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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陀罗(徐汉平)
       晚饭后,我去城东老房子看望母亲。母亲说,她要改名字。
  这套老房子在城东担水巷尾一幢旧楼房的三楼,原是父亲朱家祝进城时租的,三年后母亲许荟琼也进城了,便买下来。除了哥哥我们三姐妹都出生在这儿。在昏黄的光影里,露天水泥楼梯左近那棵梧桐树显得绿肥浓厚,我闻着馥郁的花香转至三楼门前,恰好李姨开门。我说凑巧了,正在摸钥匙呢。李姨说知道你来,我就赶紧开门迎接了。她手提垃圾袋子,冲我笑了笑下楼去。这套带阳台的三居室,父亲去世后主卧一直空着,里头偶尔烟火缭绕。母亲是靠次卧床头和我说的,现在的名字她不要了,要换个名字。这事奇怪了,不久前我在手机里看到一个故事,有个老太在临终前要改名字。也许,母亲也看过那个故事,受到启发,要不然比我刚到门口李姨就开门还要凑巧了。
  父亲去世不久,母亲许荟琼似乎患上老年痴呆症。她语出惊人,说父亲故意留下那盆曼陀罗是想陷害她、折磨她,让她生不如死。那盆曼陀罗是阳台上几盆花草中的一盆,绿叶里头翘出白色喇叭状花朵,清爽典雅,很是好看。老年人患上痴呆症不在少数,母亲早已进入老年行列,现年八十有四。不过,母亲清醒时便戴上老花镜,翻看手机文章,俨然正常的文化老太。喜好看书是我们家的优良传统。母亲是小学退休教师,父亲更是一辈子跟书籍打交道,在乡下兆田学校教了几年书就改行为县图书馆管理员。他上下班挎一只黄帆布书袋,书袋里的书跟随他从图书馆到家里来,家人看完又回馆子去,到过我家的书若聚在一起,足够占半个图书馆。这套老房子看书的气氛很好,我们四姊妹是在书香中长大的。
  我说了说手机里的故事,问道,你也看过那个故事吧?母亲说,你真聪明,一猜一个准。当然看过了,看过之后就想学那老太,也要改名字。
  母亲挪动上身拿过手机找出故事来,让我看。木床为二米宽大床,母亲被她自己搬上去的食物挤在中间,拿手机时把半袋高钙无糖饼干弄到地上了。我摆手道,不看了,知道怎么回事了,便欠身抓起饼干袋子。
  母亲许荟琼这个大名,据说是早年村小学老师给取的,她还有个乳名,叫许阿鹊。但我没听过她还有乳名,从未听说过。母亲说,你当然没听说过啦,就连你爸也不知道。母亲呱呱坠地时,屋前柚子树上正好有个喜鹊,叽喳叽喳叫。母亲讲了她出生时的情景,接着说不是说喜鹊叫好运到嘛,我爸就给我取了个乳名叫阿鹊。
  母亲改名的原因和那老太也一樣。老太梦见死后去阴间见父母,父母却只认她乳名,不认大名,结果被拒之门外。母亲说,门丁接过她许荟琼的名帖,去禀报她老爸,她老爸说他没有叫许荟琼的女儿,死活不让进门。我笑了一下说,外公当大官了呀,都有门丁了。母亲说,梦里就是那样,如果骗你我是小狗。门楼高大威武,门前坐着两个石狮子,是鼎食钟鸣的大户人家。
  我听母亲说如果骗你我是小狗,心里柔了一下。母亲进入老年后,就收敛起锋芒,如同一只弄丢了刺的刺猬,有时言语上也喜欢讨好人。但我还是将她的思路往别处引,改名字太麻烦了,我可不想干这既麻烦又没什么意义的事儿。我说,你是先看了故事,还是先做的梦?母亲说,先做的梦后看的故事。我说这也太稀奇了,你梦见的事居然同故事里的一模一样,不大可能吧?母亲想了想说,先看故事的吧,看了故事当晚做的梦。我说这就对了,要不是看了故事,就不会做改名的梦。母亲揉揉太阳穴,扯动半脸褶子说,也记不清了,到底是先做的梦还是先看故事的呢。她偏头作回忆状,眼神茫茫然的。我说,笃定是先看了故事,看了故事再做的梦。
