨回乡下，给岳父岳母负荆请罪。当初小姨说，她领着他回去见父母，现在他领着她，绝不让她受委屈。我心里难过得很，默默地淌眼泪，一句话也不想说。和谁说呢？和谁也说不着。大人们都忙着，就连顾建军和顾建国也忙，他们披麻戴孝，跪在我小姨的灵堂前，垂着脑袋，像是睡着了。
我听到不少闲话，各种说法都有，有的闲话让人生气，有的闲话让人忧伤。晓明哥说原来他错了，我小姨是个好姑娘，从来都是个好姑娘。不知为什么，我最生他的气，背转身子赌气道：“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晓明哥长吁短叹，捶着自己的脑袋说：“是啊，没有用，我真是个没用的人。”
朱玲玲、乔昕和方小柔都来安慰我，我接受了她们的好意，却觉得并没有得到一丝安慰。
朱玲玲说她爸听到个消息，我小姨那天借的照相机是厂领导家里的。我小姨出事后，厂领导也不敢要那部相机了，到现在还放在顾平阳那儿。
乔昕陪着我实心实意地掉了几滴泪。
方小柔上前抱了抱我，轻轻说，别难过，都过去了。
是啊，再难过的事情，也总会过去。我也伸臂抱了抱她，感受到她胸前鼓涨的青春。
到了九月一日，我们便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新的学校，新的老师，只是同学还是老同学。从我们厂子弟小学升上来的学生，都编入了一个班，大家皆是旧识。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顾建军也升入了初中。
升入初中的顾建军和以前大不一样，他沉默了许多，不再领着男生们到处淘，而是一个人独来独往，连顾建国都不怎么搭理。与此同时，他一贯垫底的成绩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到第二年夏天的期末考试，他居然闯进了班里前十名，让大家刮目相看。
乔昕的成绩下降得厉害，她有点偏科，虽然她母亲是数学老师，但初中数学和小学数学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她刷了很多张卷子，依旧考不到理想的分数。吴老师直叹气，说她天分不够，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可是她语文成绩很好，作文经常得满分，让我们望尘莫及。闲时她还写小说，把我小姨写进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乔昕的小说，美则美矣，我却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也说不清楚。至今为止，我也不能理解小姨，不能理解她炽烈的情感和短暂的生命。
夏天再次如约而至，我们拿着成绩单回家向父母报告这一学期的收获。父亲和母亲都夸我，上了初中也还是拿第一。我自然是高兴的，可是高兴之余，又有隐隐的不满和淡淡的委屈。倘若我不能像以前那样拿第一，父亲和母亲是不是也会像吴老师那样摇头叹气呢？不知为什么，父母的爱总是让我感到困惑，我有时觉得他们是爱我的，有时却又觉得他们未必那么爱我；他们或许只是爱他们理想中的那个孩子，我不过是尽力完成他们的理想罢了。
阴历六月十五日，四顶奶奶的寿诞，我没有兴趣再去庙里赶热闹。乔昕也说没意思，她得趁着暑假，好好写一部旷世奇书。朱玲玲和方小柔见我俩都不去，便也兴味索然了。
我们问乔昕，要写一部怎样的旷世奇书？乔昕支颐道，还没想好，不过，一定与爱有关。
“你又要写爱情小说吗？”我不以为然地问她。
“不，爱是个很庞大的母题，爱情只是一小部分。”乔昕郑重其事地回答我。
她说冰心一辈子都在书写着“爱”，所以圆满具足；张爱玲写的是“不爱”，便只剩下残损凉薄。冰心的文章，我们都是熟读的，那自然是极好的文章；对张爱玲，我却不很熟悉，只知道她和大汉奸谈过恋爱。晓明哥荐了一篇《金锁记》给我，我读了也觉得好，可是止不住浑身发冷。为这缘故，我只好对张爱玲敬而远之。细细推敲，或许正因为那份触目惊心的残损和刻骨的凉薄，才使张爱玲得到了审美上的意义。但我终究不得要领，只能未脱蒙昧地想，爱与不爱，或许都是人在一定境遇下的选择，并不能从中得出高下来；并且在爱和不爱之间，也还有极为狭长的模糊地带，它就像一条隐幽的小径，曲曲弯弯通向人心。