  我企图打消母亲改名的念头,却未能如愿,她扭转上身去拿床头左边的包包了。母亲未到中年,苗条修长的身材就粗壮起来,她扭动笨重的躯体把一包扯了封口的桂圆蹭翻了。我看着她斑白干枯的发髻说,你找什么呐?桂圆倒了。我将跑出来的三个桂圆放回去,信手在柜背上拿来书夹子夹住封口。母亲在包包里摸索道,身份证呢,我的身份证呢?我说,你的身份证不是放我哥那里吗?母亲说,你哥把我身份证拿去做什么,他什么时候拿走的?母亲眼神里充满警惕,好像哥哥拿她的身份证去冒领她的退休工资了。五年前,母亲将身份证、退休工资银行卡等交由我保管,我管了两个多月发觉不妥当,便转交给哥哥了。
  虽然母亲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但总体意思我是明白的,她找出身份证让我拿去改名,把“许荟琼”改为“许阿鹊”。我摇头说,身份证改名字很麻烦,需要办很多很多手续,走很多很多程序。有时母亲会装糊涂,弄得我们难以辨别她到底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母亲似乎听懂我的意思了,说你不肯帮我改,就叫你哥帮我改吧。我说好的,叫我哥去改吧。母亲说,我生你养你,改个名字都不肯帮忙,没良心啊。
  李姨回来了。
  李姨探进次卧缩头说,都快清明了还这么冷,江边冷飕飕的,像冬天。李姨将垃圾丢在梧桐树下的垃圾桶便走出担水巷,横过老街,穿越城门洞,去江堤逛了会儿。凡是天气适宜,每天早饭前、晚饭后,江堤上就有拉琴的跳舞的,也有打拳舞剑的,很热闹。李姨也备有一套舞蹈行头。母亲说你也去江堤跳跳吧。李姨便给母亲盘了发领着她走出来,上身穿绣花红褂子,下身穿纱质白肥裤,手执一把椭圆形绿绢扇子,站在舞队最后面,踩着音乐手舞足蹈。母亲则在一旁走过来走过去,走累了就在石凳上坐下,望着光影飘忽的江水东流去。这会儿,母亲听见李姨的说话声便抬起头说,吃了端午粽,寒衣不可送,春分过了还没几天,冷点儿正常。李姨说,许老师古话真多,柴头教出孝顺子呀,箸头吮出忤逆儿呀,句句在理。母亲受到表扬,就又接连说出三句古话,李姨竖起拇指说,许老师真棒!

  李姨服侍母亲已十余月,她原在医院做护工,我们请回的。母亲老年痴呆,起初的症状是言行稍许异常,说父亲留下曼陀罗害她,在主卧里把父亲的遗像和他们的结婚照,挂上拿下、拿下挂上,后来是重复买水果、零食,喜欢把水果、零食往大木床上搬。母亲的病情极不稳定,清醒时谁都感觉不出异常,糊涂时则连子女也认不出来。但某些方面一直清醒,从未出现过从家里出去找不回来的事,而某些方面却一直糊涂,总是将水果、零食往大木床上搬。母亲让香蕉、麦干、梨子、干荔枝、八宝粥、杨梅干、酸奶等包围着,好像很享受。有时候,我望着坐在水果中的母亲就想起泰国的仙女果。二姐在泰国经商,微信朋友圈里有仙女果图片,模样儿像女人。母亲住院不是因为老年痴呆,自从疑似痴呆后,她怕吃药打针,非到万不得已不肯去医院。母亲住院是因她慢性心梗,她心脏也不好。我和我哥、大姐三人轮流陪护了一个礼拜,便请了护工李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陪护者进入住院部之前都得做核酸,轮流陪护很不方便。大姐牢骚满腹,鼻孔里冒着怨气说,烦死人了,干脆请个护工吧,我宁愿出钱!李姨和母亲很投缘,出院时便应邀来家接续陪护。母亲说,她和李阿姨前世就是好姐妹。

我走下露天水泥楼梯,担水巷有浮光于阴暗的鹅蛋石路面飘游,棋牌室传出噼啪噼啪的打牌声。这巷子我非常熟稔,上学、放学,从小学一年级走到小学毕业。一二年级时是母亲陪伴走的,偶尔遇见下班的父亲,挎着书袋跟在后头,甚少言语。彼时,巷子里有两眼古井、一间打铁铺,常见师傅、徒儿喊着号子挥锤打器具,火星四溅。城东小学坐落在担水巷口,是县城优质学校。母亲是由乡下学校调过来的,在乡下兆田学校时,她由代课教师转为民办教师,再转为公办教师。也就是“民转公”翌年,在闫校长帮忙下调至城东小学。那一年我家喜事多,母亲调进城了,三居室买下了,大姐出生了,寄养乡下外婆家的哥哥也接了回来。闫校长曾是兆田学校的校长,是父母的主婚人,当时父亲是正式教师,母亲还是代课教师。担水巷口有盏路灯,周遭飞舞着灯蛾子,学校围墙上尖锐的玻璃泛着蓝光。老街灯火阑珊,我戴好口罩坐不锈钢长条凳上等候公交。
  回到家,我摘下口罩跟哥哥微信语音通话。
  哥哥说老妈提改名时,神智清醒还是糊涂的?我说应该清醒的,不过后来十之八九糊涂了,好像是真糊涂,她问你把她的身份证拿去做什么,还骂我没良心。有时候母亲出现某些异常言行,我们习惯于琢磨其时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母亲有时调皮得很,善于装糊涂。大姐曾经说,作,就喜欢作。医生也疑惑,患者某些异常举动,比头部影像学检查结果严重很多。哥哥和我一样,对母亲要改名也不想顺从。哥哥说改名字没那么简单,也不知身份证的姓名可不可以改,就是可以改,改过来后其他证件的姓名都得改。哥哥的策略和我也一样,先敷衍母亲,敷衍不了再想办法。
  我和哥哥通完话,便跟在泰国经商的二姐语音微聊,二姐听了我58秒钟语音说,老妈还有个乳名,我怎么就没听说过?我说,老妈说她从未提过,就连老爸也不知她有乳名。二姐说,老妈怎么这么迷信,一个人去世后真会去拜见过世的父母吗?我说,也许上了年纪的人就迷信,再说老妈脑子早就不怎么拎清了,不知整天想些什么。二姐说,要是真会和亲人相见,那老爸也只认识许荟琼,不认识许阿鹊呀。我说,老妈脑筋混乱了,思维不能由此及彼。二姐说,外公外婆只认许阿鹊,老爸只认许荟琼,本身就是矛盾的嘛。我文字说,确实顾此失彼,老妈的想法不能以正常人的眼光去看,然后点了个“再见”图像发过去。
  我和大姐没交流,这也是涉及母亲的事,我不喜欢发姊妹群的原因。关于母亲的事儿,大姐要么置若罔闻,要么大发牢骚,弄得大家不愉快。那年,要不是母亲从中作梗,那个叫闫泽清的年轻人,会大概率成为我的大姐夫。虽然母亲为人强势,脾气也不怎么好,但并非蛮不讲理之人。她认真教学,重视家庭,曾被评为县教育系统事业家庭兼顾型的好教师。可是,母亲为了拆散大姐的初恋,蛮横得像个悍妇。大姐愤而搬出去租住,次卧只剩下我和二姐了。原本,次卧里我和二姐睡大木床,大姐睡钢丝床。大姐搬出去后,我和二姐经过抽签,我睡上大姐留下的由山水、石雕画帘布围出的小空间里的钢丝床,二姐依旧睡大木床。闫泽清却被唬住了,千方百计躲避大姐。母亲暗地里请人去出租房劝大姐,像闫泽清这样的男人,遇上点挫折就躲避,不值得爱。母亲排斥闫泽清,是怀疑他有家族遗传病。闫泽清现为某局局长,身体好好的,是县城的体面人物。不过,他父亲闫校长确实是患上具有遗传倾向的绝症去世的。那会儿要不是闫校长帮忙,母亲不可能从乡下学校调到城东小学,甚至“民转公”也不会那么顺利。
  我见到闫校长是在城东小学,就那么一次。那时,他已在县教育局上班了,来城东小学检查什么。记得在母亲的办公室,他摸了一下我的头说,眼睛水汪汪的,像妈妈。母亲含笑说,女儿总像妈妈呗。印象中他身材高大,脸黑,讲话时溅唾沫星。闫校长病逝时五十刚出头,大姐就是在他的葬礼上认识闫泽清的。当时,大姐高中刚毕业被招工到县画帘厂上班,身材颀长,瓜子脸,吊稍眼,梳着两根乌黑的拖肩辫子,酷似母亲年轻时的模样。披麻戴孝的闫泽清瞥了大姐几眼,彼此便留下良好印象,是一见钟情那种,一对视就擦出火花来。