到了夜晚，我们仍像以前一样，搬了凉床去屋外，躺在晚风里，躺在星空下。我远远地瞧着天上的星星，越瞧，越觉得它们和人一样，看起来没什么分别，其实每一颗有每一颗的不同。我叹息一声，让母亲听见了，扭头问我：“果儿，你怎么了？”“唔，没什么。”我答。母亲便又翻身给弟弟打扇扑蚊子去了。
我问过母亲，那天小姨怎么会去救顾建军，又怎么会溺水。小姨在乡下常常游野泳，即使在青年公园的人工湖里游个来回也不在话下。母亲悲戚地说，都是命吧，偏碰上那孩子游到跟前，让水草钩住了。她下去救他，把他拽出来，自己又让水草钩住了。唉，也许不是水草，是水鬼，水鬼要勾人的魂魄哩，她救了一个出来，就得拿自己的命去填这个窟窿呀。
母亲说顾建军上了岸也吓傻了，抖得跟筛糠似的，抱腿缩成一个球滚到草丛里。我这才想起来，那天好像是看到有个湿漉漉的东西蜷成一团滚在岸边的杂草里，草深没膝，几乎把那团东西整个儿埋了进去。
我想顾建军的心里，在稀里糊涂的爱和不爱之间，一定也有一条狭长而曲折的模糊路径。他为我小姨披麻戴孝的时候，他跪在地上拖着长音喊我小姨“妈——”的时候，也许想到了我小姨的纵身一跃，也许想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他想如果自己的母亲还在世的话，也会这样为了自己的孩子奋不顾身。
我忽然想去找顾建军问个清楚，问问他那天是给顾平阳逼着去灵堂当孝子，还是心甘情愿一身缟素，跪地匍匐。
这念头当然只是昙花一现，甚至还没有完全开放，便期期艾艾地萎谢了。我望着深邃的夜空，如水的睡意渐渐淹没了我，我知道自己提了一个不仅荒唐、而且没有答案的问题——顾建军面对我的追问，很可能一言不发，掉头走开。
顾平阳见到我，一贯地慈眉善目。他夸我聪明伶俐，比他家里的两个小兔崽子强得多。和小姨在的时候一样，他还是常常陪领导去出差，回来时总要带一大包糖果给我。他让我喊他小姨父。
逢年过节，顾平阳还会带着顾建军、顾建国两兄弟来我们家“走亲戚”。进门时，他手上提着烟酒点心，见到我母亲，便领着顾建军和顾建国鞠躬唤“大姨好”；见到我父亲，便拱手招呼“他大姨父”。
顾建军和顾建国来我们家的时候，总是一副不尴不尬的表情，唯顾平阳一脸自在，和我父亲相谈甚欢，逮空儿还指着顾建军和顾建国，扭头对我说：“你这两个哥哥，学习上是不中用的，但练过两年拳脚功夫，要是有人欺负你，让大表哥、二表哥替你出头教训他们。”顾建军、顾建国简直要哭出来了，大人们却笑得前仰后合。
我也抿嘴笑。我想起刚进新学校时，别的班里有人拿我的腿说笑，顾建国带了两个男生围住那人，恶狠狠地威胁道：“你想不想和她一样？”几米开外，顾建军斜身靠在一棵树上，歪着头冷眼看这边，见那不懂事的新同学颤声求饶，又向我道了歉，他才转身走开。那天我谢了顾建国，却没能谢他。
等顾平阳他们一家人走了，父亲和母亲说：“老顾这人不错。”母亲一面收拾茶盏，一面叹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唉，我也是悔得不行。”父亲劝母亲：“人没有前后眼，凡事要走到最后才看得清楚。”母亲又是一阵唏嘘。
到了农历八月十五，顾平阳邀我们一家去淮上酒家过中秋节。父亲说不要那么破费，在家吃也一样的。顾平阳只是不允，简直是生拉硬拽地把我们请进饭店。弟弟兴高采烈，见什么菜肴都新鲜，母亲说了他几次，顾平阳拦着，还索性把弟弟喜欢的菜都端到他近前。母亲为难地说：“他小姨父，不带这么惯着孩子的。”顾平阳呵呵笑：“难得一家人这么高兴，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我们都吃得很高兴，唯独顾建军不声不响，满腹心事。自从升了初中以后，总见他这副模样，无论上课还是走路，一律目不斜视，眼神深邃。我想他心里有个解不开的结，这个结让他换了个人似的，再也不是以前的顾建军。
吃完饭，两家人有说有笑地往回走。起先是顾平阳和我父亲走在一块儿，聊厂里的事儿，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走在一处；后来顾建国逗我弟弟，惹得我弟弟咯咯笑着撵了顾建国又跑又跳，母亲紧跟在后面喊：“慢点跑，慢点跑。”我腿脚不方便，落在最后，顾建军便陪着我慢慢走。
昏黄的路灯下，我们的影子像是一团面，一会儿抻长了，一会儿又捏短了。这么闷着头往前走，挺奇怪的，我就找话跟顾建军说：“你现在还上山找罗道士玩吗？”