  大姐此后的恋爱很不顺,三十一岁才结婚,而且不到一年又离了,离了之后就单着,连个子女都没有。大姐的身体也不好,离婚不久查出了肠癌。幸好是早期,术后康复得还行。大姐将婚姻的不幸归咎于母亲,甚至以为因婚姻不幸而积郁成疾患上了肠癌。大姐现在独居,凭每月三千多元的退休工资过日子。我们对大姐很理解,也很同情。母亲陪护等费用,我和哥哥、二姐商量过,母亲的退休工资暂且不动,就我们三人来分担,大姐就不要拿了。可大姐不同意,犟得很,结果由我们四姊妹平摊。
  我去城东看望过母亲后,到清明节这十来天,哥哥去探望过一次。
  一个礼拜前,外市邻县发现二例新冠确诊病例,本县有七名密切接触者,防疫形势陡然严峻。母亲心脏不好,还没打疫苗。每逢防疫形势严峻起来,我们就尽量不去看望母亲,借助手机把握她的身体状况。“我们”是指我和哥哥。相比之下,哥哥去得频繁些,他已退休,嫂子在杭州帮忙看孙子,他住本县照顾老人。其实母亲和他岳父母也不怎么需要实打实地照顾,平时去野外拍拍照片,在家玩玩书法,没什么事儿。而我供职重点高中,且一直担任高三班主任,工作非常繁忙。大姐不会单独去看望母亲,只有母亲庆生或者家庭聚会才去母亲家,而母亲对此也不会计较。母亲非但不计较,对大姐还很谦让,即便大姐说她“作”,也假装没听见。母亲曾经认不出我,认不出哥哥,唯独没有认不出大姐。有次我们三姊妹坐在一起闲聊,我说其实老妈和大姐最亲,从未认不出自己的大女儿。大姐鼻子嗤了一声,没搭言。

  母亲也向哥哥提起改名字,哥哥回绝得很委婉,但母亲还是听出意思来了,骂他良心被狗吃了,白白培养他到大学毕业,连改个名字都不愿帮忙。母亲多少有点重男轻女,对哥哥的培养格外重视,期望值也甚高。那时节,在小县城大学本科毕业生凤毛麟角,可哥哥有些自由散漫,在仕途上黯然无光,退休时也仅是个主任科员。面对母亲的骂,哥哥没丁点脾气。他笑着开导说,证件上的名字不过是个符号,自己认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名字,他人叫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名字。母亲居然被哥哥说通了,望着李姨说,从现在起,你不要叫我许老师,要叫我许阿鹊。李姨红了脸说,我怎么好意思叫呢,这不行。哥哥慌忙向李姨递眼色,说要么叫阿鹊姐吧,这个亲切。母亲一锤定音,就叫阿鹊姐吧,我们前世就是好姐妹,以姐妹相称最恰当。李姨笑着说,好好好,阿鹊姐,就叫阿鹊姐。母亲进而说,以后有人来找我,就说这里没有许荟琼,只有许阿鹊。我今年八十四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不久许阿鹊要去见她爸妈了。哥哥说,别乱说,老妈会长命百歲的。

哥哥是在清明节上坟时的小车里说的,他说起探望母亲的情景。祖父母的坟墓清明头天哥哥去祭拜了,我和大姐没去。我们响应政府号召,清明扫墓尽量小规模。清明节这天,我们是去祭拜父亲的坟墓,车上也就我们三姊妹,哥哥开车,我和大姐坐后座。
  哥哥转述母亲的“七十三、八十四”,我顿生不祥之感。父亲朱家祝是七十三岁去世的,去世前他也说过“七十三、八十四”。世上总会时不时发生凑巧的事,我担心“七十三、八十四”这个凑巧事要在我家发生。
  在我的印记里,父亲长相斯文,性情沉静,在家里没多少话语权。小时候,我喜欢扒在阳台的水泥栏杆上目送父亲上班、盼望父亲下班,他身穿青色或灰色布扣对襟衫,头戴黑色鸭舌帽,肩挎黄帆布书袋,面无表情地在担水巷走出去、走进来。父亲发现我时,抬脸无声地笑笑,有时还举手挥几下,十分慈祥。去世前那些年,父亲也有些异常,从不养花的他在阳台养了曼陀罗等几盆花草,而且把花草搬来搬去,常挪地儿。性情也变得有些暴躁,母亲看他把花盆搬来搬去便说了几句,父亲就摔了一只碗,有些石破天惊。母亲白了一眼说,疯了!父亲说,没有疯!要是再搭一半句便起火了,幸好母亲默然走开了。父亲临终前说,他一辈子只留下书房里那些书,阳台上那几盆花草。那几盆花草不值一提,不知他什么意思。父亲去世后,按照母亲的意思,主卧的摆设保持原状,设了张长条香案供桌,墙壁上挂着父亲遗像。书房里的书,哥哥挑去些,我也搬了一些,留下的仍不少。阳台上曼陀罗等花草,母亲说她花草过敏,便都除掉了,在花盆里种上葱、大蒜和芫荽。
  父母的坟茔在兆田乡许家村,小车到了兆田乡政府所在地左拐,再驶三公里多机耕路就到。许家村是母亲的娘家,母亲是村子里走出来的美女、文化人,墓地是乡亲白送的。墓地在未到许家村的机耕路后面,双穴墓,三爿石门三圈石块两条压石格局,形同浙南山区家用的竹交椅,结结实实坐在山坡上。当年母亲要做坟,父亲却说过几年再说,母亲便擅自动工了。父亲整日微蹙眉头,一言不发。坟墓建成次年,这般规模的坟墓政府就不让建了,防止青山白化。母亲说你瞧瞧,要不是我当机立断,就做不成了。父亲依旧一言不发。哥哥私下里说,也许老爸表面上推迟做坟,实际上是不愿在许家村做坟。大姐哼了一声说,还也许呢,那是铁定的,老爸想把坟做在朱山。朱山是父亲的老家,哥哥也希望父母的坟墓做在朱山,同祖父母的坟茔相近,清明节拜坟就不用两头跑了。我们这带清明上坟,以男方为主,祖父母的坟年年都得祭拜,外祖父母的则不必,要是父祖的坟墓做在一起确实方便很多。
  小车在机耕路边停下来,大地充满生机活力,气息扑面而来。抬脸望上去,父母的坟墓掩映于青松翠柏之中,蓬勃的荆棘纠结着芒萁,几乎覆盖了通往墓地的五六十米石阶。哥哥手握草刀劈开荆棘、芒萁,我背着锄头,大姐提着塑料袋跟在后头。塑料袋里装有香烛纸和“金元宝”,金元宝是大姐备办的,由上好的金箔纸折成,状若马蹄。相比于母亲,大姐与父亲相投些,也亲近一些。父亲不抽烟不喝酒,看了一肚子的书,清汤寡水地过了一辈子,没用去多少钱。大姐似乎要给阴间的父亲补偿似的,每年清明都要叠很多金元宝,烧在父亲坟头。
  一些芒萁侵入墓园,哥哥刈除了芒萁、杂草,便扒墓地俩角淤积的泥沙,我和大姐在一旁打帮手。坟墓清理干净后,哥哥拿手机拍山景儿,我在三圈石块两条压石上压坟头纸,大姐在三爿门前的坟地点香烛,烧纸钱和金元宝。大姐很虔诚,点上香烛后,合掌拜三拜,再拿石子在左穴墓前画个圆圈,然后在圈内焚烧,不让孤魂野鬼抢走。按照逝者黄纸、生者红纸的规矩,我在左穴墓压好黄纸、右穴墓压好红纸,大姐才烧了一半的纸钱和金元宝。大姐身材瘦长,蹲下去烧纸很吃力,我走过去说,让我来烧吧。大姐起身说,不要急,纸钱一张一张烧,金元宝一个一个来,要不然就不敬了。
  也许清明思生死,返回的车上哥哥又提起母亲说的“七十三、八十四”,显得忧心忡忡。对于母亲,老年痴呆症就那样了,一般不会骤然恶化危及生命,危及生命的是她的心脏病。按照她的病情,务必坚持吃药,天天服用。服用的是阿司匹林和他汀之类,每月去医院开一次。可是,母亲常常不肯吃药,有时李姨伺候她服用,她都很抗拒。有一次,竟把李姨手上的水杯打地上去。哥哥说,老妈的心脏病是个不定时炸弹,何时爆炸皆有可能,我们姊妹要有心理准备。
  清明后某天下午,我戴上医用防护口罩,去医院拿回药送过去。