“嗯？”顾建军猛地醒过来似的抬起头，对我说，“罗道士云游去了，去年秋天以后就没见过他。”
这倒稀奇，我还以为罗道士在四顶山上给人解签算卦，既赚得盆满钵满，又得人尊崇膜拜，是份顶不错的差事，怎么他说走就走了，竟是十分地潇洒。
顾建军说罗道士不为名利所困，是个性情中人。他有一天打坐时，见静室里的香炉内生出袅袅紫烟，一下子便悟了。我奇道：“他悟了什么？”“这……”顾建军一时抓耳挠腮，想了半晌才吭哧对我说，悟道本就是很私人的事情，悟出的东西若能说清楚，便不是道了。
我若有所思，他问我想到了什么，我说那天我也见到香炉内生出袅袅紫烟，先是化作人形，后又分成几缕，盘旋腾空，向天际飞去。罗道士站在一旁朝我拈须而笑，我竟不知他笑的是什么。顾建军极为好奇，追问我何时见到罗道士的，我摇头笑笑。我何曾见过罗道士，不过是大梦一场，待从梦中醒来，小姨便去了，我心里好不难过。
顾建军像是听到了我心底的话，沉声说他没有想到我小姨会去救他。我望望他，他的眼神似乎很遥远，说话时也不看我，不知是说给我听，还是说给自己听。他嘴唇翕张，说了些没头没脑的话。他说他早就不恨我小姨了，他母亲死得早，母亲在他的印象里十分模糊，若不是他爸把我小姨带到他面前，他都想不起来，他应当还有个母亲。我小姨待他不坏，但他就是对我小姨喜欢不起来。他领着顾建国和他爸闹，多半也不是为了他爸娶不娶我小姨的事儿，而是，他以为在他爸面前一闹，他爸就该知道，儿子是这个家里先来的，再娶谁也是后到的。可他爸痰迷，什么都尽着我小姨，好像是，两个亲生的儿子，加起来还赶不上那个女人的一根小手指头。这太叫人恼火了，他就更讨厌我小姨，什么都跟她对着干。为这，他爸打他，下手可狠，他不怕，就是不让他们顺心。那次到厂办大楼一闹，丢了我小姨的脸，他以为这回他爸准得照死打他；他准备好了，要是他爸再打他，他就带着顾建国离家出走。谁想到我小姨把他爸拦腰抱住了，还跟他爸嚷嚷起来，说你干脆打死吧，打死了你就没有这俩儿子了。
我惊愕地看着顾建军，灯影昏暗，只照出他半个轮廓，隐隐绰绰的像是一只奇怪的兽。这半身隐没在黑暗当中的兽对我说，你别怪我，要是你换作是我，也不会爱一个顶替你母亲的人。母亲爱自己的孩子，孩子也爱自己的母亲，这是天底下最简单的道理。可是，他真是没有想到，我小姨愿意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爱。我小姨走到他身边，对他说，你跟你爸作对，都是因为我，我就问问你，如果你爸娶别人，你闹不闹？如果也要闹，那说明你不是讨厌我，你是讨厌你爸给你找个后妈。那我就告诉你，我不做你后妈，要做就做亲妈，我要像亲妈一样待你们，照顾你们吃喝拉撒，管着你们不让出去惹祸，往后你们再出去，没人敢说你们是有爹生没娘养的野孩子。他不知该不该信我小姨，枕着我小姨的话，发了一晚上呆。
那天他和顾建国去青年公园，见着我小姨，就偷偷地溜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我。要是我小姨当着我的面儿，像管教自家孩子似的管着他，那也太尴尬了。他们本来就是偷偷去游泳的，没敢让他爸知道。他逞能，上了湖心岛之后，就和顾建国打赌，能从湖心岛游到对岸，他可不知道我小姨在对岸等着他呢，更不知道水底下有那么茂盛而多情的水草，缠住人就不死不休。他游到半道，让水草绊住了，越挣扎越要命，只能往下沉，喊救命。那时候耳朵里、眼睛里、鼻子里都是水，他让漫天漫地的水魇住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只晓得有人趟着汩汩的流水过来，抱住他，在他耳边说，别怕，妈在这儿……他从来没有这样奇怪的感觉，像是回到母亲的子宫里，回到温暖的羊水里，四周黑得发亮，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可他一下子就有了力量，觉得自己在生长，长出骨骼，长出皮肤，长出心脏，长出胳膊腿儿，直到长齐了所有的器官组织，长成一个完整的人。然后，他就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顾建军。