  我开门进去有股香火味扑面而来,主卧室灰沉沉的木门关着,我抬眼望了眼门上的气窗,感觉窗内烛光摇曳。李姨在书房兼卧室里串珠,串珠是她的副业,一个月可以挣好几百。李姨起身轻声说,头脑还清楚着呢,一早就叫我点香烛。她接过药袋子去说,药丸浪费了不少,有时在嘴里衔会儿就吐掉了。
  次卧的门半掩着,飘进铁杆防盗窗的阳光,被衣架、椅腿子切碎成凌乱的图案,落在床前浅青色水泥地上。二十来天没见母亲了,看上去状态有些不好,眼窝似乎凹陷了许多。我想起手机故事里的老太,她提出改名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心里一阵发慌。
  母亲望着我说,你怎么想起我啦,一年半载没来过了。
  也许母亲认不出我了,或者知道我是谁,却忘了什么时候来过。我笑着说,李姨陪你不行吗?这一年半载学校里很忙,走不开。母亲说,许家村的坟墓怎么那么潮湿,我去看过,到处湿淋淋的。我愣了一下说,你看错了吧?很干燥的,清明上坟时,我们等香烛烧完才离开,担心山上着火。母亲说,朱家祝不地道,见我进去就躲开,我说你不要躲,我出去就是了,便回来了。我说,我爸躲开干么,他不想见你吗?母亲抬手敲敲脑袋说,你爸这儿发昏了,我不和他一般见识。
  不知母亲说的是梦中之事,还是在说胡话。父亲在世时,他们夫妻关系怎么样不好说,不过父亲去世前十来年他们就分房了,一个睡主卧,一个睡次卧。父亲去世后,母亲对他是否怀念也不好说,有时好像很怀念,主卧香案上接连数日烛光闪烁,有时一两个月不开主卧门。同时,父亲遗像旁边有时挂上他俩的结婚照,可没几天连父亲的遗像也摘下来了,丢在席梦思床上。母亲的异常行为,使主卧显出些神秘來。

不一会儿,母亲的头脑全清醒了,她把李姨支开,言语也有逻辑了。
  母亲说,李姨叫我阿鹊姐了,我现在是许阿鹊,不是许荟琼了。我说,好啊,不怕外公外婆到时候不相认了。母亲说,要改身份证的名字,我也知道麻烦,算了。我说,哥哥说得对,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自己认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名字,身份证的名字改不改无所谓。母亲说,我去世后,你们不是要供灯念佛吗?那时候的名字得改,你交代念佛先生,灯是供给许阿鹊的,佛也是念给许阿鹊的,而不是许荟琼的。母亲真的迷信了,我点头说知道了,按你的意思办。母亲说,这事你要保密,跟念佛先生悄悄说,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我说,跟哥哥也不要说?母亲说,不要说。
  这是遗嘱的意思了,我觉着有些难办。
  我们这儿的风俗,办后事的主打内容是为逝者供灯念佛,佛事先生要写文书、烧文书,文书里写有逝者姓名。母亲办后事,要是文书上写许阿鹊,不写许荟琼,我们四姊妹事先都该知道,可母亲嘱咐即便是哥哥也不予说。况且,灵堂里悼念横幅上的姓名、讣告上的姓名也不好办,要是写许阿鹊,人们必定狐疑,也必定有不好的议论。这事应该交代给哥哥才是,不明白母亲为何交代我来办。也许我和她说话相投些,因为我们俩同为教师有共同语言。
  没几天,母亲又感冒了。
  李姨电话说,许老师可能感冒了,老是咳嗽,喘气吃力,早饭一口都没吃。
  我正参与线上教研活动,便跟哥哥微信通话,让他买些感冒药去看看。心脏病患者,有些感冒药慎用,我们交代过李姨,不要擅自给母亲买药。去年,母亲住院是我接洽李姨陪护的,凡事她首先给我打电话。我要是恰好有事走不开,便微信哥哥。有一次,哥哥在野外拍照,便要我微信大姐,我说你跟她说吧,哥哥说还是你说比较好。大姐和闫泽清恋爱时,哥哥偏向母亲,加上大姐一直单着,性情变得孤僻,有时不大好沟通。这会儿,哥哥听完我的交代,说好的,我这就去。他停顿了一下又说,这些天我心里老是吓吓的,要是喘气很吃力,还是去住院吧,反正李姨的陪护费也相差不大。李姨的陪护费,包吃包住一月3500元,在医院食宿自理每天180元。我说,你去看了再说吧,疫情严重,都得做核酸。再说老妈对住院很抗拒,不一定肯去。
  全市高三语文教研活动原通知是线下的,由于本县七名密接者查出一名确诊病例、二例无症状感染者,便由线下改为线上,活动时间也由三天压缩为两天。活动期间,我既要上观摩课又要给其他教师的观摩课点评,实在是离不开。哥哥知道我忙教研,看了母亲便给我微信文字,说母亲咳嗽确实严重,喘气也很吃力,但不肯去医院。同时母亲变卦了,又提出改身份证名字,而且催促说,不抓紧就来不及了,过些天她就去那边见爸妈呀。我问哥哥,老妈还说什么没有?哥哥说就两点,一是不去医院,二是改身份证名字。看来供灯念佛时要改名,可母亲没和哥哥说,她为何要保密,让我大惑不解。
  母亲服用了感冒药,午饭时吃了一浅碗白米粥,咳嗽有所缓解,喘气也温和了许多。哥哥说,我去公安局打听一下,看身份证的名字怎么改,便离开母亲回自家了。哥哥是哄骗母亲,他依旧不想为母亲改身份证名字。哥哥不喜欢长时间待在母亲身边,有一次和我说,不在老妈跟前便牵挂,在老妈跟前听她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唠叨,却又有些烦。
  哥哥回家当天,县城里他居住的小区、我居住的小区等五个小区升级为管控区了。我立刻担忧起来,要是李姨又来电话怎么办?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傍晚教研活动刚刚结束,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李姨说,许老师哮喘了,喘得比昨天还厉害,中饭到现在都没吃。李姨往往把母亲的病况说得比较严重,但我挺理解的,有陪护对象的子女在,陪护者就没什么心理负担了。我只得微信大姐,她所在的小区仍是防范区,做好个人防护则可出入。
  大姐毕竟是讲道理的人,她二话没说就去了。
  大姐在母亲家住了下来,晚饭后在四姊妹微信群里发消息,说母亲这回真的比较严重,商量一下要不要去住院。商量的结果是,尽量动员母亲去医院,她要是真不肯去,再想想办法。我们都明白,母亲执拗起来,是很难说通的。我争取次日去看母亲,便跟社区电话联系,有急事出小区手续该怎么办。
  次日,我还没办好手续大姐就打来电话,说老妈叫你了,她要你过来,好像有什么事。我说我正在办小区出入手续,办好就过去了。
  听见开门声,大姐从书房出来,书房里李姨在串珠。
  大姐说,说天说地,说了大半夜。我说,都说了些什么?大姐答非所问,说决定去住院吧,你跟哥哥说一声。我看着大姐说,老妈不肯去怎么办?大姐说,这由不得她了。我说,我再劝劝吧,最好是她同意了。大姐说,同意得去,不同意也得去。大姐走了,说她要去做核酸,做好去医院的准备。我望着大姐出门的背影,颇为疑惑。大姐对母亲的事儿一向置身事外,这回却很有担当很有主见的样子,而且说话的口气也同平时的有气无力判若两人。
  昨晚,大姐守护在母亲的次卧,防盗窗墙边放了张钢丝床。这张钢丝床我曾睡了几年,有次躺在钢丝床上睁开眼,惺忪地透过山水、石雕画帘布,忽见窗外一弯新月,顿生旖旎情怀。大姐原本也可以睡客厅的,客厅里有张沙发床。那年二姐从泰国回来,雇人从她家搬过来的。