顾建军一口气说完，望着目瞪口呆的我，戛然止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好像从自己的梦境当中恍然醒悟过来，对我点点头：“我是说，我分不清哪些真的发生过，哪些是我想象的。在那之前，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一些东西；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怀疑，于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又梦见了小姨。
小姨穿着翠绿色的连衣裙，纵身一跃，翻飞的裙裾铺开半幅巨大的荷叶，在湖面上化作一朵静谧的睡莲。而一群鱼儿在她的周遭唼喋有声，嘈嘈切切。
我从梦里走到梦外，总疑心自己亲眼看见了小姨那没有丝毫犹疑的纵身一跃。那天，我并没有倚着树干睡去，我瞧得清清楚楚，湖心岛那边远远游过来的黑乎乎的脑袋，到了近处就变成了顾建军。他游得精疲力尽声嘶力竭，他朝着岸上喊救命。小姨站起来，飞奔到岸边，伸展双臂纵跃入水中。她在空中划出一道华丽的抛物线，像是晓明哥手中的画笔，轻轻一下，便勾勒出光滑而流畅的、生命的弧度。
我十分认同顾建军那晚在路灯下说的话——“我分不清哪些真的发生过，哪些是我想象的”——我母亲似乎也说过同样的话，她说小孩子总爱做梦，可他们又不会分辨，往往丢了自己。在我这般年纪，白日梦是很寻常的，我们确凿地相信有些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过，只不过，大人们看不见罢了。我在脑海中把那个夏天的故事复演了无数遍，有时颠三倒四，有时掐头去尾，有时演得不好，又倒回去重新来过，直到满意为止，到后来，就连顾建军那晚在路灯下说的话也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故事就从这儿开始，而讲故事的人，已经不是故事里的那个人了。
在学校里遇见顾建军，他总是一副目不斜视、又冷又酷的样子，这样的顾建军也让我感到恍惚，或许，那晚，路灯下的顾建军并没有说那些话，他又怎么会和我说那些话呢？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我们一直低头走路，这就容易陷入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一团柔软的湿面，被暧昧的光线抻长了，捏短了。在那样视觉的错误中，听觉也会受到影响，我以为自己听到了顾建军说话，但顾建军什么也没有说。这是极有可能的。
顾建国倒是肯和我说话，他说他哥经过那个夏天以后，就变得寡言少语，成为一个忧郁的少年。这般模样的顾建军似乎更得女同学的青睐了，朱玲玲和方小柔都给他传过小纸条。顾建国在学校也旁若无人地喊我表妹，起初我还有些不好意思，后来便大大方方地接受了。这个二表哥性子活泼诙谐，更衬得大表哥忧郁脱俗。
母亲说，小孩子长到一定年纪，便开窍了。我不以为然，一个人如果不经历一些事情，不过痴长一把年纪。像我的弟弟，我恐怕他在母亲的羽翼下是没有机会开窍的，但我现在却能够容忍他的顽皮和任性了——我在那个夏天也悟出了一点道理，常常想到罗道士的黄铜香炉，以及铜炉内生出的袅袅的紫烟。顾建军说罗道士因见香炉生紫烟便悟了道，从此下山四海云游去了。我也想云游四海，可惜我既不是道士，又远未到云游的年纪，因此仍旧像以前一样，唯一可做的事情便是好好念书。只是现在我念书不再是为了父亲和母亲的夸赞了，我自有一番浅薄的见识，想从书中得到一些深邃隽永的东西。譬如，对那个夏天反复的演练和观照，后来在书里都一一得到了意义的印证和解释。我虽然没有再写过《记暑假里一件有意义的事》，却知道人生的意义如何安顿了没有意义的人生。
花儿开了，谢了；谢了，又开了。当我分花拂柳，穿过岁月的光影，再一次抵达那年的夏天，不觉已是人到中年。我曾经向不同的人求证那年夏天发生的故事，他们的说法总是和我的记忆有很大的出入，并且，各种说法之间也差异巨大，好像我们不曾共同经历过十二岁那年的夏天。不过，我们都同意，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记得那个不同寻常的、花影繁复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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