  母亲闭目躺在床上,身上的红毯子起伏急促,能听见哮喘声。床上依旧放有零食、水果,我在床前椅子上坐下来,母亲便启开眼皮要坐起來。我帮忙着让她起身靠稳妥后,她说供灯念佛时,我的姓名是许阿鹊,不是许荟琼,你们不要忘记。母亲喘气吃力,说话也很吃力,脑子却似乎异常清醒。我说,不会忘记的,记住了。母亲点点头,放心了。我说,你和哥哥、大姐有没有说过?母亲摇头道,我没和他们说,你也不要和他们说。
  母亲说着咳嗽起来,我慌忙给她拍背,母亲却咳得越厉害了,额头上暴出冷汗。她咳嗽了好阵子才缓和下来,脑子却又糊涂了,说出的话莫名其妙。
  母亲说,我作孽,对不起你爸啊,没脸去见朱家祝。
  我劝她不要说话了,母亲却哭了起来,说我改名字就是因为没脸去见你爸,你爸只认得许荟琼,认不得许阿鹊。我很惊诧,感觉这不是胡话,眼直了望着母亲。她要改名字,不是说担心外公外婆不认吗,怎么是没脸见我爸呢?
  母亲努力转过身去,在大木床左边的包包里摸出一张纸来,抖抖索索地递给我。这是一纸亲子鉴定书,我蹙起眉头仔细瞄,是父亲和大姐的亲子鉴定!我愣怔着问,这是……母亲说,你爸瞒着我去鉴定的,临终前才拿给我看。我想问大姐的亲生父亲是谁,但没问出来。母亲说,当年拆散你大姐的婚恋,是我有苦难言啊……
  我由惊诧转为纳闷,母亲把这个事和我说,是希望我供灯念佛时千万别忘记给她改名字,还是希望我给大姐透露点什么以博得她谅解?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我拿眼神问母亲,母亲哭泣着,并无言语之意。我回想起大姐适才的异常表现,心想这个秘密母亲是不是已告诉了她?
  母亲哭泣了一会儿平静下来,喘气也不怎么吃力了,却目不错珠地盯着我。我发觉不对头,便带着哭腔喊母亲,母亲仍目不错珠地盯着我……大姐赶到了,哥哥赶到了,救护车也开进担水巷,可是母亲没有救过来,去医院途中就走了。
  主卧里其实也没什么,似乎还是以前的摆设,只是母亲和父亲的结婚照找不到了。李姨说她也好久没看见了。
  按照本县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白事简办的规定,前往殡仪馆的人数、送葬人数均要控制在10人以内。供灯念佛无法举行,灵堂也就不搭了,讣告也不贴了。母亲的遗嘱不能办理,我心里很是忐忑,总想着要做点什么,如大姐说的,心到则心安。如果一点都不做,一颗心就凌空着。我想来想去,决定代母亲写张道歉书,向父亲道歉,请求他原谅,母亲出殡那天烧在父母坟前。就在执笔写时,我想起了父亲留下的那盆曼陀罗,想起了他临终时出示的那张鉴定书,便有些犹豫了。我百度过,曼陀罗别名醉心花,系剧毒植物,其花香有致幻效果。可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便草草写了百多字聊以自慰。
  清明过后这些天都没下雨,父母坟墓上的坟头纸,依旧红的红黄的黄,都没怎么褪色。
  安放好骨灰盒,摆放好花圈,我从包包里摸出一叠夹着“道歉书”的黄草纸说,老妈入住了,给你和老爸烧点纸钱吧。这个举动我事先和谁也没说,也不是安葬过程的规矩。面对三爿门前坟地上跳跃的火苗,哥哥、大姐都有些迷惑了。由于疫情阻碍,二姐没能从泰国赶回来。
  责任编辑:柏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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